（1）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使人類交往日益頻繁、人類面臨的問題日益復雜專，需要國際組織在屬國際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促進主權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開展交流、協調、合作，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但材料同時也說明國際組織有其局限性。
（2）我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我國積極參加國際組織的各項活動，為促進人類和平、發展與合作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我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國際問題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態度和對策，堅決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
『伍』 什麼叫新興國際金融市場
又叫離岸金融市場。
離岸國際金融市場（offshore finance market），是指主要為非居民提供境外貨幣借貸或投資、貿易結算；外匯黃金買賣、保險服務及證券交易等金融業務和服務的一種國際金融市場，亦稱境外金融市場，其特點可簡單概括為市場交易以非居民為主，基本不受所在國法規和稅制限制。參考鏈接：
http://ke..com/link?url=KXYm0Bdlu7_JPDgjmjbgLwv6L7HihOvLTJdlA9l_aSmaNKlJYbhh12-Gaj8iGcAavnVivEetmEt-kF0amOOym_
『陸』 中國銀行下午幾點下班
中國銀行營業時間是：
對公業務：每周一到周五，早晨9:00到下午5:00營業，節假日休息。
對私業務：每天早晨9:00到下午5:00營業。
中國銀行是中國唯一持續經營超過百年的銀行，也是中國國際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銀行。機構遍及中國內地及56個國家和地區，旗下有中銀國際、中銀投資、中銀基金、中銀保險、中銀航空租賃、中銀消費金融、中銀金融商務、中銀香港等控股金融機構。
2016年，中國銀行再次入選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唯一連續6年入選的金融機構。2017年7月，英國《銀行家》雜志公布了《全球1000家大銀行排行榜》，中國銀行排名第4位。
(6)新興的國際金融市場擴展閱讀：
中國銀行於1912年經孫中山先生批准在上海成立，是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銀行之一。
1912－1928年，中國銀行履行中央銀行職能，負責代理國庫、承匯公款、發行鈔票等。
1928－1942年，中國銀行作為政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改革管理機制，在中國金融界率先走向國際市場，先後在倫敦、新加坡、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設立分行。
1942－1949年，中國銀行作為國際貿易專業銀行，負責政府國外款項收付，發展國外貿易並辦理有關貸款與投資。
1949年以後，中國銀行長期作為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統一經營管理國家外匯，開展國際貿易結算、僑匯和其他非貿易外匯業務，大力支持外貿發展和經濟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牢牢抓住國家利用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加快經濟建設的歷史機遇，充分發揮長期經營外匯業務的獨特優勢，成為國家利用外資的主渠道。
『柒』 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等發達國家新興產業的發展態勢及其啟示
將受到挫折
『捌』 三次g20峰會的召開內容及其意義
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各方要求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發言權的呼聲更多更高。1999年9月25日，八國集團財長在華盛頓宣布成立二十國集團（G20）。這個國際論壇由歐盟、布雷頓森林機構和來自19個國家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組成，宗旨是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非正式對話的一種新機制，推動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實質性問題進行討論和研究，以尋求合作並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
[編輯本段]關於G20
創始：
二十國集團 (Group20) 是1999年9月25日由八國集團的財長在華盛頓宣布成立的。 宗旨：推動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實質性問題進行討論和研究，以尋求合作並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2009年倫敦峰會成員：
二十國集團由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德國、加拿大、義大利、俄羅斯、澳大利亞、中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韓國、印度尼西亞、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19個國家以及歐盟組成。這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約佔全世界的85%，人口則將近世界總人口的2/3。
運作方式：
二十國集團以非正式的部長級會議形式運行，不設常設秘書處，主席採取輪換制。該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每年的部長級例會一般與七國集團財長會議相銜接，通常在每年的年末舉行。會議由主席國及一些國際機構和外部專家提供秘書服務和支持，並可根據需要成立工作小組，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評審和提出對策建議。
