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专家进)对外贸易顺差、FDI净值、金融资本流入相关问题
对外贸易投资数据是由海关统计的,FDI是由商务部统计的,金融资本流入数据是由外管局和银监会统计的。
② 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有什么特点对未来世界经济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融国际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推动了资本、生产、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使世界各经济体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使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新的特征与运行机制。
(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主体多元化,“金砖四国”表现不俗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增长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按实际汇率计算达到3.8%;世界贸易量增长了 9.4%,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22%,达1.2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本轮世界经济繁荣中,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了全面振兴。据IMF数据,2006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7.3%,高出世界总体增速3.5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6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从20%上升到了25%,对全球贡献率为30%,按PPP计算超过50%。原因在于:一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资源领域的投资和自身发展能力增强,经济进入加快增长期;二是中东国家得益于石油收入和贸易顺差,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更多的劳动人口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机会,年均经济增速从过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经济增长率达5.2%;四是拉美经济稳步增长,主要大国削减公共支出、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励私人投资,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日渐增强,2006年经济增长5.3%;五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色,虽然泰国出现了短暂的金融动荡,东盟经济总体稳健,四小龙经济增长较快,2006年亚洲(日本以外)经济增长8.3%;六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成为美国之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又一主要动力,有研究报告预测,今后5年它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超过G7集团。
(二)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催生了流动性泛滥,导致全球性资产市场泡沫化
2007年,全球经济尽管有所放缓,但仍高位运行。同时,各经济体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依旧严峻。这种不平衡最主要表现在贸易不平衡上,美国的贸易逆差连年扩张,短短几年翻了一番。这种不平衡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不平衡,美国的储蓄相对不足,而其他国家消费相对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由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正是由于这种错位和产业转移,才造成贸易的不平衡。 从目前情况看,流动性泛滥并没有体现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当中,经过连续不断的加息和收缩流动性,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物价指数目前增幅相对温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主要是由服务价格(特别是与居住相关的服务价格,如租金等)带动上涨的,而可贸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价格却由于全球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呈现下降态势。但是,流动性泛滥在资产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体现。不但房地产价格在经历宏观调控之后仍顽强上涨(美国房地产价格仍维持在历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股票市场不断将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场涨幅将近20%,并且已经超越了2000年初创造的历史高峰。与此同时,商品市场在流动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运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可能触动商品市场,富裕流动性将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反弹,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综合因素导致全球资产市场泡沫化。
(三)新一轮结构调整凸显了产品价值链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随着FDI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业内部,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全球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种产品的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内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中心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产业内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1/3。同时,产业内贸易在各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微观主体。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中,跨国公司扮演着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的角色。从目前全球价值链内部分工的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主要是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带动了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1999),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在其进出口总额中占据了较大比重,特别是在化学、机械、电子、运输设备等原材料和中间品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这表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某一市场,而是要服从其全球竞争的需要。
三是产品价值链分工导致生产的“分节化”,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在产品内部,当分工形式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升级,由产品组装环节向核心零部件环节转移时,产品的“分节化”生产得以实现。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可以在不同国家进行,这改变了产品生产只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生产的传统方式。目前,已经出现的一种贸易流现象:新兴工业国家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中国出口成品--发达国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势下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四)贸易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发展中国家贡献增加
贸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和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下,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水平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受到约束,从而为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创造了有利环境。在总量扩张的同时,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贸易结构不断改善。世界各国工业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和消费的迅猛增长,使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货物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按名义价格计算,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增长了20%,达4.27万亿美元,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为历史最高水平;进口额增长了17%,在世界货物进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五)国际直接投资地区间分配不均衡,服务业是FDI流入的主要产业
