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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數學研究生畢業能幹什麼
金融數學專業旨在為金融業提供具有定量分析財務能力的專業人才,它著重應用數學和統計學在金融系統中的應用。該專業在利物浦大學已有多年歷史,而且證明畢業生受業面廣,極受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歡迎。在2006年該專業在中國首次出現,它將為中國乃至世界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提供急需的金融人才。
雖然投資銀行是金融數學的主要就業行業,但是本專業技能也適用於其它的行業並且有許多研究的機會。例如,那些進行商品貿易或國際貿易的公司(能源公司、航空公司、大型鋼鐵公司、礦業公司及國際大公司)都會面臨商品價格風險及外匯風險。他們便僱用金融數學家處理這些風險。
(4)海豐金融中心擴展閱讀:
金融數學是培養具有扎實的數學基礎,掌握金融數學基本理論和基本分析方法,能夠運用所學的數學與金融分析方法進行經濟、金融信息分析與數據處理的應用型人才。畢業後能在金融、投資、保險等部門從事金融分析、策劃與管理等工作,並為更高層次的研究生教育輸送優秀人才。
系統掌握應用數學、金融學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形成扎實的數學基本功底和嚴謹的數學思維模式。具備靈敏獲取信息能力和分析信息能力,具備不斷學習和創新的精神,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和教學能力,具有在經濟、金融領域從事定量分析,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及設計經濟數學模型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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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豐縣的經濟
新中國成立後,海豐縣經濟發展速度,大體可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時期(1949~1957年),是經濟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簡稱「一五」時期,下同)。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舊中國遺留下來殘缺經濟局面,為爭取迅速恢復經濟和財政收支的根本好轉,1949年底先在農村集中力量完成征購糧任務,在城鎮反擊投機商人搶購、囤積商品、抬價和擾亂金融活動,穩定市場和物價。1950年,在農村開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1951年的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開展,激發了群眾的愛國主義熱潮,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環境。隨著在1951~1952年開展和完成土地改革,改變農村不合理的土地佔有制度,改善了貧苦農民的經濟地位。在城鎮開展民主改革,鏟除封建中間剝削,加強工人領導力量。從1949年底至1953年,在汕尾、海城建立國營金融保險業、商業、外貿出口、供銷合作等機構。隨著國營機構逐步下伸各區鎮,促進對外貿易和城鄉內外交流,繁榮了城鄉經濟,到1953年,全縣經濟提前恢復並有所發展。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在農村,由互助組、初級合作社至高級合作社逐步建立發展,推動了墾荒、擴種、興修水利和積肥熱潮,使農業生產逐步發展。在市場領域,國營集體經濟成分已處於主導和主體地位的同時,並循序漸進地開展對私營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改造」,至1956年全面完成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工業、手工業根據生產和生活上的需求,建立了一批小型工廠和手工工場。1956年在農村合作化過程中,雖對富裕農民的互利處理失當,礦山與農業間在生產上也有矛盾未解決好,至1957年春出現鬧事糾紛,又逢當年夏季暴雨成災,使糧食和甘蔗嚴重減產。但經過三年經濟恢復和「一五」時期發展,各經濟指標都有較大發展。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遞增8.2%,其中農業5%,工業25.3%,1957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4773萬元,比1952年增56%,年遞增9.4%。
第二時期(1958~1965年),是第二個五年計劃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
在「一五」時期取得經濟發展基礎上,海豐設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把經濟推上一個台階。但在「三面紅旗」推動下,急躁冒進「左」的思想在全國范圍內急劇膨脹,海豐縣內也一哄而起,把剛建成不久的高、初級生產合作社全面過渡,升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統一指揮生產,作業軍事化,生活供給制,取消農村自留地、家庭副業,關閉農村集市。1958年9月~11月,為響應中央「大辦鋼鐵,趕超英國」的號召,各社、隊集中勞力,用「小高爐」土法煉鋼,將「燒結鐵」冒報產量,並收集舊廢鐵料,後期甚至砸鐵鍋、拆門窗以充鋼產量。為發展工業,同年5月提出爭取3~5年內,實現農業機械化,10月又要求各行各業都辦工業,爭取數年內建成「工業體系」,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是年底,在汕頭會議上,提出「少種、高產、多收」方針,要求少種糧食,尤其是番薯。