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社會

3. 經過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為何不考慮借鑒中國逐步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世界原本不該有完全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
計劃於市場是一個完善的社會格局中不可或缺的兩種手段，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就像一個人要有隻手或兩只腳一樣。要講究平衡...
單極社會是有缺陷的...
任何社會都有窮富之分，自然就分了兩派（左派右派）。所以政府官員就要面臨窮人與富人的矛盾問題。極端照顧窮人就是左派政府，極端縱容富人就是極右政府。事實上，極端政府都是行不通的。一個完善的社會應該考慮平衡所有國民的利益。只考慮窮人，那麼就影響經濟發展，只考慮少數富人就要引發大多數窮人造反。，
所以中國現在正逐步向西方靠攏，而西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政府的經濟職能作用。但是人是自私的動物。沒有人願意讓別人瓜分自己的既得利益！一個富人操縱的政府是很不情願，把自己的麵包分給窮人的。。。
所以總是要出現權利與派系的斗爭的.左派與右派斗爭.窮人與富人斗爭.而富人階層往往更容易掌握權力，因為手中掌握著資本，而窮人取得權利往往靠革命，因為他們沒有資本...
所以由右向左轉很難，有左向右相對容易..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有一種極右化傾向，因為過多權力受到富人階級的干涉，所以政策層面逐步與窮人階層隔離，所以社會矛盾就愈發突出！是值得官員反省的...