据联合国初步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超过此前2000年的1.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7年,弱势美元促使更多外国投资流入美国,使美国成为最大FDI引资国,估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1930亿美元。英国紧随其后,约1710亿美元,成为第二大新增外国投资接收国,法国以1230亿美元位居第三。欧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区,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0%。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其金额达670亿美元,较2006年的690亿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国和穷国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长的同时,全球很多地区的跨境并购表现活跃。 生产性服务业跨国转移成为新一轮国际投资的突出特征,服务业跨国投资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在当年流量中也超过一半。世界跨国公司向服务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目前世界500强中一半以上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其中制造业相当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相互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了外包的发展。2006年全球外包业加快重组,总规模估计达8600亿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质人才的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外包迅猛发展,外包业务种类扩大到软件、后台服务、呼叫中心、研发设计等,服务外包丰富了产品供应量的内涵,成为服务转移的重要形式。
(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快速发展
1、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
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协调主要是由WTO推动的。同时,在双边和地区层面,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和实施使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手段和渠道不断丰富、完善。
2、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
在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机制已经初步建立:(1)在多边层面,自乌拉圭回合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以来,WTO投资政策的国际协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在双边层面,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主要通过各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来实现。(3)在地区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包括外资流入较少的南亚、西亚和西非)经济组织都进行了有关投资自由化的谈判,并达成了相应的框架协议或旨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合作计划。
3、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
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竞争政策国际协调成为日益重要的议题。尽管国际竞争政策仍然“缺位”,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制定全球性竞争法规的必要性,正着手开展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
(一)参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断增多,“金砖四国”继续成为亮点
为适应全球化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未来必将有更多国家主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其经济结构调整将紧紧围绕扶“新”、扶“高”、扶“大”、扶“名牌”的调整方向进行。扶“新”。就是大力扶持新的增长点,带动行业结构优化;扶“高”。就是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技术结构升级;扶“大”。就是扶持企业扩大规模,推进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实现规模经济;扶“名牌”。就是扶持名牌产品,改善产品结构,提高竞争能力。除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外,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不但更趋多元化,而且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将继续通过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全面增长;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继续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亮点,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非均衡性仍然存在
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货币体系的影响在于,流动性泛滥,这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
(三)结构调整进一步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资本流动呈现水平型
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结构调整的知识型服务型特征都很明显。目前,服务业占世界GDP的比重已达68%,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与升级使国际竞争从成本和价格的竞争过渡到技术与品牌的竞争,再演变到了产品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成为决定各国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因素。从中长期看,制造业在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应逐步相对下降。 从资本流动趋势看,发达国家既是资本提供方,也是资本使用方,国际资本流动呈水平型。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看,未来几年国际资本有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体或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四)结构调整的区域化特征增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抬头
在此轮结构调整中,不少国家通过双边、多边或自由贸易区谈判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改变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建立保证区域经济增长的新结构。区域一体化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而,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贸易与投资的创造效应”,有利于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提高区域内部分工水平,促进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带动区域内部投资与贸易的增长;另一方面,区域性贸易壁垒对非成员国的进口构成了障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区域化和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既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通过地区内部利益整合,在区域层次上实现全球化带来的部分主权让渡要求,这不失为一条有效而可行的道路。然而,尽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减少了WTO多边贸易谈判的层级,但在现行谈判机制下,WTO多边贸易谈判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一体化组织彰显地区利益的平台,区域一体化组织日益增强的谈判势力及其对地区利益的维护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从而对多边国际协调机制及其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
(五)此轮结构调整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差距拉大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中,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但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市场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仍在起基本作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少数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比较优势,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提升产业结构,成为又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高技术产业尚处于初始阶段或虽已起步但尚未形成规模效益,其国民经济主要成分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各个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还可能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
