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費者保護立法漏洞

㈠ 監管「升格」震懾違規 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再強化

為加快建立完善有利於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機制，央行近日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從金融機構規范、消費者金融信息保護及相關法律責任等方面作出詳細規定。《辦法》於2020年11月1日起實施。
央行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與一般消費領域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存在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相關內容在金融領域應當進行更為細致的規定。2016年，央行印發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並於去年修訂後向社會公開徵集意見。此次發布的《辦法》中，央行結合新需求、新情況、新問題等進行了修訂和增補相關條款，也將原規范性文件升格為部門規章。
具體來看，《辦法》對於銀行、支付機構的經營行為中劃出多條紅線。《辦法》指出，金融機構不得利用技術手段、優勢地位，強制或變相強制金融消費者接受金融產品或服務；不得通過附加限制性條件的方式要求消費者購買、使用協議中未作明確要求的產品或服務；不得明示或者暗示保本、無風險或者保收益等，對非保本投資型金融產品的未來效果、收益或者相關情況作出保證性承諾。對金融產品和服務進行信息披露時，應當使用有利於金融消費者接收、理解的方式。
針對個人財產信息、賬戶信息、信用信息、金融交易信息等金融信息的保護問題，《辦法》規定，銀行、支付機構不得收集與業務無關的消費者金融信息，不得採取不正當方式收集消費者金融信息，不得變相強制收集消費者金融信息；銀行、支付機構收集消費者金融信息用於營銷、用戶體驗改進或者市場調查的，應當以適當方式供金融消費者自主選擇是否同意。
同時，《辦法》還規定了相關法律責任。銀行與支付機構有未按要求向金融消費者披露與金融產品和服務有關的重要內容等行為，按照法律、行政法規給予處罰；有關法律、行政法規未作處罰規定的，央行或其分支機構應當根據情形單處或者並處警告、罰款。
央行有關負責人指出，原規范性文件沒有配置相應罰則，對侵害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違法違規行為震懾力有限。《辦法》專章設置了法律責任，解決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違法違規成本較低的問題。
央行表示，下一步，將持續做好《辦法》的落地實施工作，進一步規范銀行、支付機構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行為，切實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銀行、支付機構應當嚴格落實《辦法》各項要求，切實承擔起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主體責任，確保經營行為依法合規。

㈡ 70%的金融類APP存在高危漏洞，你的錢還安全嗎

現在，無論是借錢、投資還是交易支付，使用金融應用的頻率都大大提高。這些應用程序與「錢」有多安全？近日，中國交通科學院發布了《2019年金融業手機應用安全觀察報告》。截至2019年9月11日，中國通信科學院報告組已收錄232個安卓應用市場的133327款金融行業應用。

在這項觀察中，選取了12款下載量超過1億次的典型金融行業應用進行抽樣分析。通過研究發現，很多應用程序都不同程度地對用戶的許可權提出了超出范圍的要求，隱私政策中也存在許多違法行為，給用戶的個人隱私信息安全帶來隱患。一旦APP用戶的個人隱私信息泄露，將帶來騷擾電話、信息欺詐、惡意營銷、網路情感欺詐等嚴重後果，嚴重損害APP用戶的利益。

㈢ 如何理解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消費者特別保護的原則」及現行消法中存在哪些缺陷，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一)權利保護范圍過窄。由於消費者與經營者的地位不均衡，消費者處於弱勢的地位，為實現雙方的地位平等，交易公平，國家對消費者給予了特別的保護，體現在法律規范上，即國家通過立法形式，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對經營者的活動進行一定的限制與約束，偏重其義務規范，對消費者偏重於其權利規范，並對消費者的權利的實施給予保障。對消費者的特別保護還體現在法律適用上當消費者的權利與其他權利保護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保護消費者的權利。通過對消費者權利和經營者義務的規范，使消費者在消費活動中享有充分權利，而改變其相對於經營者的弱勢地位。權利是保護消費者的基本依據②。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法律的形式賦予消費者九項權利，使消費者在其權益受到損害時能夠憑借法律的力量，維護自身的權益。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營銷方式的變化，特別是網路經濟的出現，僅僅九項權利已經不足以保護消費者，進而言之，消費者受到損害的權利已經超出了九項權利的范圍，其中非常突出的是消費者的隱私權。隱私權雖然受民法保護，但是在消費關系中越來越多地涉及到個人隱私的內容，經營者未經允許，出於營利目的擅自泄露消費者個人隱私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擴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消費者權利的范圍已是必然之舉。