特邀代表：
為了確保20國集團與布雷頓森林機構的緊密聯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世界銀行行長以及國際貨幣金融委員會和發展委員會主席作為特邀代表也參與該論壇的活動。
G20與中國：
中國是二十國集團的創始成員，並於2005年作為主席國成功地舉辦了第七屆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編輯本段]峰會規模
歐盟、美中日俄韓；德英法意加；澳大利亞，南非 印度 印尼、巴西、沙特、墨西哥 土耳其 阿根廷 20國"G20" 另加 荷蘭 西班牙 等 歐盟 成員國 列席--- G20 升級為 全球金融峰會 國民生產總值 佔全球 90％，人口占 全球總人口 2.2/3 貿易 佔世界80% （包括歐盟內部貿易）
[編輯本段]G20峰會宣言全文
1、
在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遭遇嚴重挑戰時，我們即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於20胡錦濤出席會議間隙與奧巴馬會談08年11月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了一次初步會議。我們決定增強相互合作，努力恢復全球經濟增長，實現全球金融體系的必要改革。
2、
在過去幾個月，我們各國採取了緊急和特別措施以支撐全球經濟和穩定金融市場。這些努力必須要繼續下去。同時，我們必須推進改革以確保全球性的危機比如這次危機不再發生。我們的工作將遵循一個共同信念，即市場原則、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制、受到有效監管的金融市場，將培養活力、創新和創業精神，這些是經濟增長、就業和減少貧困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目前危機根源
3、
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資本流動性日益增長並且此前十年保持著長期穩定性，市場參與者過度追逐高收益，缺乏風險評估和未能履行相應責任。同時，脆弱的保險業標准、不健全的風險管理行為、日益復雜和不透明的金融產品以及由此引發的過度影響，最終產生了體系的脆弱性。在一些發達國家，決策者、監管機構和管理者沒有充分地意識到並且採取措施應對金融市場正在擴大的風險，未能及時實施金融革新或者未能考慮本國監管不力所產生的後果。
4、
除了其它原因以外，導致當前形勢主要因素是不一致和不夠協調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充分的結構改革，這阻礙了全球宏觀經濟可持續發展，導致風險過度，最終引發嚴重的市場混亂。 採取和需要採取的措施
5、
截止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採取了強有力的重要措施，以刺激經濟，提供流動性，增強金融機構的資本，保護儲蓄存款，彌補監管不力，解凍信貸市場。我們正在努力確保國際金融機構能夠向全球經濟提供重要的支持。
6、
為了穩定金融市場和支持經濟增長，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經濟發展勢頭在主要經濟體正在大幅度地減弱，全球經濟發展預期下滑。過去十年對全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當前盡管享受著良好的增長，但是正在日益受到全球經濟下滑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7、
面對全球經濟惡化形勢，我們同意在緊密的宏觀經濟合作基礎上採取廣泛而必要的應對政策，以恢復經濟增長，避免消極後果，支持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際。作為實現這些目標和應對長期挑戰而立即採取的措施，我們將繼續加強努力並且實施任何必要的更進一步的行動，以穩定金融體系。 認可貨幣政策支持的重要性，就同在本國所認可的一樣。 在保持有助於金融可持續性發展政策架構同時，利用財政措施刺激國內需求。幫助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在當前金融困難時期獲得資金支持，其中包括流動性能力和項目支持。我們強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應對危機方面的重要作用，歡迎它的短期流動性支持，推進正在進行的對其設施和支持的評審，以確保靈活性。 鼓勵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MDB）全力支持開發計劃，我們對世界銀行最近在基礎設施和貿易融資領域所推出的新措施。 確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它多邊開發銀行，具有充分的資源在克服危機中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金融市場改革的共同原則
8、
除採取上述措施以外，我們將實施改革。這些改革將加強金融市場和監管體系，以避免危機再次發生。管理是各國監管機構防禦市場動盪的首要職責，我們的金融市場已經全球一體化，因此增強監管機構的國際合作，強化必須的國際標准並且予以切實執行顯得非常必要，這樣才能防止不利的跨邊境、跨地區和全球性的影響全球發展的國際性金融混亂的出現。監管者必須確保他們的行動支持市場原則，避免對其它國家產生可能的不利影響，其中包括監管套利行為和支持市場競爭、活力和創新。金融機構對當前市場混亂也必須承擔責任，應當盡自己職責克服現狀，包括承擔虧損，改善透明性，加強自己管理和風險管理。
9、
我們承諾執行與以下改革共同原則相關的政策。 ·增強透明性和責任性。我們將增強金融市場透明度，其中包括提高復雜的金融產品必須的透明性，確保公司財務狀況完全和准確無誤的公開。其目的是防範官員過度冒險。 ·增強有效管理。我們承諾加強我們的監管體系，謹慎監督和強化風險管理，確保所有金融市場、產品和參與者受到管理或者接受監督。我們將強化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加強對國際行為准則的執行。在確保監管有效的同時，我們還將使監管體系在經濟發展周期中更加有效率，確保創新並且刺激金融產品及服務中交易的擴展。我們承諾我們國家監管體系評估透明。 ·促進金融市場誠信。我們承諾，通過對投資者和消費者保護給予支持、避免損害公眾利益行為發生、預防非法的操縱市場行為和欺騙以及權力濫用行為，保護合法的金融風險。我們還將促進信息共享，其中包括尚未承諾實施關於銀行保密性和透明度國際標準的地區。 ·加強國際合作。我們呼籲，我們的國家和區域性監管機構在遵循一致性原則基礎上制定規章以及其他措施。