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为什么经济学家反对限制各国之间贸易的政策
答：复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在制不同的劳务或物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各国在生产上进行分工．专门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使世界经济的总产量增加，同时相互间进行贸易，每个国家的消费者都可以消费更多的物品和劳务，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更大的繁荣 。
❷ 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凯恩斯理论影响中国的的消费倾向，原来的消费都是在国外，现在的消费主内要转移国内，指容指的是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总消费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量，而消费倾向本身的变化是次要的。凯恩斯把消费倾向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是总消费量对总收入量之比，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增量对收入增量之比。
经济学主题 经济学主题首页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中国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与以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依定律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
❸ 为什么经济学家有时会提出互相矛盾的政策建议呢
经济学家有时复会提出互相矛盾的制政策建议的原因在于：
1、经济学家们可能对不同理论的正确性或重要参数的大小有不同的判断。
2、经济学家们的价值观可能不同。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使是“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❹ 经济政策要不要调整两大经济学家在辩论
（1）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杆杠。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和政策，回应当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答平、经济运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通盘考虑，慎重决策。（2）汇率变化好比一柄“双刃俭”，对经济、金融的影响也有利有弊。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币更加值钱。但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序上会抑制出口增长。同时，也会造成出口企业的生产萎缩，加大就业压力。（3）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①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②有利于实现扩大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③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
❺ 克林顿的经济顾问们采用什么样的政策配合实现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目标
评克林顿政府国内外经济政策
陈宝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从里根经济学到克林顿经济学是美国总统经济学的一大变革。在今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说：“美国是靠变革而繁荣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太长的时间中用太多的方法放任自流”。“12年来，利益逐层渗透的经济理论在堆积如山的联邦债务上造成一种虚假繁荣。全国放任自流的结果使如此众多的美国家庭，甚至连双亲工作的家庭都不再为他们的孩子作提高生活的美国梦了”。这是克林顿对里根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他矢志变革“放任自流”为“行动主义”的主要依据。转眼两年快过去了，克林顿实行变革的国内外经济政策进展如何，成绩怎样呢？这是人们颇感兴趣的问题。下面试作一点粗浅剖析。
初见成效的财政政策
为解决困扰美国经济的大赤字问题，克林顿把削减联邦赤字摆在优先地位。为此，他决心在布什1990年与国会达成削减赤字5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削减赤字4930亿美元。其中在未来五年中总共压缩支出2470亿美元，增加税收2460亿美元。增税本来是逆水行舟，但克林顿提出合理负担政策把90％的增税压在收入最高的6．5％的纳税人的肩上。所得税率的提高更只限于1．2％的高收入者。这样他就取得了大多数纳税人的支持，赢得了策略上的胜利。尽管如此，这项预算法案的通过仍然是艰难的，特别是在参议院，如果没有戈尔的最后一票几乎变成了僵局。为了表示削减赤字的决心和诚意，1994年预算法案把1994－1998财年的支出冻结在5480亿美元的水平上（按现价未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即比1993年的名义支出还要低25亿美元。这个名义支出是按年通货膨胀率2．8％估算出来的，如果通货膨胀率低于预计，还要对支出作进一步削减。此项预算紧缩包括白宫以身示范的减少联邦工作人员10万人以及推迟对联邦雇员工资的生活指数调整。在权利项目方面医疗照顾到1998年将削减180亿美元。经过这样的努力预计到1998年财政支出将由削减前的18255亿美元减少到17382亿美元，财政收入将由14922亿美元上升到15508亿美元。财政赤字将相应地由3332亿美元降到1874亿美元，减少145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将由4％降到2．2％左右。克林顿政府把1993年所采取的财政政策称之为真实的、可信的赤字削减政策，并认为这是得到华尔街的响应使他们改变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长期利率因而得以下降的原因。以10年期政府债券为例，克林顿上台前的1992年利率是7．01％，与三个月国库券利率相比要高出103％；到了1993年前者下降为5．87％，与后者比利差下降到92％。1994年联储为了进行宏观调控，连续提高短期利率，长期利率自然也受到影响。但长期利率上升的速度远远慢于短期利率，到1994年7月为止，10年长期政府债券仅比3个月国库券高66％。长期利率的下降有利于企业投资和消费者购买房产和耐用消费品。克林顿政府认为在其财政政策中军费的削减和税收的增加都对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但长期利率的下降对经济的刺激却产生了抵销作用。这是美国经济能在1993－1994年有良好表现的重要原因崐。