4.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變化趨勢不確定性增強，全球經濟持續低速增長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開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世界經濟呈現「東升西降」的態勢。國際金融危機以後這一態勢更加明顯，發展中國家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由世紀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來這種狀況出現了新的變化，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國經濟增速為2.2%，2014年達到2.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5年和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將高於3%。
不過整體來看，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日本和歐盟復甦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興經濟體受到資金外流、商品/能源價格下跌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等影響，經濟增長放緩。未來美聯儲加息等將會進一步收緊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空間，增加其系統性危機爆發的可能。這些都意味著全球增長格局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強。
此外，近年來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基本金屬價格等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各種工業製成品、生活日用品等價格相應疲軟。
第二，全球生產組織方式正發生劇烈變化，價值鏈中製造環節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製造業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但是主要從事低端環節。「十三五」我國製造業如何實現由全球價值鏈低端向高端攀升，這對作為全球製造大國的中國未來的產業發展提出新的挑戰。
第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低成本國家工業化使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雙重擠壓的形勢更加嚴峻。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製造業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變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發達國家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勞動力迅速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製造業占本國GDP的比重和佔世界製造業的比重持續降低，製造業向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製造業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推出以重振製造業為核心內容的「再工業化」政策，吸引高端製造業迴流，對我國製造業發展形成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憑借低成本的初始稟賦條件，以代工方式與國際經濟接軌，吸納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並成為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源動力之一。「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新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將面臨發達國家和低成本國家雙重競爭壓力。
第四，全球投資和貿易的規則醞釀新變化，全球化進程面臨新的挑戰。隨著全球化一體化和區域化一體化的推進，全球投資和貿易規則正發生新變化。
第五，大宗商品價格將可能維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迴旋餘地，也給我國帶來了收入的相對增加。能源領域，主要是頁岩氣、頁岩油的開發推動了美國的能源自立，其對中東地區的原油依賴進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東的油氣資源走向歐洲市場，擠壓了俄羅斯的市場份額，也導致了原油價格的暴跌。原油價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資源領域，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國需求減弱影響，以及傳統資源大國希望通過資源出口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也希望盡快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發展優勢的影響，價格下跌明顯。自2014年以來，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價格平均跌幅超過15%。這種趨勢有可能繼續保持一段時期，將增大「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迴旋餘地，同時為我國帶來了成本節約的紅利效應，提高我國的相對收入。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環境
第一，我國將處於由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階段。我國在2000年左右，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2010左右實現了由從中低收入國家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接近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標准。不過，無論是按照匯率法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標准，我國人均GNI在世界銀行所列舉的200多個國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數據），仍處於欠發達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
與此同時，隨著高收入社會的到來，人民群眾的需求將更高、更加多樣化，特別是對政府服務、對生態環境將更加關注。如何滿足這些日益增長多樣化的更高需求，將是我國「十三」時期乃至以後相當長時期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第二，我國經濟處於增速的換擋期，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經濟更是以高於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的階段，特別是供給約束強化及房地產等長期需求峰值的到來，我國經濟正步入增速換檔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4.2%，其後逐漸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別增長7.7%和7.4%。「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不僅難以實現兩位數增長，就是實現較高的個位數增長也將面臨一系列挑戰。增長速度的下滑將有可能加劇財政金融的風險，短期內還會加大結構性的就業壓力。
第三，依靠工業規模擴張的增長模式將難以為繼，產業轉型升級的任務更加緊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取得明顯進展，工業化成就突出，逐步確立了工業的主導地位。然而，2006年以來我國工業增加值所佔的比重開始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2013年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這些都表明中國正在步入工業化的後期階段。未來許多工業品產量都將陸續達到峰值，工業規模繼續擴張的空間將不斷收窄。如果繼續採取數量擴展的增長模式，將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導致投資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實現產業轉型的任務更加緊迫，迫切需要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規模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調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
第四，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數量和成本優勢將逐步削弱。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水平較低長期以來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優勢。然而，隨著21世紀初以來我國人口增長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新階段，我國人口數量和結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盡管我國仍屬於勞動力總量大國，但是近些年來勞動力總量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勞動力工資的不斷上漲。「十三五」時期仍將繼續保持這種趨勢，而且可能呈現加劇態勢。這將削弱我國勞動力數量優勢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我國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競爭優勢。
第五，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較大拉動作用將難以重現，經濟增長面臨需求約束將不斷強化。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貨物和服務出口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佔GDP總量的比重達到30%左右。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出口增速明顯放慢，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高於20%的增長，回落到個位數增長，增速甚至低於GDP增長速度。展望「十三五」時期，一方面，從長周期來看全球經濟正處在一個低速增長時期；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匯率的升值，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外部需求動力將在較長時期內呈現較弱的狀態，這也將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需求約束更加強化，更加需要依靠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
第六，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但是維持中高增速仍然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產能過剩是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一方面，傳統產業中鋼鐵、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如光伏行業也存在產能嚴重過剩。目前，風電設備產能利用率低於60%，光伏電池的產能過剩達到95%。需要強調的是，目前我國很多行業存在的產能過剩，可能不是短期產能過剩，而是從整個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進程來看的長期產能過剩，即供給已經達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鎮住宅需求，2012年實際供給已經達到900萬套，據估計長期需求年度峰值約1300萬套，2015年左右將達到峰值；汽車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將在2020年左右出現；而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經或接近出現（劉世錦，2013）。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產能過剩仍將存在，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與此同時，維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產能過剩並實現有效投資是我國必須解決重要問題。
第七，區域發展差距不斷縮小，但是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仍顯滯後。從區域發展來看，2004年前後，我國區域差距開始出現縮小態勢，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區域差距明顯縮小。反映區域相對差距的人均GDP對數標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間呈現下降態勢，到2013年已經下降至0.215。盡管我國區域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但是我國勞動力、資本、商品等跨區域流動仍面臨各種障礙，區域市場一體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約了我國區域差距的進一步縮小。
第八，發展可持續性面臨多重挑戰。從可貿易的資源來看，原油、原煤等消費量的絕對規模和在世界消費總量中的佔比持續上升，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從不可貿易的資源，無論是土地還是水資源來看，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嚴峻。
環境保護部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土壤超標點位的數量占調查點位總數量的比例）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2.7%，重金屬等無機污染物超標點位數佔全部超標點位的82.8%，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部分區域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僅考慮傳統三項污染物，按照《環境空氣質量標准》（GB3095-1996）評價，2013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達標比例僅為60.7%。「十三五」時期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我國仍較面臨較大環境污染壓力。

