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格局

1. 世界金融格局怎樣發展

國際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如果說GDP規模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那麼，在一定程度上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就是其融入國際經濟的基礎。不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國際金融規模在國際經濟中佔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代表著國際金融實力。

國際金融實力可以用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來表現，相對於國際收支平衡表金融賬戶中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融資）代表的流量不同，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代表的是余額。其中，國際投資的負債由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構成，資產再在此三項上加上國際儲備。因此，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加上國際貿易的規模，代表了一國參與國際經濟的規模，代表了其硬實力。通過對全球國際投資格局的分析，我們認為，21世紀中國國際金融實力將與美國和歐盟並駕齊驅。

全球國際投資格局變化

國際投資頭寸是指一國進行國際投資往來的資產負債余額，也包括凈資產額。對全球主要國家國際投資格局進行分析，其意義在於可結合一國貨幣的國際屬性來看一個國家國際金融實力的變化。

全球的國際投資資產規模2006年末達77萬億美元，2012年末達近120萬億美元，預計2050年末將達近1094萬億美元，21世紀末預計會達到20146萬億美元的規模。全球國際投資負債規模在2006年末達83萬億美元，2012年末達128萬億美元，2050年末預計將達1092萬億美元，21世紀末預計將達近18309萬億美元（見表1）。

其中，由於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國國際投資資產負債規模在21世紀仍將占重要地位，資產全球佔比將從1/5降至21世紀末的14%左右。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支撐下，隨著中國整體經濟金融的國際化水平不斷提高，在人民幣國際化較為成功的前提下，中國國際投資資產負債規模將會持續增長。中國國際投資資產將在2029年前後超過法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四，2039年將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2047年將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079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到21世紀末時，中國國際投資資產全球佔比將達1/5強，法國、英國、日本和德國全球佔比在3%～5.3%（見表1）。

由於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加上美國金融市場體系的發達，美元資產仍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從2006年到21世紀末時，美國的國際投資負債將基本保持在1/5的水平，並長期居於世界第一。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成功，中國國際投資負債規模將顯著增加。中國國際投資負債將在202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五，2047年將超過德國和法國成為全球第三，2054年將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1世紀末時全球佔比16%，仍然略低於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全球佔比在2.9%～5.3%（見表1）。

作者在設定國際投資資產與負債增長率時，除了參考年均增長率外，還考慮了資產與負債的歷史比值，以及資產和負債與GDP的比值關系。其中，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加上歐元的影響，美國國際投資負債增長率略低於資產增長率。受人民幣國際化和外匯儲備積累的影響，中國國際投資的負債增長率略高於資產增長率。受安倍經濟學和日元國際進展受限的影響，日本國際投資的資產和負債增長率將受限。俄羅斯未來國際投資將受到能源價格的較大影響，可能會出現較大的波動（見表2）。

全球直接投資格局變化

直接投資是繼進出口貿易後的經濟活動，是經濟更深層次的融合，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是經濟全球化走向深入的產物。從1980年到201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從7000億美元上升至22.8萬億美元，全球海外直接投資（ODI）規模從5480億美元上升至23.6萬億美元，表明經濟全球化中跨國公司的作用日益加重。從我們的測算來看，21世紀末時，FDI和ODI規模將分別達到3847萬億美元和近4000萬億美元，比進出口規模略高一些。

一國吸引FDI的規模，表明了政府的開放意願和對外資的吸引能力。在這一進程中，開放的發達國家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始終處於較高水平，而封閉的日本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始終不高，逐步開放的中國、俄羅斯和印度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有所上升。在近年來中國FDI流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FDI存量全球佔比已從1980年的0.2%上升至2012年的3.65%。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潛力巨大的內部需求將吸引更多的FDI資金，預計在2030年趕上英國FDI的規模，在2096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世紀末，中國FDI存量全球佔比可能達近19%，而美國將達17%，俄羅斯將達5%，而法國、德國和英國、印度將在1.5%至3.2%，日本可能只有0.4%。

一國ODI的規模，表明了政府對外部市場的進入意願和對外投資的能力，一定程度上與資本賬戶開放關聯。2012年，美國ODI存量居全球第一，全球佔比達22%，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屬於全球前列，全球佔比分別為7.7%、6.6%、6.3%和4.5%。而中國ODI存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爆發後才超過了1%，2012年也僅上升至了2.2%的水平。但是，由於中國擁有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不斷國際化的人民幣，對外部資源、市場和技術擁有巨大的需求，在近年來不斷加速的對外直接投資趨勢下，中國ODI規模全球佔比將繼續上升。根據我們的測算，在2056年左右，中國ODI存量全球佔比將超過法國而成為全球第二，2091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00年，中國ODI存量全球佔比將達30%，美國全球佔比仍將超過1/5，法國佔比接近1/10，日本、德國、印度、英國和俄羅斯佔比都不足2.5%。

從ODI與FDI的比值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開放性和內部發展潛力。如果該比值較高，說明相對較為封閉，內部發展潛力也相對有限，如日本和德國。反過來，如果該比值較低，表明其開放度較高，內外部融合較好，或對外投資能力有限，如英國。如果該比值較為均衡，如1%左右，說明其開放度較高、內外部融合較好外，對外投資能力較好，內外部需求較為均衡，如美國、中國和法國等。

全球銀行國際資產負債格局變化

一個國家銀行的國際頭寸既是該國銀行國際化水平的代表，也是該國金融實力的重要代表。除了規模之外，銀行國際頭寸的資產負債比率，以及與其貨幣、貿易、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國際投資的協調關系，也極其重要。一般而言，銀行的國際資產代表銀行融出資金和借貸其國際機構和個人的規模，銀行的國際負債代表銀行從外部融入資金的能力。並不是資產負債的比率越高越好，兩者的適度均衡意味著一國銀行國際資金融出和融入的均衡水平。

事實上，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負債規模發展非常迅速。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規模從1977年的0.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30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銀行的國際負債規模從1977年的0.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26萬億美元的水平,這與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和商業銀行的國際化趨勢直接相關。根據我們的假設，21世紀末，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將分別上升至4926萬億美元和4231萬億美元。