着眼未来的投资政策
克林顿政府与里根、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重要区别不在于削减赤字的财政政策而在于面对未来的投资政策。奉行行动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向人们宣告：“把联邦开支重点从消费转向投资是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标志，我们不仅致力于控制政府开支，而且把它导向更有生产性的用途上。”
克林顿首先强调的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提高美国劳动队伍的素质，以应付国际上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在1994年联邦预算中提出一项378亿美元的四年“终身学习计划”。其中包括对弱智儿童的启蒙计划；提高美国教师和学生成绩的“2000年目标计划”；教育部和劳工部合作对高中学生进行职业训练的“由学校向工作过渡”计划；帮助学生进大学并使学生有机会为社会服务从而获得职业技巧的国家服务计划；降低贷款利息帮助更多美国青年上大学的贷款改革计划以及对失业工人的再培训计划。
在这些计划中饶有新意的是国家服务计划。首先，这项计划由国家为参加者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和每年高达4725美元的教育补助以帮助参加者在接受有价值的职业训练的同时接受大学或大专教育。这件事由政府花钱是因为雇主不愿意支付学习费用，他们担心一旦雇员辞职，这笔钱就白费了。第二，此项计划由州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执行，解决了地方政府需要社会服务而又资金无着的困难。第三，国家服务计划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了既能获得工资报酬又能得到多种职业培训的双重机会，而过去他们是难以做到两全的。这项计划在1994年将有两万人参加，以后每年10万人。
投资计划的第二方面是基础设施。克林顿政府制订了四年投资480亿美元的重建美国计划。克林顿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欠账。据交通部估计几乎有20％的高速公路处于极糟或勉强的状态，有20％的桥梁有结构性缺陷，许多机场过度拥挤，污水处理设施负担过重。因此必须进行投资以改变现状。克林顿政府认为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计划完善的投资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可观的效益。在重建美国的计划中还包括4年80亿美元的对提高水质、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森林科研、住房和社区开发，以及农村发展的投资。 投资计划的第三方面是科学技术。在重建美国计划中技术投资占了不小的比重。克林顿政府认为有形资本不是提高生产力的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长期看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从工业国进步的历史看，要紧的是工作得更巧妙而不是工作得更辛苦。 但是技术变革和技术进步要靠科学家、工程师在实验室和工厂车间的新发现。他们为此进行的科学研究在资本和智力上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在美国大量的科研与开发要靠私人企业去做，但支持性和基础性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府的法定职能，因为信息有外溢效应。意思是说一家公司通过科研获得的技能会很快传播给别的公司，使别的公司得到便宜而创新者获得的回报却很有限。据估计科研与开发的资本收益率要高达50％－100％，而实际上创新的企业所获得的不足一半。因此，克林顿政府要求国会延长研究与实验的课税减免，同时增加同产业界合作研究的投入。增设几十个新的制造技术推广站以加速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等到技术成熟后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如何使国防科研与开发转轨是克林顿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考虑。随着国防费的大量削减，政府应当减少对国防领域的科研支出呢，还是把这项支出转向民用技术呢？克林顿认为后者是明智的选择。因此政府已决定把国防部的科研力量和国家实验室转向与产业界合作进行科研与开发。
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克林顿政府技术政策的光环。这项计划主要是由政府倡议但不是由政府出钱。以商务部长罗恩·布朗为首，有副总统戈尔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泰森以及一批经济、技术、法律专家和电讯工业界代表参加的“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其计划是由联邦政府负责总体设计，由工业界投资并负责建造和运行。当前联邦政府正致力于修改1934年的《通讯法》，要求在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彻底消除对电视、有线电视、电话和卫星等各种电讯手段所施加的不必要限制，鼓励工业界的相互合作和竞争。现在特别小组已向国会提交三项法律草案。新法律还有待国会的讨论和批准。 克林顿着眼于未来的投资计划表现了新政府的新姿态。但它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难有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并不会给总统的支持率增加多少份量。
阻力重重的社会福利政策
改革美国的现行健康保险制度是克林顿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重心。在今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说：“今天美国花在保健上的费用与它的经济规模相比要高于任何先进的工业国。然而我们只为人口的较小一部分保险，我们在重要的总体健康指标方面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都落后了。超过15％的美国人——接近3900万人——直到1992年没有保险，还有数千万人保险不足或者在失去工作后也将丧失保险。同时，保健费用继续攀升，给美国家庭增加了医药开支和保险费，加剧了各级政府的预算危机。”这是美国目前健康保险状况的真实写照。 克林顿向国会提交的保健改革计划着眼于解决四方面的问题。第一、还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享受健康保险；第二、私人保险业对健康状况欠佳者收费太高；第三、现行健康保险缺乏有效竞争，致使医院和病家不关心成本；第四、保险支出已成为政府预算难以承担的重负。为此，克林顿在他的改革计划中提出：（1）从1998年1月1日起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健康保险，使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常规门诊、住院、急救、预防、处方配药、康复、家庭保健和护理、化验和诊断。精神病和各种恶习的治疗也将有限度地被纳入保健计划；（2）要求各州为大型消费者群体建立“保健联盟”，由它们收取保险费并按竞争原则同医院和保险公司谈判保健计划，同时负责管理费用开支。所有少于5000名雇员的公司都必须通过保健联盟购买保险；（3）要求雇主至少负担未婚工人平均健康保险费用的80％，负担工人家庭平均保险费用的55％。但5000人以下的公司在健康保险方面的开支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7．9％。企业雇员少于75人，平均工资在24000美元或以下的企业有资格得到政府补贴；（4）增税。香烟税每包从现在的24美分提高到99美分，对不参加“保险联盟”有5000或更多工人的公司课征1％的工资税并允许保健联盟在保险金上追加2．5％的摊派用于行政开支；（5）2000年以后限制健康保险费每年提高的幅度不得超过通货膨胀率，并为政府的保健开支规定上限。
