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国际贸易中，什么指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内也可以理解为在面容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还指厂商把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其他行业当中去可以获得的最高收益。
机会成本又称为择一成本、替代性成本。机会成本对商业公司来说，可以是利用一定的时间或资源生产一种商品时，而失去的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其他最佳替代品的机会就是机会成本。
㈡ 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中用机会成本怎么计算啊
比如甲国用一小时劳动可以生产2匹布，一小时可以生产1单位酒。乙国同样的时间可以回生产答1匹布，2单位酒。甲国在布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可以把生产酒的以单位劳动用来生产布，机会成本就是一单位劳动生产1单位酒。
㈢ “机会成本”和“相对价格”的关系是
1,没有关系
相对价格是贸易领域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投资领域的概念.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机会成本小的具有比较优势。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上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既虚既实的一种成本。它是指1笔投资在专注于某一方面后所失去的在另外其它方面的投资获利机会。
相对价格( relative price):在国际贸易中所交换的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它体现交换双方的贸易利益。
概念的提出 相对价格概念起源于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D.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这个学说认为,在国际贸易中，按同一种货币折算，各国之间产品价格有所不同：某国生产的甲产品成本低，乙产品成本高；而另一国生产乙产品成本低，甲产品成本高，这样两国就可以通过贸易，用各自生产的优势产品去换得自己生产的劣势产品，从中得到利益。所以在国际贸易中，每个国家对某种商品都拥有一种比较利益，并通过商品交换获利。国家间的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反应了生产成本的不同。相对价格反映的交换关系促成国际贸易，使世界生产的实际资源成本最小化，或使世界资源的实际产值最大化。
计算 相对价格的计算方式是：以某国出口粮食、进口照相机为例，两者的比例关系为：照相机的相对价格＝照相机价格／粮食价格（均按同一货币折算）。它反映出购买一台照相机而必须放弃的粮食数量。如果这种比率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变化，那就说明它们在利益分配上发生了变化。
特点 商品相对价格具有以下特点:①多样性。在任何商品经济形态下，市场上每一种商品和劳务都有价格，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对比分析，就会得到一个价格比例关系。因此在市场上有工业品对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初级产品对加工产品的相对价格、工业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等等。②多变性。相对价格是商品之间价格比例关系的动态反映，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它随市场供求关系、运费、关税等限制条件以及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各个国家国内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价关系，也可以称作相对价格。
2,实际上机会成本应该是这样：工作A对于工作B来说具有机会成本，但工作B对于工作A来说就已经没有机会成本了，因为工作A的收益比工作B小。因此所谓机会成本实际上只是“相对机会成本”而没有绝对机会成本。当一个人正在从事的工作收益比较低时，相对于你所能从事的更高收益的工作来说，就产生了机会成本。比如一个人能够做经理和教师，而经理工作的收入显然要比教师的收入大，因此当你从事教师工作时，相对于经理工作来说你就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从事经理工作会使你失去教师工作的更低收入，从而产生一个机会成本。收入大的工作相对于收入小的工作来说，是没有机会成本的，因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使你更好的收入。在此所谓“机会”实际上就是寻求更大利益的机会，既然获得了更大利益，那么因失去机会所导致的利益丧失也就相对没有了。
那么，由于从事工作A比从事工作B所获得的收入较小而产生了机会成本，其机会成本量是工作B的收入减去工作A的收入，即8000－5000＝3000
补充:
选择8000的工作而没选择5000的工作 的机会成本为5000-8000=-3000
《国际贸易》里的相对价格是用的除法 比如【P钢铁/P大米】 我想问二者的相对价格相除得什么？相对价格.实际上就是一个系数,
㈣ 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否适度，为什么
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并非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只有那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能自由兑换其他储备资产的货币才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对外贸易与国际结算中经常使用的外汇储备主要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当然这并不是说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因为持有外汇储备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一，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并非投入国内生产使用。这就产生了机会成本问题，就是如果货币当局不持有储备，就可以把这些储备资产用来进口商品和劳务，增加生产的实际资源，从而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而持有储备则放弃了这种利益。因此，持有外汇储备，要考虑机会成本问题。第二，外汇储备的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应量，如果外汇储备过大，就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货币政策的难度。此外，持有过多外汇储备，还可能因外币汇率贬值而遭受损失。因此，外汇储备应保持在适度水平上。
