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如何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的最新相關信息
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導致容易風險擴散和交叉傳導。對此，在前不久結束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和「強化金融機構防控風險」也被再次強調。
這次會議強調加強功能監管，重視行為監管。央行報告稱，下一步將把規模較大，具有系統規模性特徵的互聯網金融業務納入宏觀慎審管理構架，防範系統性風險。
還提到一個關鍵詞：要提出和銀行監管一樣嚴格的監管要求。
⑵ 如何監管互聯網金融
對應於央行關於互聯網金融提出的底線，即不能吸收公眾存款、不能非法集資的底線，在監管方面，相關部門也應當把握兩條底線，第一，對互聯網金融、對這些新興支付的監管，監管的實施，不能以遏制創新、降低金融效率為代價；第二，監管的實施，不能成為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工具。
⑶ 如何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
阿里余額寶、騰訊微信支付、P2P、網路銀行、手機銀行……2013年,中國互聯網、電商巨頭競相涉足金融領域,各自推出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這些產品的出現,對監管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消除已有風險,積極面對新的風險,與時俱進地看待、管理好新的金融業態。
在剛剛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落實金融監管改革措施和穩健標准,完善監管協調機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決定對未來我國金融監管模式提出更為綜合化、集約化,以適應未來混業經營的金融結構以及相應的風險結構的新要求。
互聯網金融貸款利率高、投資門檻低、本金有保證、方便快捷等優勢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不足,給需要融資的個人或企業帶來了便利。根據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數據,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使用網上支付的網民規模達到2.44億,其中,手機在線支付網民規模達到7911萬,這為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P2P網路借貸平台數量在中國目前發展迅猛,比較活躍的就有幾百家。而據央行公開披露的資料顯示,僅第三方支付,2012年市場規模就超過10萬億元。
互聯網金融帶來了全新的金融業態,尤其給小微企業帶來了許多便利,但互聯網金融目前的發展有點太快,缺乏監管也會給未來埋下隱患。一方面是有一定風險但數量龐大的客戶群體,另一方面,無論是網貸平台還是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少參與機構並不具備金融中介機構所應有的金融許可證,工商注冊的也多是咨詢類公司,缺乏明確的行業規則,更缺乏監管,問題暴露也就在所難免。
同時,金融機構混業經營正呈現加速趨勢,而我國的分業監管模式與金融市場的變化態勢間存在著一些不協調性。現有的監管體系和監管標准以及監管理念存在不相適應的矛盾,金融監管的理念以及體制與金融發展的矛盾增多。
我們認為,互聯網金融為國內企業融資提供新的渠道,也對傳統銀行提出革命性挑戰。互聯網金融、小貸公司等從業者介入金融領域,對於打破中國金融業的壟斷和惰性,其意義是很重要的。但受制於「分業經營、分業管理」體制,面對新的事物和現象,給監管理帶來新的要求,監管層不可避免地面臨新的挑戰。
互聯網等新金融監管是個新課題,是監管部門和業界共同關注的問題。在越來越多的互聯網企業開展跨業經營、提供金融服務的情況下,金融監管模式有必要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轉型,針對其不同於傳統金融業的特點,制訂有針對性的監管措施。在保證投資者資金安全和防範風險的基礎上,也應尊重互聯網業務的自身發展規律。與時俱進,是監管部門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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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如何實現互聯網金融的有效監管
互聯網金融的迅速發展是建立在科技的基礎之上,對於互聯網金融的監管離不開對金融科技的監管。
「由於互聯網金融的輕資產、跨區域、高隱蔽性特徵,大量不法分子混雜其中,逃避監管,很多情況讓人防不勝防。」周宏仁表示,針對上述互聯網金融領域存在的問題和風險,在加快互聯網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的同時,必須要著手解決互聯網金融發展中面臨的比較緊迫的監管技術問題。
構建金融科技監管體系,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促進金融科技監管規則和工具的發展,建立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的金融科技監管基礎設施、基本原則、微觀指標和監管工具等；加強監管機構與市場間的知識共享和溝通,特別是強化金融科技的典型技術及其與金融體系的融合以及對金融監管體系的影響；在現有分業監管格局下加強金融監管協調,特別是金融監管機構與非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
應該改革金融科技監管組織架構。他說,互聯網金融以及金融科技的發展凸顯了我國金融領域跨界經營和綜合經營的重大發展優勢,這也呼喚相對更加統一的金融監管架構,最為理想的方式是國務院發起成立金融監管機構,其下可以設立金融科技創新中心,重點完善金融科技的創新與監管,並協調「一行三會」等相關部委對金融科技的監管。此次會議就提出了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⑸ 如何正確理解新形勢下的互聯網金融監管
今年「兩會」的政府報告將「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列入2016年重點工作部分，同時也強調要「扎緊制度籠子，整頓規範金融秩序，嚴厲打擊金融詐騙、非法集資和證券期貨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2016年可被稱為互聯網金融規范發展的元年，互聯網金融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為什麼進入新的階段?