这项计划是在1993年10月27日提出的。围绕着这个计划民主、共和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少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多尔，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米契尔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格普哈特的方案与克林顿方案的差别在于把实行全民保健的时间表推迟一年。政府征税主要是提高香烟税45％，此外在所有保险金上加征2％的销售税；不足百人的企业可以参加政府命名为“医疗照顾第三部分”的保险计划；不要求组织“保险联盟”。对私营医药业的医疗费用在2000年以前不控制。显然他的立场比克林顿的计划已经后退了一步。但仍坚持了全民保健的原则。即使做了这样的让步，据测算要使方案获得通过还少70票的支持。
8月3日，与格普哈特同一天，米契尔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它比格普哈特的方案更加温和。它只要求到2000年使95％的美国人享受健康保险；不强制各州建立保健联盟；资金来源主要靠削减医疗照顾和医疗救济开支，不再要求雇主负担80％的保险费；在2002年以后如果达不到把95％的美国人纳入全民保险时才要求雇主在某些州帮助工人缴纳保险费；雇员在25名以下的企业，由雇主承担保险费的50％，少于25人的雇主不承担保险费；在增税方面最大的一笔是在健康保险金上崐加征1．75％的附加税和对枪枝弹药征收消费税，此外对享受医疗照顾的富裕老人提高其保险金。这一方案能否通过取决于至今仍持骑墙态度的10名民主党参议员。
共和党议员多尔的方案明显是同克林顿唱对台戏的。它的方案口头上以美国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健康保险为目标，实际上是将把很大一部分穷人置于健康保险之外，只对最贫困的没有享受保险的工人提供补贴，允许但不要求企业和个人组织保险同盟一类的组织；不要求雇主或个人购买保险；有2至50名工人的企业将能购买联邦雇员健康福利保险。不增加任何税收；对自营人员支付保险费享受25％课税扣除的原规定改为提高到100％；对医疗费用不进行价格控制。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案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根本分歧就在于要不要全民健康保险；由谁负担费用以及要不要控制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险开支。这些问题涉及数千万至今未享受到健康保险者的利益，企业主的利益以及医疗保健业和保险者的既得利益。克林顿显然是要抓住维护前者利益的旗帜，多尔则站在维护后者利益的立场。格普哈特和米契尔方案试图在保持克林顿方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 米契尔目前表示他有信心能在有限度的改革方案上争取与温和派达成协议。但国会休会在即，这种前景已日趋暗淡。有消息说克林顿已经发出悲观信号，他将不再把健康保险改革当作今年国会会议的工作重点，同时表示他将否决任何不把全民保健作为内容的议案。看来曾经作为克林顿改革旗帜而大事宣传的保健制度至少今年在各方面的阻力下已经搁浅。结果如何要到明年再见分晓。
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
克林顿的对外贸易政策既有继承性又有新特点。继承的是里根、布什政府的两大变革：一是由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用公平贸易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二是由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以双边促多边。克林顿政府外贸政策的新特点：一是强调提高本国的竞争力，把扩大出口视为提高工人工资，振兴美国经济的必由之路。二是把“行动主义”国际化，为打开国际市场不惜用“制裁”的大棒咄咄逼人。
在贸易领域克林顿视为自己的业绩引以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二是旷时日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最后一刻终于完成。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既是双边谈判的成功，也加强了克林顿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地位。所以当这一协定在国会获得通过时克林顿是得意非凡的。 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意义不能只看美、加、墨三国地缘经济的优势互补，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美国在经济大三角的争夺战中为对抗日、欧而为自己建立的坚强桥头堡。这一步迈出之后，下一步就是建立自北向南包括整个西半球的“美洲经济圈”和“太平洋共同体”。这个总体战略意图的实现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美国在此过程始终掌握主动，紧紧抓住领导权，它就能保证自己在夺取美亚市场的斗争中对日、欧获得优势地位。
克林顿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所起的作用在于排除多数民主党人、工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干扰促成了协议的签定，这是通过签署三项附属协议而达成的。
在劳工保护方面，签署了“北美劳工合作协定”，该协定要求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保健和安全标准以及最低工资。此外墨西哥政府还保证把最低工资的提高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挂起钩来。在劳工问题上美国还保留了使用1974年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权利。
