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日关系恶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对中国影响也不小，日本人抵制中国货，比咱们抵制日本货，要严重要齐心的多了。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对日本影响远比对中国影响要大。O(∩_∩)O~
『贰』 中日关系的恶化经济上给我国带来那行影响
经济的制裁是把双刃剑，伤人的同时伤己，所以说所谓的经济制裁也是无奈之举。
一方面，“抵制日货”的结果是中日双方都受损。以往几次我国发生“抵制日货”，多是不买日本品牌产品，但事实上许多日本品牌的产品是在我国制造，抵制它们会让日本在华企业利益受损，但它们雇用的中国员工也必然受损，日资企业为中国社会缴纳税金等公共贡献也会受损。另外，“抵制日货”还需要我们购买替代产品如国货产品、其他国家产品，但这些产品中使用日本零部件、材料相当广泛。日本企业技术水平和制造水平高，不少零部件属于其独家产品，去年大地震时由于部分日本企业停产，还曾造成全球零部件断供。这说明，国货和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同样含有日本基因，我们没有能力抵制。
同样，日本抵制“中国货”，结果也是双方受损。目前，在日本市场销售的“中国货”，即“中国制造”，多数是日本在华企业制造，即便是出口到日本的中国农产品，也是在日本企业监管之下，使用日本技术、设备生产。这些日资企业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日本市场，赚取的利润将会回日本。日本消费者要抵制“中国货”，也带有盲目性。
事实上，中日双方经贸关系密切，相互依赖度极高，但日本依赖中国更多。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对日出口比重在下降，2012年1-7月对日本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7.6%。中国出口市场结构目前比较均衡、多元，而日本对中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约22%。同时日本经过对韩国、台湾、香港等市场出口然后再出口到中国的份额亦很大，即迂回出口估计约占日本出口总额10%。两项相加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高达30%以上。因此，日本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如果抵制日货，将比日本消费者抵制中国货效果更大，而且日本经济早已“疲惫不堪”，“弱不禁风”，在此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抵制“日货”，极有可能诱发日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及日元危机。不过，日本接下来仍有“本钱”重建，然后走上极端道路，这将对我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显然民间自发抵制“日货”的决定不是万全之策。
更何况，中日冲突的背景后面还站着一个冷眼旁观的美国。对美国来讲，主导世界、维护美国在“全球利益”一直是其战略目标，对于任何能够打压竞争对手的机会，美国都会善加利用。由于经济发生危机，背负沉重债务，又要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深感掌控世界已经实力不逮。有相当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如果中国实力受到任何的削弱就等于增加美国实力。美国正在希望重振制造业，恢复国际竞争力，而两个制造业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机遇。从实力此消彼长的角度分析，美国将成为中日之间发展冲突的战略受益者。
有以上得出结论，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
『叁』 中日经济的依存度是怎样的你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紧张对天津地区经济的影响
中国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但我国出口日本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日本出口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
『肆』 如何看待中日政治关系走向对经济关系的影响
中日的未来很难说,应该不会再坏到哪去了,中日间的贸易很频繁,两国间的非政治往来也很频繁,再说,中国有很多日企,日本的很多东西也需要在中国加工,现在的日本年轻劳动力很少,日本的年轻人很少会从事纯劳动力的那种工作,所以日本需要从各个发展中国家吸纳劳动力.中日间的关系主要要看日本方面想往那方面发展,主要是以安培为主的政界的人.