規范既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途徑和工具，又是其發展的目標。發展要有新思路和新判斷,沒有質量的發展是浪費,沒有效益的速度導致的風險將更大。只有通過規范的管理、制度的完善和體系的建設，才能實現長遠、有效率的合規增長，進入科學的發展軌道。因此，規范是為了更好更快的發展。
規范也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必經階段。總體而言，互聯網金融將經歷三個階段：一是「野蠻生長」，正如2014、2015年，這個階段主要發揮「市場之手」，通過市場力量的推動，實現自下而上的快速發展;二是「規范發展」，即要發揮「政府之手」，加強管理、完善體系、嚴控規模，阻止其產生系統性風險，避免金融危機;三是「穩定增長」，這個階段注重動態優化「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的組合，鼓勵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的競爭和融合，實現長效、科學的增長機制。
另一方面，規范也將是優勝劣汰的過程。當前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為迅猛，導致的問題多、風險大，這都是規范的前提和背景。今年可能會出現一批互聯網金融企業「熬冬」的情況，但互聯網金融大勢所趨，互聯網金融正如星星之火，春風吹又生。抗住了寒冬，春天還會遠嗎?
顛覆還是競合：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是什麼關系?
當前，市場有不少聲音認為互聯網金融猶如中國金融的救命稻草，代表著新趨勢和新方向，甚至可以替代或顛覆傳統金融。筆者認為，這些都是不客觀、不理性的，期盼一步登天，結果將是摔下來遍體鱗傷。那麼應該如何正確看待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關系?
1、互聯網金融目前無法替代傳統金融。
一是互聯網金融產品創新建立在傳統金融的基礎設施和基礎服務之上，互聯網金融的支付、繳費、代理等業務的起點和終端都離不開銀行賬戶;二是互聯網金融改變的只是跨界的金融服務獲取方式，並未創造新的服務功能，也沒有創造新的金融市場;三是互聯網金融必須以傳統金融安全穩定作為保障和支撐。因此互聯網金融短期內必須立足於傳統金融已有的基礎，不可能「另起爐灶」。
2、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的沖擊宏觀可控。
一是從互聯網金融發展歷程看，這是由中國民眾和市場自發主導的，自下而上、從局部到整體的變革過程，具有典型的「漸進性」特徵。二是從美國經驗看，1933年美國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投資銀行體系發展近60年，直至1992年才超過商業銀行成為金融體系的主導力量。三是基於中國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特徵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因此，中短期內互聯網金融不可能取代銀行體系成為主導，宏觀金融風險將處於可控狀態。
3、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將走向「競合」和「螺旋發展」。
一是互聯網金融將倒逼傳統金融進一步降低經營成本、加強創新能力、轉變發展模式。二是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在服務對象、行業規模、經營渠道等方面具有互補優勢，將在充分競爭中互學互鑒;三是我國一直從戰略上適度保持著對金融的國家控制力，通過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三位一體」的政策整體框架，有能力協調、統籌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競爭融合和螺旋發展，實現「1+1>2」的增強效應。
松嚴適度：如何正確理解互聯網金融的監管?
互聯網金融從誕生起就是互聯網和金融的結合，具備了跨界、跨行業、跨領域的特點，因此互聯網金融監管不能完全比照傳統金融監管，而要用宏觀審慎的理念，完善監管制度，創新監管方法。將傳統的分業監管、機構監管轉向混業監管、功能監管，採取適度監管、分類監管、協同監管和創新監管。
一是創新監管。對互聯網金融監管要創新監管理念和模式，利用宏觀審慎框架，實現從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轉變。
二是協同監管。作為互聯網與金融的結合，對互聯網金融產品、渠道、機制的監管涉及方方面面，確立針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聯席制度，從分類監管向統和監管轉變。
三是柔性監管。正是由於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性，新興互聯網金融行業對政策敏感度高，政府可以採取「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以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政府應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市場則「法無授權即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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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底線監管。針對互聯網金融的普惠性，為其設置底線，互聯網金融不得非法集資、設資金池、違法經營等，以保證其健康發展。
五是信息披露。加強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全面透明完整披露風險信息。加強消費者和從業者教育，加強風險教育。
六是自律先行。利用協會的中介作用，按照金融特點制定行業規則，建立風險儲備金制度，健全內控制度，更多地通過企業加強風險管理、內控制度建設，以及加強行業自律來防範系統性風險發生。
⑹ 如何從三個角度理解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
三個角度理解監管部門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