在环境保护方面，成立了“北美环境保护委员会”以及办事机构。制订了一个十年“边境环境计划”，全面解决空气、土壤和水源质量以及有害垃圾的处理问题。建立了两个机构为美加边境兴办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经过这番曲折终于在1993年11月17日签订。它给美国带来的近期利益是可以扩大出口。据统计，1991年美国共出口商品4220亿美元，创造了72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为1180亿美元，创造了210万个就业机会。到1995年由于美国的资本货物对墨西哥出口增长，可增加17．5万个就业机会。届时美国将有100万人在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行业中就业。在增加就业的同时，工资水平也将有所提高。据统计现在美国出口行业的人均工资比其他行业平均高17％。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也被克林顿看作是自己的成就，因为美国的谈判策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这一谈判之所以旷时日久，既反映了美国与日、欧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害冲突。达成协议固然对世界各国都有好处，但美国显然是最大的得主。
对美国最利害相关的除关税减免以外，第一是把农产品贸易在6年内逐步纳入关贸总协定原则的管辖下。欧洲国家承诺把非关税壁垒的配额转化为关税并降低36％，同时把农产品价格补贴减少20％。这一成果虽然还达不到美国提出的在10年内完全取消农业补贴的要求，总算前进了一大步；第二是服务性贸易的基本原则首次纳入新的服务贸易协定之中；第三是知识产权问题也被首次纳入关贸总协定之中，各国一致承诺保护与贸易有关的专利、商标和版权，惩治假冒；第四是在协定中列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要求逐步取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这四个问题涉及美国对外经贸活动的重大利益。但在历次关贸总协定谈判中都未涉及。美国在美加自由贸易区谈判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对这几个问题都极为强调并取得重大进展。所谓以双边促多边就是要用这些谈判成果加强美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的地位，这一目的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成果中得到了体现。不过在美国人看来这还只是开端，还没有完全达到美国的愿望。
对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开始是反对的，最终作了让步。美国担心的是在该组织生效后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将必须遵守该组织的仲裁而不能再靠美国国内法挥舞301条款的大棒。美国副贸易代表在国会作证时声称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生效后美国仍然能够对所谓“不公平贸易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他说“新的贸易体制不会削弱美国贸易法的有效实行，特别是301条款和反倾销法的执行”。充分显现出强权政治的面孔。
尽管美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收获很大，但并没有能完全满足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胃口。例如影片、音像产品一类的服务业就在一些国家的坚决抵制下未能列入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之中。又如，金融行业、电信业也被排除在协议之外。航运则是由于美国航运业自己的保护主义而未被列入协定的范围。在纺织品方面《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制度将在2005年以前分三步取消，这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在降低高关税方面美国并没有走向发展中国家所希望达到的地步。
美国在法国的支持下曾要求在协定中列入“社会条款”，内容是把劳工利益同国际贸易标准联系起来。东盟国家一眼识破西方是想利用社会条款迫使发展中国家要么把它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到商定的最低水平，要么因生产成本大大低于西方而被征收惩罚性特别关税的图谋，进行了联合抵制。最后达成协议把这个问题转给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去讨论，从而打破了僵局。
颇有争议的金融政策
上面谈到的四大政策是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总统经济报告中作为克林顿政府总体经济战略提出的。金融政策不在其中，这是因为在美国的经济体制下联邦储备系统是由国会领导的。然而实际上总统对金融政策仍然有很大影响。在克林顿执政的两年，金融政策经历了由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复苏到提高利率防止通货膨胀的转折。继1992年2月4日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作出决定把联邦基金利率从3％提高到3．25％之后，接着于3月22日进一步提高到3．5％。4月1崐8日再提高到3．75％。5月17日迈出更大步伐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4．5％，贴现率则从3％提高到3．5％。连续四次提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很大，引起了激烈争论。
联储这一决策主要是以所谓“自然失业率”为依据的。早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中把“促进最大限度就业”定为联储的政策目标之一，1978年通过的汉弗莱-霍金斯法又把最大限度就业规定为失业率不超过4％。但是货币学派认为存在一种货币政策对之不起作用的自然失业率。在他们看来，由于近年来经济条件的变化，自然失业率应当是6％－6．5％而不是4％。如果决策者对自然失业率置于不顾，硬要实现4％的目标，必然会把经济推进到超过其潜在能力的水平之上，结果只能引起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和失业率的剧增。他们认为今年2月美国失业率已由1992年的7．4％下降到6．5％，5月更降到6．0％。加上设备利用率和经济增长率也都接近了警戒线，因此抽紧银根是必要的。联储称这种紧缩政策为中性货币政策，即既不刺激也不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
联储第四次提高利率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论。美国商会责怪华尔街的金融界不应当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大马路的工商界。劳联－产联也发表声朋说在美国仍然有840万失业人口和660万人打零工的时候联储却在提高利率给经济泼冷水，其结果只能使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5月27日举行了听证会，要求格林斯潘对提高利率的理由作出解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美国经济刚才好转而又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联储为什么要对经济刹车。议员们在听证会上则要求格林斯潘对今后不再提高利率作出保证。
