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

Ⅰ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三大工程

2011年12月26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又有新动作，由商务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上海回市政答府共同合作的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今天动工，上海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和中国（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平台也同时启动。这标志着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步入新的阶段。
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展览设施。中国（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平台已初步形成了综合性商务信息数据服务中心，数据服务以综合资讯、国内国际市场、贸易促进、企业推荐和商务服务为主。

Ⅱ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上的再思考

几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主张上海要建成包含贸易中心在内的“四个国际中心”城市之一。上海市委、市政府更是在去年末、今年初，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可见推进此项工作之迫切性及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最根本的含义看，“中心”就是一个较小的空间，但是它往往又对一个较大空间具有某种集聚和辐射的能力。比如，北京之于中国，成都之于四川。所谓国际贸易中心，也就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在贸易方面有集聚力和辐射力的一个城市或地区——无论在货物和服务的买入还是卖出上，在一个区域内（一国、一洲甚至全球）都做得很大或是最大。比如，2007年，香港的货物贸易出口额、进口额、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占全球总额的2.5%、2.6%、2.5%和1.3%。相应地，新加坡分别占2.2%、1.9%、2.0%和2.3%。若以城市为计量单位，以上两个城市在世界上皆名列前茅，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而在这些方面，纽约和东京更是毫无疑问地居于鳌头。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课题。借此论坛，我与大家分享几点自己的思考。 从贸易数据看，上海一直保持着作为我国的一个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已初步具备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规模。但是，如果将上海的贸易业同东京、香港、新加坡、纽约这四个国际城市的同业相比较，上海仍有较大差距。
根据历史经验，但凡希望成为贸易强国的国家，都应具备以下三方面的实力：产品和劳务遍及全球；需要的资源可采自世界各地；贸易效率较高。若以以上“标准”来衡量我国，可以看到，目前前两项的发展趋势相当明朗，且势头不错。但客观而言，我们的贸易效率仍相对较低。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自主品牌的缺乏，高级贸易专才的稀缺，贸易通路、贸易信息的缺少，贸易法规的相对谨慎，低俗贸易文化的侵蚀，等等。同时，这也同中国市场的三个特点不无关系，即国土辽阔，本土需求分散；产品众多，海外需求分散；企业众多，国内供应分散。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三分散”的特点还有继续强化的趋势，也意味着提高中国贸易效率的艰巨性。
当然，提高中国的贸易效率，是一个历史性课题，并非可以一蹴而就。但针对以上这些情况，就从国家角度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应选择几个具有相对贸易优势、可能较快提高贸易效率的城市，建设成国际贸易中心，成为实现中国贸易强国愿景的桥头堡和重点基地。上海，就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主要城市之一，应该担当起责任。而且，可以同时肯定的是，上海贸易产业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不仅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强大的货币流基础，也将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可靠的实物流基础。更何况，上海人多地少，商务成本高企，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已无优势，着力发展服务业是上海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上海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主要载体是贸易业，而贸易业作为主要的服务业，不仅人均经营占地较少，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还能催生和带动其他服务业的发展。所以，大力发展贸易业，并向国际贸易中心挺进，也是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需要。
实际上，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牢固确立。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几经曲折，但到2007年，上海的商品购销总额已达36929亿元，占全国的10.01%，居中国各城市之首；上海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则为5209亿美元，占全国的23.9%、全球的1.85%。从贸易数据看，上海一直保持着作为我国的一个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已初步具备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规模。但是，如果将上海的贸易业同东京、香港、新加坡、纽约这四个国际城市的同业相比较，上海仍有较大差距———
根据可获得的四个国际城市的贸易数据，可供比较的有6大指标（即商品销售额占本国比例、口岸进出口占本国比例、商贸业增加值占本地GDP比例、对外商品贸易总额、外贸总额相当于本地GDP增加值的倍数、商贸业增加值）、覆盖10项数据。若把这10项数据的差距量化并从小到大排列，可得3%、13%、18%、19%、26%、27%、41%、54%、61%、76%，中位数为26.5%。而这个中位数粗略地、综合地反映了上海同当代其他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之间的差距。如果再考虑到，26.5%以上还有5个差距更大的数据，则证明了上海贸易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还任重道远。 根据世界和中国的可能和需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地位应当定位于“国际的贸易中心”。之所以强调是“国际的贸易中心”，是把中国放到了全球经济格局中来看问题，是从中国在全球既存的地位及其对未来更高地位的追求出发的。
那么，上海到底能不能建成国际贸易中心呢？一般认为，上海具有较为优越的条件，比如，有地理之便，有历史积累，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优越的金融条件、门类齐备的服务业、丰富的人才来源、现存的贸易基础，更有广阔的腹地，等等。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