中日两国的冲突时原生性的，是大陆中国走向海洋崛起为世界大国与日本既有的海洋大国梦想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伴随着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的变化而产生的。但事实上，在中日关系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中日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缓和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和合作，是中日之间发展的最恰当的选择。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种种恩怨。但是作为一个理智的中国人，我更希望中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希望与周边的国家能和睦相处，我们国家和人民能与日本把关系处理好。当然，国际关系是无法预测，也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果断抓住时机，积极面对，积极处理好复杂的中日关系，把这阻碍我国发展的制约因素转化为推动我过发展的积极因素！
『伍』 现如今的经济形势是什么中日关系是怎么样的
日本当局基本上达到了其目的，即菅直人获得连任，摸清了中美底线，同时也送了美国遏制中国、试探中国的人情。但日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一、日本继续丧失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强化了自己被中俄挤压的现实。日本先强硬，后在中国强烈反之措施以及一系列预期中的反制措施压力下，在中国总理在联大会议前、全世界注目下、强硬威胁下，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放人，就已经承认日本没有与中国进行激烈对抗的资本。这一点丢掉的是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以后包括印度、越南这些国家考虑和日本合作来对抗中国的战略决心一定会动摇。
二、日本给了中国向东扩展势力范围的机会。这一点很明显，中国渔政船第一次跑到了钓鱼岛以东琉球附近海域申明主权，而且以后这些向东扩展势力范围的步伐会加快，即以往连钓鱼岛都很少去的中国舰船开始向琉球靠近了。而经过这一撞船，中国的强硬后，在钓鱼岛捕鱼甚至到琉球附近捕鱼的渔民会增加，护渔就成了中国渔政的正常执法任务。双方在钓鱼岛搁置争议的默契被日本打破，在中日实力此消彼长的今天，中国的力量无疑向东扩展了。未来，日本经济会更依赖中国，而因为有这次事件前车之鉴，日本再扣中国渔船就可能引发海上冲突甚至更大的两国冲突。这么一来一回，客观上日本的战略空间被压缩了，而且某种程度上试图靠中国力量将美国军事力量挤出本土的努力正在被中国因实力增强而向日本附近扩展的压力增加。而且，借此一事就是中国向琉球问题拓展的一个台阶，国内学界以后讨论琉球归属的议题会越来越多，中国对琉球主权的要求会因为这次日本的刺激而越来越强。
三、日本的这一行动促使了中美在对日本的挤压上达成了某种战略默契。在中美日三方格局中，从力量对比上来说日本是中美博弈的棋子，换句话说就是双方可以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日本试图借这件事来直接让中美交恶，以图通过中国将美国挤出亚洲，并通过美国力量来打压中国，以图日本从南面出海以达到独自包围中国并与中国形成亚洲并驾齐驱的目的，显得过于急躁且过于明显。对中美来说日本是棋子，怎么可能让棋子来指挥棋手从而位置互换？所以，当温总在美国这个特定的位置向日本作出赤裸裸的威胁后，希拉里给日本的是放人的压力而不是背后的支撑。虽然日本外相事后对媒体说希拉里对日本保证《日美安全条约》适用钓鱼岛，但很快就被希拉里驳斥。而对于美国来说，它还有更多的事要中国来配合，或者说还有更大的圈套等中国，怎么可能让小日本坏了美国大事？这就是为什么某专家在日本一放人比日本方面反应还快地称“这是美国斡旋的结果”。这一个中美挤压实际上是中美在战略博弈上必然的默契，即同时告诉日本你没有成为棋手的资格。日本去美化失败，压中同样失败。
四、经济上的惨重代价更不必说，不管怎样这是中日建交三十八年来中日最强的一次交恶，也是中国反制手段最强、最多的一次，日本经济这次受损将是长期的、严重的。日本如果想恢复到9月7号以前的双边关系，恐怕战略上向中国的进贡不会少，否则中国就以此为契机不断向日本施压。而且就此一次，日本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最直接后果必然是更多的人抵制日货，无疑这是继奥巴马打击日本制造后，日本自己又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方式打击了日本制造，这种影响长期且恢复难度极大。
五、亚洲经济整合主导权基本上很难再和中国竞争。之前，鸠山一度想搞以日本为圆心的东亚共同体彻底破产。这一点无须讳言，鸠山下台这个计划已经基本上处于半死状态了，而这一次最终中国以最后通牒方式让日本放人、日本不得不从的方式结束这次直接对抗，亚洲国家不可能再接受以日本为圆心的所谓东亚共同体。
六、未来双方摩擦日本将面临更强大、更具威慑力且更强硬的中国。这次事件是以后中日摩擦处理形式的转折点，如果说以往中国总体克制，而以后中国会越来越强硬。
七、由于詹船长这次获得英雄待遇（部长助理和副省长接机，这至少是副总理级别的待遇）将直接改变詹船长的命运。这种待遇使得很多人眼红说了很多风凉话，但客观的现实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不如詹船长这半个多月，因此获得这样的待遇除了政治因素外实至名归。），未来去钓鱼岛甚至琉球附近打渔的渔船会越来越多。
中国在得失层面上，基本上日本失去的都是中国得到的。所以，在这次中日对抗中战略上中国获得了很大的战略利益。刚开始失去了面子，但后来找回来了，且直接的结果就是拿回了很多可能需要等待才能找来的战略机遇。当然中国也有失去，比如中日经济合作上中国经济上一定有损失，同时战略上会使亚洲经济整合的速度阶段性放慢，同时在中日对抗中美国从中也有渔利。但整体上中国这次获利远大于损失，我们不妨也列一列。
一、一举打破美国遏制在东亚布局遏制中国的链条，之前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中国均顶住了压力，但美国在亚洲还有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日本还没出招。大家都在观望日本会怎么做，待日本招式使出来后最终被中国以通牒的方式给压下去，美国战略上在东亚遏制中国的棋子基本上用光了。虽然现在还和东盟搞什么南海问题国际化，但从奥巴马要和东盟谈朝核问题就知道这是闲扯淡的事情，东盟不过就是几个小国家攒鸡毛凑胆子而联合起来的比欧盟更散的散沙哪里有资格谈朝核问题？朝核问题小日本都是看客，何况东盟。所以，这不过是一个虚得不能再虚的玩意。南海越南和美国演习后都赶快跑过来向中国解释，而这次喊得最响的就是菲律宾那个政治新手阿诺基，阿诺基喊两声不过是向让中国给他发个来中国访问的通行证以赶快解决人质事件而已。所以，这一次中国在战略上最值得的地方就是基本上打破了美国的一系列对中国遏制的链条。
二、 日本在亚洲地位的下降就是中国地位的提升。
三、找到了向东扩展势力范围的借口，解放军年初向东扩展也顶多从日本宫古海峡通过而无法正常在琉球附近巡逻。这次事件之后，中国即可随时在钓鱼岛以东巡逻，这种借口也只能在双方交恶的时候才能进行，否则就无法站上国际的道德制高点和外交上的主动。
四、亚洲经济整合的主导权。既然日本经济如此依赖中国而中国则不那么依赖日本，谁的地位更重要显而易见。更何况相比中国，日本市场深度就差得远了，其它亚洲国家对日本经济需要程度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中日交恶中国经济短期损失也是必然的，但这些对中国整体来说并不那么明显。
五、连续的香港人质事件、日本扣船扣人时间让两岸三地充分认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其后盾作用是多么有威力。相比台湾那边渔船被抓交钱了事，这边中国大陆则是逼迫日本不得不送还，而且是高调专机接回。这对中华民族向心力是一个巨大的震撼，有利于台湾民心所向。
当然，有些观点认为日本是走完他们自己的法律程序才放人的。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日本的挑衅点也正在于此。但日本迫于压力只做了所谓的审查而没敢审判，最后虎头蛇尾的放人已是自找台阶了，而后其国内政坛、民间一片大乱，各个部门从总统府到地方法院全部在推卸责任。所谓的法律程序的审查，也就是日本自己意淫一下，不光是我们不会承认，国际上也没人会承认，如果随便一个国家审查一下就能把领土给审查成自己的，那还要枪炮干什么？