(二)行政執法主體多元，行政保護體制失衡。行政保護是履行保護消費者權益的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特別是在我國，國情決定了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較司法等方式更為方便且易於廣大消費者接受。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體現行政保護的制度主要涉及第28條「各級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應當依照法律、法規規定，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採取措施，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規定;第34條關於消費者和經營者發生消費者權益爭議的，可以向有關行政部門申訴的規定;第50條對經營者發生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法律、法規對處罰機關和處罰方式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執行;未規定的，由工商部門進行處罰。這些規定明確了在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措施、調解解決消費糾紛和查處侵害消費者權益案件三個主要方面的行政作用，體現了政府領導下，以一個部門為主，多部門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的行政保護構架。但是，實際操作中矛盾很多：一是在制定消費者保護措施方面，由於各部門分工不夠明確，在一些方面主次難分，一個部門如果制定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規章有可能因涉及其他部門的許可權而裹足不前，造成消費者權益保護措施嚴重滯後;二是在受理消費者申訴方面，也由於各部門分工不夠明確，造成各部門受理范圍不清，而在強調依法行政的趨勢下，各部門只好謹慎從事，出現了踢皮球現象;三是，在受理申訴方面，由於受理申訴的職責與處罰侵害消費者權益違法行為的職責往往不屬於同一部門，也弱化了打擊違法行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力度。另一方面，行政執法措施是行政機關執法到位的保障，法律應當賦予行政執法機關與其工作需要相適應的行政執法手段。但是，目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缺乏對執法措施的明確規定。
(三)維權途徑雖多，但難以發揮實效。西方有法諺「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維權途徑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關鍵問題。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消費者提供了五種維權途徑，但是實踐中往往是協商不歡而散、調解難見分曉、申訴久拖不決、仲裁沒有依據、起訴筋疲力盡，最後弄得消費者懶得奉陪，自認倒霉，嚴重地影響到消費者權益的落實③。

第一、「與經營者協商和解」。在市場秩序比較混亂、信用缺失問題突出、政府管理滯後的轉軌時期，經營者的自律意識尚待逐步提高，通過「與經營者和解」的方式解決消費糾紛，尚難成為一條主要的途徑。

第二、「請求消費者協會調解」。由於消費者協會是社團性質的組織，受職能限制，對經營者與消費者的糾紛只能運用調解手段來解決，缺乏強制力保證，因此，調解成功率不高。

第三、「向有關行政機關申訴」。由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沒有賦予行政機關對消費糾紛進行行政裁決的手段，行政機關也只能通過行政調解的辦法解決消費糾紛，而且即使在雙方當事人達成行政調解協議的情況下，若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協議，行政機關也沒有強制執行的力度，因此，行政機關也難以成為消費者依法維權的靠山。

第四、「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關仲裁」。目前，消費者選擇仲裁途徑解決消費糾紛受到一定的制約，主要是消費者一般在購買商品、與經營者發生消費糾紛後，才需要考慮選擇仲裁途徑解決糾紛，而請求仲裁是以消費者和經營者雙方自願為基礎的，但此時很少有經營者願意與消費者達成通過仲裁解決消費糾紛的協議。客觀上，使得消費糾紛仲裁製度難以有效地發揮作用。

第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目前我國的訴訟制度比較傳統，針對小額消費糾紛和群體性訴訟，雖然有的審判機關已經在積極探索、嘗試靈活便捷的訴訟方式，但就全國來說，還沒有建立適合消費糾紛特點的訴訟制度。煩瑣的訴訟程序和漫長的訴訟時間嚴重地限制了訴訟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最後防線的作用。