英國銀行業利用其殖民地時期獲得的傳統優勢，在國際競爭中擁有重要的地位。1980年，英國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都在27%左右，為全球第一；美國銀行的國際資產為13.5%，負債為10.6%，為全球第二；法國銀行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居全球第三，日本銀行的國際資產居全球第五，負債居於全球第四。2010年，這一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至2012年，日本銀行的國際資產超過了美國的佔比，上升至全球第二，但負債仍居全球第四。在國際銀行業的格局中，2004年，中國的銀行業加快了國際化進程。從2004年到2012年，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的國際資產規模從1257億美元上升至1萬億美元以上，全球佔比從不足1%上升至3.6%，負債規模從2271億美元上升至9426億美元，全球佔比從1.4%上升至3.8%。

不過，根據相應的趨勢和假設，美國和日本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將保持較為穩定的關系，21世紀末分別佔11%左右份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將上升至18.5%的份額，德國和英國的國際資產份額將降至5%左右。2073年前後，中國銀行業國際資產全球佔比將超過美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一。2065年前後，中國銀行業國際負債全球佔比將達到和超過英國，居全球第二，並保持至21世紀末。

從主要國家銀行資產負債比值來看，21世紀很多時間，尤其是在21世紀末，全球基本保持在1.2倍的水平，美國保持在0.9倍的水平，法國在0.7倍左右，而印度將保持在接近0的水平，而中國、德國和英國的資產負債比值較高，整體較為穩定，在0.7%和2.1%之間。唯有日本的資產負債比值可能達5.5倍。

官方儲備資產的格局變化

官方儲備資產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和IMF的特別提款權等，但主要以外匯儲備為主。中國官方儲備資產佔全球1/3強，外匯儲備規模已達3.8萬億美元。但是，並不是外匯儲備規模越大，國際金融實力就越強。擁有國際化貨幣的國家，即使沒有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其國際金融實力也不可小覷。其中，尤其以具有世界貨幣地位的美國為代表，而英國和歐元區國家也具有這一地位，因此它們官方儲備資產規模並不大。而日本因為日元國際化水平相對有限，也與其國內金融市場的相對封閉有關，其官方儲備規模較大，其中外匯儲備規模超過1萬億美元。

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中國既將推動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也將繼續保留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不斷提升，人民幣達到均衡匯率水平和經常賬戶收支的平衡，中國外匯儲備增速將適度下降，中國有可能將通過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同步對外投資。具體來看，我們預計中國將長期保持國際官方儲備資產在全球1/3的水平，而日本全球佔比將逐步下降，21世紀末時將從2010年時的12.4%下降至6.5%。同時，俄羅斯的國際官方儲備資產會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其他國家都比較低。

國際證券投資格局變化

事實上，國際投資的資產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證券投資、對外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貸款和海外存款）和儲備資產四大類，而國際投資負債包括對內直接投資、對內證券投資和對內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貸款和海外存款）三大類。直接投資格局前面已作過預測了，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對於主要國家並不常常都有準確的數據。其他投資前面已用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來推演。盡管數據來源不一，我們也嘗試通過國際投資資產減去直接投資資產、其他投資資產和儲備資產獲得主要國家的證券投資資產規模，以國際投資負債減去直接投資負債、其他投資負債獲得主要國家的證券投資負債規模。

據測算，從2006年到2012年，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從31萬億美元上升至56.3萬億美元，負債從47萬億美元上升至80.7萬億美元。2050年，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規模將達到544萬億美元，負債規模將達653萬億美元。21世紀末，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規模將達到10479萬億美元，負債規模將達10232萬億美元。

從國際證券投資的結構來看，主要發達國家佔比極高。2012年，美國國際證券投資資產佔比1/4弱，英國佔比16%，德國、法國和日本佔比之和超過20%，中國佔比近0.4%；美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佔比近1/4，英國佔比近13%，德國、法國和日本佔比之和近18%，中國佔比2.1%。不過，中國進步很快。按照目前的速度估計，中國的國際證券投資資產將在2030年超過日本居全球第五，2037年超過法國成為全球第四，2053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2055年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082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世紀末全球佔比略超過1/5，而美國將佔比13%，德國佔比7%，英國佔比4.4%，日本佔比1.7%，而法國佔比將降至0.3%。不過，由於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可能低於美元，即使國內金融市場的吸引力與美國相當，中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也將弱於美國，並長期與美國並駕齊驅。中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全球佔比將在202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五，2047年超過德國和法國成為全球第三，2054年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並在21世紀末都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那時中國全球佔比將達17%，美國將保持在24.3%，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將保持在1.9%～5.7%。

2. 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經濟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

世界經濟增長由「雙速增長」格局逐漸向低速增長收斂。

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中國強有力的政策刺激，及其對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帶動新興經濟體快速增長，而發達經濟體則總體陷入衰退，世界經濟呈現雙速增長格局。隨著近幾年的調整，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實體經濟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

2008年以來，中國已超過美國和歐盟，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引擎。2012年中國的GDP佔全球11.5%。伴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大幅提高，在國際上受關注的程度空前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也抱有越來越高的期待。

(2)國際金融格局擴展閱讀：

金融危機後，全球產業發展出現一些新的特點。發達國家的創新能力不容低估，一些新的增長點正在形成，可能會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也將對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主要經濟體為了共渡難關，曾及時搭建了G20平台，採取了協調一致的反危機措施，對於全球經濟走出危機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形勢漸趨穩定之後，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意願明顯降低，各種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抬頭。