比如，疑问之一，上海已经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制造业中心了，能不能成为贸易中心呢？对此，我认为，制造业优势的确有助于贸易优势，但并非绝对。例如，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公认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但香港和新加坡都不是制造业中心。这其中的道理令人深思：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主要条件，是它的腹地和它所能提供的服务功能，包括信息、金融、法律、人才和生活服务等。以此来看，上海的综合条件不仅使它能避开某些制造业弱势发展贸易，而且，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光是上海的制造业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这一点，也为上海建设成为贸易中心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疑问之二，现代电子商务突破了交易的时空限制，导致交易分散化，如此背景下，上海是否还可能建成相对集中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呢？答案也是肯定的。首先，电子商务本身就是国际贸易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两者并不相悖。其次，无论是B2B还是B2C电子商务的顺利运转，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商品相对简单，无需当面辨认或确认；二是交易条件（尤其是价格及其条件）是明确的或统一的，无需当面磋商。总之，电子商务不仅不会阻止，反而会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
疑问之三，如今全国已经对外开放，各地皆可直接对外贸易，上海是否还需要、还可能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呢？对此，我想说的是，正如过分集中会降低市场效率一样，过分分散也会降低贸易效率。因此，一方面，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贸易效率，我们需要包括上海在内的若干个服务发达、经营商品层级高、品种覆盖广、交易流量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存在；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心当然首先但并非仅为中国自身服务，它的服务功能应扩展到世界贸易的角度来看，为世界服务。所以，即使各地已具备直接对外的条件和能力，也不能否定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且综合上述分析，根据世界和中国的可能和需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地位就应当定位于“国际的贸易中心”。
于是，一定有人会问，“国际的贸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仅一字之差，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吧？当然不是。前者，强调的是国际的、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是把中国放到了全球经济格局中来看问题，是从中国在全球既存的地位及其对未来更高地位的追求出发的，是把国家的要求充分考虑进去了；而后者，容易被误解为仅仅是一个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其规模是相当有限的。显而易见，应该把上海定位于国际的一个贸易中心，而不是一个仅仅服务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贸易中心。
根据上述定位，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应该包括下述三个层面。
首先，上海应成为中国国内贸易的大平台，这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基础。综观世界上几个著名的贸易中心城市，无不是国内贸易的大都市、大平台。上海在上世纪30年代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时候，也是国内贸易的大都市、大平台。其中的道理是，国际贸易是比国内贸易层级更高的阶段，只有在国内贸易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才能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上海历来是国内贸易的平台，为了夯实国际贸易中心的基础，同时，也为了向兄弟省市产品提供国内市场服务，上海必须成为国内贸易的大平台。在以往关于国际贸易中心问题的讨论中，国内贸易的基础性作用历来受到忽视，这种思路应该改变。
其次，上海应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平台，这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一条主线。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差别，在于观察角度的不同。前者是从国家或地区的角度出发的，后者是从全球角度出发的。从中国的角度和需要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当然要为全国的进出口贸易服务，而且要成为一条主线，这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目的和国家的大战略所决定的。离开了中国进出口贸易这一条主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基本意义就不存在了。
最后，上海应成为世界各国间贸易的大平台，这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一条副线。中国以外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但是，只要上海成为一个大的贸易中心，集聚了各国众多的贸易主体、贸易企业及其代表，自然而然地就需要为各国之间的贸易提供便利，成全他们的交易。尽管各国在上海开展贸易，其交易对象大部分未必是中国货物，但是，将大量使用中国的劳务资源，这同样也是含有中国利益的重要领域，需要我们用心开掘。比如，新加坡就在自己的领土上推动各国间的离岸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围绕着实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三大平台功能，上海应牢牢抓住货币大流量贸易，在空间上集聚海内外贸易主体，大力发展以电子技术为载体的商务信息系统。这不仅需要政府细致的工作，也需要上海真诚地与各地合作，争取共赢。
而今，针对如何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各种研究已经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以后还将有更多、更好新的想法。在这里，我先围绕实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三大平台功能，提出三项主要策略措施。
首先，牢牢抓住货币大流量贸易，应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将大货币流量或较大的货币流量作为贸易的重点，不仅是贸易中心提高能级的需要，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