眾所周知，司法訴訟途徑是消費者依法維權的保障。目前，消費訴訟主要是由消費者個人提起，而且沒有適用於消費者群體訴訟的程序，這種訴訟制度已經不適應消費者維權的實踐需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改善現行仲裁製度，或者建立靈活的行政裁決制度和小額消費糾紛的審判制度。

(四)舉證責任和費用負擔成為消費者維權的「攔路虎」。建立合理的舉證責任制度與消費糾紛的順利解決關系密切。目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對於發生消費糾紛時的舉證責任沒有做專門的規定，按照消費糾紛屬於民事糾紛范疇的推論，消費糾紛應當實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原則。但是消費糾紛中存在不同於一般民事糾紛的差異性，即消費者在消費糾紛中處於弱者的地位，應根據消費糾紛的特點，按照舉證責任與舉證能力相適應的合理原則，確立體現保護弱者、傾向於消費者一邊的舉證責任制度。
(五)賠償主體欠明，消費者權利難以落實。確定賠償主體的問題是落實消費者求償權的關鍵。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發生後的賠償主體做了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時，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生產者要求賠償。這樣的規定，雖然很明確，消費者可以因瑕疵商品引起的財產損害，要求銷售者先行賠償，避免了生產者與銷售者相互推諉的問題，有利於消費者求償權的落實。但是，這樣規定也容易造成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歧義，認為消費者因瑕疵商品受到損害時，只能向銷售者求償。為此，應當在規定銷售者負有承擔先行賠償義務的同時，明確消費者對賠償主體的選擇權。

(六)民事責任難以落到實處。這一問題涉及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核心問題。消費者的權益一旦受到損害，向經營者提出承擔民事責任的合法要求時，經營者能否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履行民事責任就成為消費者最關心的問題了。但是，目前即使在法律義務明確、責任明確、賠償方式甚至具體賠償數額明確的情況下，經營者以種種理由或借口故意拖延或者無理拒絕消費者要求的現象也普遍存在，造成《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賠償責任難以落實。對於這種情形，《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0條、50條雖然規定了經營者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但對「故意拖延」、「無理拒絕」沒有規定具體的處罰執行標准，造成行政機關難以操作，不便於消費者追究經營者的法律責任，也大大地削弱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作用。

㈣ 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金融監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國次貸危機最早顯現跡象是在2007年2月，當時匯豐控股最先發出警告，稱由於大批低收入房貸客戶無力償還貸款，公司為其在美國的房屋按揭業務增加18億美元的壞賬撥備。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市場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已經孕育了很久的危機。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響警報，認為「一些次級房屋貸款機構沒有任何監管，它們的貸款行為最終會危及美國人實現擁有住房和積累財富的兩個美國夢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確地指出，「快速增長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引發貸款違約的增加，房屋贖回的增多以及不規范的貸款行為的涌現」;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發表的文章里，葛蘭里奇揭示出美國的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次級房貸市場就像是狂野的美國西部，超過一半以上的這類貸款由沒有任何聯邦監管的獨立房貸機構所發放」。