監管機構將加強他們同金融市場所有層面的協調和合作，其中包括跨國境的資本流動。作為首先要做的事情，監管者和其它相關當局應當在防範危機、加強管理和應對措施上加強合作。 ·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我們承諾，推進布雷頓森林機構(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改革，以便他們在全球經濟中能夠更加充分地反映不斷變化的經濟權數，提高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在這方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其中包括最貧窮國家，將有更多的話語權和代表權。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FSF)成員急需向新興經濟體擴展，其它主要標准制定機構必須迅速重新審定他們的會員組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同FSF及其它機構合作，更好地認識脆弱，預測潛在壓力，迅速採取行動在應對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部長和專家的任務
10、
我們承諾，迅速行動貫徹這些原則。我們將要求我們的財政部長啟動程序並且排出行動時間表。一份具體措施的最初目錄將以附件「行動計劃」形式推出，其中包括要在2009年3月31日之前先要完成的行動。 經與其它經濟體和現有機構磋商並且吸取知名獨立專家的建議，我們將要求我們的財政部長拿出更多的意見，其中包括以下具體方面： ·有利於緩解周期性波動的調控政策； ·評估和修訂全球會計標准； ·增強信用衍生產品市場彈性和透明度，減少系統性風險，其中包括通過改善場外交易市場基礎設施； ·評估獎勵措施，這涉及風險產生激勵和創新； ·評估國際金融機構授權、管理和資源要求； ·界定系統性的重要性機構范圍，決定他們適當的管理和監督。
11、
為了解我們在金融系統改革中發揮的作用，我們將於2009年5月之前再次召開會議，檢查今天同意的這些原則和決定的執行情況。 承諾全球經濟開放
12、
如果致力於推動自由市場原則，這些原則包括法制、尊重私有財產、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競爭市場和受到有效監管並且有效率的金融系統，我們覺得這些改革只能成功。這些原則對經濟增長和繁榮是必須的，並且已經消除了數以百萬計的貧窮，而且也提高了全球生活標准。鑒於改善全球金融業管理的必要性，我們必須過度管理，否則將損害經濟經濟增長並且加深資本流動性緊縮，這其中包括對發展中國家。
13、
我們強調，在金融不穩定時期反對保護主義至關重要。未來12個月，我們將反對抬高投資或貨物及服務貿易新壁壘，反對設置出口新限定或實施有違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措施來刺激出口。另外，我們將努力在今年達成協議，使得世界貿易組織多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有一個圓滿結果。我們將指示我們的貿易部長實現這一目標，推進最終協議的達成。
14、
我們關注著當前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影響，特別是關注最易受損害的國家。我們重申千年發展目標的重要性，這是我們已經實施的發展援助承諾。我們將力促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來承擔與自己能力和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扮演角色相適應的義務。在這點上，我們重申2002年在墨西哥蒙特雷舉行的聯合國發展籌資問題會議上達成的發展原則，這一原則強調了國家所有權並且動員了發展籌資的所有資源。
15、
我們將繼續致力於解決其它重要的挑戰，如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糧食安全、法治、反恐、貧困和疾病。
16、
隨著向前發展，我們相信通過持續的夥伴關系、合作和多邊主義，我們將戰勝挑戰，恢復世界經濟穩定與繁榮。
[編輯本段]歷史淵源
1997 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要求增加 發展國 在 全球經濟活動中 發言權 的 呼聲 日益增強 1999.6 德國科隆，美日德法英意加俄8個工業國財長提出 為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重演，讓更多國家就國際經濟 貨幣政策舉行經常性對話，以利全球金融貨幣體系的穩定 1999.9 華盛頓 八國集團財長 宣布成立二十國集團(G20) 論壇, 由 歐盟、布雷頓森林機構 和19國財長央行長組成 1999.12 德國 柏林，八國集團(美日德法英意加俄) 與 歐盟 及 亞 非 拉美 大洋洲 各國 財長 和 央行行長 共創 20國集團(G20) 國際經濟合作 非正式 論壇會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與 世界銀行 列席 G20論壇會議) 會議 旨在 促進 工業國 和 新興市場國 就 國際經濟 貨幣政策 和 金融體系重要問題 開展建設開放性對話 通過對話，為討論協商 有關實質問題 奠定 廣泛基礎 尋求合作，推動國際金融體制 改革 並 加強 其 架構
[編輯本段]首次金融峰會
08.11美國華盛頓 各國領導親自參與--論壇 升級為 峰會 主要 議題 包括 評估 國際社會 在 應對 當前 金融危機方面 取得 的 進展 討論 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共商 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舉措 探討 加強國際金融領域監管規范 推進金融體系改革等問題
[編輯本段]二次金融峰會
09.4.2 倫敦 各國領導人 提出雄心勃勃的 全球金融體系 改革 加強金融監管 及 擯棄 貿易保護主義 等主張---但未很好貫徹
[編輯本段]歐盟特別峰會
