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
不要相信官方的数据，都是没实际意义的。08年后私营企业的利润一路下滑，垄断暴利行业除外，这几年经济根本不行，人工工资年年涨，税收又高，基建投入过大，说实话真正干活的人没几个，全都在玩投机倒把的游戏。
B. 近十年,我国GDP发展迅速的经济原因有哪些
DOP发展是我抄国经济发展的表现，主要原因有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拉动了进出口这辆马车，促进经济增长
2、人口增长，内需加大，促进经济增长
2001年我国GDP为11964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2010年我国GDP为58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每年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所以在账面上我国经济总量增加了将近4倍，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客观上拉动了GDP绝对值的增加，比如石油价格自美国攻打伊拉克以后开始暴涨，这成功打击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另外美国放任美元贬值，也是造成GDP快速上涨的原因。当然，中国自身发展经济的努力也有作用。毕竟，这十年来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还是有一定的改善，比如电脑和手机的普及，呵呵!(总得说些好话，中国国情嘛)这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是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使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因为房地产的发展带动了水泥、钢材、木材、劳动力的需求，拉动了一些行业的发展，根据经济学拉动原理，这些可以带动几倍于投入的发展。因此，这是中国经济这十年发展的主要因素
C. 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方面的成就
我国增长模式转型与发展战略选择
2007年9月2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三个基本数字概括: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在27年的时间内，保持了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这样的增长势头看起来还要保持下去。在人类历史上，如此的发展成就是前所未有的。总结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探讨今后的发展道路，首先对已有的增长模式要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估。
正确认识和评估已有的增长模式
在微观层面上，改革主要做了两件事情:“放开”和“改造”。“放开”就是允许和鼓励发展多种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私人企业，股份制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改造”是指对国有经济部分的改革和重组。
观察中国经济的两条基本线索
一条线索是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的经济增长，依托于一系列基本要素的组合: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或现实的市场；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使劳动力成本被压到较低水平，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价格也被控制在相当低水平；较为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和逐步完善的产业配套条件；勤劳、节俭、进取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尤其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国际范围内，这些要素条件在一个国家同时出现是少见的，就规模而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条线索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从产业角度看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主导产业的出现和带动，而这些主导产业是由市场需求，最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上世纪80年代，主导产业是轻工、纺织等。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出现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家电产品、房地产、股票等一批新的主导产业，90年代末经济乏力，200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又出现变化。起先导作用的是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行业，从而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产业和基础行业的增长。
把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模式的基本架构。第一条线索是从空间上观察的，可以看到多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本要素；第二条线索是从时间上观察的，可以看到主导产业的依次出现。把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看，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巨大需求，多种基本要素的组合形成供给，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主导产业的依次出现和更替，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理解改革开放
在这一增长模式中，改革开放起了何种作用？概括地说，改革创造了使各种生产要素有效组合的体制和机制，开放则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整和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
在微观层面上，改革主要做了两件事情:“放开”和“改造”。“放开”就是允许和鼓励发展多种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私人企业，股份制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改造”是指对国有经济部分的改革和重组。将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大多数被改造为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不论是放开还是改造，其结果是形成了大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将前面讲到的诸多生产要素有效地加以组合和利用，构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基础。
开放是在更大范围内为优化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提供可能。本地缺少的要素可以“引进来”，比如引进外资；富余的要素则“送出去”，比如输出富余劳动力，从而使本地的增长空间扩大，竞争力增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阶段通常缺少资金，所以很重视引进外资。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总体上说资金已不缺乏，而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金过剩，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因为在这些资金的背后，有技术、管理，有品牌、供应链、分销渠道，或者还有企业文化等。这些资金背后的要素是我们需要但缺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金是多种要素的载体。