今天我們再次重溫葛蘭里奇的文章時感到非常遺憾，葛蘭里奇的警告並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葛蘭里奇的絕大多數同事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它們的風險。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書《動盪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闡述的那樣，「政府幹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者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國眾議院召集的聽證會上，執掌美聯儲達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機證明，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這一點讓他「震驚」。在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為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這位自由市場主義的信徒呼籲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這與其之前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
次貸危機下金融監管的六宗罪
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監管問題，一方面體現在對金融衍生產品設計及交易的監管不足，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相關金融機構，如房貸機構、投資銀行、銀行表外投資實體、評級機構、對沖基金的監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產品監管——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次貸危機被稱為「21世紀第一個復雜金融衍生市場危機」。就連美國證監會(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認為，「大量的沒有被監管的類似CDS 的衍生品為此次金融危機的頭號惡棍」。
2000年，在美國金融行業更加有力的公關活動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包括被視為華爾街金融創新「毒丸」的信用違約互換(CDS)在內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監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監控重任則全部落到了華爾街投行等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機證明，單純依靠金融機構自身對衍生產品風險進行控制是遠遠不夠的。金融衍生產品監管制度和交易規則的缺陷，助長了衍生產品的過度投機，並最終引爆了危機。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與構造方面幾乎不加干涉，政府隱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雙方均能准確理解衍生產品的構造與風險，因此雙方的交易純屬市場行為，沒有干預的必要。在監管縱容下，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逐步偏離了基本經濟學原理：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是寄託於抵押物持續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產品結構過於復雜，使基礎產品的風險在層層設計中變得更加隱蔽，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三是監管當局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沒有限制，致使風險過度放大，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
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方式分為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違約掉期)主要通過場外交易(OTC)的方式進行。一般來說，場內交易會受到交易所的監管，但由於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具有非標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離於監管體系之外。如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所說，「金融衍生商品是個新的『影子銀行體系』,是企業與機構間的私人合約，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動法則之外創造金錢，它不是真正的貨幣，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寫有承諾的紙，甚至只是一個電子符號，它存在於正常的商業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監管」。
第三，由於金融衍生產品屬於表外業務，不需要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顯示，銀行對相關信息的披露相對有限，監管當局無法得到關於金融機構經營及投資金融衍生產品的充分而准確的信息，一旦出現問題，短期內無法確知問題的嚴重程度，導致難以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
第四，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金融衍生產品清算系統，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實上並不清楚市場上各種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與頭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機爆發後，政府在很長時間內甚至不能准確估計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圍。
房貸機構監管——監管缺失導致次貸發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國房市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保持繁榮。另外，由於資產證券化技術的發展，住房按揭貸款的「發放—銷售」模式使風險得以輕易轉移，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貸款機構超常規發展的慾望。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眾多貸款機構紛紛降低住房按揭貸款的准入標准，放鬆了資信審查，向大量收入較低、信用記錄較差的人發放了「次級按揭貸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資信證明文件或具有高債務—收入比的借款申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放貸標準的降低基本上都發生在聯邦銀行監管規定的范圍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貸機構得以在脫離消費者監督的條件下大量發放高價貸款。盡管相關監管部門一再要求改善次貸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發放房屋按揭貸款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還包括許多獨立的住房貸款公司或經紀商。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市場全部房貸中約60%和高價房貸中約45%經住房貸款經紀商發放，這些經紀商根本不在聯邦銀行監管機構的監管范圍內。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金融監管當局並沒有及時對次級貸款的發放標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沒有及時將獨立放貸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內。筆者認為，原因無非是兩方面：一是過於相信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認為市場能夠通過自行調節解決風險;二是認為次級貸款佔美國全部房貸的比例較低，不會引起較大的系統性風險。

在金融機構出於競爭壓力及利益驅動，放鬆資信審查、降低貸款標準的情況下，監管當局應及時對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統的上述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才能防患於未然。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無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財政部，都沒有對這一高風險的貸款發出任何警示，這表明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監管的確存在疏忽。

投資銀行監管——對流動性和資本金缺乏約束

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人們開始將此次危機的誘因集中到美國監管者對華爾街大行過度寬容及監管缺失的制度層面上。在獨立投行模式下，美國證監會是投行的唯一監管機構，其對投行的監管也只限於與證券交易相關的活動，相關的審慎性監管和投資風險監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投資銀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的發展模式。