1958年的糧食生產總量,是50年代第二個豐收年,為放「衛星」,報高產而進行反瞞產,糧食上調任務也不斷增加。此時期,普遍出現以平調為主的「共產風」,虛報多報的浮誇風,急躁冒進的命令風和不切實際的瞎指揮風,尤以下半年為甚,遍及各行業。1959年春末,開始感到糧食不足,繼而漸呈緊張,夏季調低城鄉居民口糧供應指標。當年糧食生產比上年下降18.18%。這一年,群眾在公社組織下,干勁大,秋冬二季,集中勞力建設公平、青年兩大水庫,各社也建成一批中、小水庫,解決全縣近四成的農業灌溉用水,為以後的農業發展打下基礎。同時,工業也有發展。進入1960年,縣號召工交部門,要「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當年工業產值增長,也建起了一些廠礦企業,各社隊都建了簡易公路,通了電話。而農業繼上年減產後,又連續三年滑坡。1961年農業總產值和人均糧食不及新中國成立後最低年份的1950年和1949年,農村出現荒情。各地推廣以瓜菜作為糧食代用品,農民稱為「瓜菜代」。
1960年8月,中央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1961~1963年是落實中央政策,解決「大躍進」帶來的混亂和遺留問題,安排城鄉生產、生活為全縣工作中心。1960年底至1961年中,分批整風整社,糾正「左」的思想,退賠由「共產風」造成的平調賬;下半年起以貫徹落實《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60條)為主要任務,縮小社隊規模,變以隊為核算單位,恢復社員自留地,准開五邊地,開放農村集市。1962年春改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並徹底清算平調,由國家撥款賠償和再次減少糧食征購任務。同年4月,圍繞恢復農村經濟,組織調查隊,深入各類型地區,調查探討恢復農業經濟的措施和方法。為加速農業恢復,全縣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嚴禁計劃外基本建設,壓縮工業生產戰線,調整一批工業項目,精簡職工和壓減城鎮非農人口。1963~1965年,貫徹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指導的方針,把發展以糧為主的農業生產放在優先地位。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到1963年中,緊張的經濟生活已趨和緩。1965年,糧食總產量從1963年9.3萬噸增至14.5萬噸。經濟調整後的工業生產協調運轉,1964、1965兩年的產值均比上年增17%和21%,市場流通恢復。期末,工農業總值已超過歷史水平。黃江水系的東、西閘及一批中、小水庫,也在這一時期建成起來。
回顧這個時期的經濟演變,可分三個不同階段:
第一,1958~1960年,這一階段「左」傾冒進,急於加快發展步伐,錯誤地以生產關系的不斷變革和組織群眾苦戰,不顧客觀實際來推動經濟增長,致遭受嚴重挫折,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
第二,1960年中至1962年的全力貫徹中央政策,糾正混亂局面和處理遺留問題。因經濟元氣挫傷,農業生產難有起色。
第三,1963~1965年的調整恢復發展階段,由於政策對頭,作風踏實,經濟由恢復到發展,比預期的快。
第三時期(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頒發「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全面展開。1966年到1968年是全縣大動亂時期,先是批判封、資、修,繼而亂揪亂斗,而各派群眾組織的辯論、爭斗糾纏不休,甚至於1967年8、9月間發生「8·26」、「9·12」的打人、殺人事件。1968年秋,大批幹部走「五七」道路,下放勞動,接著清理階級隊伍,知青下鄉等。這一期間的生產秩序、社會秩序、工作秩序全被打亂,經濟大受干擾。1966~
1969年四年中,經濟踏步不前,1968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還下降8%(1970年不變價)。1970年,中共中央號召「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1971年起,全縣各地注意農村的水利渠道配套,農田平整和推廣良種,田間栽培技術,糧產逐年增長。工業的發電量增加,一些廠、礦如糖廠、酒廠、錫礦等進行技術更新,二輕和社隊工業崛起,促使「四五」時期工農業產值每年以7.6%速度遞增。
1971年起,「左」的思想在農村又滋生起來,宣傳生產隊搞政治評分。1974~1976年的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的口號下,批判「重副輕農、重錢輕糧、重私人輕集體」的「三重三輕」和「分、包、標」責任形式,縮減自留地,禁開五邊地;推行「以糧為綱」中忽視了其他經濟作物的發展,以及盲目廢塭圍海造田,水產養殖業遭破壞;在批判「暴發戶」中,甚至不準勞力修建房屋和上圩趕集;在大搞水利建設中,沒有量力而行,農村集體經濟大受削弱,群眾生活比較困難,使農業的發展受到牽制。在工業上,貫徹走「五七」道路,二輕系統和海城等鎮的街道工業被拆遷到農場,推行「工人與農民同工同酬」、「亦工亦農」,影響職工的積極性,挫傷了二輕、鄉鎮街道工業的元氣;縣大辦「五小」工業,因沒有很好地貫徹因地制宜的原則,受燃料、原料不足的制約,氮肥廠、電機廠等相繼停產,鹽業則不恰當地轉變所有制,由鹽業生產合作社升格轉為國營,給以後生產帶來影響和增加地方財政的負擔。
第四時期(1977~1983年),改革開放時期。
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全縣幹部群眾歡欣鼓舞,以極大熱情投入革命和生產建設。1977年,全縣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8.5%。1978年8月,省派出工作組,進駐海豐,清查「四人幫」的追隨者,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到次年2月結束。