3.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變化趨勢不確定性增強，全球經濟持續低速增長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開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世界經濟呈現「東升西降」的態勢。國際金融危機以後這一態勢更加明顯，發展中國家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由世紀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來這種狀況出現了新的變化，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國經濟增速為2.2%，2014年達到2.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5年和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將高於3%。
不過整體來看，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日本和歐盟復甦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興經濟體受到資金外流、商品/能源價格下跌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等影響，經濟增長放緩。未來美聯儲加息等將會進一步收緊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空間，增加其系統性危機爆發的可能。這些都意味著全球增長格局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強。
此外，近年來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基本金屬價格等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各種工業製成品、生活日用品等價格相應疲軟。
第二，全球生產組織方式正發生劇烈變化，價值鏈中製造環節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製造業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但是主要從事低端環節。「十三五」我國製造業如何實現由全球價值鏈低端向高端攀升，這對作為全球製造大國的中國未來的產業發展提出新的挑戰。
第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低成本國家工業化使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雙重擠壓的形勢更加嚴峻。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製造業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變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發達國家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勞動力迅速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製造業占本國GDP的比重和佔世界製造業的比重持續降低，製造業向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製造業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推出以重振製造業為核心內容的「再工業化」政策，吸引高端製造業迴流，對我國製造業發展形成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憑借低成本的初始稟賦條件，以代工方式與國際經濟接軌，吸納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並成為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源動力之一。「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新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將面臨發達國家和低成本國家雙重競爭壓力。
第四，全球投資和貿易的規則醞釀新變化，全球化進程面臨新的挑戰。隨著全球化一體化和區域化一體化的推進，全球投資和貿易規則正發生新變化。
第五，大宗商品價格將可能維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迴旋餘地，也給我國帶來了收入的相對增加。能源領域，主要是頁岩氣、頁岩油的開發推動了美國的能源自立，其對中東地區的原油依賴進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東的油氣資源走向歐洲市場，擠壓了俄羅斯的市場份額，也導致了原油價格的暴跌。原油價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資源領域，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國需求減弱影響，以及傳統資源大國希望通過資源出口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也希望盡快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發展優勢的影響，價格下跌明顯。自2014年以來，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價格平均跌幅超過15%。這種趨勢有可能繼續保持一段時期，將增大「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迴旋餘地，同時為我國帶來了成本節約的紅利效應，提高我國的相對收入。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環境
第一，我國將處於由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階段。我國在2000年左右，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2010左右實現了由從中低收入國家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接近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標准。不過，無論是按照匯率法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標准，我國人均GNI在世界銀行所列舉的200多個國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數據），仍處於欠發達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
與此同時，隨著高收入社會的到來，人民群眾的需求將更高、更加多樣化，特別是對政府服務、對生態環境將更加關注。如何滿足這些日益增長多樣化的更高需求，將是我國「十三」時期乃至以後相當長時期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第二，我國經濟處於增速的換擋期，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經濟更是以高於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的階段，特別是供給約束強化及房地產等長期需求峰值的到來，我國經濟正步入增速換檔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4.2%，其後逐漸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別增長7.7%和7.4%。「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不僅難以實現兩位數增長，就是實現較高的個位數增長也將面臨一系列挑戰。增長速度的下滑將有可能加劇財政金融的風險，短期內還會加大結構性的就業壓力。
第三，依靠工業規模擴張的增長模式將難以為繼，產業轉型升級的任務更加緊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取得明顯進展，工業化成就突出，逐步確立了工業的主導地位。然而，2006年以來我國工業增加值所佔的比重開始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2013年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這些都表明中國正在步入工業化的後期階段。未來許多工業品產量都將陸續達到峰值，工業規模繼續擴張的空間將不斷收窄。如果繼續採取數量擴展的增長模式，將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導致投資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實現產業轉型的任務更加緊迫，迫切需要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規模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調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
第四，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數量和成本優勢將逐步削弱。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水平較低長期以來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優勢。然而，隨著21世紀初以來我國人口增長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新階段，我國人口數量和結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盡管我國仍屬於勞動力總量大國，但是近些年來勞動力總量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勞動力工資的不斷上漲。「十三五」時期仍將繼續保持這種趨勢，而且可能呈現加劇態勢。這將削弱我國勞動力數量優勢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我國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競爭優勢。
第五，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較大拉動作用將難以重現，經濟增長面臨需求約束將不斷強化。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貨物和服務出口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佔GDP總量的比重達到30%左右。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出口增速明顯放慢，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高於20%的增長，回落到個位數增長，增速甚至低於GDP增長速度。展望「十三五」時期，一方面，從長周期來看全球經濟正處在一個低速增長時期；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匯率的升值，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外部需求動力將在較長時期內呈現較弱的狀態，這也將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需求約束更加強化，更加需要依靠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
第六，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但是維持中高增速仍然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產能過剩是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一方面，傳統產業中鋼鐵、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如光伏行業也存在產能嚴重過剩。目前，風電設備產能利用率低於60%，光伏電池的產能過剩達到95%。需要強調的是，目前我國很多行業存在的產能過剩，可能不是短期產能過剩，而是從整個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進程來看的長期產能過剩，即供給已經達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鎮住宅需求，2012年實際供給已經達到900萬套，據估計長期需求年度峰值約1300萬套，2015年左右將達到峰值；汽車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將在2020年左右出現；而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經或接近出現（劉世錦，2013）。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產能過剩仍將存在，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與此同時，維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產能過剩並實現有效投資是我國必須解決重要問題。
第七，區域發展差距不斷縮小，但是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仍顯滯後。從區域發展來看，2004年前後，我國區域差距開始出現縮小態勢，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區域差距明顯縮小。反映區域相對差距的人均GDP對數標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間呈現下降態勢，到2013年已經下降至0.215。盡管我國區域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但是我國勞動力、資本、商品等跨區域流動仍面臨各種障礙，區域市場一體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約了我國區域差距的進一步縮小。
第八，發展可持續性面臨多重挑戰。從可貿易的資源來看，原油、原煤等消費量的絕對規模和在世界消費總量中的佔比持續上升，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從不可貿易的資源，無論是土地還是水資源來看，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嚴峻。
環境保護部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土壤超標點位的數量占調查點位總數量的比例）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2.7%，重金屬等無機污染物超標點位數佔全部超標點位的82.8%，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部分區域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僅考慮傳統三項污染物，按照《環境空氣質量標准》（GB3095-1996）評價，2013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達標比例僅為60.7%。「十三五」時期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我國仍較面臨較大環境污染壓力。