所谓领土争端，归根结底还是实力，领土争端唯一有效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是铁与血，其它都白瞎。就像日本向欧盟解释钓鱼岛事件欧盟连话都不接，一个字都没有回应，连日本盟友美国都只是轻描淡写。所以这种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意义。当然，站在中国的角度，中国要求日本道歉赔款也是合理的。站在日本角度，如果真的道歉并赔款，那菅直人可能就要下台了，菅直人做这件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坐稳首相位子，现在要赶他下台当然不干。所以，不道歉、赔偿也很正常。那么，接下来中国采取必然会的后续手段对日本进行相应的制裁和反制措施也就没什么障碍了。日本试图快速恢复中日关系的奢望也就只能变成奢望了。日本如果想恢复中日关系，所要向中国进贡的内容就得看中国是否高兴。否则，日本经济未来半年一年必然更差，日本首相也就会有再次换人的压力，甚至自民党可能再次执政。一个连首相都坐不稳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和中国竞争？而即使中国施舍一样恢复了部分中日关系，结果中国在日本面前未来会更有强势的资格，而日本将逐渐丧失这种底气。
有人说，这次中日钓鱼岛事件是中国外交的惨败。如果这是惨败，那么我不知道什么叫外交上的胜利。中国外交在处理这件事上有没有问题？个人认为有，笔者在《中国对日态度软化可导致严重后果》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除了这一瑕疵，应该说没什么大问题。但这个问题如果是中国故意要让日本产生误判从而有了进一步打压的理由，那么这一步棋也不能算臭棋。对一些人来说，其实怎么做都是错，而自己又胸无点墨，这才是很无聊的事情。甚至有人调侃起詹船长，这更是一种酸葡萄心理。詹其雄就是英雄！客观上的英雄！就此一件事可被载入史册！历史赋予给了他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詹船长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足以！那些说詹船长不应该被称为英雄或认为是作秀者，没一个人这辈子为国家做的贡献顶得过詹其雄这半个多月。这是客观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中国网民整体民智仍处于较低的状态，要不倾向于愤愤，要不倾向于精英，结果不是被改造成愚民就是被改造成娱民，失去自我啦！民智我笔者一直倡导的，也是中华民族强大，中国人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
那么，中国是不是应该继续对日本采取措施？继续向日本施压？
当然，施压是应该的，这就像别人惹了你即使他服软你也要教训他一通一样，否则怎么能显示你的实力和威严？但对于日本这个国家，一些张口闭口就要断交的肯定是过于感情用事了。两个大国之间若非全面形成对抗关系断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中日这种顶多也就算重大摩擦，距离全面对抗还有较远距离。而且，从中国大战略上来说，在东面完全树立一个对立的敌人对自己不利，美国却是求之不得，这种对最重要对手有利对我不利的事情不到迫不得已是不能干的。所以，中日断交这种话显然是失去理性的话。对于日本，其战略利用价值仍然存在，毕竟是过去二十多年的第二大经济体，未来整个亚洲经济整合缺了日本这块版图是不完整的。因此，对于日本应该以威逼利诱的收服为主，而不是直接将对方逼到自己的对立面给自己制造敌人。干错事，要惩罚，但磕头求饶送礼作大哥的还得大人有大量，否则顶多是一打手怎么作大哥？
因此，基于整体考量，对日本这次错判形势的挑衅，后续手段不能罢休。日本不是不到钱吗？好吧，经济面就保持一定制裁的力度，特别是稀土至少来个减半吧（一查就有问题，青岛9月16号查出一对夫妻走私4000吨稀土要去日本，对日本的出口应该进行更严厉的检查），还有现在在做的进出口增加流程很好，应该坚持到日本求饶。政治上继续冷它，比如官方接触的级别得慢慢恢复吧，拖个一年半载小日本越来越举步维艰。就这种拖的状态就是对日本子的最好制裁。同时，在国际上对日本的一些事情应该适当给予压力，让日本子各方面做事都不舒服。隔几天敦促一下日本道歉，让日本政坛乱去吧。当然，春晓油田应该正式投产，让之前所谓的协议直接失效。而且，渔政船应该加大在钓鱼岛和琉球附近的巡逻以保护我渔民，当然解放军的军舰也应该适当的继续扩大巡逻范围。据报道，小日本又要给达赖发签证。这就更有了收拾它的口实，对小日本关键时刻就得狠一点，这是一个不打不服的贱骨头。
对日本，以后应该以更强硬的姿态应对，要让小日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玩家，谁才是亚洲的老大。日本的出路鸠山由纪夫还是有眼光的，即回归亚洲。但与鸠山想的不同的是，日本的实力无法作亚洲的主导，只能作为辅助角色。而中国，必须着眼于世界，必须着眼于真正对手美国。中国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对于日本威逼利诱制服即可，而真正的巨大威胁是美国。看看现在美国又要针对中国汇率说事了，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着眼点，针对美国必须有相应的反制措施，汇率问题没有屈服空间，其实际意义和领土在一个级别甚至总体上更甚。至于钓鱼岛，仍然需要强硬，特别是应该经常护渔执法，而钓鱼岛解决还不到时机，最终要把钓鱼岛、琉球一举解决，这才是关键。光解决钓鱼岛而丢了琉球，那可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不过，对于那些什么抵制日货就是“愚蠢”的言论真的感到羞耻，这种话怎么会出自中国人之口？抵制日货是中国老百姓抵制无耻日本的情绪自然反应，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不但愚蠢且不要脸皮。
另外注意，温总在联合国高声喊了一声：已经向巴基斯坦捐了五千万美元和另外的物资，另外再追加两亿美元！这种力度亚洲周边国家是会眼红的，那后面和中国合作的就多了，比如缅甸现在对中国那叫一个亲！而这两亿美元的含义很深，结合中国上合演习中的科目是轰炸机、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整个一系统编队从国内起飞、空中加油直接境外轰炸。含义很明确，美国胆敢对中国出招，随时切断巴基斯坦的后勤补给通道。同时直接说已经邀请了美防长访华。这一硬一软美国很不爽，但有苦难言。而中东方向更有大动作，联合国声称已经掌握了以色列袭击土耳其船队滥杀无辜的证据（在天安舰事件上联合国最终什么声明？对以色列又是什么？朝鲜和以色列背后是谁？），同时以核问题也提上日程了。美国看似进攻态实疲于应付，中国看似防守却招招指向对方要害。这种博弈才是真正的大场面，小日本这一茬顶多算一个局部小插曲。中日已经非一个级别选手，看看日本国内放人后的乱局就知道日本的无奈！压了中国一百多年了，该到了中国压小日本的时候了！同时这次中国还在联大会议上一口气免了50个最不发达国家到期的债务，大概二十亿美元。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是实实在在的事，而美国却不敢跟进。不管怎么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脚跟越扎稳，而另一只要扎入发达国家的脚也正在往里伸，能不能扎稳还得看最终中美俄欧博弈的结果。这个脚跟扎稳的标志是中国坐在巴以和谈的谈判桌上，一旦坐上就意味着中国是除了美国外唯一一个世界一切重大事务都参与的国家。那时候不用美国说，事实上的G2就形成了。中国即使要G2也不能要美国游戏规则下的G2，而是中国规则下的G2。而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内容在于如何打破现行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这恐怕也是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
中国人，该去强烈反对美国人逼迫人民币升值了，这个现时更有战略意义！
『陆』 求中日经济关系及其走势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柒』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 “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捌』 当前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当前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争端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等内部因素，还有美国因素这样的外部因素。
一、内部因素