2009.9.17召開---為 9.24 "全球金融峰會"做"預熱" 歐盟成員在布魯塞爾以工作晚餐形式舉行首腦會議，協調應對全球金融經濟危機 問題的內部立場。本會被認為是歐盟在全球金融峰會前的一次預熱。在目前全球金融經濟復甦步伐加快的關鍵時刻，歐盟將以何種姿態出現在匹茲堡尤為引人關注。 歐盟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不少歐盟成員國將參加「匹茲堡全球金融峰會」，本次歐盟特別峰會是在法國總統薩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倡議下召開的，會議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協調歐盟各國在匹茲堡全球金融峰會上的立場。歐盟在峰會上的代表權相當充分，德國、法國、英國和義大利四大國以及作為一個經濟體的歐盟本身都將以二十國集團成員的身份與會。 荷蘭、西班牙等 歐盟成員國 也將 列席 匹茲堡第三次全球金融峰會 歐盟(27國)領導人認為: "全球峰會"已成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和氣候變化的重要論壇，歐盟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並且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領頭羊如果各成員國在「全球金融峰會」上能用「一個聲音」說話，對上述問題就有更大分量，對全球經濟發展的 影響也將更大。 歐盟領導人9.17以工作晚餐的形式 舉行特別峰會以統一立場，會後發表:"全球匹茲堡峰會統一口徑"聯合聲明--形成一致聲音
[編輯本段]三次金融峰會
09.9.24美國東海岸賓夕法尼亞州第2大城市匹茲堡 預期展望 全球經濟協同 及 復甦走向 的方式策略 成為 各方 關注焦點 中國 與發展國 特別期待 第三次金融峰會 取得 四方面 成果 一 繼續 加強 宏觀經濟 政策協調，推動 世界經濟 迅速復甦 二 推進國際金融機構結構改革，增加 發展國的發言權代表性 三 促進共同發展,關注發展國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 四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 多哈回合談判 取得全面平衡成果 中日領導人 將提出 共建 東亞共同體乃至亞洲共同體 的論題 美國 將推進 金融監管體系改革 並 希望 各國政府 展開合作
『玖』 國際金融市場中的集體行為困境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後，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於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禦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於政府向有利於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並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裡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於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准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准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 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捲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盪，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於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後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並非經常如此。更為准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並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於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於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 億美元，約相當於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於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 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於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後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盪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於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後，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後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於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台——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台。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麼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湧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餘，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准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築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於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後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於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採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並放鬆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於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牆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湧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 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 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於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並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後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後來往往會後悔不迭。