这次提高利率一个月以后，由于对日贸易逆差扩大，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在6月21日跌破了1∶100的大关。这就把联储置于提高利率以挽救美元颓势和维持利率以防经济滑坡的两难选择之间。在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和思考之后联储消除了对后者的顾虑，在8月16日作出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4．75％，贴现率提高到4％的决定。联储官员声称这个利率水平是与美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相适应的。
克林顿政府对联储连续提高短期利率致使长期利率猛增的情况开始是不满的，但在经过研究之后认为联储的做法可以把美国经济保持在2．5％－3％的持续温和增长的水平上，有利于克林顿在1996年的竞选，因而对联储的决策给予了支持。
但是这种暂时的一致并不能完全消除双方在金融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第一个迹象是在199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经济顾问们否认自然失业率自70年代初期以来有什么大的变化，强调目前的失业率远远超过了自然失业率。同时宣称用通货膨胀的加速来说明刺激经济的措施超过了自然失业率是不科学的，因为影响通货膨胀的加速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另一个迹象是新任联储副主席具有凯恩斯观点的布林德同格林斯潘在联储召开的年会上对联储政策目标的不同提法。布林德主张西方中央银行在确定利率水平时既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又要考虑就业问题。而格林斯潘则主张修改《联邦储备法》，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利率政策的唯一目标。
克林顿内外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
对执行已近两年的克林顿国内外经济政策应当给以什么样的客观评价呢？第一、克林顿采取“行动主义”的政府干预方针对美国经济的振兴有积极意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单靠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均衡发展。新保守主义执政12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是由大赤字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崐结构性失衡，它的恶果已在美国第九次经济衰退中暴露无遗。克林顿反其道而行之是时代的要求。第二、克林顿振兴美国经济的战略以消除结构性失衡，增加积累，扩大投资；改善生活；加强国际竞争能力为目标，对美国经济是能起积极作用的。就政策本身说是美国当前的较好选择。第三、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高涨时期，但这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有关，不能完全归功于克林顿的政策，但政策显然也在起一定作用。
客观的评价如是说，那么为什么美国老百姓对克林顿的支持率只有40％，而不支持他的反而占55％呢？（8月20日美国《时代周刊》和CNN电视台公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这个问题看来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克林顿所受的挫折是比较多的。其中有决策失误也有两党斗争的复杂因素。其次在经济方面应当说也是有许多内在矛盾的。
第一，雄心壮志有余而国力不足的矛盾
历届美国总统为了争得选票总是许愿多而兑现少，这是通病，克林顿也跳不出这个窠臼。“行动主义”是要以国力为后盾的，遗憾的是克林顿继承的是里根和布什政府留下来的大赤字烂摊子，因而使他的行动不能不受到许多约束。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同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克林顿的健康保险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联邦政府财力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多极化的现实与强权政治言行的矛盾
冷战后的全球格局已呈多极化趋势，美国尽管仍然是超级经济大国，但实力对比今不如昔，已经很难我行我素。但是观念落后于现实，克林顿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仍动不动就要挥舞301大棒。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已经不再是美国单方面施舍或援助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互有所求的关系。实行单方面制裁只能两败俱伤，美国并得不到好处。这是克林顿政府在国际谈判中常常碰壁，因而威信受损的原因之一。
第三，多样化的现实与意识形态褊狭症的矛盾
克林顿政府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强调促进民主与人权。要以美国式的民主和美国的人权定义一统天下，这是和世界多样化的意识形态相矛盾的。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多样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它们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和平竞争，这本来是好事，而美国则动辄指责这个国家是极权政治，那个国家是权威主义，还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张目。这就超出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准则，因而常常引起它同许多国家的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碰壁，这也使克林顿的威信遭受损失。 看来克林顿要想提高选民的支持率，蝉联白宫宝座，不仅要搞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也要搞好同世界各国的共处关系，在这里抛弃大国主义心态是十分重要的。
❻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有关
A
亚当斯密是重商主义的提出者
❼ 荷兰经济学家谁是最早试图对政策工具加以分类的学者
荷兰经济学家科臣是最早试图对政策工具加以分类，作为理财师对于这位经济学家，回本人十分的佩服，他在答政策工具分类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原因有几个请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他着重研究的问题，可以说是比较超前的，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荷兰经济学家科臣可以说是顶着压力在工作。