国际金融中心，除了全球既有的格局之外，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国内也在争。上海现在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与肯定，但不等于必然成功，走什么道路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该走实体金融优先的道路。实体金融和虚拟金融是金融中心各大功能中两个必备的组成部分，但虚拟金融是要建立在实体金融基础上的，离开实体金融的基础片面发展虚拟金融的教训，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已暴露无遗。同时，坦白地说，中国和上海大力发展虚拟金融的法规、知识、技能和人才等方面的准备也还未完善。所以，在实体金融和虚拟金融的双轨道路中，优先发展实体金融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然选择。如果上海能在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中牢牢抓住货币大流量贸易，则金融中心的建设就会坚实和顺利得多。
当然，在以上前提下，还要辩证地处理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关系。就几个被公认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心城市来看，其在发展上呈现出同一趋势，即货物贸易的比重逐步下降、服务贸易的比重逐步上升。须知，这是由这些城市所依托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人才结构所决定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未来长远发展的方向。但是，根据中国的发展现状，在中期以内，我们恐怕还不能过分地强调服务贸易，还是要以货物贸易为主，还是应当在发展货物贸易的同时，抓住机会积极地发展服务贸易。尤其要注重发展对人力资源要求并不高的服务贸易，如服务外包、劳务外派、来华旅游等。
其次，在空间上集聚海内外贸易主体，应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一项主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集聚”同“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几乎是同义语，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同样要讲究集聚。其中，贸易主体的空间集聚，尤其是以专业属性来进行空间密集集聚，是将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国际间贸易融于一炉，大幅提高贸易效率的一项重大措施。
具体而言，上海在以专业属性密集集聚贸易主体方面，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始终注意货币大流量贸易的要求，选择大宗货物和中高端货物，尤其是中高端货物。其次，讲究纵向集聚与横向集聚的结合，形成十字形产业链条。即以产品为核心将产品（含中间产品）制造商、批发商、代理商或零售商集聚在一起，形成行业的纵向集聚；将各种服务商集聚在周围，实行横向集聚。围绕批发贸易这一核心功能，向前、后、左、右延伸。第三，要注意集聚的三个来源，即不仅要集聚本市的贸易主体，还要集聚国内的，更要集聚海外的。第四，要创立能包容以上两大方向、三个来源的集聚的一种综合载体———专业性国际商务园区。即在上海或毗邻苏浙地区，设立一批以中高端货物批发贸易（包括订单贸易、进出口贸易、离岸贸易）为核心功能的国际商务园。第五，充分发挥上海的产业和地区优势，规划布局专业性国际商务园。把上海制造业、贸易业的既有优势，结合各区经济“一业特强”的发展战略，建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各具特色的国际商务园区。其中，世博会馆区和虹桥交通枢纽区，可以是两个重点布局的区域。第六，要适当降低空间集聚对于贸易主体成本支出可能带来的影响，以提高集聚的吸引力和空间效率。
再则，大力发展以电子技术为载体的商务信息系统，应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一项关键措施。
用信息集聚贸易主体，不仅是集聚更多贸易主体的一种良好方式，也是提高空间集聚效率、广泛集聚交易信息的必要工具。上海的地域和土地毕竟有限，不可能集聚海内外所有可能被集聚的贸易主体。但如果能以信息形式集聚贸易主体，不仅成本会降低很多，还具有无限集聚海内外贸易主体的可能性。而且，如果能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安排，让零星但又可能是海量的电子商务货币流经过上海，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亦有重要作用。因此，对于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而言，无论以空间集聚更多贸易主体能否成功，但是，以信息集聚贸易主体，是必须要抓早、必须要成功的一项工作，是上海在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过程中应当花大力气筹划和实施的一项工作。
在此进程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全国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已经有大量的贸易类电子网站。如何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需要以双赢为原则，加以艺术地合作和整合。二是，现有的大量贸易类电子网站，基本上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相分离的。如何使这些网站适应三大平台功能的共同要求，不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需要分门别类地仔细考虑。
当然，以上关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定位和策略设想的实现，也有待于政府细致的工作，这可能包括：同各界共商建设贸易中心的诸多问题，除了需要大概念和大思路之外，还需要可操作的措施；采取适当的优惠措施，鼓励贸易主体集聚和投资（包括设施投资）；争取中央相关管理部门的全面支持，并有针对性地放松对外资贸易主体在上海集聚的限制；同兄弟省市尤其是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省市积极商洽，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同全国级的产业、行业协会协调，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向国际相关产业、行业协会甚至著名企业进行推广，争取国际间的广泛参与；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要求的法规环境；塑造有利于贸易往来兴旺发达的人文环境等。
其中，同兄弟省市真诚合作，在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进程中争取共建共赢，应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的指导思想。这不仅因为，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只有满足了各地的需要，国家的整体需要才可能得到满足。还因为，也只有满足了各地的需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才能顺利建成。要知道，所谓“国际贸易中心”若是离开了其在本国范围内的集聚力和辐射力，那么，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集聚力和辐射力也就失去了基础，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没有各地的支持，上海拿什么去集聚？没有各地的需要，上海的辐射又何以为继？这道理是简单明了的。而在明白道理且明晰策略设想之后，上海要做的，就是真诚地与各地合作，争取共赢。