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应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成本比较和这些方面的状况把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要增加外汇，则需要发行人民币来购买
人民币供给就会增多
则人民币就会贬值
所以汇率就会下降
㈤ 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上的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国际贸易如何形成
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假设命题。但也可以通过理论回答：
国际贸易是基于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的。
一个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他每生产一单位A商品就丧失了按比例生产一定单位B商品的机会，这种叫做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可能在生产所有产品中拥有比较优势。因为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很低（绝对优势），那么显而易见，他生产另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就变高了（比较优势不明显了）。正因如此，通过国际贸易，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会将产业转移至处绝对劣势的国家（绝对劣势的国家这时就有了比较优势）
比如：A国的生产能力为每天生产10架飞机或者1000台汽车。B国5架飞机或者100台汽车。显然，B国在任何商品上处于绝对劣势。
A国的机会成本是，每生产1架飞机，就少了100台汽车；
B国的机会成本是，每生产1架飞机，就少了20台汽车。
这样而言，因为B国飞机机会成本低，A国汽车机会成本低，如果让A国生产汽车，B国生产飞机，显然会让两国处境更好。原因如下：
假设贸易前，每个国家生产每种商品生产一半
贸易前每天产量：A 5飞机 500汽车 B2.5飞机 100汽车=7.5飞机 600汽车
贸易后每天产量：A0飞机 1000汽车 B5飞机 0汽车=5飞机 1000汽车。
现在就是 2.5架飞机和400量汽车的抉择。
因为对于一架飞机的机会成本是A100 ,B20
那么，2.5架飞机的机会成本显然是 A250 B50， 400大于250也大于50 显然国际贸易分工使得两者处境都变好了，所以即便B国在任何商品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绝对优势国机会成本的缘故，会使B国仍然可拥有国际贸易
㈥ 假定机会成本不变和假定机会成本递增对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结论有什么影响
在机会成本递增条件下,只要各国在生产同样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异,那么比较利益理论就仍然有效,参加贸易的国家仍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只是国际分工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的程度。
㈦ 《国际贸易》里关于【机会成本和相对价格】一个问题
其实是你钻牛角尖了，假设用于购买大米的资本是N，
机会成本=(N/Pw)/(N/Pr),即减版少的小麦产量/增加的权大米产量。
相对价格=Pr/Pw
发现没有，两个式子相等的。还有 我不同意楼上说的没直接关系。至少从原理上说“产品的相对价格=生产该产品的相对成本=机会成本=产品消费的边际替代率”应该是成立的。
㈧ 为什么要一直读书
在有读圣贤书传统的中国，曾经有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这当然过于极端。物极必反，到现代以来，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就一直以各种方式被提起，这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悖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制度提出的质疑，“读书无用论”是个体在体制转换时的疑问，而更深刻的还有对我们这个日益体制化的社会的教育体制的批判。前两者是特定时期的社会和个体的心理状态，势易时移，问题本身常能自然消解，而后者由于个体与体制化社会内在的张力，倒是我们总是必须面对的永恒话题。
余生也晚，幸运地躲开了制度蔑视读书的时代。照黄仁宇的说法，解放后的中国努力打造的是一个“下层结构”，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依靠农村，回到最基础和简单的层次上，创造一个下层结构，以对抗国民党的“上层结构”。一般来说，下层阶级的选择集相对很小，机会成本近于零，如果会失去什么，那也只能是锁链，因此也就很少有机会主义行为，在战场上除了努力向前，并没有退路，而一旦革命成功，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所以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不过，“路径依赖”导致了解放后仍然采用下层结构的治理方法，拒斥知识，反对读书，推崇知识不多但觉悟很高的“高贵的野蛮人”。直到建国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社会才开始流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被叫滥的“小资”，下层结构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我们现在提“小康社会”的概念，也是这种下层结构的逻辑结果。
对于各种版本的“读书无用论”，我却可说是撞个正着，躬逢其盛。但我以为自己还没有资格去谈“读书无用”。一般来说，这是满腹经纶者的专利，他们读了很多书，却因为身处推行高积累率低工资制、讲求奉献不谈索取的下层结构体制内，一肚子学问只是换来了两袖清风。而那些体制外很多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却得双轨制之利，大发其财，到现在，身家上亿而只读过几年书者又何止是个别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是双轨制的必然结果。体制外的世界充满风险，读了很多年书的人们由于先期成本过高，往往成为风险规避者，当然也有爱好风险而下海的，不过这总是少数，而没有读过几年书、身在体制外的人们由于成本很低，而预期收益却很大，往往成为风险爱好者，有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俗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这种情况下的“读书无用论”，我个人是表示同情的，因为读书的成本很高，精力时间都不去说了，光是十年寒窗、黄卷青灯的苦熬，就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但我们的社会评价对读书成本明显低估，比如读书期间并不算作工龄，而参军、参加工作都算作工龄)，而收益却不大，无论如何是有失公正的。