美國曾在1929年大危機後一度加強了投資銀行監管。為了防止危機的再度爆發，美國相繼出台了多項重要法律，其中對投資銀行業務影響最大的是1933年美國頒布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這一法律規定商業銀行(從事吸取和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承銷和發行證券)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使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出現了。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業與混業一直是美國政策與立法中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分業型的金融體制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管理限制了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因此，要求混業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放寬了投資銀行的業務限制，並於1999年11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限制投機和分業經營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投資銀行不受傳統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約束，它們開始通過金融創新廣泛使用高杠桿，投資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為賺取高額利潤不惜違背職業操守。而上述高杠桿化且具有短期行為特點的業務擴張幾乎是游離於聯邦政府的監管之外的。
從2003年以來，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桿率都從十幾倍躍升到30倍左右，而商業銀行的杠桿率仍只有十幾倍。在經濟繁榮年代，高杠桿為投行帶來豐厚利潤。但高杠桿使得投資銀行對流動性和維持自身高級別評級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場環境惡化或自身財務狀況不佳，被評級公司降低評級，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繼而出現流動性問題等連鎖反應，就容易陷入困境。由於美國對投行的資本金、流動性等均缺乏嚴格的監管標准，導致風險與資本並不匹配。另外，作為獨立法人的投資銀行不是美聯儲的成員，出現問題時也不能得到美聯儲的救助，只有在商業銀行收購投資銀行後，美聯儲才能通過救助商業銀行間接救助投資銀行。

經過次貸危機的沖擊，美國投資銀行業進入重新洗牌的階段。美國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貝爾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經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碩果僅存的投資銀行也於2008年9月申請改組為銀行控股公司，這意味著它們從此納入傳統銀行的監管體系，美國獨立投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時代宣告終結。

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監管——虧損時重新並表引致信心危機

金融機構常常為特定的融資、並購等交易活動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資活動中，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可注冊成立一個與發起人隔離的特殊目的實體。這種實體不需要大額的資本金，一般由其母體注入高等級的債券作為資產，在此基礎上通過評級、增信等手段，獲得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的資格。這樣的實體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其依據的法律和遵循的監管准則和會計准則也有所差別。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業會計丑聞中已經聲名狼藉，但在這次金融機構危機中以新的變形體——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形式卷土重來。銀行表外投資實體是一種由銀行發起設立並提供全部或部分債務擔保的證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專為發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而設立的管道公司(conit)、結構性投資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產事件發生前，SPE在發生損失時，其損失不須並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國監管當局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會計合並准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監管規則，以加強對SPE的監管。特別是在2003年對相關會計准則做出修改，要求在SPE發生損失時，對其擁有控制權並需承擔最終損失的金融機構應將此合並入資產負債表中。

但是，表外投資實體信息不透明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對表外實體尤其是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有效監管不足的狀況依然在延續。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表外投資實體的業務模式給設立機構帶來的巨大風險逐漸暴露。以SIV為例，銀行通過發行短期票據和中期債券，將所得收益投資於如抵押貸款證券等高回報資產，所發行票據與結構性證券之間的差額即銀行所得利潤。由於旗下的SIV大規模投資於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次貸危機的爆發給大多數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均造成巨額損失。例如，管理著全球規模最大SIV資產、約佔全球SIV總資產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團，由於次貸危機以來SIV資產大幅縮水近40%，被迫於2007年12月將旗下7個結構性投資實體並入資產負債表中。另外，匯豐控股、法國興業銀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銀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額虧損已經將各自的SIV並入資產負債表內。SIV成立之初獨立於銀行之外，不屬於銀行本身的業務，但造成損失後，銀行按照相關會計原則將其納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而造成了銀行的巨額虧損和投資者信心危機。

評級機構監管——利益沖突規制有限，評級方法不夠透明

早在美國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閉案發生時，評級機構就曾因為相關的評級失責問題受到各方的關注和質疑，美國各界也以上述事件為契機開始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業之運作及監管體制。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於2006年9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該法案的實施規則雖然填補了美國信用評級業監管體制的空白，但仍未解決諸多根本性問題。

首先，法案對信用評級業利益沖突的監管非常有限，評級機構對結構性融資產品構建的直接參與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及其實施規則明令禁止的利益沖突情形只有四種：(1)若評級機構最近財政年度內10%以上的評級收入來自某一發行人，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2)若評級機構或其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直接擁有某一發行人的證券或所有者權益，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3)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與其有關聯的發行人的評級;(4)若評級機構的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擔任某一發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員，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