Ⅲ 上海实现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条件

上海依靠结构调整、市场发展、业务集聚，在打造“四个中心”核心功能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白皮书指出，在国际经济中心建设方面，2010年实现生产总值17166亿元，其中服务业占比达到57.3%，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型公司、研发中心82家，累计达837家，经济的服务和辐射功能进一步增强；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2010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416万亿元，较2005年增长10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额位居全球第三，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为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2010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浦东机场连续3年排名世界货运机场第三；

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十一五”期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于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商品销售总额位于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关区进出口总额接近全国1/4。

除了规模、数据，上海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为探索适应“四个中心”建设要求的基本制度框架，开展政策创新突破采取了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比如，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开展了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期货报税交割试点、新台币现钞双向兑换业务试点，以及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等。

Ⅳ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规划内容

根据初步规划，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将着重“大市场”和“大交易”，侧重把上海打造成购物天堂，物流中心和大宗商品集散交易服务中心，而在“虚”的层面，还将建立认证中心，服务贸易信息等诸多服务业。
由于虹桥商务区处于沪宁、沪杭、虹桥机场、地铁交界处，交通十分便利，因此显然是其中核心之一，尤其是购物和大宗商品集散交易中心。
从地理空间上看，虹桥商务区涉及到长宁、普陀、青浦、闵行、嘉定等区，目前各区自己已经推出了相关规划，全面接轨虹桥商务区，其中青浦区就规划了虹桥生态商务区结构规划,规划面积约7.2平方公里。
位于上海西区的普陀区也正在打造长风生态商务区，普陀区政府方面明确提出要“接轨虹桥”战略，共同打造上海重要的涉外经济和贸易中心。

Ⅳ 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解说

《意见》指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版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具权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意见》指出，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有利于上海突破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渐下降的制约；有利于拓展金融资源运作空间，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意见》要求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加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措施，认真研究解决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Ⅵ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进展了吗

自2009年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批复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以来，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取得了多项进展：

中远海运集团总部落沪,超级巨轮上海扬帆启航。

由中远集团和中海集团重组而来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2016年初在上海正式揭牌。这家在船队综合运力等4个领域名列世界第一的航运巨头,成立后就开展了马不停蹄的内部整合。到2016年底,包括航运、金融和物流在内的主要板块整合基本完成。

12月,中国航运业治理创新的重要机构——中国船东协会正式迁沪。中船保商务管理公司、北英保赔协会中国区管理公司也相继落户上海。这些功能性组织的集聚,将为上海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凝聚力量。

刚过去的2016年,对全球航运业是惊涛骇浪的一年。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跌至历史最低的290点,韩国最大航运企业韩进海运宣布破产……