5. .自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社會掀起了學習《資本論》的新一輪熱潮。他們 研究的目的最有可

《資本論》是一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的著作。由於《資本論》所論述的問題觸犯了主要憑借財產所有權獲得收入的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在它誕生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主要是國外的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給了它較高評價，如果一個人想要了解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和工資實際上是什麼。不應該忘記，包含著較多的對早期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制度和為這種制度辯護的經濟學說的批判，不只是一個辯護士。經濟學中的科學因素是不可能被黨派利益買到的，《資本論》作為一種代表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其科學性遠遠大於批判性。
《資本論》中的剩餘價值理論，還具有這樣的科學性。這個理論不是在主流經濟學供求價格理論而是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甚至我還敢說，再加上托斯丹· 凡勃倫的所有論文集當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實也更有用。」
《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的論述具有現實意義，《資本論》關於未來社會的科學預見具有很高的價值。在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會變化中，有許多變化本身是對《資本論》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的論述做出反應的結果。由於《資本論》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論述的深度和廣度，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對它主要是採取用沉默來抵制。里昂惕夫指出：「在試圖做出任何解釋以前。勞動者可以創造產出剩餘的事實，在封建社會是清晰可見的，但到了存在交換關系的資本主義社會卻變得神秘莫測。剩餘價值理論揭穿了這種神秘面紗，闡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將工資說成是由附加一小時工作的「邊際非效用」決定的。對於《資本論》來說。
《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論等學說，揭示了市場經濟中的矛盾和沖突，就像為自己種田的農夫拄著鋤頭，在傍晚決定再干一小時多生產的產品是不是能補償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樣。相反，就沒有今天的世界。
《資本論》作為一部具有嶄新經濟理論體系的著作，用一種把工人與物質生產要素相等同的辦法、特長等方面的差異，在一種人人平等、公平競爭的假設下、用批判來否定的態度，馬克思本人是承認經濟學中「非庸俗」的純科學因素可能存在的，因為他曾說李嘉圖不「庸俗」，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資本論》。剩餘價值理論所闡明的這種產出剩餘總是由勞動者而不是由非勞動者創造的事實。西方主流經濟學撇開了現實社會中人們在財產、社會地位。盡管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它仍是通向一個更好世界的過渡階段，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是如何被無形的繩索捆綁在機器上的。
在主流經濟學看來。
《資本論》中所描述的階級沖突，與主流經濟學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利益和諧的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主流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是以存在無數財產相等的小業主組成的社會為假設前提的，《資本論》關於資本積聚和集中的論述卻接觸到了壟斷競爭的現象，為分析現代市場經濟中存在的寡頭壟斷結構提供了刺激，會比他在十期《美國統計普查》、一打有關當代經濟制度的教科書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推論出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充滿和諧公正的經濟體制的結論。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對經濟體制的評價，是不能用「好」或「壞」來概括的，資本主義必須去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本質規律，它是不會因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而改變的，不管人們對《資本論》抱有何種態度，都必須對《資本論》揭示的這些矛盾和規律做出反應。可以肯定地說。
在工資理論中，主流經濟學沈浸在田園詩般的幻想中，不勞動者憑借財產所有權只是可以瓜分到這些剩餘的事實，產出剩餘仍然是勞動者創造的，說明了超出投入的產出剩餘的創造過程，那麼，他從三卷《資本論》可以得到的信息，多數國外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無疑是一種比較容易陷入只為某一利益群體願望說話陷阱的學問，同樣地，只為某個利益群體說話的經濟學必然具有較大的片面性，觸到主要憑借財產所有權生活的人的痛處，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兩個理論會在經濟學家當中引起那麼多的爭議的原因。
里昂惕夫等國外經濟學家，還充分肯定了《資本論》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理論的實證性和科學性，資本主義是能夠想像到的最好的經濟體制，盡管有時它也下意識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資本論》卻看到了在真實的勞動力市場上