此外，監管部門無權對信用評級模型及方法的科學、合理性進行實質審查，評級的准確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評級機構僅僅是簡要介紹評級的方法，無論是作為監管部門的美國證監會，還是機構投資者和普通公眾，都難以深入了解評級的數據來源和核心的評級方法。這使得市場和監管當局對評級機構的約束作用減弱，評級機構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更重要的是，即使評級失真，投資者受到誤導，評級機構通常也無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其評級只代表評級機構自身對次貸產品信用風險的「看法」，而非投資建議。例如，在美國涉及公司債務評級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會裁定評級結果屬於「觀點」，就像報紙的社論一樣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護。也許只有當法官不再把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視為言論自由范疇內的「觀點」，評級機構的現有業務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評級結果的可信度才會得以真正的提高。
對沖基金監管——各國監管理念存在分歧，監管環境總體寬松

目前歐美等主要工業國家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比較寬松。首先，各國在是否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方面還存在分歧，體現為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的理念沖突。以德、法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大陸國家堅持前一種監管理念，強調監管的法律強制性、廣泛的適用性和市場規則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國則主張後一種監管理念，認為應更多地強調監管的非強制性，市場參與個體的差異性和市場規則的自發性。

自2005年以來，德國對對沖基金提出了強烈質疑，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張實施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監管，增強對沖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國的主張遭到了美英等國的強烈反對，只好轉向「自願地」建立行業行為規范，起草了《對沖基金行為規范》，目前也僅處於積極尋求相應支持的階段。

美、英等國認為政府指定的行為規范有可能會扼殺市場自發的金融創新並進一步阻礙市場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對在目前的監管框架下對對沖基金提出進一步的監管要求，主張尊重對沖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場自發地進行調節。盡管美聯儲一向堅持審慎監管原則，但由於衍生品市場屬於一個發展迅猛的新興領域，很多配套的監管制度和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保爾森認為，金融市場監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監管機構不應為信貸衍生品和對沖基金制定特別規則。

其次，對沖基金事實上在美國和英國享有較為寬松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美國實行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其監管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場為指導，認為市場自律是對沖基金監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張對沖基金進行登記注冊，從而使對沖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資策略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度。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對沖基金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投資公司的監管范圍之外，免於注冊登記。投資對沖基金的機構和個人的最低資本限額分別為25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投資者人數限定在500人以內。盡管先後發生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對沖基金倒閉的事件，但美國仍傾向於維持目前的監管現狀。如2007年2月，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發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監管體制，認為足以防止對沖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資本威脅金融系統的穩定。

最後，客觀上存在相當的監管難度。從注冊地來看，全球大約有55%的對沖基金選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以及百慕大等地作為注冊地，此類離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約2/3的對沖基金資產。在美國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34%，管理的資產佔24%;在歐洲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9%，管理的資產佔11%;剩餘的對沖基金大多在亞洲注冊。

「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

美國次貸危機無疑為中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之覆轍？「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美國次貸危機對完善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具有重要啟示。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採用規則導向監管，即政府部門制定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並強制要求被監管對象執行。美國財長保爾森(Hank Paulson)於2007 年1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時提出，「我們也應該研究在美國採用更多原則導向監管的現實可能性和好處的問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於2007 年5 月發表演講指出，「監管最好的選擇就是用持續的、原則導向和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來應對金融創新。」

美國金融專欄作家吉姆？索羅維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來比喻規則導向監管與原則導向監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欖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國體育運動項目一樣，制定了詳細的比賽規則，它們有細致入微的比賽規則手冊，嚴格規定了運動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甚至限制了他們在場上應處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種更純粹的以原則導向的體育項目，與眾多的美國體育項目相比較，英式足球規則更少，並且賦予裁判員至高的許可權，裁判員能夠打斷比賽進程甚至能影響比賽結果。」