但与此同时,危中亦有机。航运业持续低迷,让航运企业加快了整合步伐。为减少企业运营成本,航运制度创新力度也在加大。这些都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注入了新动力。近期,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等联合发布了“2016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大事件”。

Ⅶ 对于上海打造一带一路桥头堡具有开拓意义有利于上海加快推进国际哪五个中心建设

对于上海打造一带一路桥头堡具有开拓意义，
有利于上海加快推进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Ⅷ 上海加快实现“四个率先”和建设“四个中心”是指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又是什么

四个率先：率先转变发展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回构建社会主义和答谐社会。
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指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做到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Ⅸ 上海什么时候可以建设成为国际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

2020年

Ⅹ 上海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与想象，越多越好，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未来着力于功能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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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几乎没人能够预料与想象，中国加入WTO“与狼共舞”，将为上海这样一个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城市带来哪些巨变。
十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在不断做“加法”与“减法”。无论是进出口数据、利用外资金额，还是企业对外投资规模，都在不断攀升；然而，从1008平方公里缩减到656平方公里，从177个减少到41个，上海各类开发区的规划面积和数量却始终在做“减法”。
“加”与“减”之间，上海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路径跃然呈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任沙海林谈及这些数据变化时，体会到的不仅是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量的变化”与“质的提高”，沙海林表示，中国加入WTO这十年，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市场运行机制的改变。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沙海林，探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的变化，以及未来全球化进程中上海如何把握机遇，加快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实现外贸转型、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升对外投资层次等话题。
入世“倒逼”机制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加入WTO十年来分享了许多“全球化红利”，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的经贸格局发生了哪些重要改变？
沙海林：入世十年也是上海开放型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我简单列举几组数据：十年来，上海本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增长了6.1倍，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增长了11倍，利用外资规模增长了2.1倍，对外投资规模增长了9.7倍，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规模也增长了9.9倍。
其实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好”，不仅仅是一些数量的变化、规模的扩大，也不仅仅是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整个运行机制的变化。最要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对整个社会消费的拉动，对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基础性、先行性、先导性的作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保障机制建立起来了。
另外，入世十年，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一种“倒逼”作用越来越明显。看上海的变化，人们往往喜欢看外表，它的基础设施、楼宇、整个市容，这些的确变化太大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整个运行机制的改变，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入世十年最大的特点。
这十年，上海的巨变也是和全球化大局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进入了全球市场经济大环境之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不仅仅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参与者，也是利益的分享者、受益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成为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如果中国没有加入WTO，上海没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信上海不会有这些变化。
当然，加入WTO对我们的体制、机制、税制和管制方式，也是一种挑战。凡是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违背WTO基本原则的，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更谈不上发展。所以，企业在技术上、管理上、标准化建设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个过程中就是适者生存。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说每年都有大批的企业倒闭，但也有很多企业发展很快，特别是那些适合了世贸规则、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这些新兴的业态发展起来了。
日报：你怎样看待未来十年的全球化趋势？我们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将面临哪些主要问题，比如贸易保护主义似乎正在日益加剧？
