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请论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及其带来的发展机遇。
新常态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飞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确实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再追求高速度、依赖强刺激，显然不合时宜，还会耽误未来发展机遇。 “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 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权威阐释：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到新常态，就不会因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风险抬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惊慌失措乃至丧失信心，从而能够积极调整心态、采取措施，逐步适应新常态。然而，仅仅适应新常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 “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突出战略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王军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在采取措施稳增长、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挖掘新的潜力，增添新的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二是创新要实，三是政策要宽。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提出八个“更加注重”中，有三个更加注重与创新驱动有关，分别是：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驱动能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动力。 放眼环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欧洲正在大力推进“工业4．0”，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如果再走过去发展的老路，不仅无法走出产能严重过剩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要与旧有发展模式告别，要求我们要加快打造新的驱动力量。以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才能引领新常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⑵ 如何理解新常态下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贫困县如何适应新常态、谋划新发展，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新常态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必能有番新作为。
一是在活用政策上使足新力度。贫困县份发展，靠的就是国家政策支持，要变被动等靠为主动争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中央提出“要稳定政策稳住增速，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所以，在新一年里，中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将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还意味着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以利于加大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的投资支出。贫困县就必须利用好这一政策导向，加大对县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的规划、储备、包装和申报。要充分认识县情，准确把握县情，找准自己最需要什么、最紧迫什么、最长谋什么，发挥政策最大效应，使项目增量与提质同步，助推贫困县份经济转型升级。
二是在凸显特色上下足新功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这就释放出一个信号：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要把提高扶贫对象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发展不仅包括GDP增长，还应当包括结构调整的推进、民生的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等丰富内涵。作为贫困县，就是要结合实情，实事求是地发展，在发展中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路子。
三是在区域合作上聚足新合力。加强区域整体合作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联动的必然趋势，以往圈内单干、圈外观看、关起门自满的现象已不合时宜。。
四是在优化环境上唤足新气象。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好坏决定其发展速度。新常态下，贫困县必须转变思维，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要有“不优化环境就要挨穷受苦”的压力感、“不优化环境就无人问津”的紧迫感来促动新思维。贫困县份首要解决的是思想观念障碍问题，摈弃以往“你投不投资我们照样运转”或者“你来了我还没戏唱了”的旧思想，真正树立起“你发财我发展”的大理念。思想问题解决了行动上才会正比呼应，从目前县级投资服务流程看，要致力扭转审批环节多、研究讨论多、期望回报多、强调客观多和用地储备少、激励机制少、改革创新少、承诺兑现少、解决诉求少“四多五少”的弊端，把“一站式”、“一条龙”服务更加简洁高效，公开透明，严肃查处损害投资利益、破坏政府形象的行为，让投资者放心。
五是在依法行政上树足新形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依法强化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目的就是让政府想干的事能干、该干的事敢干、干了的事干好，真正把权力用好用实，实现职能与权力的配比统一，这对于贫困县而言尤为重要。同时，要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严格遵守落实。县级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代表，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自我约束机制，对权力运行的效果进行自我评价、自我检验、自我免疫，防止出现“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现象。特别是在规范决策者依法决策行为上，要建立起决策前、中、后的及时纠错制度，避免有错不纠、纠而不严的现象。另外，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这是法治政府建设“开门执政”的关键一步。
六是在民生改善上惠足新成果。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可知，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对小微企业税收减免力度、设立民营中小银行、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比重、资源价格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等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明年可望有重大进展。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和转化，使之成为弥补贫困县份经济结构单一、底子不厚、服务弱化的“良剂”。同时，要把民营经济作为增强后劲的重点来抓，用大政策促动小政策，鼓励自主创业、转移就业、品牌开发、因时而蹴，以带动地方第三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的作用。
⑶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小城镇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是啥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小城镇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农民收入提高带来机遇，二是产业转移和农民工回乡创业带来机遇，三是高铁、公路、桥梁、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成和完善带来机遇，四是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带来机遇。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特色小城镇建设理当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
远景 设计研究院基于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特色小城镇的规划设计，要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自身核心竞争力进行规划设计，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是根本原则。
⑷ 如何看新常态为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新常态是提质增效的新机遇。多年来，县域经济处于规模企业不多、经营粗放、“家族式”治理、行为短期化、效益不高、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难成行业巨擘的低端状态。今后，市场供需间的作用方向发生转化，企业不进行提质增效将难以为继。随着市场选择和政府的主动调控，县域内部产业也要通过竞争、兼并重组、淘汰低效行业企业来提高效率，县域经济整体效益和竞争力会得到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县域的中小微企业数量多，而且往往有其地域特色和历史传承，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只要它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和分析市场信息，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通过创新管理组织好生产，就能实现质量较高的发展，使县域经济既呈现出应有的发展活力，也逐步积累起极具地方特色的发展优势。
新常态是结构优化的新机遇。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生产要素的总量和结构等方面呈现的新特征分析，今后一、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将逐步拓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资源将进一步市场化，认养农业、庄园农业等农业新业态大量涌现，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一产的质量和规模定会有一轮大的提升。而且随着新商业模式的触角不断延伸，电子商务等直接对接上游生产，物流业快速发展，供给和需求都会给力县域中的服务业发展。由此可见，一、三产业发展会逐步改变过去“无工不富”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同时，二产内部也会加速分化，落后产能淘汰，提质增效后的实体企业获得长足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基础有望进一步夯实，发展水平有望大幅度提高。