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重要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多数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化进程，实质上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增长显示出的潜力，我国经济继续保持20年左右的快速和较快增长，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对我国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点，对这个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下面就几个大家较为关注的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如何认识重工业增长加快的事实
在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三类产业(先导产业、中间投资品产业和基础产业)所构成的新产业增长格局中，大部分快速增长的产业属于统计中的重工业。于是，近几年出现了重工业增速加快、比重上升的现象。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工业增长消耗资源、污染严重，不适合发展，不利于增长方式转变。但从国际范围的工业化历史看，除了那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地区等外，较大规模的工业化先行国家，大体上都经历了轻工业为重点、重工业中的采掘和材料工业为重点、重工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这样几个增长阶段。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我们认为，应当这样看近几年的重工业发展:
一是这一发展是市场需求带动下出现的。处在这一轮增长“龙头”位置的先导产业中的汽车、住宅产业，其产品的80％—90％是由居民购买的，这与过去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讲市场需求，讲市场决定，最重要的是大多数居民的消费，或者说大众消费。有了大众消费，一个产业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才能有规模经济，才能有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是增长的供给主体也有了实质性变化。统计数据显示，这一轮增长中增速最快的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较慢，集体企业最慢。即使是过去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机械工业，近年来80％以上的销售额，90％以上的利润，是非国有企业的。这些企业关心市场需求，关心投资回报，与过去重工业增长中国有企业为主时的行为大不相同。
三是形成了一系列高增长产业群。包括汽车、房地产、机械、新型消费品等高增长产业群。这说明这些产业有很强相关性和带动力。以汽车为例，在制造业领域，包括整车装配、零部件制造，及其拉动的钢铁、机械、纺织、塑料、电子等产业；汽车制造出来后，有销售、信贷、保险、保养、修理、加油、培训以及汽车旅馆、汽车餐馆等，这些都是汽车服务业。如果说汽车制造业的产值是1，汽车服务业的产值大体在2.5以上。
四是汽车、住宅两个龙头产业主导产业地位的确立，将为我国今后一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平台。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大国进入汽车大众消费阶段后，可以保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我国从2002年才开始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加上人口多、收入差距较大，继续保持至少20年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不少研究表明，住宅产业在我国也会有20年的快速增长。
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要不要经历这样一个重工业加快发展的阶段，而是如何走出一条重工业发展新路子。
如何认识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
1.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多数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化进程，实质上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但仅仅依靠农业，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只要农民还是农民，教育、医疗、生活方式，以至民主法制等问题，都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简单地说，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使现有的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2.农民进城和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大幅度提高，前提是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一个农民由农业部门进入非农部门就业，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五倍。其他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相同数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后生产、生活所占用的土地，与在农村时所占用的土地相比，土地的集约程度和利用效率，一般来说都有很大提高。
3.工业化的成果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公正的分享，否则工业化将不可能是成功的，事实上也难以顺利推进。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那些处在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之所以有很大成功，重要原因是农民大规模地介入这一过程，直接分享到工业化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不少问题。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水平长期偏低，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搬迁和土地占用中的补偿等，都是工业化进程中成果分配是否公平、公正的问题。
4.农民进城、进入非农产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矛盾突出、容易失衡的过程，对进城的农民来说，要“进得去”、“留得住”，对没有进城的农民来说，要“过得去”、“稳得住”。“进得去”，最重要的是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留得住”最重要的条件还是要有可持续的就业机会，要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地与城市居民接轨，形成新时期城乡居民相互包容的文化。“过得去”，就是要让继续留在农村的人们收入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尽管收入水平低，但日子还过得去，每年能够有所改善。“稳得住”，就是要让农民合理分享工业化的成果，不要使之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工业化、城市化会带来很大利益，如何分配很重要，分得好，可以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分不好，就会对这一进程形成阻力，甚至倒退。