4. 當今國際戰略格局的主要特徵

當前國際戰略格局的特點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世界經濟，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空前增強。
首先，美國金融危機重創世界經濟。美國舉債消費無度以致債台高築，金融創新與投機過度且監管嚴重缺失，加之對次貸危機處置不力，致使房價續跌、信用違約激增與信貸緊縮，最終引爆「9??5」金融海嘯，美國五大投行與全球最大保險公司等破產、易主或改行。美國金融危機迅即蔓延世界，全球資產大幅縮水，發達國家已全面步入衰退，預計2009年世界經濟增速將嚴重下滑。
其次，各國緊密聯手救市，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之爭激烈。美歐日已累計投入數萬億美元救市，主要經濟體連續同步大幅降息，七國集團、20國集團、IMF、「金融穩定論壇」等成為各國協調應對危機的平台。危機凸顯美國支配與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弊端，歐盟與「金磚四國」等力主變革、強化監管並減少對美元過度依賴，各方圍繞國際金融新秩序激烈博弈。
二、主要大國力量消長與戰略態勢轉換加快，多極化明顯加速。
首先，美國內外交困。伊拉克、阿富汗戰事與「反恐戰爭」久拖不決，新興大國群起，金融危機削弱美國軟硬實力，布希執政「末日效應」加劇，美國被迫加速轉向大國協調與多邊機制，民主黨「新政」勢必收縮戰線、更多關注國內難題。
其次，「多強」更加主動進取。英、法、德紛紛推出國安戰略、強化對外戰略謀劃，歐盟在應對氣候變化、金融危機、俄格沖突、伊朗核問題等熱點上表現突出。俄羅斯「梅普組合」振興經濟與對外出擊並舉，在能源、軍控、金融、地區熱點等舉足輕重。日本堅持聯美與重亞並舉，力爭大國地位。印度多管齊下，「身價」看漲。再次，傳統與新興大國復雜互動。美歐加強協調應對新興大國崛起，同時圍繞金融、氣候等主導權激烈爭奪。俄格沖突、北約東擴、東歐反導、俄羅斯高調重返拉美彰顯美俄遏制與反遏制斗爭深化。美印批准核協議、日印簽署安保共同宣言，彼此相互利用、提升戰略關系。西方對華強化防範與利用兩手，著重以「大國責任」施壓。「一超多強」格局量變顯著加快，多極化提速。
三、全球地緣戰略競爭呈現新態勢，周邊動盪與風險加劇。
首先，大國地緣爭奪加劇。美國控制伊拉克、增兵阿富汗、滲透巴基斯坦、力推北約東擴與東歐反導部署、強化亞太軍事同盟與前沿部署、擴張海權，凸顯其以大中東反恐為重點、兼顧東歐東亞兩翼以遏制俄羅斯與中國、稱霸歐亞大陸與海洋的地緣野心。俄羅斯憑借對喬治亞反擊強力反制北約東擴與美國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呼籲訂立新的「歐洲安全條約」，在獨聯體、北極與西太更趨活躍。歐盟穩步東擴，打造「地中海聯盟」、爭奪對非洲與中東影響力。亞洲經濟崛起引發大國加緊角逐亞洲，美國欲構築美日印新三角、加大對南亞東南亞投入，日本拉攏印度、滲透東南亞、強化海權，印度坐大南亞與印度洋、多方出擊。大國地緣爭奪更向太空延伸，太空競賽持續升溫。
其次，周邊國家政局動盪不已，熱點更趨復雜。轉型困境、政爭加劇、治理失效、經濟惡化與外部干涉交織，致使阿富汗、緬甸、朝鮮等政局不穩，巴基斯坦、尼泊爾、泰國政權更迭。「三股勢力」再度猖獗，南亞頻發重大恐怖襲擊。「朝核」因朝鮮政局生變可能反復，「伊朗核」僵持不下，印度與巴基斯坦圍繞如何應對越境恐怖活動分歧嚴重、矛盾激化。
四、全球性非傳統安全挑戰更加突出，全球治理供不應求。
首先，各類問題集中爆發。緬甸風災、中國四川地震、印度大洪水、北美颶風等大災不斷，造成嚴重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氣候、能源、糧食與金融四大危機環環相扣、接踵而至，投機炒作致使原油、糧食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數度暴漲，嚴重沖擊發展中國家。亞丁灣、紅海與馬六甲海峽等海盜肆虐。
其次，全球治理備受掣肘，多邊機制急待強化。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時間過半，發達國家食言發展援助等致使反貧困任務猶艱。巨災不斷呼喚多邊救災體系，大國趁機干涉企圖與弱國防範心態嚴重致使救災低效。金融資本無限擴張與興風作浪，全球金融衍生品惡性膨脹，美國濫用美元霸權轉嫁危機，國際有效監管難以到位。全球變暖加劇，發達國家極力推卸責任，發展中國家面臨發展與減排兩難，「後京都協議」博弈激烈。安理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戰後機制與八國集團均被指陳舊，「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國」、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吸納新興大國進入八國集團、改革多邊機制以實現公平高效的全球治理呼聲高漲。
五、中國綜合實力與國際地位提升。
首先，冷靜應對重大突發事件、成功舉辦重大外事活動，執政與外事能力增強。2008年是中國和平發展與民族復興進程中異常艱難與大創輝煌之年，黨中央強化內外統籌，充分發揮群眾積極性，奪取抗擊年初冰凍雪災與「5·12」抗震救災勝利，有效處置「3·14」事件、奧運火炬境外傳遞風波與「問題奶粉」事件，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從容應對金融危機，風險管理與「危機外交」能力增強，以人為本、開誠布公、與人為善的中國形象更加鮮明。排除反華勢力干擾破壞，成功舉辦奧運會與殘奧會，亞歐峰會備受矚目，「神七」宇航員順利出艙，綜合國力與大外事能力顯著提升。 其次，積極應對國際熱點，「負責任大國」更受世界倚重。穩步推進朝核、伊朗核、氣候、蘇丹、緬甸、辛巴威等「棘手」問題的公正解決，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承擔力所能及責任，成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信心源」。

5. 亞投行的成立對世界金融格局有何影響

抵禦美元霸權，防止美國利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世界吸血。
對美國來說：這是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
對全世界來說：這是避免美國利用美元盤剝全世界的一個避風港。
對中國來說：這個機構將來可能是人民幣走向世界貨幣的橋頭堡。
按常理理來說：亞投行是多餘的，因為已經有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了。
按實際來說：美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大肆盤剝世界各國，連最親密的盟友都不放過，所以大家自然就對亞投行趨之若鶩了。
美國利用美元盤剝全世界的行為達到了令人不寒而慄的程度，80年代初，美國利用美元霸權一舉剝奪了日本20年的發展成果，直到30多年以後，日本的經濟依然沒有走出低谷！
還有歐洲各國、亞洲的韓國、新加坡，還有世界上數不清的小國都曾經被美元吸幹了血……