第二、荷兰经济学家科臣研究的内容是：是否存在着一系列的执行经济政策以获得最优化结果的工具。所以他为此做出很多努力，拿出一系列的的成果。
第三、荷兰经济学家科臣整理出64种一般化的工具，这对于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贡献，不过荷兰经济学家科臣却没有做到加以系统化的分类，也没有对这些工具的起源和影响加以理论化探讨。
❽ 资源与环境的经济学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环境问题的上升，人们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高。对环境政策的兴趣不仅吸引了众多专门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如生态学家、自然科学家等，也吸引了经济学家、地理学者等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当前，特别是经济学家在西方各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环境政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环境政策中经济学的突出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政策决策者们对环境保护政策潜在成本的关心。因此，这也使得主流经济学家们纷纷加入到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之中。
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 Clark）、阿亚雷斯（C.E. 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因此，米勒（Miller, 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 1965）。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 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 A. 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 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中特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 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 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 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 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 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 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 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 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 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 1997）。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 1970a）。
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 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 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 der Straaten (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
本文试图总结环境经济问题制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通过以上回顾，概要介绍了环境经济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观点和价值判断，讨论了某些重要的政策基础。可以说，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之外，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确实还存在另一种方法——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尽管这种研究范式至今还很不完善，在实际运用中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但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相比，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更有成效的环境经济问题分析方法。
❾ 最早提出通过改变政府财政支出来影响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是谁,他的主要财政政策理论是什么
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西方学者关于大危机和凯恩斯的几段话：萧条的岁月引起人们的消沉，不满和怀疑是广泛而深刻的。人们又恢复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许多人怀疑，如果资本主义会这样轻易的崩溃，那么，一个不以利润为目的的警醒生产的经济制度，一个生产资料不属于私有而属于共有的经济制度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呢？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国家所做的实验上边，特别是注意到俄国，在那里，失业和萧条都不存在。凯恩斯是一个相信在必要时刻政府可以进行干预而不相信完全放任主义的人，他坚信要使经济周期上升，政府必须插足进来用减少失业的方法来维持购买力，这意味着“赤字开支”，但它会恢复经济的平衡。事实上，这是“新政”已经在做的事，而凯恩斯用高度的技巧和理论的根据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里加以阐释。凯恩斯在致命危险威胁资本主义的世纪里巩固了这个社会。争鸣如何应对人类经济史上大大小小数百起金融危机,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信贷,刺激需求；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总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预只能让情况变得更坏,应该让萧条自行结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让市场冷静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去碰壁,而不是人为的降温。