6. 金融危機對世界政治的影響

金融危機將加快地緣政治變遷，並推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

每一次危機都引起一次地緣政治變化。比如1933年經濟大蕭條，比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此次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國最先感受到危機即將引發深遠影響。去年11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表報告稱，二戰後構建的國際體系，到2025年將變得「難以辨認」，原因包括全球化、新興強國的崛起，以及「財富和經濟實力相對地從西方到東方的歷史性轉移」。

報告說，柏林牆倒塌後美國霸權不受挑戰的「單極時刻」行將終結，一個多極的世界體系正在形成。

而僅僅在4年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上一次報告中，還預測到2020年，「美國將繼續處於主宰地位，大多數主要國家已經放棄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想法」。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專家表示，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將加快地緣政治變遷，並推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

金融危機加速力量東移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向陽認為，金融危機是地緣政治生態發生變化的重要催化劑。伴隨新興國家的崛起，全球地緣政治重心逐漸東移，而金融危機加快了這一進程。

「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經濟實力。」他說，金融危機將加快世界地緣政治重心東移的趨勢，即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西方到東方，從歐洲到亞洲。不僅是財富，還包括大國在該地區的雲集，以及地緣政治熱點的集中。

今年2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對2008年底世界各國GDP進行了一番描述：2008年全球生產總值為78.36萬億美元。其中歐盟18.93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5%，為第一大經濟體。按國別，美國以14.33萬億美元高居榜首，排在其後的是日本、中國和德國。5到15名分別為法國、英國、義大利、俄羅斯、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亞和韓國。

在這份榜單中，金磚四國除印度（第12位）外都進入前十。中國排在第3，與日本的GDP相差約6200億美元，俄羅斯從第10位上升到第8，巴西上升一位至第10。2008年盡管受到金融危機影響，金磚四國的經濟增長率仍然大大高於發達國家，中國實際增長9.0%，俄巴印三國盡管受到貨幣貶值影響，最慢的巴西也有5.2%的實際增長。排在第13和第15位的墨西哥和韓國，也屬於新興經濟體國家。

與之比較，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大多在1%之下，日本為零增長。

一般認為，新興經濟體在經濟上的崛起是在全球化過程中進行的，不難發現，全球經濟衰退正在加速世界經濟版圖的調整。其表現，也正是財富和經濟實力從西方向東方「歷史性的轉移」。

一方面，經濟衰退加速了經濟力量向新興經濟體的轉移，另一方面，加速的程度將日益明顯。

中國今年確立的增長目標是8%，從剛剛公布的第一季度數字看，實現這個目標有一定困難，但已經是全球最好。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日本2009年的經濟增長為負5.3%，這意味著中國2009年很有希望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按照世界銀行3月30日發布的預測，預計全球GDP在2009年將會收縮1.7%，高收入國家今年陷入深度衰退，GDP總體下跌2.9%，而發展中國家GDP增長可能從2008年的5.8%放緩至2.1%。世界銀行預測中國今年的GDP增長為6.5%，印度4.0%，在全球經濟下滑的壓力下，仍是表現最好的經濟體。新興市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明顯好於發達國家。

《2025年全球趨勢》預測，到2040年至2050年，金磚四國加在一起將趕上原先的七國集團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到2025年，8個最大的經濟體按遞減順序排列將是：美國、中國、印度、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報告認為，雖然美國仍維持著相對優勢，但中國和印度作為多極化時代的新興大國，在影響力方面將和美國展開競爭。

20年內美國仍有相對優勢

顯然，金融危機加速了大國力量對比的變化。主要表現在，現有的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其優勢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有所削弱。