1、历史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一直是中日间最敏感的话题。中日建交以来，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成为中日关系难以开拓新局面的主要症结。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与态度上。二战以后，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思，反而极力否认和美化侵华战争，尤其是20世纪80年初日本政府制定了“政治总决算路线”后，历史问题更加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和认罪；日本右翼团体和保守派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而日本大多数民众由于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右翼势力的鼓动，对日本侵华战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于是日本社会不断出现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恶性事件。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并且严重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2、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当今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侵占台湾50年，培育了日本人斩不断的台湾情结。许多日本人依旧怀念着强占台湾为殖民地的旧时代，对台湾的眷念之情难以释怀，对被迫归还台湾更是耿耿于怀。这些人明里暗里与台独势力勾结，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在台湾问题上，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日本政府就承诺只与台湾保持民间层次的经贸关系。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与台湾的民间和经贸交往，发展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并由低层次、隐蔽的接触转向较高层次、公开直接的接触。此外，《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相关法，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扩大防卫合作区域，其中所谓的“周边事态”范围明显包括中国台湾。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在台湾海峡卷入军事冲突，日本很可能援引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向美国提供援助，与美国一道阻碍中国的统一大业。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介入台湾问题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造成掣肘，延缓、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强大。日本对于台湾问题的介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中国政府的高度警惕，在可预见的将来，台湾问题有可能超越历史问题而成为中日间产生摩擦的首要因素。
3、领土争端问题
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即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其中，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两国领土争端的典型代表，它是涉及中日主权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历史上曾割与日本。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应将通过侵略强占的钓鱼岛归还中国，但因美国的介入而拖延至今。中日建交之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搁置争议，待日后解决”的方针，为日方所接受。但日本未信守承诺，屡屡挑起事端，致使争议非但未被搁置反而愈演愈烈，共同开发更无从谈起。针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中国人民表示了强烈地反对，中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了自己的严正立场，钓鱼岛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随着时间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将逐渐增加，这一问题仍将制约中日关系的发展。
4、“中国威胁论”问题
“中国威胁论”问题是制约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反观日本，由于受到泡沫经济的冲击，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这使得中日关系逐渐由“日本强中国弱，以弱肉强食为基调的弱强型”关系向双方都趋于强大的“强强型”关系发展。本来中日关系史上首次出现的这种“强强型”关系可以使双方在更加平等的条件下相处，但由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以及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导致两国间的战略猜疑和竞争意识增强。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中日关系新格局，日本逐步调整对华战略，在继续与中国进行多方合作的同时，开始视中国为竞争和战略对手，在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牵制与防范。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日趋强硬和消极面逐步凸现就是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体现，这不能不使中日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二、外部因素——美国因素
众所周知，在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因素中，美日关系对中日关系影响最大。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在美日关系中的定位决定着它同中国的态度与行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积极调整其全球及亚太战略，不断加强日美的同盟关系。尤其是近期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必将使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美国的目的之一是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把日本作为一个棋子，牢牢地束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棋局中，使之难以独立发挥作用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
而对于日本来说，恃强凌弱，攀附强者是日本的传统。战后日本选择强大的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和盟友，积极的追随美国的政策以换取它的支持，努力在东亚扩张自己的势力，企图主导东亚。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面临中国的挑战，联合美国防范和围堵中国成为日本领导集团的重要战略考虑。展望未来，美国因素作为制约中日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将长期存在。
『玖』 中日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分析
第一章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本章将以史实与数据为依据，考察中日经济关系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重新考察这段历史，就是要从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中理清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考证两国经济往来在各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对两国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考证两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奠定基础。