增长模式转型背景下的发展战略选择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要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
增长模式转型首先要有正确目标。中央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为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确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增长应当是“以人为本”，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
第一，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重点是保持居民住房、汽车等消费的持续增长，保持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自主创新战略。这里我们重点强调技术的自主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是自主创新成败的关键。
第三，资源节约战略。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要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推动政府管制重点由经济型管制转向社会性管制。管制的重点要放在资源节约标准的实施、新节能产品或措施的推广、环境保护等方面。
第四，稳定增长战略。我国经济波动较大，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对那些处在先导位置的竞争性的行业来说，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低电价、低人价(不提供劳动保护条件、社会保障等)，将刺激投资者的过度进入。在另一方面，经济提速，煤电油运等基础行业就紧张起来，其中最紧张的是铁路运输，原因是垄断经营。解决这些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纠正人为压低要素、环境成本的行为，改革政府投资体制；二是加快推进基础行业特别是铁路运输行业的改革和开放，重点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引入新的投资者。
第五，金融改革战略。金融改革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有: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通过重组、上市等途径，改造其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降低不良资产率，按照国际规范调整资产结构，改进资产质量；在按照加入WTO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的力度，促进新型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抓紧解决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深层体制问题，恢复证券市场的正常功能。扩大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产品的创新和供给。
第六，开放升级战略。今后对外开放的重点，要由范围和数量转向结构和质量，即“开放升级”。实行适度的“角色转换”。由过去较为被动的适应国际环境，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环境；由过去主要是适应规则，转向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制定规则。在国际货币(汇率)、贸易、投资、金融、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发挥更为主动积极的作用。相应地，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强调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原则。由于我们在许多领域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强调这一原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
D. 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发展多少年
当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引起人们的注意。依旧的国际经济学观点，不会持久，将会发生经济危机。有的则说可再维持20年。我则说将永远持续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为什么呢？有人说你不科学或胡说八道，但我是有根据的：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剌激消费和资源控制问题。把握好这两个因素,经济发展将持续进行，控制不了,经济危机将时起时伏。
1、 刺激消费问题。有人类生存，就有人类消费，而且要求不断提高和加深。但发展速度是有学问的，那就是刺激消费问题。首先使人民的腰包鼓起来，而且是全民的，才能有大市场，才有持续大发展。如加强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工业、科技建设等。
2、 资源控制问题。过去的经济危机，无论局部性或世界性，都是因为资源控制的问题，不是资源不足就是资源过剩，不确定因素多多。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
现在中国的情况具备成熟的经验，完全掌握了这两个经济发展的条件。
a)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b) 全民致富的指导思想；
c) 打击腐败的功能；
d) 完善的经济科研队伍；；
e) 完善的经济扛杆；
f) 完善的法律体制。
中国共产党有严正的纪律，率领全党乃至全国“令行禁止”，违则将受到查处。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这就有效地刺激消费和物质资源的控制。这是任何国家达不到的。这也是专业经济学家不理解的原因。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控制能力尚未达到理想高度，不确定因素的估计和发现能力不高，今后将会得到加强。
分析经济不能脱离政治因素，否则无法认识和解决经济危机问题。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可以不断持续下去，即使中国饱和了，还有世界空间。
E. 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势
【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作者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出处】 经济研究参考,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若干特征
【作者中文名】 马晓红;
【作者单位】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青海西宁;
【文献出处】 攀登, Ascent,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关键词】 现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 特征;
【摘要】 认识社会发展阶段及特征,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本文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视角,聚焦分析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特征,探其利弊影响,旨在理性认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积极做好相关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势
【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作者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文献出处】 现代乡镇, Modern Village, 编辑部邮箱 2006年 Z1期