正是这种迥异的理念决定了对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历史地位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凯恩斯主义认为,罗斯福新政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和干预措施防止了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并通过恢复有效需求帮助美国走出萧条；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救助,扰乱了市场自身调整的周期,反而延缓了痛苦结束的时间,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才依靠战争带来的繁荣摆脱了危机,因此是战争而不是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走出萧条。对于中国而言,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和经验显然要远逊于欧美等国,如果说1998年因为及时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波及亚洲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008年年底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大单。4万亿救市政策可看做是凯恩斯主义药效的最佳发挥。4万亿投资和2009年货币投放约9.6万亿元贷款，是配合刺激计划所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似乎一时取得了抵御金融危机的“重大胜利”。但如何诊断并开出有效的药方,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4万亿刺激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经济学界的分歧也很大。特别是,最近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在很多场合都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中国问题的答案,中国不应该采取干预政策,而应该让市场自身调整。批评凯恩斯主义除了在表面上看似能对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外，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在我国，政府职能过于宽泛，政企不分，一些官员习惯以追求政绩为目标。一些地方政府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政策，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继而产生泡沫经济，地方政府再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于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治病本领似乎便是不停地投资。 凯恩斯主义关心的是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地方政府官员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尤其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地方政府官员使用。近些年人们议论这些年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步履艰难，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凯恩斯的理论占据了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过去1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带来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始终把速度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消费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消费又总是刺激不起来，还存在垄断性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可以这样认为，凯恩斯主义是市场经济改革屡屡陷入窘境的理论源头。
20世纪後期开始诸多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显示：凯恩斯的理论有过於简化和低估的因素，形成理论的漏洞：劳工薪水降低或是停滞，多馀的钱落入资本家口袋中後并没有创造更多就业，因为更多「投资」不代表更多「就业」，投资可能是投机性的金融游戏或是房地产的炒作，也有可能是害怕亏损而静态放置在低利率标的上的资金，这些都不会产生工作机会。就算投资实业的资本家也可能创不出太多就业，因为很多新兴行业是走精兵政策而不需要劳动大军，例如一亿美金开设的纺织厂需要5千名员工；但同样一亿美金开设的软体公司可能只要1百名员工。最後导致总就业率并无上升，大量中产人口落入无工作的赤贫同时带动了少量中产人口上升至富豪，社会财富结构开始逐渐扭曲。[1]忽略结构性失业的杀伤力，在分工越精密的先进社会，「隔行如隔山」的效应会不断极大化，不像早期工业时代制鞋厂被开除的员工可以轻易流动至火柴厂上工，因为越原始的工业越不依赖需要长期训练的专业能力，现今社会中被开除的软体工程师无法去金融业找工作，反之亦然，因为需要的学历和专业力已经不是公司老板开一周训练班就能培养的，有心学习新技能的员工也必须付出数年的时间重回学校，期间要背负长期无收入的压力和学费压力，这形成了一种无形壁垒加大了结构性失业的严重度。误认为「总需求」可以无限制提升，凯恩斯并没有提出当有一天总需求停滞时将怎麼处理，理论假设人会一直有新项目的需求产生而生出更多新产业的新工作机会，但是随著科技进步和机械自动化，满足同样需求所需雇用的劳工数量日少，例如1950年每月要生产一万辆汽车可能需要3千名员工，到了2010年因为大量电脑化机械化，只要2百人就能操作一间同产量工厂。所以产生新产业新需求的速度必须加快才能弥补缺额，然而大量低薪或失业的人由於没有钱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的下降或无法表现，从而抑制新产业工作的出现，开始掉入恶性循环或停滞性循环。
❿ 国内对产业结构演进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有哪些