新常态是动力转换的新机遇。改革开放以来的县域经济发展，要素的简单组合累加是实现增长的主要路径。现在，多数传统产业趋于饱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在逐渐减少，人力资本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各类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如果仍然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增投资，极易造成低效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今后，县域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创新驱动。由于地域条件限制，多数县域不是科技成果转化和风险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县域的企业实体理应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和创新激情。它们应更加注重培养吸引和使用人才，更加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或激活新的市场，采取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模仿性创新基础上实现开拓性创新。从宏观上看，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多地依靠本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县域中的资源配置动力也会逐步内生化。
新常态是能力提升的新机遇。新常态下，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和市场经济原则，县域应以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限制权力、阳光使用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的“六权治本”为目标，科学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边界，公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同时强化政府在战略规划、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职能。另外，按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县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快法治体系建设，严格按照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的法律制度实施行政行为，实现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县级政府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法治建设，才能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水平，从而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
新常态是特色发展的新机遇。过去县域间由于强烈的发展需求，同质竞争、无序竞争此起彼伏。今后，我国宏观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一方面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政绩考核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各微观要素自身也自觉地从低效率部门区域向高效率部门区域转移集聚。发展的主客观因素都将促进县域沉下心来，认真分析研判，按照自身地理环境、地域特色、资源秉赋、技术传统、商业渠道等条件进行产业定位，进行政策引导，逐步实现各有千秋、千帆竞发的县域经济块状集约发展，为宏观结构的优化和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新常态是思维转型的新机遇。发展思维、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要致力于做大GDP规模和提高GDP增速，以此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尺。特别是县级政府习惯于冲在一线招商引资，给企业定项目，提供融资担保，甚至替企业定投资，降低了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效益、生态环境、创新驱动、体制改革被有意无意地置于从属地位。今后，随着我国经济转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各级政府应摒弃唯GDP论的落后观念，县域发展也应从以速度为主转向以质量为主，以包容性增长为目标，弱化“速度思维”，真正树立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相协调相平衡的理念，让市场机制在统一的制度环境下发挥作用，从而推进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⑸ 经济发展新常态给大学生就业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具体内涵，提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就是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日前在宁波举办的“中国金融论坛（加个点）第一届青年论坛”上，众多与会专家对新常态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 关注“三个结构” 把握底线思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落幕，会上对新常态进行了分析。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变化。首先，从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看，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很可能压倒总量性。稳增长，将不再追求持续的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要关注如何应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结构性矛盾。 陆磊指出，其中有三个结构需要积极关注：一是地域上的结构性，如“一带一路”以及自贸区的发展问题。二是产业结构问题。中国经济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一段时间，将从“地产时代”走向“非地产时代”或者叫“后地产时代”，资源应该如何控制和分配值得关注。三是人口结构问题。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长期增长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贸易的提升和技术的增长。陆磊同时表示，这些新的结构性特点，为未来的金融研究提供了课题和角度。 在谈到2015年经济发展如何开局时，与会专家纷纷提到了“坚持底线思维”的观点。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从经济工作思路来看，根据市场对于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解读，我们认为2015年可能会更加强调一个经济工作的底线思维。这个底线思维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经济增速，是要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在外部条件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可能会继续推动内部的一些结构调整，但是整体的增速仍然会努力保持在7%以上。另一方面，就是要防范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精神来看，明年可能会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更加明显的区分对待。重点是在控制新增增量的风险，包括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处置等；对于存量则可能会通过一些推进其他金融改革的方案来进行调整。 以全球视野推进 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新常态包括三个角度的调整，即速度、经济发展阶段和动力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是中国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二是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净资本输出国。三是人民币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国际收支正在趋于平衡。”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全球视野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与会专家表示，全球背景下，我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练好内功、内外兼修：首先，要加快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变，培育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大企业或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有特色的中小企业，实现中国的企业转型升级。其次，要积极关注规则，主动参与或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建，抢占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制高点。再次，要坚持以本币为主导的对外开放。第四，要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服务能力。中国要崛起，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要有金融机构的支持，金融机构要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寻求自身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金融发展引关注 本次论坛上，“互联网”成为关注度极高的一个词。专家们总结指出，当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已经走到全球前列，互联网金融的盈利模式已超出传统行业的想像，互联网对金融业态的改变不容忽视。互联网时代无论是线下的商业银行，还是金融产业，都需要深刻理解互联网本质和模式演变的趋势，否则容易导致金融供给和金融深化不足。商业银行应“跳出银行”看互联网金融、跳出技术看规则。 与会专家还表示，互联网理论和互联网实践已经出现了脱节局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十分必要。 陆磊在论坛上还就互联网金融相关研究课题进行了总结。“当前互联网跨界已经不少见，互联网在金融领域崛起值得关注。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一代，大量的掌门人是80后和90后，他们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但他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理念的变化。互联网是以用户为中心。以往客户为中心的特点是我享受服务、我付费；而用户为中心则是我享受服务、其他人为我付费。那么，金融业能不能做到这样？这是不是天方夜谭？这些问题缺乏研究。”陆磊表示。 论坛上，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面也会充满风险，并非坦途。但是作为在传统金融体系外的新金融创新，既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成为服务小微企业、“三农”的有效实现形式，也在与传统金融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同时也促进传统金融的创新发展和外延拓展，银行正在由银行信息化向信息化银行快速变革。未来，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发展将是一个既定的方向，相关的实践和理论探讨都需紧跟时代。
⑹ 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⑺ 经济发展新常态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有哪些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⑻ 为什么说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