第一节 复交前的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复交之前，经济往来比较简单，主要是贸易往来，而且此一时期的贸易往来受到了政治限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日来说，贸易往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其象征意义也更大。
一、50年代的两次贸易协议与两次贸易协定
1、第一次贸易协议。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当局曾与新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然而由于冷战的需要以及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禁运限制了两国贸易的发展。1952年6月，由日本绕道西欧经过苏联访问新中国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代表日方贸易团体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代表中方贸易团体的南汉宸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简要民间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到该年底各出口3000万英镑。随后的11月，根据第一次贸易协议日本“巴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38万英镑的进出口合同，然而日本当局不予批准，第一个合同最终未能履约。由于日方执行美欧的“封锁禁运”，导致了两国贸易迟迟没有进展，中方两次同意展延协议。尽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也仅仅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
2、第二次贸易协议。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日中议联” 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日本的贸促运动逐渐兴起。同年9月，“日中议联”接受中国贸促会邀请，组团参观访华。访华期间，双方经过20多天的谈判，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这次协议仍然是同类物资交换的易货贸易协议，协议金额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万英镑。本次协议在14个月期间，完成了总额的38.8%，比第一次协议的执行情况已经大大改善。
3、第一次贸易协定。第二次贸易协议签订后，中日民间友好运动升温，鸠山、石桥两届内阁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第一次贸易协定于1955年5月4日在东京签订。与以往不同，此次协定是中国具有民间和政府双重性质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期间签订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鸠山为首的日本内阁首次对协定表示了支持和协助，此次贸易得以由两国国家银行支付清算。称为协定而不称为协议，正是因为已经与官方发生了联系。协定的贸易额仍然是3 000万英镑，依然是甲乙丙类物资同类易货原则，为期一年并在一年届满之后因协定中的双方互设商务机构问题没有进展再延长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贸易协定总额的67.2%，第二年完成77.7%。
4、第二次贸易协定。岸信介上台后，采取了敌视大陆的政策。谈判第二次贸易协定的日本通商使节团迟至1957年9月才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由于双方在中国在日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节团再次访华才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此次协定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的原则，协定金额发生了变化，即一年内各方出口3 500万英镑。然而，由于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 的发生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该协定仅履行了一小部分。随后，中日贸易完全中断。
二、60年代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三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经分离”——政治上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经济上同大陆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不过三届内阁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届内阁期间中日贸易情况也有变化。1960年，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岸信介因为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招致人民的反对，被迫下台。其继任者池田勇人对华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间贸易开始恢复。1962年11月，中日双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了《备忘录》，其中规定：双方开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个五年内，列出双方有计划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 600万英镑。此外，双方还同意互设常驻机构、互派记者。1963年6月，中日间第一个成套设备合同签订，并使用了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随后又签订了两项大型合同，但由于日本受到台湾和美国的压力，不再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而最后这两笔合同也因“吉田书简”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后，对华政策再次转向，中日间贸易受到影响，因而未能在1967年备忘录第一个五年结束后续签贸易。尽管佐藤上台前后，中日关系处于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复交日本中小贸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往来。
从表一来看，中日贸易额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当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贸易额却有很大的增长，尽管1964年佐藤上台后对华采取了较为敌视的政策。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对华政策较为友好的池田内阁同中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合同，这些合同的相当部分得到了执行；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1960年代初期严重恶化，使得中苏贸易受到了极大影响。此时中国需要的进口的大部分物资和产品都转向从日本获得，因而中日贸易额较大。
表一、复交前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历 年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50 21 26 47 19 39 58
1951 0.9 11 12 5 21 27
1952 3 1 4 0.6 14 15
1953 6 3 9 4 29 34
1954 20 14 35 19 40 59