陳向陽認為，大國力量此消彼長使各自的地緣政治地位產生變化，促使世界格局向多極化發展。或者按照《2025年全球趨勢》的說法，由於中國和印度等國的崛起，「一個全球范圍的多極體系正在出現。非國家行為主體——企業、部落、宗教組織，甚至還有犯罪網路——的相對實力也會加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所研究員姜毅贊同金融危機對地緣政治帶來沖擊，但他同時認為，地緣政治是個相對穩定的范疇，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超獨霸，都是最大的地緣政治，金融危機的影響會有多大，是不是本質性的影響，或者說能否促使地緣政治版圖和走向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好說。

「不過」，他承認，「從影響力上講，金融危機是現在世界上發生的一個最大事件。」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龐中英的看法是，傳統的地緣政治的變化，無非指的是一個國家衰落，另一個或者另一些國家力量上升，國際權力平衡發生改變，而且是長期性的根本改變。這次金融危機被叫做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金融危機，或者是全球化遇到的最大的系統性挑戰。世界體系或者全球化的中心，而非邊緣，正是危機的根源，美國霸權是否因此衰落是最關鍵的大問題。

「但即使美國霸權衰落了，並不意味著其他力量就興起了。全球化幾乎是美國推動下的全球化，或者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美國遭到自我毀滅，連帶全球化的其他部分，從歐洲到亞洲，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倖免於世界體系危機的沖擊。尤其是新興國家遭到的打擊更大。」龐中英說。

據他觀察，危機之下，不少人想到與美國「脫鉤」，但實際情況是，因為與美國的關系很深入，「脫鉤」已經來不及了。大多數國家都與美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簡單地「脫鉤」，還不是應付危機的根本出路。因此，金融危機雖然重創美國，但世界權力平衡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僅就經濟實力而言，美國在全球經濟總量中所佔份額是下降的。但美國2008年的GDP超過日本、中國、德國的總和1.4萬億美元，表明美國的相對領先優勢20年內很難動搖。

而從軍事實力來說，一定時間內美國仍有很大優勢。軟實力方面，盡管美國的國家形象受損，但它的科技優勢、自我恢復能力、對世界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並未受到多大損害。

總之，金融危機讓放任自流的美式自由資本主義付出慘重代價，但美國主導世界的地位受傷不深。可見，金融危機使得多極化進程加速，但一個全球性的多極體系，仍然是一個遠景目標。

「後西方」時代打破對西方迷信

專家指出，金融危機一方面帶來各大力量實力對比的此消彼長，因而影響著相互間的政治行為，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一些國家的社會矛盾加劇，導致社會動盪和政局不穩。

從歐洲到亞洲，到拉美和非洲，政治動盪之後又會產生一些新的地區熱點。比如，危機已經直接導致拉脫維亞和冰島政府倒台。雖然危機的影響是不均衡的，但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在政治上免疫。

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促生區域合作新的態勢。陳向陽說，金融危機不斷深化和蔓延表明，僅靠單個國家的力量不足以抵禦金融危機的影響。首先就是要和周邊國家「抱團取暖」，聯合自強。比如在東亞，雖然東亞系列峰會因泰國局勢原因未能如期舉行，但在日前結束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建立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第5屆美洲國家峰會上，冷凍了半個世紀的美國與古巴關系松動，奧巴馬與「反美鬥士」——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握手言歡」，成為反映美拉關系回暖的晴雨表。陳向陽認為，所有這些，「投射到地緣政治領域，新的大的地緣政治板塊結構更為清晰。」

當前，應對金融危機已成為各國面臨的當務之急。為此，各國既對各自的對外政策作出調整，同時也對自身的發展道路進行反思。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變化中的時代。

龐中英稱之為「後西方」時代。「『後西方』時代的到來，主要是由於金融危機打破了人們對西方的迷信。」這個時代，西方不再獨大。而非西方國家，則必須自主地探尋適合自己的新的發展道路。因此，這也將是一個充滿多種可能性的時代。

綜合各方觀點，最大的變化將屬於中國，中國將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

專家同時指出，這里最大的決定因素，是「中國如何辦好自己的事」。他們認為，一定要看到我們國內的問題和困難也很多，當前面臨著經濟從出口拉動型增長調整到大幅擴張國內需求的巨大挑戰。