6. 如何看待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格局大調整及體系大變革

我也是來找答案的，GDMC的同學嘻嘻
不過，估計你要給分我！

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經濟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快於世界政治格局變化。南北經濟力量博奕是促進當今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重要因素。所謂南，系指南方國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獲得獨立與主權的發展中國家。所謂北，系指北方國家，即發達國家，集中在被稱之為「富國俱樂部」的經合組織（OECD）之中。南北關系，體現為南北政治、經濟、科技和安全、軍事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與斗爭，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南北經濟實力對比逐漸發生的變化。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發表的數據表明，20世紀80年代，南方國家的GDP增速已高於北方國家，但人均GDP增速則低於北方國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不僅在經濟總量上縮小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數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鴻溝。在21世紀頭10年，發展中國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動經濟增長的私人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和對外貿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繼續保持高於發達國家的勢頭。變是永恆的，世界唯一的不變就是變。人們不應再以靜止的觀點看待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比發達國家以更快速度增長，南北差距就會趨於縮小，世界經濟格局就會發生改變，這是必然的結果。

一、亞洲率先走向崛起

亞洲地域面積約佔世界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人口約佔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三,堪稱世界第一大洲，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有過自己的輝煌。1820年，全球經濟總量為6950億美元，法國、英國、美國分別佔5.4%、5.2%、1.8%，而中國和印度則分別佔28.7%和16%。但是,伴隨著工業革命，西方列強對亞洲進行了大規模的殖民擴張與侵略。然而，二戰後，由於眾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亞洲率先涌現出一批跳躍式發展的國家和地區。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相繼起飛成「龍」，被國際社會譽為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80年代至90年代，馬來西亞、泰國「准新興工業經濟體」以及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也都在加速經濟發展，以爭取早日成為新興工業國。尤其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未、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變革，促進了各自經濟的騰飛，為東亞乃至亞洲的持續高速增長發揮了「拉動效應」。在1997—2007年的10年裡，亞洲國家和地區克服了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躍居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區，亞洲新興經濟體的GDP年均增速超過9%，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愈益增大。日本《富士產經商報》在2008年4月4日報道中指出，2007年，中日韓、台灣、香港、東盟10國等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7萬億美元，是1980年的6倍。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業已替代日本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引擎，以日本為領頭雁的「雁行模式」早己不復存在。約翰?奈斯比特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指出，150年來，西方享受了進步與繁榮，而亞洲卻遭受貧困與飢餓。現在，亞洲正走上經濟復興的道路，這將使他們重新得到他們以前文明所擁有的輝煌和榮耀。

二、新興大國的騰飛和「超高速」發展

美國高盛集團全球經濟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在本世紀初就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經濟的可能發展，並在2003年發表了《與「金磚四國」一起夢想——2050年之路》研究報告，提出了「金磚四國」(BRICs)的概念。「金磚四國」都是大國，盡管在這場歷史罕見的金融危機中，俄羅斯經濟嚴重衰退，巴西經濟陷入零增長，但由於中印經濟的拉動，「金磚四國」經濟總和佔全球GDP 的比重還是由2007年的13%上升為2009年的15%，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國際力量，加速了南北經濟格局的變化。繼「金磚四國」之後，美國高盛集團於2007年推出了所謂「鑽石十一國」概念（ 菲律賓、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韓國、墨西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指出在2004—2007年4年間，十一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約為5.9%，是歐洲國家平均增長率的兩倍以上。日本「金磚四國」研究所在2007年則提出一個新的專有名詞「展望五國」（VISTA），系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認為這五個國傢具有很大的發展潛能，在未來幾十年內，其經濟將會有飛速的發展。根據日本「金磚四國」研究所的推算，從2005—2050年，西方七國集團的經濟規模以美元計算，與現在相比最多擴大到2.5倍，「金磚四國」將擴大到20倍，而「展望五國」可能擴大到28倍。這雖然只是對未來的一種展望和一種預期，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北經濟未來發展的變化趨勢。

「金磚四國」、「鑽石十一國」和「展望五國」的成員被國際社會冠以新興市場、新興經濟體和新興工業國等稱謂。何為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究竟有多少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現在尚沒有明確的界定標准和准確的數字，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現已遍布於亞洲、非洲、南美洲、東歐及中東各個角落，形成了「新興經濟群體」。新興經濟體屬於發展中國家，因而發展中國家興起與騰飛己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外交》雜志前總編輯、《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認為，20年來，工業化西方之外的國家以過去不可想像的速度發展。這意味著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區的崛起（見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5月12日版）。所謂「他者的崛起或世界其他地區的崛起」，不僅包涵著充滿經濟活力的亞洲及發展中大國的崛起，而且包涵著其他地區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正在發生的「悄悄的巨變」。每次大危機都會帶來大變革，導致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與變化。這次起源於美國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更是如此，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發展模式、美國的金融創新制度、美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及國際金融機構的作用等等，都受到了廣泛的質疑。美國匹茲堡G20峰會弱化了八國集團的作用，將包括10個新興經濟體的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最重要論壇」和「世界經濟新協調群體」，標志著主導世界經濟的美日歐三強已無法單獨解決全球性大問題，標志著影響力日益增長的大型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地位的提升和話語權的擴大，標志著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
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仍具備持續發展的基礎