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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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文名】 徐贵相;
【作者单位】 中宣部理论局;
【文献出处】 共产党员, , 编辑部邮箱 2005年 10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中国期刊方阵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深人研究和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不断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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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文名】 金三林;
【报纸中文名】 中国经济时报, 2006/11/13
1、经济结构方面，低水平平面扩张被结构高度化所代替，投资和重工业将保持快速增长。以往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在较低技术层面，以外延为主的扩张支持，工业结构的高度化不足。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主要依靠电子通讯、汽车、住房等产业拉动，由于这些产业的生产技术大多比较复杂，产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链条较长，因此对生产技术的提高有较大推动，对各产业的影响度系数较高，从而会加快工业结构高度化的速度。在加入国际分工的背景下，这也是中国加工制造业整体升级的过程。这会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迂回”，中间需求扩大，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份额会有所提高；也会使产业的装备水平提高，资金技术密集度提高。从而会使重工业的比重和投资率提高，重工业和投资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目前已经有所显露。
2、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运动特点发生改变，从周期性的供不应求转变为周期性的供大于求。繁荣不是结束于过热，而是生产过剩。不同条件下总供给与总需求有不同的均衡点，并决定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新一轮经济增长，从供给条件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无论最终消费品还是基础产品，增长的潜力都很大。一方面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充裕；另一方面企业生产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比以往要快得多。而需求方面，居民购房、购车的速率预计会由初期的猛烈提高转为相对平稳，住房和汽车这些产品的普及，不会再现家电那样”排浪型”的迅速扩张。因此，需求不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的水平决定了供给的增长速度，供给不足仅仅存在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某些行业和部门，而且持续时间不会很长。阶段性的生产过剩是这一轮增长中的突出问题。这表明十一五期间国内市场竞争普遍和激烈。
3、计划轨加快转向市场轨，经济增长以市场调节为主。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管理部门组成的计划管理体系仍然在很大范围内发挥着配置资源的作用，通常称之为”计划轨”。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国有企业开始从竞争性领域加快退出，依托国有经济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国有商业银行等也都随之转变职能。”计划轨”加快转向”市场轨”，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以市场调节为主。供求总量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等诸方面关系，都处于市场调节的状况下，都主要由市场决定。行政主导对各种直接的调控措施反应灵敏，而市场主导则对各种影响微观效益的间接措施反应灵敏。因此，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面临新的课题，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需要加快研究和付诸实施。
F. 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状况
稳中求进，中高速发展最少持续30年
G.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H. 中国近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来中国近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自1，中国政局稳定，执政者对经济干预少，因此，经济的发展阻力小。
2，中国劳动力贱，生产成本低，因此，吸引了大量境外资本。
3，中国人口多，消费力量强大，因此，即使生产出过多的产品，也不太容易造成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
4，中国经济正在起步阶段，任何国家经济起步阶段都会飞速发展，只要执政者不干预。
5，中国人早在春秋时期就熟悉了商品经济。经商是中国人很熟悉的活动。中国经济在中国商人的运作下，发展速度快。
6，中国人民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潜力很大。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I. 近几年高速公路近几年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有力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现正
1）甲，乙复两队单独完成此项工制程，各需多少天？
设甲，乙两队单独完成此项工程分别需a天，b天
把此项工程看做是1
则甲乙每天做的工程量为1/a,1/b
可列方程组：
1/(1/a+1/b)=24
20/a+40/b=1
解该方程组可得：a=30，b=120
故：甲，乙两队单独完成此项工程分别需30天，120天
（2）甲，乙两队单独完成此项工程，各需费用多少万元？
设甲，乙两队单独做此项工程每天分别需费用x万元，y万元
则根据题意可列方程组：
24x+24y=120
20x+40y=110
解之可得：x=4.5，y=0.5
所以，甲队单独完成此项工程共需费用30*4.5=135万元
乙队单独完成此项工程共需费用120*0.5=60万元
故：甲，乙两队单独做此项工程每天分别需费用135万元，60万元
J. 中国的经济还能保持高速稳定发展多少年
中国的经济还能持续多少年高增长?大家计算一下,2.5万亿美圆的内10%是多少?4万亿以后的10%又是多少呢容?哪有一个国家会以10%的速度无停止的增长下去呢?美国的GDP总量是12万亿,倘若它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那么一年的增长量就将等于是半个中国的GDP总和(1.2万亿),这可等于我们改革开放近十五年所积累的成就的全部啊!那可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当经济总量达到一个"度"的时候,就不会再高速前进了!所以我觉中国应该会在十年后(4万亿美圆)GDP增长将开始放缓!因为再保持高速增长环境是绝对承受不了的!(尤其在今天石油资源日益枯竭,人口数量上升,生产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也绝对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达到的.可见,要让中国经济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还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