1978年12月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將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79年7月,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8月,縣部分農村開始推行「五定一獎」的生產責任制。1980年,部分生產隊自發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同時,個體戶、專業戶也開始在城鄉涌現,市場漸呈活躍。縣開始引進外資辦「三來一補」企業,縣籍僑胞和港澳同胞,在改革開放形勢的影響下,也紛紛回國旅遊,回鄉探親。1978、1979年兩年,縣接待華僑18221人,過往僑胞達11萬人。1979、1980年兩年,匯回僑匯達3200萬美元,在汕頭地區,僅次潮陽居第2位。
在此關鍵時刻,海豐主要領導卻沒有把握機遇,緊跟形勢,推動經濟建設,而對幹部、群眾利用毗鄰港澳越境走私的苗頭,未有及時制止,姑息縱容,致全縣走私活動蔓延擴大,並誘發城鄉大舉轉手販私,外地私販也蜂擁而至,嚴重影響全縣社會秩序,使生產活動,流通領域大受干擾。1979年的主要農作物種植,造林種果,漁業生產,工業生產,外貿出口等經濟指標都大幅度滑坡。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特區設立,省內沿海各縣經濟紛紛起飛,而海豐的走私活動卻愈演愈烈。縣委書記王仲卻乘機貪污緝罰物品,副書記葉媽坎更組織多場走私活動,海豐從1978~1983年6年中,經濟呈現呆滯不振。1983年工農業總產值只有1976年的98.5%,1977年的90.7%。中間的1979年、1980年,更比1977年減27.5%和23.6%。這種畸形經濟勢態,使海豐錯失改革開放起步的良機。
第五時期(1984~1987年),海豐經濟起步時期。
1983年秋,中紀委、省、地聯合派工作組駐海豐,進行黨性、黨風、黨紀教育。隨著在1984年春調整了縣各級領導班子,許多有經驗的老幹部重新走上崗位,貫徹安定團結,進一步糾正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遺留的錯案,落實各項政策。1984年,對外製訂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對內發展橫向聯合,並貫徹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經營方式,發展經濟;號召國營、集體、個體一齊上,「五個輪子」(國營、集體、外資、聯合體和個體)一齊轉;在農村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調整農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當年個體工商業戶發展迅速,達9600多戶,比前一年增56.7%。年底,為貫徹中央號召國民經濟到本世紀末翻一番的要求,加快海豐經濟發展,制訂了海豐社會經濟1985~2000年發展規劃(草案),聘請中央、省內外專家、領導60多人,進行審議論證。這一年,經濟開始起步,國民收入及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各增23.5%和23.9%。1985年起,對主要經濟指標,除少量國家指令性外,大部分改為指導性,以增加市場調節,並放寬大部分商品物價管理,逐步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以調動農村經濟活力和促進經濟發展,農民收入逐步提高。同時,按照貿、工、農順序和內外市場導向再調整經濟結構。在農村提出在穩定糧產基礎上搞開發性、商品性生產,使甘蔗、水果、優質大米、對蝦養殖等大面積激增。農村由原來自給性、產品性生產向商品性生產變化。
這一時期,注意加強與改善長期制約經濟啟動的基礎設施。1984年增加製糖日榨能力;1985年,一批11萬伏、3.5萬伏的輸變電站建成,使海豐並人省網而改善電力供應;1987年4月汕尾沙舌人工復造工程開工,於1988年10月完工。汕尾客運碼頭投產並對外通航;1987年公平水庫及一批中、小水庫進行加固改造;同時,全縣的通訊、食水、公路橋梁及小漠、馬宮、鮜門等漁港都有改善提高。
第三產業迅速興起,由1983年占國民經濟構成的32.49%,上升到1986年的34.43%,並帶動城鎮建設的發展。1987年社會總產值比1980年翻一番多(增142.74%)。1984~1987年工農業總產值每年以23.1%幅度遞增,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的最快時期。但這時期出現物價升漲,物價總指數以1983年為100,1987年達131.81,平均年漲7.1%;隨著改革深化,部分國營企業虧損;農村耕地減少,1984~1986年,每年以400公頃速度遞減,1987年減少733.3公頃,占當年耕地總面積2%。
9. 香港的歷史
鴉片戰爭後,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割香港島給英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1856年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給英國;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英國逼迫清政府於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租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結束。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落實香港1997年之後實行「一國兩制」。 1997年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國家恢復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