從各方面的預測考量，2009年世界經濟陷入二戰後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盡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收縮幅度變小，但世界經濟和發達經濟體衰退的總趨勢已成定局，不會出現逆轉。在經濟全球化作用下，發達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迅速慢延到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受到拖累和影響，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大型新興經濟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經濟萎縮，然而，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經濟表現依然好於發達國家。據世界銀行預測2009年發展中國家的GDP約增長2.1%，與發達國家超過負3%的經濟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從當今實際情況分析，國際金融危機最壞時期業已基本過去，世界經濟開始觸底反彈，其主要依據是恐慌指數（VIX波動率指數）已降至30%以下，表明投資者對後市的恐慌程度開始降低；企業投資慾望開始增強，銀行開始改變惜貸政策；PMI持續回升；消費者信心開始回暖；首次申請失業人數開始下降；股市反彈。上述六個經濟觸底指標雖己有所改善，但都只是初見端倪，此外，還存在著眾多不確定因素，有毒資產尚未消除，債務危機和銀行倒閉事件時有發生，因此，世界經濟復甦基礎尚不穩固，經濟復甦力度尚較為脆弱，世界經濟和發達經濟體不可能在短期內恢復到2002—2007年的增長水平，將會在低速增長甚至是衰退軌道上持續滑行兩三年，亦即呈現「U型」反轉走勢。如果各國特別是二十國集團能夠真正「同舟共濟」，把對金融的救助轉向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排除持續增長的障礙，不輕意改變宏觀政策，不向他國轉嫁危機，那麼2010年全球經濟出現「雙谷衰退」的機率不大，但個別國家在持續幾個季度的復甦增長後，經濟增速再度下行則是有可能的。由於日元升值及通貨緊縮，為防止經濟反彈後再次下滑，日本央行於2009年12月1日再度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1%水平不變，並將通過新的貸款工具向金融體系提供10萬億日元資金，以增加流動性。聯合國發表的《201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預測2010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僅為2.4%。世界經濟從2009年的負增長轉為2010年的正增長是一個重要的積極變化，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傳統定義，世界經濟增長率在2.5%以下，即認定為世界經濟衰退，因而2010年世界經濟仍將在衰退之中或衰退的邊緣徘徊。

然而，在世界經濟逆境中，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以高於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向前發展的態勢並沒有改變，其發展前景仍具有持續性，其主要依據：一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市場需求龐大；二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三是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研發支出顯著增長，高新技術產業正在逐步興起；四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組建的新興跨國公司，在世界500強中所佔數目及市值日趨增加；五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簽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全球現有209個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協定，區內貿易已佔世界貿易額的50%；六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發展指數，亦即將貿易盈餘轉變為本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強；七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保護力度增強的形勢下，相互之間的貿易激增。鑒於上述情況，2010年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將以5.1%的速度增長，其中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約為6%，而發達國家僅約為1.7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值為1.3%），由此可見，新興經濟體追趕發達經濟體的空間依然十分巨大，在全球經濟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一趨勢必將有助於世界經濟格局及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變革。

新興經濟群體的崛起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典型體現。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說，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在金融危機之前，這些經濟體已經開始崛起，隨後而至的危機則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亞洲是「新興世界的中心」，在世界經濟回暖之際，亞洲經濟回升的勢頭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都更加迅速和強勁。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說，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支撐了亞洲的經濟，即便是美國經濟減速，亞洲也不會陷入經濟衰退（《日本經濟新聞》，2008年4月3日）。英國《經濟學家》預測新興亞洲國家將呈現V型反轉，未來五年內，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7—8%，其復甦速度是全球各國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因此，亞洲是世界經濟增長的

新源泉，世界經濟發展重心正向亞洲轉移。在亞洲的引領下，預計2020年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將佔全球GDP的50%。日本《福布斯》月刊2008年5月號發表了李光耀的題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是亞洲》的撰文，他預測今後20年，中國和印度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會超過9%，其他東亞國家約為7.5%，到2030年，亞洲將佔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50%，回歸「世界笫一」的位置。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奧巴馬不得不強調亞洲對美國的重要性，宣示美國脫離全球發展最快速地區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將重返亞洲。

四、經濟實力是經濟權力分配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基礎

世界經濟發展新態勢，必然導致國際經濟關系、世界格局變化以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調整的連鎖反映。正如法國《青年非洲》所指出的「危機就像一場風暴或者龍卷風，所到之處景象改變。而當危機結束時，我們將發現一個不同的世界，世界格局己然改變」。事實表明，美國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遭受到多重挑戰，具體表現為：美國第一經濟強國地位受到挑戰；美國治理全球能力受到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受到挑戰；美元特權地位受到挑戰，等等。這些挑戰歸結為一點就是世界格局不應以「單極世界」為主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應該承認和接受這一客觀現實。

新興經濟體的崛及世界經濟格局轉變，說到底是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的結果。《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多年以來，世界格局大體經歷了英國獨領風騷，英法德群起稱雄，美國充當救世主，稱霸世界。從世界體系論的角度看，大國興衰的實質是：有的國家從世界的「中心」向「外圍」滑落，有的國家則從「外圍」走向「中心」。大型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印兩國的崛起是「歷史的復歸」，將逐漸改變世界經濟現有版圖和格局，對重振亞洲雄威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頁）。印度也看到中印兩國共同發展的重要性，2004年印度商務國務部長齋拉姆使用了一個新詞CHINADIA，把中國與印度連在一起，CHINADIA意味著中國和印度共同前進與合作。

然而，在當今新的時代條件下，新興大國的崛起不能再沿襲近代以來大國爭霸的歷史，走依靠發動侵略戰爭，實行對外擴張的道路，而只能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亦即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胡錦濤在越南國會的演講，2005年11月1日）。從亞洲新興大國的迅速發展中，可以看到亞洲發展和亞洲崛起的前景。亞洲崛起與以往歐洲崛起、美國崛起的歷史背景不同，它是多元文化共同發展、共同存在、共同繁榮、共同融合的產物；是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崛起，與歐洲、美洲等其他大陸是一個相互交叉、共同促進的過程，它的崛起並不意味著其他大陸的災難（澤羽：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社會科學報2005年8月18日）。

世界許多國家看到了亞洲崛起的勢頭，並給予了積極的評價。早在2004年12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所做《展望2020年描繪全球未來》的預測報告指出，今後15年「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足以匹敵19世紀的德國和20世紀的美國，在地緣政治學上產生劇烈的沖擊」。美國《商業周刊》認為，世界從未見過這兩個佔全球1/3人口的國家在同一時刻崛起，中國和印度擁有改變21世紀全球經濟的實力和活力（美國《商業周刊》：《中國和印度的崛起》，2005年8月22日）。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2006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甚至說，中印的崛起有可能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並列成為過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經濟事件。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南北差距雖然趨於縮小，但差距依然巨大，發展中國家要想擺脫不發達狀態，中印等大型新興經濟體要想做到既受國際社會重視，又受國際社會尊敬，仍任重而道遠。

7. 國際投資格局

國際投資格局又稱全球投資格局，現在的局勢即第一二題的答案請看下面的文章：
國際直接投資的特徵

二戰後，國際直接投資得到高速發展，成為國際投資的主要投資方式。尤其是7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迅速擴大，增長速度快速提高