美國的監管規則很多，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更偏好「邊界明確的規則」。這種規則體系要求明確說明什麼是准許的，什麼是不準的。監管者也喜歡明確的規則，因為這樣的規則容易執行。結果是市場有越來越多的規則。但是，市場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任何規則都會出現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規則太多，各個規則之間就可能出現矛盾，可以說，繁雜的規則也能創造套利的機會。實際情況正是由於這些規則自身愈來愈復雜，最終不能夠被人們充分理解，市場開始發展出用以避稅或者逃避規則約束的產品和服務。應對快速變化情形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導原則。

調整監管理念，加強外部監管、功能監管和事前監管

次貸危機是一場系統性風險引發的危機，所受損失的大小基本由參與程度決定，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多項因素導致系統性風險不斷疊加，但一直沒有得到監管及貨幣當局的足夠重視。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以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為主、外部監管為輔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無法克服市場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於機構追逐利潤的動機可能使機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另一方面，由於金融機構只對機構自身負責，而不對市場整體風險負責，因此其自身擴張行為就易埋下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患。要識別和降低系統性風險，就必須從市場整體發展的角度，加強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管，通過反周期的監管要求和宏觀政策，消除順周期的風險疊加因素。

另外，現代金融體系的監管應該更多地強化功能監管和統一監管。監管者要能夠審慎地評估金融產品，洞悉其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針對這些變化，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監管的盲區，提高監管的效率。

最後，要變「事後補救」為「事前監管」。雖然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後開始反思並計劃變革金融監管體制，但損失已經發生，並造成了嚴重影響。最好的辦法是加強事前監督，對創新產品進行深入研究，評估金融產品對經濟可能帶來的風險，將風險消滅在萌芽中。

㈤ 金融消費者的美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做法

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抄巴馬正式簽署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以下簡稱《華爾街改革法》），並使其生效成為法律。《華爾街改革法》主要從七大方面對美國金融體系進行了詳細的規范，通過一系列詳細的規定來切實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要求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署，並賦予其監督、檢查和執行權等一系列權力，專門對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的金融機構等服務實體進行監管，以對金融消費者提供更為全面的監管保護。

㈥ 新的消費者保護法有漏洞！就算有七天無理由退貨賣家一樣可以拒收！！在淘寶上遇到了這種奸商，白白還都付

消費者保護法還沒有生效 要2014年

㈦ 這是一個金融的漏洞嗎關於銀行、信貸、炒房。

這幾年以前可能有這么賺錢的。細細的推敲一下。受坑害的還是消費者。首先。把樓房的價回值做高。中介費自答然而然的就會增高。只能買房者和賣房者共同買單。這是坑害的消費者第一筆錢。在房屋交易上稅的時候。樓房好像。收取的是1.5%的稅。這筆費用也會自然而然的升高，這是坑消費者的第二筆錢。銀行下款之後，所還的房貸利息會更高，對有些人來說。會更難以支付。如果。像您所說的，在半年內或者兩三年之內，能夠是房價大幅上漲的話。可以堵上這筆虧空，但是如果房價持平或者有稍微下跌的話，消費者可真的被坑慘了。

㈧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金融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有哪些影響