(六)跨国公司将继续发展,但受约束大,政府和社会力量增强
上世纪的90年代以来,跨国企业兼并、收购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超过了历史记录。一个新企业或新经济发展的利润空间很小,基本被跨国公司垄断,要发展新的跨国公司,进入的门槛条件也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和本国市场所能够提供的规模和利润。跨国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垄断世界市场份额,而不再是继续投资,因此而导致跨国公司发展与非跨国公司发展之间差异拉大,非跨国公司逐渐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因此而形成等级分类和控制的发展模式,这在21世纪初将更加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起国家那种试图全面追赶的跨越式战略可能不能实现,或者实现的难度很大。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跨国公司受到的约束也在增加。跨国公司如果不能解决自身造成的经济、金融矛盾和危机,各国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和干预就会趋向加强,这在网络和金融时代,这个问题将明显化。最后,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将共同参与全球化经济新规则的制定和旧规则的修改、完善,有可能建立对经济全球化的指导方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游戏规则也不再被发达国家所垄断。
③ 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两种FDI模式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此较研究
上海国际海事信息与文献网 发布时间:2007-01-19 浏览:23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
国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作为调整资源在国际间分配的直接手段与间接手段,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就是蒙代尔的替代模型以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
蒙代尔最早提出了投资与贸易的替代模型,认为在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Rybczynski线实施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小岛清基于与蒙代尔的不同假定条件及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本质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模型,直接投资并不是将资本作为一般生产要素分配到东道国的行业中去,而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不单是资本的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其核心不是货币资本的流动,而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及技术、管理、营销等技能的转移。因而在理论模型中,可以不考虑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相对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的增减与转移,而只需把直接投资视为包括销售问题的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移植,这就意味着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存在不同的生产函数;(2)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接受投资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的转移,而不是作为流动性很高的一般货币资本流入东道国。基于以上观点,小岛清得出结论认为,由技术先进国家的“边际产业”(即处于比较劣势)进行的直接投资将会促进商品贸易。
小岛清认为,日本企业的国外直接投资,正是通过这种“边际产业扩张”,由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企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而是促进贸易的;美国企业则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凭借技术优势,在优势产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而是替代贸易的。
小岛清提出的模型和观点是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国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日本企业的投资模式又有了哪些变化?尤其是随着我国引进日本投资的不断增长,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是真如小岛清认为的促进作用吗?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两个阶段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
1.两阶段的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商投资20多年来的实践,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实践基础。
根据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及发展速度,一般将我国引进外资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79-1986年)。
改革开放之初,外商对来华投资的顾虑很多,大多持观望态度。
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地区,中小资本居多,来自以世界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少,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不足百万美元;投资项目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层次较低。
(2)逐步发展阶段(1987-1991年)。
在这一时期,我国通过加强立法及实行优惠措施,进一步改善了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并对产品出口型及技术先进型外资企业给予更优惠的待遇,改善了投资环境,使外商投资兴起了一个高潮。来自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投资日益增长,同时来自台湾地区的投资也随两岸关系缓和而呈迅速增长之势。
(3)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针对“姓社”与“姓资”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彻底打消了外商对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稳定性的顾虑,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出现崭新局面,外商投资项目和金额成倍增加。1992年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87.36亿美元,超过以往13年的总和,实际利用金额110.07亿美元,首次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形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也认为,与初期阶段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变化,是大跨国公司投资数额的增加-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与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期阶段,我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以港澳地区的中小资本为主,即使是美国、日本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以中小项目为主,并且投资企业的技术并不比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先进,因而总体技术水平不高是当时外商在华投资的主要特点之一。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500强企业在我国进行的投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起步和初步发展阶段(1980-1991年)。
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环境的限制,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投资中的区位优势不明显,因而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项目不多,实际完成的项目就更少,且主要位于深圳等少数沿海城市,投资的行业也以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利用型为主,并且主要来自日本跨国公司。
(2)大规模发展阶段(1992-1996年)。
这一阶段500强企业的投资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以欧洲、美国和日本制造业企业为主体,其中来自欧美500强企业的投资项目年均超过3000个。投资行业包括电子与信息、石油化工、通讯、汽车、建材、医药及大型机器设备,项目的平均规模超过了2000万美元。
(3)调整阶段(1997-2000年)。