1955 58 25 83 28 80 109
1956 64 63 128 67 83 150
1957 59 55 114 60 80 140
1958 32 48 80 50 54 105
1959 — — — 3 18 22
1960 — 0.1 0.1 2 20 23
1961 21 14 36 16 30 47
1962 31 42 73 38 46 84
1963 64 64 129 62 74 137
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
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
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
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
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
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
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
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页，189页）
第二节 复交后的中日经济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因而发生了变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联大第26届大会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终于实现了北京之行，中美双方于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两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冲击又是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巨大的。
多年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发表将访问中国的讲话之前几分钟才最终得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美国的“越顶外交”给日本带来的所谓“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时也正因为美中关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获得了美国的允许而与中国建交。田中组阁之后，迅速与中国接触，并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去除了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碍，从此中日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复交之后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中日复交到90年代初期，两国发展经济关系，同时也考虑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国间被初期的友好所暂时掩盖的问题以及两国发展之中产生的新问题均浮出水面，经济关系中“友好”的因素越来越少，逐渐走上常轨。另一方面，尽管复交之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从复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
复交初期，双方的友好关系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个层次上迅速发展，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双方往来频繁。良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环境，双方经济合作大大发展。
（一）、贸易关系。
1、政府间贸易协定、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和贸易混合委员会的成立。复交之后，两国政府立即根据联合声明着手进行两国政府间一系列协定的谈判，在经过多次磋商之后，中日政府间贸易协定终于在1974年1月签订。这一贸易协定是中日间第一个正式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则中的“政府协定”终于实现，两国贸易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一协定的基础上，在中日两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贸易大幅度增长。
中日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揭开了中日贸易的新篇章，为了巩固两国间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是实现日本经济界人士就长期贸易协议问题提出的设想和建议，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宽和土光敏夫率领日中长期贸易访华团到达北京，并最终于16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协议。该长期协议“期限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规模为各方出口金额累计100亿美元。日方在头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术设备70亿美元至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中方在头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炼焦油、动力煤出口，原油从700万吨逐渐增加至1500万吨，煤炭从50万吨逐渐增加至370万吨，后三年的数量另订。” 1979年3月，长期协议委员会双方负责人举行定期会晤，签订了会谈纪要，一致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协议13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亿美元。后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双方也对协议的内容做适当调整。
根据中日贸易协定，中日双方政府还组建了贸易混合委员会，自1975年开始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通过接触、协商，更好的解决了双方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如贸易平衡问题、产权问题、关税问题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该委员会通过定期协商、及时解决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两国贸易更加健康的进行，推动了两国的贸易往来。
2、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
复交以来，在良好的氛围下，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在贸易结构上，由于双方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还是垂直分布。
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10亿多美元，1975年达到了近40亿美元，1981年几乎达到了100亿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跃升至200多亿美元。中日贸易在双方的贸易总额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以1985年为例，按照中国外贸部的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592.1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7.8%左右，占中国外贸对象国首位；按日本海关通关统计，1985年日本外贸总额3051.4亿美元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6%，为日本外贸对象国中第二位。