沙海林：从全球经济发展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处于变革和调整的重要时期。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也正在抬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世贸组织成员方对中国的诉求将会更趋多样化。发达国家势必要求中国加大开放度，新兴发展中国家成员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会与中国产生更多“碰撞”，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对中国的谈判诉求将向发达国家看齐，单边优惠的要求将有所增多。
另外，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源产品价格的提升、人民币与国际货币的汇率失调，以及国内通胀趋势等因素，都将减弱中国外贸高速发展的支撑力。
当前上海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旧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不足，低端传统产业被调整的“快变量”与高端新兴产业培育的“慢变量”发展不协调。目前看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和居民消费倾向总体递减的影响，“三驾马车”中，出口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趋于下降。
同时，受资源环境、商务成本提升的约束，低端传统产业调整力度加大，一般制造加工向外转移速度明显加快。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有待逐步走向成熟，可能在产业升级转换中出现“真空”，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
外贸转型迫在眉睫
日报：我们的外贸出口格局中，加工贸易一直占据了半壁江山，这种长期依赖“人口红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的模式能否持续？加工贸易如何实现转型发展？
沙海林：谈到外贸转型升级，现在外面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认为加工贸易越少越好，甚至最好没有加工贸易，我不赞成。
上海的加工贸易总量大、占比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据上海本地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另外，加工贸易以外资企业为主体，外资企业占了90%以上，机电产品是大头，大约占加工贸易出口80%以上。这些都是上海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
当然，发展加工贸易现在遇到了成本的制约，资源环境的制约，主要是土地、人力资本的制约。我们很多代工企业就是这个毛病，可以把利润做到基本为零，当然也不是一直为零，为什么这样做呢？可以少交税。利润跑哪儿去了？一方面本来就低，另一方面把它送到国外去了。关键要改变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是推进加工贸易提升能级，把加工贸易向先进制造，或者叫高端制造方向延伸，向产业链两端延伸，这主要是推动加工贸易企业的提升、升级，实际上就是提高它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贴牌生产向设计研发加贴牌生产转变，因为我们现在加工贸易很大的毛病就是依靠“人口红利”来支撑。
第二是推进出口加工区的功能拓展。以前出口加工区很简单，就是来料加工、出口加工出去，现在还要增加维修的比例，我们要实事求是，争取做一些突破。
第三是推进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内销。我们和海关以及上海有关部门一起制定了加工贸易内销便利化的一些措施，对140多家加工贸易的联网监管企业实行了内销便利化的试验。有些东西因为是加工贸易，来料加工不允许你内销，因为你是保税的，你怎么可以生产出来内销呢？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一些便利化措施启动以后，上海加工贸易转内销，去年的数字就同比增长了17%。这个也很重要，能够推动内外贸联动。
第四是推动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加工贸易试点。现在我们已经在全国率先开展了集成电路的设计企业纳入加工贸易运作模式的试点，以前就是单一的封装测试，就是在这个环节里保税，我给你保税，就是你拿进来，封装测试再出去，就这个环节保税，现在发展到设计、制造、测试三位一体的保税，这就进一步了，保税范围扩大了，这个正在试点。
不断创新引资方式
日报：近年来，有外资企业由于商务成本过高而迁离上海，也有外资企业评价中国投资环境趋紧，对吸引外资的政策有所置疑。你认为，下一个十年，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乐观么？
沙海林：关于投资环境问题，坦率地说，我不太赞成外面的观点。有人说中国的投资环境现在好像在趋紧，环境在变恶劣。我为什么不同意呢？我觉得这个不好解释很多现象，如果说真的是像外企讲的投资环境恶劣、趋紧的话，那怎么解释上海的外商投资越来越多？这几年，上海每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超过100亿美元，每年的合同外资金额差不多都超过130亿美元，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另外，怎么解释那么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在向上海集聚，如果是他这样讲，应该搬出去才对。的确有搬出去的企业，主要是代工企业、分装测试工程企业，而那些功能性企业正在向上海聚集。比如说研发中心，我们的外资企业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研发中心在向上海集聚，很多甚至是全球的研发中心。比如说英特尔、GE、IBM、GM、惠普、诺华……这些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我数也数不过来，大量外资研发中心在向上海集聚，这个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不太赞成投资环境趋紧的说法。
上海有没有商务成本过高的问题呢？确实有。商务成本过高体现在多方面，比较大的方面，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在提高，所以要引进高端的企业，高端企业过来，就创造了白领的就业机会。另外，住房成本在提高，也在想办法来解决，比如上海很多地方在鼓励建造一些公寓楼，适合白领居住的公寓楼。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在看到商务成本高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的投资回报高，商业机会多，它正好处在整个供应链的高端，微笑曲线的两端。前段时间，欧盟商会有个调查报告，外资企业衡量什么地区是最有利于总部集聚的地方，排在首位的条件不是成本高不高，而是市场和客户，前五位里面也没有讲到商务成本问题。前五位还包括法制环境、人力资源供给等等。
无论在体制上、机制上、税制上、法制上、管制上，都有一些不适应外资企业发展的地方，我们正在改进。上海就是按照浦东提出来的，俞书记也肯定过的“三个导向”来解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是所谓的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项目导向，我们不断地在探索，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发展前景一定是非常乐观的。