虽然1992-1996年,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已有较大增长,但由于我国的市场尚不够成熟,许多企业尤其是欧美企业的投资项目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且受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500强企业对我国的投资进入了调整阶段,投资项目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投资规模仍然较大。
(4)恢复性增长阶段(2000年至今)。
经过挫折与调整,在投资问题上原本就比一般企业要慎重的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变得更加理性与成熟,从2000年至今,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2000-2002年,500强企业在我国共投资2.50多家企业,其中欧洲企业占40%,美国、日本各占27%。
中小资本的外资企业与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以上我国引进外资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初期的外商投资以中小资本为主,多投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属于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但跨国公司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投资的行业范围也比较广泛,并且是以最能发挥其技术优势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投资的动机也是多元化,即部分是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来进行投资,部分是为·了在我国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直接度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存在困难,而且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是相对的,但一般来说,由于充足的资本是先进技术的基础与依托,投资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其技术水平也相应地比较高,因此可以用投资的规模大小来近似地表示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图1显示了1983-2003年根据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总数及实际利用外资额测算的直接投资平均规模的变化。
该图显示,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在1992年达到波谷,1983-1992年呈波浪式变化,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开始,平均规模开始迅速增长,到1999年达到高峰,虽然从2000年开始,又有下降,但整体上还是比1992年之前要高。
结合前面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三阶段的划分及本节中对跨国公司的代表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投资的四阶段划分,从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规模考虑,我们将整体引进外资的“起步阶段”与“逐步发展阶段”合并在一起;将500强企业投资的“大规模发展阶段”、“调整阶段”和“恢复性增长阶段”合并,即以1992年为界限,将1992年之前与之后引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分析这种变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2.两阶段影响的实证分析
(1)1980-1992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到形成生产能力,并形成出口,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要将外国投资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整体移植到这些企业中,更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因此,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是动态的,具有滞后性。
这种滞后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及我国的总出口额并不只受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还受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
因此,这里为了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将FDI(当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截止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1(上一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1(截止前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2(前两年外国直接投资额)、FDIC-2(截止前两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作为可能影响出口额(EX)的变量,运用EViews软件,分别测算了这些变量与出口额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下(见表1):
表1显示,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额间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其中,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都要小于当年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而且,当年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小于前一年,而前一年的又小于前两年的;在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中,前一年的存量与出口的相关性最高,前两年次之,当年的最低。这些比较都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影响明显的滞后性。
综合以上各变量与出口相关系数的比较可以看出,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程度,在整体上比当年及前两年的更显著。FDI-1与FDIC-1的相关系数经测算达到了0.978530,说明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保留FDIC-1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为:
该估计方程中,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比调整前略有提高,达到了0.9953,F统计值为2331.963,整体方程显著,且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DIC-1的系数为2.7463,说明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出口额就会增加2.7463亿美元。
(2)1993-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993-2004年FDI、FDIC、FDI-1、FDIC-1、FDI-2、FDIC-2与出口EX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
与表1类似,表2也显示出,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都要小于当年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
但表2与表1的不同却更加明显,1993-2004年各变量与出口额的相关系数中,最大的也只有0.9256,而最小的只有0.7690,而1980-1992年的对应值中,最小的都达到了0.905031,最大的更是达到了0.997863。可见,1993年后的这一阶段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程度要明显地小于1992年之前的时期。
而且在当年、前一年、前两年的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与出口的相关系数比较中,不论是流量值,还是存量值,都是当年的最高,前一年的次之,前两年的最低,但前一年与当年的值相差不大(尤其是FDIC与FDIC-1)。为便于与1980-1992年间的回归模型比较,将FDIC-1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为
估计结果表明,出口主要只受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商品出口额就增加0.8382亿美元,前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商品出口额就增加0.9570亿美元
(3)两阶段的对比。
根据以上两个阶段建立的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1980-1992年的这段时间内,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亿美元,出口额就会增加2.7463亿美元,而在1993-2004年间,前一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相等的1亿美元,出口额的增加只有0.9570亿美元,相同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引起的出口增加下降了65.13%。而且,从两阶段相关系数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相关程度下降了。
三、日、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中关出口贸易影响的比较
1.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日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中国向日本的商品出口还受到日本的“购买力”,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因此可以将进口国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作为中国对日本出口额的解释变量,依然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当年、前一年及前两年的日本直接投资(FDI)。截止当时的日本直接投资累计额(FDIC)及其国内生产总值(GJ)与中国对日本出口(EX)的相关系数,结,果可见表3:
表3中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其存量,即累计直接投资额的对应值,且当年的值最高,前一年次之,前两年最低。
由于直接投资与累计投资额之间存在相关性,经计算得相关系数为0.893817,比较高。舍去当年的直接投资,将FDI、FDIC及GJ作为中国对日出口(EX)的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778,整体模型显著,且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出口受截止当年累计日本直接投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每增加1亿美元的累计直接投资,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就增加1.8712亿美元。
2.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出口贸易的影响
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当年、前一年及前两年的美国直接投资(F01),截止当时的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额(FDIC)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U)与中国向美国出口(EX)的相关系数,结果可见表4:
相关系数的比较表明,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小于其存量,即累计直接投资额的对应值。另外,直接投资与累计投资额间的相关系数,经计算也达到了0.914071,说明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当年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出口的相关系数要稍大于前一年及前两年的值。舍去直接投资以及t检验值无法通过的GU以及常数项,保留FDIC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EX)的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603,整体模型显著,且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出口受截止当年累计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每增加1亿美元的累计直接投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增加1.8262亿美元。
3.比较分析
比较日本与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两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两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日本直接投资对我国向日本出口的促进程度要大于美国(1.8712比1.8262)。
这说明,与美国依靠巨大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寡头垄断和企业内部统一化进行投资,主要目的在于占领当地市场相比,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小企业对东道国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利用东道国在该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且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对外销售。所以,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两国的出口贸易。只是由于两国直接投资特点的不同,使得促进程度存在差异,以成本导向为主要投资动机的“日本式直接投资”要大于以市场导向为主要投资动机的“美国式直接投资”。
四、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程度减弱的原因
1.“内销限制”的取消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程度在1992年之后比之前下降了,而且,这种下降却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表5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
该表将我国最大的120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按产品内销比率高低,分成6组,将内销率超过50%的企业认定为以内销为主,则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为93家(57+15+17+4),占120家总数的77.5%。
外商投资企业这种较高的内销比率与我国的相关政策规定变化紧密相关。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履行人世承诺,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独资企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资企业产品内销比率的限制,使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品销售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2.外商主要投资动机的变化
美国学者帕特瑞根据动机不同,将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其中市场导向型对贸易的影响主要是替代效应,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影响则主要是促进效应。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所作的一项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见表6),虽然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仍以成本节约型(即生产导向型)为主,但大型跨国公司以占领我国国内市场份额为主要动机的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正迅速上升。由于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随着我国国内市场逐渐成熟,市场开发型直接投资的比重还会继续上升。
3.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演变
下面进一步分析被称为中小企业主导的“日本式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动机。
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编(海外进出口企业总览1996年版)的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中,“占领当地市场”占首位(22.6%),利用劳动力则仅占第三位(17.0%),此外还包括文化亲和力、引资优惠政策及政府支持及良好的企业运营环境等因素。
李国平、田边裕(2003)根据日本《周刊东洋经济》增刊《海外进出企业总览(会社别篇)》(1994年版、1998年版和2001年版),对2000年与1993年相比的日本企业对我国直接投资主要动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可见表7。
2000年与1993年相比,“劳动力保证与利用”的动机所占的比重由18.6%下降到14.8%,下降了3.8个百分点,而“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与“开拓东道国市场”则分别上升了6.8%和3.0%。据此,两位学者认为,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正处于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的复合型(生产+市场)的转变过程中。
原口俊道(1994)认为,“日本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投资大多着眼于运用廉价劳动力”的观点很多都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调查。通过对80年代日资企业最主要投资动机的调查,原口俊道发现,与在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日资企业相同,日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最主要动机也是“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排在第二位的动机才是“运用廉价劳动力”。只是由于以“市场”为投资动机的企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很少,才使得80年代的日本投资看起来主要是以中小型企业并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主,而“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的投资动机却仍然为日资企业所看重。原口俊道还认为,随着9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渐具规模,投资额一定会有更快的增长,分布地区也将会扩大,而且“当地市场的发展及销路的扩大”作为日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最主要的动机,也会真正显现出来。
可见,即便是日本企业对我国进行的直接投资,在投资的规模与动机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显示出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特点:跨国公司的投资迅速增加,以往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日本式直接投资”正逐渐向跨国公司主导的“美国式直接投资”转变。
④ 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的特点