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变化，知识分子的境况大大改善了。因此读书无用论本身也开始深化，转而对体制化的教育制度与个体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提出批评。平心而论，体制化教育制度中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中国存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同时，个体差异也使体制化教育制度难免众口难调。个性张扬的李敖当年就因为与台湾教育体制格格不入而从台大法学院退学回家。韩寒出版了《三重门》之后也对体制化教育体制提出挑战。可以说，这种出于个体与体制化教育体制内在张力的现象一直会存在下去，问题不在于个体的差异，而在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日益体制化。
人类社会的历史，说得极端一点，就是一个不断体制化的过程。所谓体制化，我以为无非就是一个群体乃至社会共享的资源和观念累积之后的制度化。原始社会社会组织远未发达，谈不上体制化。但随着国家等各种组织的出现，文明越来越进步，人们也越来越受制于各种社会组织及其制度，即使“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帝王本人也要受制于制度。三代以前，许由不愿意当君主，还能逃到山中一躲了之，到了明代，万历皇帝想立自己喜爱的皇子为太子而不能，也只能消极怠工，故意不理朝政，但仍然到死也未能如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科举制实行以后社会的进一步体制化，只能通过读书，一个人才能进入文官体制中去，施展抱负。传统社会是如此，现代社会的体制化更是精致完美，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更多是成了社会这台大机器的“一个螺丝钉”，而不仅仅只是他个人本身。
在体制化的社会里，我们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如果一个人可以完全独立于社会，那么他读不读书只是个人爱好问题，像流落到荒岛之上鲁滨逊，读不读书都不打紧。但如果一个人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甚至对社会依赖程度很深，那么读书应该是他在某个时期的一种必然选择。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交易费用的概念，按张五常的说法，除了像鲁滨逊那样的一人世界不存在交易费用外，只要存在有两个人的社会，就有交易费用的问题。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越低，对社会发展越有利。读书使社会成员拥有基本相似的知识，并因此共享共同的资源和观念，从而大大降低社会交往的交易费用。如果社会成员之间共享的资源和观念很少，那么社会不是停滞不前，就是陷于战乱之中。我们之所以大力推广普通话，就是为了使人们共享同一种语言，节省交易费用，再说开去，之所以要花大量时间去学英语，无非是想在全球化时代能和世界文明共享相同的语言工具，进一步发展自身而已。同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小到人与人之间相处，大到国与国之间关系，共享某种观念也很重要。反面的例子很多，譬如鸦片战争，起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双方了解太少，观念相差太大，没有足够的共享资源和观念，更谈不上累积这些资源和观念形成体制来避免战争的爆发，换到世界全球化也即体制化的今天，对于鸦片这类毒品贸易，国际上完全可以在一个体制框架内协商解决，不必真刀真枪干上一场。再如韩寒，他之所以能写出《三重门》，并能为很多读者接受，很大原因就是他与他们共享了相似的生活经历、思想资源和观念，而一旦他开始反叛这些，他遭受非议的结果是可以预知的，即便他拥有再多的知识，他仍不为这个体制的社会所接受，因为知识一离开体制，就不再是社会共享的，而只是社会共同体之外的奢侈品了。狂放如李敖，最后还是回考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回到了体制化社会中。可以断言，韩寒最后也会回到体制中，在一个体制化无处不在的社会里，他逃出一个体制，又逃进了另一个体制，或者说逃出了体制的一部分，又逃进了体制的另一部分。对于憎恨体制者，才出虎穴，又入狼窝是一个命定的悲剧宿命。
当然，“读书无用论”在体制化社会的语境下，否定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文凭等体制化符号。但我们以为文凭虽然有很多缺点，却是体制化社会最有效的识别符号。正如民主制度一样，本身缺点很多，但我们还不能找到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体制化社会为了节省成本起见，必须对所有社会个体设定一个准入标准。读书就是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准入手段，而文凭作为一种识别标志是节省信息成本的。信息是不对称，比如说对同一个商品，产家和卖家所拥有的诸如商品质量、性能等信息通常就比买家要多，如果遇上个自卖自夸的王婆，更是放大了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买家常常受骗，渐渐的就有了便于识别的品牌。品牌就是一种识别标志，功能相当于文凭。假设你要了解一个人的能力，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识别成本会很高，而对一个人的文凭识别相对简单。假如有人声称自己很能干，我们无法在短期内识别他的能力究竟如何，或者我们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才能加以识别，但如果他提供一张文凭，只要这张文凭是真的，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给出一个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凭并不能轻易否定。韩寒写了《三重门》，向社会提供了一个“文凭”，所以他不需要或不想要体制内的文凭，但对于那些没有写出“三重门”的人们，他们该怎么办？社会又该怎么办？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社会的体制化是现实存在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建立多元化体制，使像钱钟书和吴晗那样虽然某些方面有缺陷，但在另外方面却才华横溢者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以追求社会的效率。但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效率常常会牺牲公平，而在现阶段，公平也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㈨ 国际经济学中假设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同，在不同偏好和机会成本不变的条件，两国是否存在贸易的基础
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同且为直线。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下，各国将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与其社专会无差属异曲线的切点，EA和EB上达到均衡。需求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下的生产与消费的不同选择，但这些不同并不会引起两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两国的国内价格水平是相同的，因此不存在贸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