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贸易规模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友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府间各项协定的签署也极大地便利了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自70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需要进口大批物资。早在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中国失去了东欧的技术和设备来源，日本就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又一次形成进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来源。80年代以来，中国轻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日本在此期间向中国大量出口消费品和工业原料，1983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只有55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了150亿美元。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自从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
在双方的进出口结构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矿产品、服装和农产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产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对日出口占到了对日贸易的40%还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达近30%。日方主要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从中日贸易长期协议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贸易结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能出口的产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资源、初级产品，而这些能源正是缺少资源却十分需要资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样，日本对华出口以钢铁及设备为主也正是由于中国要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两国的贸易交往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表二 复交后初期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年 份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 口 合计 日方出 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72 411 626 1038 608 491 1100
1973 841 1107 1945 1039 974 2013
1974 1142 1982 3125 1984 1304 3289
1975 1403 2403 3806 2258 1531 3789
1976 1222 1816 3039 1662 1370 3033
1977 1356 2108 3465 1938 1546 3485
1978 1718 3105 4823 3048 2030 5079
1979 2764 3945 6709 3698 2954 6653
1980 3993 4915 8908 5078 4323 9401
1981 4597 5380 9978 5095 5291 10387
1982 4860 3746 8608 3510 5352 8863
1983 4457 4620 9077 4912 5087 9999
1984 5354 7374 1272 7216 5957 13174
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
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
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
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
（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页）
（二）、投资关系
日本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长，但是总体看来，投资件数比较少，项目规模也比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两次小高潮，但是这两次均属于小规模的试验阶段，投资量不大，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饭店、旅馆等投资易于短期收回的的行业和领域，而这两次小高潮也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件数仅1404件，合同金额总共32.9亿美元，实际执行了27.5亿美元。这一投资规模不仅在同期日本对外投资所占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投资中也无足轻重。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少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单个国家所吸收的日资。日本对华投资不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投资的硬件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初期也将投资的主导对象定位于港澳和海外华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对直接投资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顾虑。
（三）、政府开发援助及其他资金合作
1、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3 300亿日元，年利率3%，偿还期包含10年宽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期间表明日本政府决定从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间，向中国继续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总额4 740亿日元。
2、其他资金合作。除了两批低息日元贷款外，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一些临时政府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而且在两国金融业和民间财团中也有广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开发贷款和中方在日本发行债券。能源开发贷款是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成套设备出口设立的信贷资金，由专门设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两次与中国银行签订备忘录，两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亿日元的贷款，这两次贷款用于中方采购中方为开发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此外，为了开辟筹措资金的新途径，在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和有关银行的协助下，中国自1982年开始在日本发行债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首次在日本发行了私募债，后来中国银行、中信、福建投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等公司陆续在日本发行公募债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发行债券19次，合计金额达3650亿日元和2.5亿美元。” 这些资金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经济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各个方面高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