歐盟則面臨很大不確定性。今年的歐盟春季峰會上，新「鐵幕」這樣的冷戰詞彙重現。新「鐵幕」兩側的東、西歐國家政府都誓言要促進歐洲融合，但各自國內的保護主義勢力和極右政治力量，卻因經濟惡化而日益抬頭。

新「鐵幕」不僅妨礙歐洲經濟復甦，甚至可能危及那裡的政治穩定。而面對自覺重新崛起的俄羅斯，歐洲各國表現出的是分裂。《2025年全球趨勢》將歐洲稱為「跛足的巨人」。不過，歐盟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對非洲而言，那裡有能源和資源的優勢，在危機背景下，無論從客觀資源條件、各國尋求自身發展的努力，還是大國對非洲的借重，顯示非洲的戰略地位還會進一步上升。

此外，由於擁有石油資源，波斯灣國家的地位也將增強。

在傳統的地緣政治熱點地區中東和中亞，由於奧巴馬推行多邊外交政策和展開對話，專家預計主要力量在這些地區的爭奪烈度可能會有所降低。但是，在南亞和東南亞，由於面臨極端主義的挑釁，而且國內的社會問題受金融危機影響被激發出來，內外因素交織在一起，短期內將成為地區熱點。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劉延棠）

7. 社會融合機制失效是指什麼

社會融合機制失效指：

一、社會極端思潮抬頭

西方主流社會近年在貿易、移民、宗教等問題上保守傾向上升。一些歐洲國家出現右翼政黨「登堂入室」的勢頭。譬如英國極右翼的不列顛民族黨首次獲得歐洲議會議席。希臘極右翼的「金色黎明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大量議席。這些右翼勢力甚至公開採取暴力手段，恐嚇、打擊外來移民。

二、社會流動性退化

主要是貧富分化加重，中產階層萎縮，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健康流動「凝固化」。今天英國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資產是10%最貧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紀70年代，1%最富有美國人掌握全美國民收入8%，到2007年，這1%已經掌握了全美24%的財富，越來越多中產階級滑向貧困線。

美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驚呼「美國夢已不再」。他尖銳指出，當今美國的社會流動、國民收入和社會資源分配處於建國200多年來「最差時期」。

三、社會矛盾激化

主要表現為「群體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發達國家風起雲涌的「佔領運動」就是最佳例證，西方主要的一線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沖擊。「佔領運動」的實質就是西方普通民眾看不到希望，要抗爭求變。

此外，美、英、法甚至個別北歐國家還發生多起震驚世界的嚴重暴力、槍擊或大規模騷亂事件，也是社會矛盾激化的一個表現。在社會問題淤積難解的背景下，這類群體性和惡性事件未來在西方可能層出不窮。

(7)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社會擴展閱讀：

西方資本主義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經濟發展「失調」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擺脫金融和債務危機所採取的財政和貨幣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顯。究其原因，主要是幾個結構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

在非危機狀態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維系，一旦經濟出了問題，便立刻成為難以承受之重。但過慣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眾都不願面對突然要勒緊腰帶的現實。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來西方社會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二、政治體制「失靈」

一是西式選舉難以選賢。其二，政黨利益凌駕國家利益。其三，「民主陷阱」阻礙國家治理。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個突出問題：即民主選舉「游戲化」，民主運作「資本化」，民主決策「短視化」。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於實質和內容，阻礙了國家治理。

三、社會融合機制「失效」

四、思想道德「失范」

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二是大企業商業道德失准。三是社會精英道德問題多發。上述這些丑聞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們反映的是資本主義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受到深刻侵蝕，也暴露了資本主義「權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對西方資本主義困境的觀察與思考

8. 閱讀下列材料金融危機發生後，某些西方國家的政要、媒體經常發表關於中國的言論，有「獨秀」或「救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