由於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後，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並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 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後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於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很多人以為銀行貸款是長期專項貸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債券和股票市場主要通過價格而不是數量來適應變化的市場條件，當危機發生，為避免損失立即化為現實，投資者不可能大舉拋售。但銀行貸款則不同，它不具有流動性，且利潤固定，因此銀行通過貸款數量而不是價格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當問題出現苗頭時，銀行只要減少貸款就能夠避免出現貸款違約，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個撤走，這種一致的行為更加大了波動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銀行越是大力貸款給新興市場，以獲取潛在高回報。面對本國堆積如山的壞帳和極低的總體回報率，日本的銀行成為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貸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貸款總額已達到972億美元。但同時，外資銀行貸款又對潛在的損失高度敏感，當危機剛剛發生，就大量抽走資金，1997年6-12月，東南亞的貸款總額大約下降175億美元，其中有105億美元是由日本銀行抽走的。當一個國家像泰國那樣在僅僅3個月內便有81億美元資金抽逃時，當地本來就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便出現崩潰，銀行和企業大面積倒閉。
發生整體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當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根源，還包括大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日益密切的聯系，表現為回購協議和貸款擔保。以俄羅斯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在連續幾年獲得驚人的回報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過40%）後，它的對沖基金增加48億美元，其中包括來自基金16位合夥人的19億美元。LTCM以此為擔保向銀行借款，加大在市場上的賭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賬面金額估計高達1000億美元。但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各大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開始缺少補交准備金的資金，並且很可能會被迫中途平倉。
面對LTCM將被迫拋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貸款人和投資者開始焦頭爛額，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國際投資銀行。除了巨額損失外，他們還擔心LTCM的平倉會使更多的資本市場陷入低迷。為此一批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利用私人資金的解決方案，對LTCM加大資金投入，取得控股權。這樣，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門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為糟糕的後果。但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由於市場和其主力參與者之間聯系日益復雜，個體主力參與者的倒閉可能會給遠在其他地區的參與者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三、危機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眾多案例的觀察和分析，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驚人地相似，大多為同一模式，即發端於實體部門的薄弱環節；銀行貸款投向錯誤使問題更為嚴重；監管體系失效使危機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