日报：以往吸引外资，我们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你认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未来将是怎样的，在以往合资合作、独资的基础上，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趋势？
沙海林：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2008年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跨国公司也意识到需要对它的全球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整合资源来提高它的全球竞争力和对于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因此它要把相当一部分的功能性机构转移。向什么地方转移呢？向相对成本较低的地方，但又是市场比较宽阔、高端人力资源供给比较充分、法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去转移，这就给上海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入世十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在上海集聚的十年。因此，上海逐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引资结构，引进了很多先进的业态，目前第三产业吸引外资的比例稳定在外资总额的80%左右。
我们在吸引外资实践过程中也有一些创新，尤其是探索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一个是外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境外人民币出资，在这些方面我们取得了新的突破。比如说外商投资股权企业，这个是试点工作，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相关的审批规定，我们已经开展试点工作，批准了50家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我们还完成了上海第一例境外人民币投资的项目，这在全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上海希杰星汇影视公司，是在香港用美元现汇兑换成人民币进行增资的，这是首例境外人民币投资项目，这些都是新突破。
我们吸引外资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中方自然人作为外商投资企业股东成立合资企业，这在过去没有，现在也只有浦东在试点，上海正在把这件事情的范围和区域扩大，从鼓励类产业目录扩大到限制类产业目录，从浦东试点扩大到上海整个区域，这项措施还没有推出，要朝这方面去做。
另外，我们今后还要充分发挥上海科技教育资源和人才集中的优势，在引进外国资本的同时，更加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理念、高端人才和智力资源，“引资”和“引智”相结合，不断增强上海的科技创新能力。
实现功能性突破
日报：入世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但麦肯锡也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0%以上的海外收购不成功，比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就经历了整合失败。未来上海如何把握新的机遇，加快新一轮资本输出？
沙海林：上海对外投资的步伐正在逐年加快，我们也要提升对外投资的层次。比如，我们找到一些与上海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做好整体区域产业合作的研究和规划，指导企业对外投资从单一的项目向区域型产业合作转变。
比如，为了破解上海资源约束瓶颈，我们重点加强与澳大利亚西澳州政府的合作。主要是加大对西澳州矿产资源类项目、能源类项目、农业类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旅游资源开发类项目的总体研究和规划，推动上海企业去投资。
我们也在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重点扶持具有一定规模实力、品牌优势和市场基础的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实现从绿地投资向跨境并购的转变，推动高端跨国并购项目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为了规避企业风险，我们鼓励企业转变控股和全额并购的传统模式，探索战略性少数股权投资。
比如，上海电气集团以1.6亿美元收购美国高斯国际公司，并购后，上海电气对其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生产世界领先的薄膜太阳能电池。上海电气还利用高斯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网络，进一步优化了在美洲、亚洲和欧洲等地的制造业布局，整合提升了销售及产品支持能力。
另外，我们也在积极引导上海一些高耗能、产能过剩的产业向境外实行“梯度转移”，为上海进一步发展腾出空间。我们一方面是迎接国外的技术转移，另一方面也对境外进行产业转移，这是两个梯度，这个做得也非常好。
再就是我们输出高端技术，不断提高对外工程承包的水平。现在上海对外工程承包的合同金额已经连续几年超过100亿美元，位居全国第一，全国对外工程承包金额，我们占了十分之一。通过工程承包项目，还带动了大型设备和机电产品的出口。
日报：上海正在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未来将实现哪些功能性突破？
沙海林：关于如何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我们形成了一些整体推进的机制，第一个层面是“部市合作”推进的机制。在商务部和上海市“部市合作”推进机制框架下，我们初步形成了“20+2”的重点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包括建设虹桥商务区国家会展中心项目、建设进口商品集散中心、推进外贸平台建设、建立商务部技术进出口贸易中心、建设现代商贸功能区、筹划虹桥全球贸易论坛和智库、建立网上国际贸易中心平台、试点设立免税店和扩大船用保税油市场开放、建设城市配送物流体系、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利用外资方式创新和领域拓展、开发区升级、推进实施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还有就是探索专业服务业管理模式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举办商贸领域重大活动、建设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建设国家文化服务贸易翻译基地，与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合作，建设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基地；此外，增加了两项重点工作，研究拟定上海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推进产业转移等等。
第二个层面就是推进重大贸易平台的建设。
第三个层面就是寻求政策上的突破。政策上的突破主要还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国务院批准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服务业领域开展增值税改革试点，这对上海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