金融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是從金融消費者出發，在現金處理、小面額現金供應、殘損人民幣回收、反假貨幣等方面所擁有的權益。而我國消費者現金業務受眾面極為廣泛，直接關繫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作為在人民幣流通過程中發揮重要紐帶作用的銀行金融機構，我們必須對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進行有效切實的保護。
受種種因素制約,目前消費者在辦理現金業務時普遍存在著如下問題：殘缺污損人民幣兌換難、小面額貨幣存款難、ATM 取假幣，這一系列問題的產生將會對銀行產生不小的負面影響。因此針對這些問題，我行制定了以下措施。
我行對於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保護工作高度重視，成立專項小組，由分行零售線行長為組長，各支行零售線負責人為組員，全面推動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保護工作。在專項小組的推動下，我分行在辦理現金業務時做了如下改進：
首先全面推廣自動櫃員機、銀行櫃面配款記錄、存儲、查詢冠字型大小碼；全面推動櫃面現金收付「兩條線」管理，即回籠的人民幣紙幣和硬幣要經過專門整點方可對外支付；在各營業網點設置殘鈔兌換、券別調劑、人民幣真偽鑒別窗口，公示無償兌換殘缺污損人民幣、提供券別調劑的服務承諾和舉報監督電話，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殘缺污損人民幣兌換標准、不易流通人民幣挑剔標准；嚴格要求員工在客戶辦理小面額、殘損人民幣兌換和假幣鑒定時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諉，確保及時、准確地為客戶提供兌換服務；對於火燒、蟲蛀、鼠咬等特殊幣的鑒定，則幫助客戶聯系人民銀行落實鑒定時間和程序。
其次加強日常監督管理，注重協作聯動。在辦理日常現金業務中，我行形成了由專項小組牽頭，分行服務質量小組配合的監督管理流程。分行首先邀請總行「神秘人」對南京分行的現金業務進行暗訪，通過「神秘人」反饋過來的信息不斷對分行的現金業務進行監督和指導。其次在內部實行以支行為單位的評比制度，不斷改善我行員工在辦理現金業務時的態度、效率，避免消費者權益受到侵害。同時通過員工與服務質量小組之間定期交流辦理業務中出現的問題，並開展相應的情景演練，進一步提升我行員工處理突發事故的能力。
加強對於員工的培訓。由於現金業務情況復雜，辦理繁瑣，這就需要員工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和良好的協調能力。因此我行通過外聘專業老師，每月對我行員工進行培訓，著重介紹人民幣兌換標准、真偽鑒定方面的業務知識，強調服務質量，確保員工不以任何理由推諉工作。
然而我行在辦理現金業務工作時依然存在著一些難以改善的歷史遺留問題，以至於有時候無意中傷害了金融消費者的現金業務權益。（一）金融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保護機制、制度不健全。我國尚未出台專門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法規，現有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沒有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規定；（二）開展人民幣流通領域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經驗不夠、工作機制、手段和方法不多。兩類問題導致我行目前在辦理現金業務時沒有明確的目標，亦沒有一個完善的指導辦法，以至於我行在推進保護金融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的過程中進展緩慢。因此經專項小組討論通過，我行計劃在日常現金業務辦理中做出如下的探索。
一、盡快擬定《XX銀行南京分行金融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保護辦法》，內容包括相關情形的鑒定、獎懲措施。通過此辦法，盡快將我行的現金業務辦理正規化。
二、提高從業人員業務技能，積極履行工作職責。我行將盡快與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協會積極溝通，希望人民銀行和中銀協能予以支持，抽調相關專業人才對我行員工進行技能及業務培訓，對我行現金業務辦理提出改進的建議與措施，同時通過參觀現金業務辦理示範單位，進一步挖掘我行存在的不足，並及時作出改善。
三、強化宣傳教育，提高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意識。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意識相對比較落後，而對於現金業務權益更是知之甚少。因此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我行將重點加強愛護人民幣的長效宣傳，採取櫃面、電子屏幕宣傳與深入農村、社區服務站宣傳相結合的方式，把農村居民作為長效宣傳的重點，讓他們了解一定的人民幣知識，養成自覺愛護人民幣的良好習慣；根據長期以來掌握的客戶信息進行分類，根據不同的客戶層次編制內容不同的宣傳資料，配以不同的宣傳形式，讓客戶了解自身可以享受到的權益；盡快設立金融消費者維權中心，對金融消費者的舉報和投訴，認真進行查處，及時處理各種糾紛，切實維護金融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
四、開展現金業務「滿意服務」評比活動。盡快出台「滿意服務」評比細則，分別對先進個人頒發「業務知識獎」、「突發事故處理獎」、「服務質量獎」，通過該項評比活動，進一步提升我行員工現金業務辦理的質量和效率。
綜上所述，盡管我行在保護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的工作中已經做出了相應的措施，但是依舊存在不少的歷史遺留問題，因此通過出台《XX銀行南京分行金融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保護辦法》，對內提升我行員工技能水平和服務質量，對外通過加強宣傳引導消費者對我行監督，積極構建良好的金融消費者現金業務權益保護環境，最終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