以泰國為例。早在1992年，泰國實體部門就已經業績欠佳了。隨著泰國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使國內投資者可以獲得海外資金，引發危機的因素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中，政府讓泰銖釘住美元，刺激了外國銀行向該國投放大量短期貸款，造成經濟過熱。由於當時基本不存在貶值風險，泰國的金融機構輕率地大舉借入美元、發放泰銖貸款，沒有防範貨幣錯配問題。這些貸款很多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這是經濟泡沫另一個常見的特點，由此導致經濟最終崩潰並發生危機），不久房地產價值迅速上升，由於監管鬆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貸技能，金融機構將高估的房地產價值作為新發貸款的依據，股市也在國內外投資者的合理推動下扶搖直上，國內外投資者都忽略了企業已經出現問題這一明顯的信號。然而，對泰國經濟的信心正在悄然喪失。1997年春，投資者開始撤走資金，隨後銀行擠兌耗盡了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隨著政府在7月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風暴正式襲來。
瑞典的危機與此類似。1985年，瑞典告別了銀行業嚴格監管的歷史，對金融部門放鬆了管制。貸款限制的取消引發國內外銀行大舉放貸，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了房地產領域。不久房地產價格猛漲。1989年，瑞典解除對資金的限制，允許國民投資海外資產。很多人在國外購置了房產，以較低利率借入外幣。隨著這個問題逐漸嚴重，瑞典經濟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貿易赤字的不良影響，部分原因是實際匯率上升。此外，政府釘住匯率的政策也鼓勵貸款人發放未經對沖的外幣貸款。由於釘住的貨幣掩蓋了真實的匯率風險，因此借貸人獲得看似「便宜的」外幣貸款，卻很少考慮瑞典克朗也會貶值。1992年，為了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護匯率，政府實行了一套新的稅收制度以鼓勵儲蓄，並推出了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導致通漲水平急劇下降，稅後實際利率大幅飆升，結果房地產市場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貸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貶值25%，外國資金紛紛逃離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則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開始經濟改革進程，金融部門實行了自由化，並向外國競相開放，18家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銀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許多經驗不夠豐富的，支付了很高的價格：平均達到賬面價值的202%（當時美國的銀行是以賬面價值120%的價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收回投資。與此同時，由於對准備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現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國外借款也推波助瀾，銀行帳面資金十分充裕。
此時墨西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外借款以美元計算，這使得銀行極易受匯率變動和外國投資者看法變化的影響。銀行對潛在的威脅毫無察覺，反而向許多沒有美元收入的企業提供美元貸款，還在不具備對客戶進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況下貸款給那些低信用客戶，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事實上許多墨西哥公司已經陷入困境，1994年危機前夕，墨西哥的銀行以市價評估的貸款組合價值，損失達到250億美元——足以抵銷銀行系統的全部凈資產。隨著政局不穩定和美國利率上升削弱投資者對墨西哥的信心，釘住匯率最終瓦解，危機正式爆發。
1994年墨西哥還舉行了一次大選。這顯然不是一個競選的好年頭，競選期間一位支持率處於領先位置的候選人遭到暗殺，同時恰帕斯地區還爆發了叛亂，進一步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債還款飆升，信貸枯竭，大批公司破產。
四、危機的一般規律
按照傳統認識及眾多學術文獻的觀點，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難以預測。由於引發金融危機的原由有多種，因各國國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異，因此應對危機的生存戰略也難以預先制訂。上述結論使貨幣管理官員以為，在金融風暴爆發前，我們根本無法對其各項因素進行認識、防範和管理。
對此我們不能苟同。根據經驗，我們認為對各國而言，危機的徵兆是相同的。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個經濟部門年復一年地始終在破壞股東價值，結果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我們也經常發現銀行系統在基礎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動性較小的資本市場相比，則過於突出。這些脆弱的國家金融體系與全球資本市場的連接效率經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資金成本。我們經常會發現公司治理水平低下、會計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問題。此外，我們總能發現金融監管機構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獨立性，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各國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備的情況下即與全球資本市場接軌，大量資金在誤導的假定條件下流入，加大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地區之間或國家之間固然存在差異，然而興衰之勢還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遠見的領導者能夠洞察危機，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在危機爆發前後從戰略高度管理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