二戰以來，世界范疇的對外直接投資有了空前的增長。據統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1960年為555億美元，1976年增至2872億美元，1981年達到5250億美元。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外國直接投資是外來資本的主要來源。根據對9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統計，1981年到1985年期間，外國直接投資在其長期資本流入總額中的比重為30%，而1986年到1990年期間，這一比重增加到74%，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二）國際直接投資市場以發達國家為主，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雙向流動

國際直接投資較之間接投資的風險更大，因此投資者除追求盈利外還尋求安全性。相對而言，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要優於發展中國家，投資者自然而然地就將發達國家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市場。

二戰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基本上是單向的，通常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將其資本投向自己的附屬地、附屬國。二戰後，尤其是70年代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轉向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投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在國際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以美國為例，1950年美國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累計總額中，發展中國家佔48.8%，發達國家佔48.2%，1960年發展中國家佔34%，發達國家佔60.6%，1980年發展中國家佔24.7%，發達國家佔73.5%。據統計，1990年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額佔世界直接投資總額的80%，美、歐、日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佔世界直接投資總額的83%，其吸收的外來直接投資額佔世界各國吸收直接投資總額的70%。1996年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950億美元，占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85%，當年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為2080億美元，占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60%。可見，主要發達國家占據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壟斷地位。在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格局中，美國的霸主地位逐漸喪失，歐、日地位不斷上升，形成了美、歐、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盡管如此，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主要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吸收國。

（三）亞太地區和拉美地區是發展中國家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的集中地區。

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不斷相對減少的同時，把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逐步集中在那些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容量較大、基礎設施較好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主要是巴西、墨西哥、亞洲「四小龍」等。

拉美地區是吸收外國投資較早、較多的地區。拉美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在1950年為77億美元，到1980年增至625億美元，增長了8.1倍。80年代中期以後，拉美國家吸收外資的速度減慢，主要是墨西哥、巴西等國在利用外資政策上的失誤而造成巨額外債負擔的影響，以及一些國家政局不穩等因素所起的負面作用。但拉美經濟又有所改善，特別是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國的經濟政策的變化，增強了國內、國外投資者的信心，刺激了這一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復甦。

亞太地區在1986年取代了拉美地區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國投資的地區。在1988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中，59%是投向亞太地區的。1995年流向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達到650億美元，約佔全球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總額的2/3。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投資者曾紛紛撤資，但隨著金融危機的解決亞太地區又成為吸收直接投資的有力競爭地區。

（四）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流向高新技術產業部門和服務行業

二戰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採掘業和初級產品加工業。二戰後，隨著發展中國家石油、礦產資源的國有化和民族經濟的發展，外國壟斷資本對採掘業投資的比重逐漸下降，對製造業部門投資的比重明顯上升。而在占國際投資絕大部分的發達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中，雖然投向製造業的比重仍然較大，比如截止1988年底，美國對西歐的直接投資44.6%集中在製造業，西歐對美國的直接投資42.8%也集中在製造業。但隨著各發達國家產業結構高級化，外國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從傳統的製造業逐步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如計算機、新能源、精密機械和生物工程等。出此之外，還繼續投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的行業。另外，第三產業中的一些行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等也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在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部門結構中之所以佔有較大比重，是與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日益增大密切關聯的。在發達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所佔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對國外第三產業投資的增加，既是發達國家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結果和表現，又將推動東道國乃至整個世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第三個問題的答案：
中國日益成為影響國際直接投資格局的重要因素

中國經濟的崛起，標志著國際直接投資格局正在發生重要的轉變。與兩年來亞太地區外資流入的減少形成鮮明的反差，投資中國與外資在華並購的熱潮正在升溫。由於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廣闊的市場前景，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增強，並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格局開始產生顯著的影響。例如，2001年，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東道國不是美國，而是中國。而且，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正在從東南亞遷往中國。造成這一狀況的因素，並非如人們所想像的是中國勞動力廉價所致。實際上，一向被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狀況正在發生變化。資料顯示，外資企業的中國職員的勞動力成本已高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而且，隨著外資大量流入和國內企業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對合格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加上中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斷完善，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資成本。因此，影響中國外資流入的勞動力價格優勢開始下降。

其實，真正影響和加快外資流入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的市場優勢和制度優勢（如投資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場發展潛力和「入世」後鼓勵外資進入的政策保障，都堅定了跨國公司投資信心。僅從中國的外資政策方面看，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中國政府本著鼓勵外商投資、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的原則，增加了鼓勵類目錄，由過去的186條增加到262條；減少了限制類，由112條減少到75條。同時，放寬了外商投資的持股比例限制，並將原禁止外商投資的電信和燃氣、熱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網路系統首次例外對外開放領域，進一步開放銀行、保險、商業等領域。

正是在此背景下，大量的跨國公司卻紛紛表示要加大對中國的投資規模。許多大型跨國公司，它們的全球戰略都將中國作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投資對象。中國投資市場的國際競爭將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小到鍾表、眼鏡，大到汽車、航空，競爭的硝煙都將達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僅以汽車業為例，在大眾、豐田等巨頭南北割據的情況下，不甘落後的日產公司亮出大手筆，投資85.5億元(10.3億美元)與東風汽車公司組建一家新公司，雙方各持50%股份，要在2006年實現55萬輛汽車的年銷售目標。

在新的外資政策導引下，外商已不再滿足於已往的合資等投資方式。2002年前8個月，外商獨資企業佔新批外資企業總數的65.3%,比上年同期提高了6.3個百分點，體現出日益明顯的外商「獨資傾向」。伴隨著中國允許國有企業向外資出售股權政策的出台，外資在華並購必將呈現迅速升溫的現象。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正在將它們的地區總部遷入北京和上海。2002年上半年，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落戶上海的步伐明顯加快，累計已超過70家，其中以信息技術產品公司以及物流、航運等行業的跨國公司居多。值得指出的是，我國台灣企業在外資流入大幅減少的同時，對大陸卻顯示了極大的投資熱情，其中2002年上半年的新增投資有88%都投在長江三角洲。而且，台灣電子等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投資呈明顯的增長趨勢。