根据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103.5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由15.04亿美元增长到了3,214.7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国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企业进出口比重由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据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一般原理,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吸收FDI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易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依赖。二是FDI形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执行“转移价格”,影响了中国进出口价格。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进口产品的高价位;同时,即使不考虑国家出口退税等支持措施,而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考虑在内,外企的出口价格水平也明显偏低。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在FDI企业进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四)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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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与净出口贸易
■ 周靖祥 刘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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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文汇》 2007年第4期
摘 要:本文针对当前FDl流入的持续增加,以及外资企业经营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贸易结构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FDI流入并未对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显著影响,而只是对工业制品出口贸易产生正相关影响,制约初级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工业制品的净出口规模;分析FDI和出口贸易对外汇储备的影响,FDI对外汇储备的贡献较之于出口贸易更明显,且波动幅度大。因而,净出口和外汇储备皆归于FDI流入产生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改善FDl的行业流向。
关键字:FDI 工业制品 初级产品 外汇储备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已不能简单地概括成替代与互补关系。研究我国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外汇储备及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必要。而且,随着加入WTO后各项政策的深入,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国际产业的转移,跨国公司的进入,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张作用越来越明显。虽然FDI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制成品在出口中比重大大提高,但仍带来一些负面后果,具体表现为结构升级不显著。从出口的企业构成来看,吸引FDI和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进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5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5 779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84%;国有或民营企业的许多来料加工业务也主要是由外资经营管理的,总体看来,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约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90%左右(裴长洪,2006)。“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⑥ 调整经济结构的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融国际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推动了资本、生产、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使世界各经济体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使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新的特征与运行机制。
(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主体多元化,“金砖四国”表现不俗
2003年到2006年,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增长最快的4年。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按实际汇率计算达到3.8%;世界贸易量增长了 9.4%,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22%,达1.2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本轮世界经济繁荣中,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了全面振兴。据IMF数据,2006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7.3%,高出世界总体增速3.5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6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从20%上升到了25%,对全球贡献率为30%,按PPP计算超过50%。原因在于:一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资源领域的投资和自身发展能力增强,经济进入加快增长期;二是中东国家得益于石油收入和贸易顺差,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更多的劳动人口提供长期稳定的工作机会,年均经济增速从过去的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经济增长率达5.2%;四是拉美经济稳步增长,主要大国削减公共支出、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利率,鼓励私人投资,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日渐增强,2006年经济增长5.3%;五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色,虽然泰国出现了短暂的金融动荡,东盟经济总体稳健,四小龙经济增长较快,2006年亚洲(日本以外)经济增长8.3%;六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成为美国之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又一主要动力,有研究报告预测,今后5年它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超过G7集团。
(二)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催生了流动性泛滥,导致全球性资产市场泡沫化
2007年,全球经济尽管有所放缓,但仍高位运行。同时,各经济体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依旧严峻。这种不平衡最主要表现在贸易不平衡上,美国的贸易逆差连年扩张,短短几年翻了一番。这种不平衡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不平衡,美国的储蓄相对不足,而其他国家消费相对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由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正是由于这种错位和产业转移,才造成贸易的不平衡。从目前情况看,流动性泛滥并没有体现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当中,经过连续不断的加息和收缩流动性,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物价指数目前增幅相对温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主要是由服务价格(特别是与居住相关的服务价格,如租金等)带动上涨的,而可贸易商品(不包括原材料及能源)的价格却由于全球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呈现下降态势。但是,流动性泛滥在资产泡沫化方面得到真正体现。不但房地产价格在经历宏观调控之后仍顽强上涨(美国房地产价格仍维持在历史高位,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股票市场不断将泡沫化引向新的高度。2006年度,全球股票市场涨幅将近20%,并且已经超越了2000年初创造的历史高峰。与此同时,商品市场在流动性的支持下一直高位运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可能触动商品市场,富裕流动性将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反弹,重新回到上升的通道。综合因素导致全球资产市场泡沫化。