一是某項互聯網業務對貨幣創造功能的影響銀行的本質是在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同時又為客戶辦理結算的過程中創造信用貨幣的因而對具有貨幣創造能力的業務監管部門會嚴格監管信用卡是一種商業信用應該從法律上給企業以發放信用卡的權力但有支付功能的機構允許其發放虛擬信用卡是否會創造新的貨幣這是我們應該關心的問題余額寶們把資金%以上在銀行做協議存款和所有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在銀行的存款有什麼不同對貨幣創造有什麼影響這應該是出台政策考慮的基點
二是對於第三方支付機構在方便高效地完成交易媒介功能的同時能否保障客戶資金的安全監管部門對資金流的監測和對社會經濟秩序的維護由於在第三方支付機構開立的結算賬戶都是弱實名賬戶即與銀行賬戶關聯的賬戶並沒有做到與銀行簽定跨行身份識別協議不能完全保障是實名賬戶和完全保障是客戶的意願行為因而有資金被騙和利用賬戶進行非法活動的可能
當支付賬戶的結算金額較少時出現犯罪行為對資金持有人的損害和對社會的損害都不會太大可以容忍但如果金額大則需要加強監管我們需要在便捷安全的原則下權衡業務的規則
三是網路融資在方便投融資雙方時是否能保護投資人的利益PP與眾籌都是直接聯接投融資雙方的網路金融業務其核心是融資平台能解決投融資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讓投融資雙方自主決策因而徵信能力信用評估能力決定了融資平台的成敗中國沒有成熟的個人信用評估系統也沒有成熟的小微企業信用評估系統因而融資平台想把業務做大覆蓋經營成本是非常困難的有長遠發展的平台都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但那些急於求成的平台為追逐利潤需要在短時間內把業務做大於是會偏離直接融資信息平台的定位用高額回報吸引客戶做起資金池業務或將債務份額化轉讓非法從事了需要金融牌照才能做的業務觸犯了變相吸收存款和變相發行證券的紅線
⑺ 互聯網金融監管應從哪些邏輯角度考慮
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有其特殊性，如跨地域、跨時間、業務相互滲透、綜合性強等特點，傳統的金融監管模式難以有效適應監管需要，需要不斷創新。當然，互聯網金融並未從本質上顛覆金融特徵，因此，互聯網金融監管也應遵循金融自身的規律以及市場監管的內在邏輯。
所謂金融的邏輯，無非是在陌生人社會下，不同交易主體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信用交換問題。信息是信用交換的基礎，信任是信用交換的本質。離開了這兩者，金融業就魂飛魄散了。無論是眾籌、P2P還是其他互聯網金融派生形式，都沒有背離金融的這一本質。信息規制是最基礎的方法。通過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可以讓人們知道交易對手是誰（包括交易平台及發起人等），交易標的是什麼，交易風險有哪些，交易前景如何等。由此，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信息規制就成為互聯網監管的基礎。
互聯網金融需要以交易雙方之間的信賴為前提，因此，履約能力和履約意願成為信用規制的核心指標。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聯合出台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推動信用基礎設施建設，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開展互聯網企業信用評級，鼓勵會計、審計、法律、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為互聯網企業提供相關專業服務，實際上就是在信息規制的基礎上，實施相應的信用約束。在專業評級機構介入之後，既可以對互聯網的各方參與者進行機構評級，也可以進行產品和服務評級。
那麼，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基本路徑是什麼呢？筆者認為，除了前述的信息規制與信用機制外，還需要再加上適度的市場准入規制，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和社會監督，保住金融安全和穩定的底線等幾方面內容。
一是適度的市場准入規制。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具有高度競爭性和時代性的金融形態，過多、過寬的行政許可將削弱甚至扼殺其創新活力，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當前互聯網金融蓬勃發展，應盡量少施加高強度的管制措施。原則上，除了現有的金融市場准入行政許可事項外，不宜再增加太多行政許可。但基於審慎監管，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可以採取注冊、備案等相對中性或者低強度的市場准入措施。此外，也可以考慮以負面清單機制對行政許可事項進行進一步規范，更清晰地劃定互聯網金融市場准入邊界。
二是對合同自由的規制。當前，對互聯網中合同自由實施必要的限制，主要是要引入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和金融消費者法律保護規則，運用相關法律規則對互聯網交易平台、互聯網金融發起人等具有優勢地位主體的格式合同條款等進行適當規制，保護居於相對不利地位的金融消費者的合法利益。就具體的互聯網金融產品和服務，在實踐成熟的基礎上，可由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擬定示範性的合同文本，重點是防止以格式合同條款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
三是標准規制。在標准規制時，既要考慮到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也要考慮到審慎監管標准以及市場主體的行為標准等。行業自律標准可以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協會通過制定行業規則和標准，加強自律懲戒，可以為互聯網金融行業確立有效的標准規制。
四是金融安全和穩定。如何建立互聯網金融的金融安全和穩定機制，是互聯網金融監管的重要內容。當前，尤其要嚴守不發生區域性金融風險和系統性金融風險「兩條底線」。國務院近期決定在全國進行一場為期一年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行動。筆者認為，在此過程中，監管部門應在摸清互聯網金融安全和穩定底數的基礎上，為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留下更多的發展和騰挪空間。未來，可以考慮在現行公司法、破產法的基礎上，探索建立和完善針對互聯網金融企業的退出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