以中國為核心的亞太地區的並購活動有可能率先走出低谷，成為全球並購形勢中最為活躍的地區。隨著中國開始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股權和有關外資並購法規的完善，外資並購的可操作性將不斷提高，外資並購熱潮將從2003年繼續升溫。同時，作為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已居世界第六位的經濟大國，中國對外投資能力也必將迅速提高。尤其是隨著民營經濟的崛起，中國對世界直接投資增長的貢獻度會越來越大。作為周邊國家，其他亞太地區國家也紛紛調整產業結構，以適應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加上亞太新興地區現已成為國際資本最重要的避險地區，因此，可以預計，整個亞太地區正在醞釀著以中國為核心的新一輪企業兼並高潮 。

8. 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

從短期來看，此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且有很多是實實在在的損失。美元大幅度貶值，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受到嚴重的損失，我國外貿出口也會受到很大影響。但從長期和全球角度來看，如果危機最終得以解決，沒有引發新的世界大戰，相對而言，中國應該會從這次危機收益更多一些，也就是說，在世界經濟面前，中國經濟的實力和地位將明顯加強。

與此同時，此次危機將給中國帶來許多方向性的迷失。過去的幾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盡管有過這樣那樣的波折，但總體而言還是非常順利。因為中國經濟明顯落後西方，所以跟在別人後面模仿、效仿要比自己開創容易的多，成本小得多，效率高的多。現在「火車頭」壞了，後面的車怎麼走？尤其是金融市場的游戲怎麼玩？這些都是中國現在和未來將要面對的棘手問題。

眾所周知，最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華爾街到全世界，從金融界到實體經濟，各國政府都在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那麼從這一次危機中我們能夠看到什麼？我國經濟和中國的企業受到了什麼影響？對我們而言，中國企業到底是機遇大還是挑戰大？

10月14日，一大把網站特別策劃《觀天下》活動第一期——「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以上問題與業內專家進行了探討。

首先，對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國本次金融動盪最終轉化成危機，是由價格泡沫所引起，價格泡沫主要體現在房地產市場。美國將問題轉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問題就是房地產泡沫過渡膨脹，最終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國的科技進步、生產力提高，導致經濟發展較快，但其經濟發展在一定階段是以價格不斷上漲來支撐它整體總的經濟發展局面。正是因為這一點細微差別，導致一旦某個領域出現問題，就會使整個價格體系崩盤。

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施慧洪博士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還在於美國的金融機制，即信用衍生產品，普通的債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預期的，衍生化後，本金變化了，利率也變化了。如利率可以與匯率掛鉤，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掛鉤，這樣就使風險更加擴大化。尤其是期貨，利率一高，虧損的數字就成了天文數字，這使整個經濟分為兩極，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虧損，經濟體系就無法平衡。

面對這種局面，目前各國政府都在盡力挽回金融危機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現在歐洲、美國所有的注資，包括成立各類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讓市場穩定，整體在根上並沒有做實質性的動作，目的就是各國央行聯合起來，給市場信心，先讓金融系統穩定，讓實體經濟正常運營。

談到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目前的影響，侯玉成認為，其主要負面影響在我國的外貿出口及金融領域，但從另一個角度，無論是宏觀經濟面還是中小企業發展，此次危機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機遇——逼迫我國出口結構進行升級，這就需要宏觀決策層給我國中小企業還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緩沖的時機。

中國銀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管理總部投資經理連傑表示，在中國目前自主動力並不充分的環境下，生存環境愈加惡劣，在產業升級和行業結合的過程中才能誕生出更強有力的企業。另一個層面，剛性的內需支持的行業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我們現在內需增長並不快，但是這種增長基本是剛性的，不會突然變成負增長，比如農業、快速消費品，這些都有很好的投資機會。

侯玉成認為，在目前經濟局面下，可以在穩定或者盡可能減少出口影響基礎上加強對內需的關注，從近期召開的黨代會可以發現，內需的啟動，或者內需的製造，可能會成為下一階段我國大的經濟政策方向。而對於農業甚至與農相關的整體領域，可能是我國未來加強內需發展的一個點。下一步我國很可能在科學、技術行業給予適當扶持和推動，一方面發展科學技術基礎，另一方面試圖從這個領域製造出新的消費熱點。

對於什麼樣的行業在這次危機中能夠很好的發展，企業如何在這次危機中全身而退？各位專家對中小企業提出建議：

侯玉成：中小企業對未來發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變和提高。今年乃至未來，靠過去單純的密集性、低成本生產模式會逐步遇到發展瓶頸，這需要未來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有兩個方面必須要准備，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業技術需要進行提高和准備。第二方面，我國中小企業，特別是以出口型為主的中小企業，未來的發展需要對一些經濟和金融領域熟悉的人才，做一個必要的配備。

連傑：談到中小企業發展有一點要提出，就是中國金融環境。在中國金融環境整體落後於實體經濟發展情況下，金融行業是有機會的，金融行業將來也會產生很多種小企業，有可能也會生活的很好。投資公司選企業，在實務中考慮幾個因素，第一是行業空間，即使排名第一，但行業中只有一百萬的生長空間，是不考慮的；第二是行業壁壘，這是限制競爭的因素，設計壁壘讓後者無法追趕，甚至不能輕易進入這個領域競爭，這就很有價值了。

對於中小企業轉型的問題，施慧洪認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應該承擔起責任，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應政策，否則中小企業跟大企業競爭起來非常被動。而侯玉成認為，中小企業一定要從自身發展著手，不能把發展希望完全寄託在國家身上，無論是中國還是國際，企業優勝劣汰是正常現象。

最後，三位專家談到我國企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何時突圍時，表示：目前局面下，中小企業要積極拓展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包括非洲市場、歐洲市場，甚至亞洲市場，通過危機的鍛煉，來提高與國際企業的競爭能力，及國際市場的開拓能力等，不斷提升自我實力，前進的步伐不能停止，機會終究會到來。

9.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格局有何特徵

1、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依然穩固；
2、以對抗美元洗地的歐元體系內搖搖欲墜；容
3、以對抗美元洗牆的亞元體系構想胎死腹中；
4、國際金融市場由單一美元掛鉤市場形態向多種大宗資源性商品價格掛鉤趨勢的變化悄然；
5、國際金融市場的重心隨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發生改變，重心的轉移導致超級大國將戰略重心也隨之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