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开放初期，产业结构政策（主要是调整农、轻、重结构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外，在以后的全部时期里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产业结构政策推行20多年来，长期困扰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加强“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的政策目标没有能实现，政府重点和着力扶持的主导产业仍然没有摆脱“幼稚”状态，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升级慢等问题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没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强力保护、较早和较彻底地摆脱了行政计划干预、引入市场机制的产业，却往往能够快速发展，稳步地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家电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产业结构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在国内存在争议，在国际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以产业政策创造经济“奇迹”著称的日本，对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日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在完成一项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研究课题后郑重声明：“参加本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认为，除了战后初期有限的短时期外，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通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战后主要时期产业政策的历史，是民间企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不断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预意图的过程。”（注：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页。）显而易见，日本经济学家这种结论与我国产业结构政策实践的结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专家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开创性的分析，认为政府不具备推动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断所选择的产业结构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是造成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深层原因。因此，在市场机制已经形成并比较完善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产业结构政策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是产业结构有效调整的基本途径。 德国: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产业布局日趋合理，产业结构明显优化，重化工业、支柱产业、高技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在德国工业中的作用增强，内源性经济日渐增大，活跃了德国工业发展。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程情况2000-2004年间，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明显，以资产结构为例，按以下公式测算，轻重工业年结构变化率为2.50，经济类型结构变化率为8.56，行业结构变化率为5.66，大中小型企业结构变化率为5.43。 印度的产业结构:印度产业结构演进的轨迹和特点主要运用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首先用两类指标：一是各产业的就业人数及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二是各产业的产值及在GDP中所占比重，以此对印度独立50多年来的产业结构变动轨迹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对就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变动和产值在三次产业中的变动做出比较，观察其发展的特点。其特点是：1.从第一产业看，其实现的产值在整个GDP的比重下降过程中，劳动力的就业比重也在下降，但绝对值还在上升。第一产业产值的相对比重下降幅度超过劳动力相对比重下降幅度，说明农业劳动力数量仍很大，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同时，也说明农业在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比较大。2.第二产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其实现的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在上升，但上升的幅度没有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幅度大。劳动力的上升幅度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有升有降；从横断面分析来看，略有上升。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第二产业不能大量吸纳劳动力，第二产业的扩张性发展没有出现，或是受制于资本，或是受制于市场；另—一方面，第二产业所实现的GDP比重的上升十分缓慢，说明第二产业对GDP尤其是人均 GDP增长的贡献不大。3.第三产业的情况尤其独特。第三产业无论从时间序列分析还是横截面分析，其产值所占比重和就业所占比重都是上升的。这就说明，不仅第三产业具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而且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4.从印度的农业、工业和服务部门劳动力比重和产值比重的比较来看，二者变动的情况与库兹涅茨分析的情况完全不同。按照库兹涅茨分析的结论，劳动力的部门份额的变动幅度要大于产值的部门份额的变动幅度；而印度的劳动力的部门份额的变动幅度却大大低于产值的部门份额变动幅度。这说明印度劳动力流动的刚性特征十分突出。这是印度产业结构演变中的一大特点。这也是印度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对其后的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印度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基本不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即它不是按照一、二、三产业顺序发展的轨迹进行结构的转换和升级，而是按照一、三、二的发展轨迹，最终形成了三、一、二的产业结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