(三)新一轮结构调整凸显了产品价值链分工和要素分工特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随着FDI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企业内部,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并存的新模式。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全球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种产品的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内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中心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产业内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1/3。同时,产业内贸易在各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是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微观主体。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中,跨国公司扮演着全球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的角色。从目前全球价值链内部分工的地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主要是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带动了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1999),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在其进出口总额中占据了较大比重,特别是在化学、机械、电子、运输设备等原材料和中间品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这表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某一市场,而是要服从其全球竞争的需要。
三是产品价值链分工导致生产的“分节化”,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在产品内部,当分工形式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升级,由产品组装环节向核心零部件环节转移时,产品的“分节化”生产得以实现。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可以在不同国家进行,这改变了产品生产只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生产的传统方式。目前,已经出现的一种贸易流现象:新兴工业国家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中国出口成品--发达国家,反映的就是在全球化形势下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四)贸易总量增长,结构优化,发展中国家贡献增加
贸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和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调下,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水平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受到约束,从而为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创造了有利环境。在总量扩张的同时,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贸易结构不断改善。世界各国工业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和消费的迅猛增长,使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逐步下降。此外,世界货物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按名义价格计算,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增长了20%,达4.27万亿美元,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为历史最高水平;进口额增长了17%,在世界货物进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
(五)国际直接投资地区间分配不均衡,服务业是FDI流入的主要产业
据联合国初步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超过此前2000年的1.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7年,弱势美元促使更多外国投资流入美国,使美国成为最大FDI引资国,估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1930亿美元。英国紧随其后,约1710亿美元,成为第二大新增外国投资接收国,法国以1230亿美元位居第三。欧盟是吸引FDI最多的地区,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0%。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其金额达670亿美元,较2006年的690亿美元略有下滑。2007年,富国和穷国在吸引FDI方面均有增长的同时,全球很多地区的跨境并购表现活跃。生产性服务业跨国转移成为新一轮国际投资的突出特征,服务业跨国投资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在当年流量中也超过一半。世界跨国公司向服务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目前世界500强中一半以上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其中制造业相当一部分收入也是依靠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相互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了外包的发展。2006年全球外包业加快重组,总规模估计达8600亿美元。向低成本、高素质人才的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外包迅猛发展,外包业务种类扩大到软件、后台服务、呼叫中心、研发设计等,服务外包丰富了产品供应量的内涵,成为服务转移的重要形式。
(六)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快速发展
1、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
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协调主要是由WTO推动的。同时,在双边和地区层面,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和实施使贸易领域的国际协调手段和渠道不断丰富、完善。
2、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
在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机制已经初步建立:(1)在多边层面,自乌拉圭回合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以来,WTO投资政策的国际协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在双边层面,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主要通过各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来实现。(3)在地区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包括外资流入较少的南亚、西亚和西非)经济组织都进行了有关投资自由化的谈判,并达成了相应的框架协议或旨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合作计划。
3、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
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竞争政策国际协调成为日益重要的议题。尽管国际竞争政策仍然“缺位”,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制定全球性竞争法规的必要性,正着手开展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
⑦ 什么是对外直接贸易(FDI)
FDI(对外直接投资)是现代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是指:在投资人以外的国家所经营的企业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发言权。
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到1999年为止,5.3万跨国公司约有3.5万亿美圆资产。且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且基本上分布于日本,美国,欧盟三极之中。日本早前的FDI主要投资于东南亚,80年代后,80%投资于美国,20%投资于欧洲。现在为中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对外投资趋缓。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本质,有的学者强调“经营资源”,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例如,日本学者原正行(1992)认为,FDI是企业特殊经营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国际转移;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岛清(1987)认为,FDI是以经营管理上的技术性专门知识为核心。有的学者则强调“控制权”,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1992)认为,FDI是指一国的某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某企业的控制权。相关国际机构、政府部门与理论界,例如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美国商务部等,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因为FDI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处于核心地位,而货币资本则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进行间接投资,所以,FDI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且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基于此,有学者认为,“FDI是指一国或地区企业通过垄断优势(主要表现为无形资产)的国际转移,获得部分或全部外国企业控制权,以实现最终目标和直接目标高度统一的长期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