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为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宜,国家推行什么政策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婚姻法》则将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确立在总则之中。
Ⅱ 人口数量增长应与经济发展和
我问了地理老师,说是可以给分.
Ⅲ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Ⅳ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中国的人口问题会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诸如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都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对人口增长的合理控制,没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很困难的。在人口、资源与环境中,人口与计划生育是中国社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要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提高产量,而忽视了成本和效益。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直到80年代,世界各国才逐步形成共识,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优化。
Ⅳ 地理题:人口数量的增长应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条件相适应。将其中的社会经济写成经济社会对吗
楼上不要误导了,这句话是对的,初中地理
Ⅵ 人口的增长必须与什么和什么的发展相适应,与什么和什么相协调
人口的发展一定要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于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普通高中人教版必修二第一章人口的变换如是说也
Ⅶ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Ⅷ 人口经济学的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对于人口经济的研究是1980年代初展开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陆续有一些人口经济研究专著问世,比较有影响的是张纯元等主编的《人口经济学》(1983年),它系统地阐述了人口经济的基本理论,然后论述了人口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考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人口和环境与资源以及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等宏观人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概念,以此来探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此后,彭松建编著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1987年)和胡鞍钢撰写的《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1989年)比较引人注目。前者系统地论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形成过程、各种流派的主要人口经济学说,以及西方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后者则对人口与劳动力就业、消费、资源等进行系统工程的分析,并探讨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问题。
进入1990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有关人口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蒋正华在1993年发表的《中国家庭生育行为转变的经济学解释理论模型》一文,从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运用孩子生产的供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理论模型,对生育转变作了实证的研究,富有创新性。郑志晓在1994年撰写了《人口经济》一书,概括地阐释了人口与人口经济的涵义,论述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人口分布的状况、人口转变以及人口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展望了将来的人口经济问题。此外,张世晴出版的《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1994年)、田雪原发表的《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996年)以及李竞能撰写的《人口经济理论研究》(2000年)等学术成果比较引人注目。总的来说,综合宏观和微观的比较系统的人口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内容和相关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由于还处于初创阶段,与日益趋向成熟化的西方人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比尚有差距,中国学者应大胆借鉴西方某些科学的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扩大人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其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Ⅸ 9.为了使人口数量的增长,同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条件相适应,我国政府制定了人口基本国策是()A.计
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大约少生了约4亿人,版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权有效遏制.特别是近十年来,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青少年的比重高,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口总量还将持续增长.在度过高峰期后,人口总数才会呈下降趋势,但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依然会十分突出.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故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