（一）、贸易关系
1、贸易规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短暂的“平成景气”之后，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6年以后，日本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经济刚刚有了起色，但是却在不久后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日元大大贬值，国内经济再度萧条。在这些情况下，国内需求减少，进口增长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减少。日本从中国进口却较小地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有较大幅度上升，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日本外贸增长速度。拿2001年来说，日本对全球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是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 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1996年，中日贸易年增长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贸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速。
从贸易额来看，199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02.5亿美元，1995年达到578亿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亿美元大关,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则迅速突破了1 500亿美元。1993——2003年，连续11年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自1995年以后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伙伴，2004年最终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图一和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贸易、美日贸易的变化情况。很明显，中日贸易在不断上升，美日贸易在下降，中日贸易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
图一（Fig.2-2(1)）日本对中美出口情况
图二 (Fig.2-2(2) )日本从中美进口情况
（表格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www.jetro.go.jp）
另一方面，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大。“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出口仅占2.1%,进口占5.1%,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5.6%和13.8%。” 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达到10%，2003年则超过了15%。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占14.3%,进口仅占6.9%,而2000年分别上升到16.7%和18.4%。2001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尽管中日贸易额在不断增加，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却在降低（如表三所示）。这表明中日贸易关系中持续了几十年的中方对日的依赖——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严重依赖——出现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对日方的依赖性逐渐降低。
表三 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中国进出口总额A 对日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
2001 5096.5 877.22 17.2 1
2002 6207.7 1091.1 16.4 1
2003 8512.1 1335.7 15.7 1
表四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日元，%
年度 日本进出口总额A 对华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
2001 913947 107903 11.8 3
2002 943364 127074 13.5 3
2003 989241 153689 15.5 2
转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载《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一期
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强劲发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扩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和资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资金相对过剩,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经济摩擦,日本企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转向东亚地区。中国及时地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同时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反销日本,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口;其三是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扩大,对开拓中国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促进了民间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和双边经济交流。
2、贸易结构。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绝对数量还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在整体出口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的主力是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中国服装占据着压倒多数的日本服装市场份额。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及游戏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长。档次较高的机械、机器类产品如复印机、照相机、精密仪器类产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续旺盛。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行业间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的转化，甚至部门内生产程序分工的出现，都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尽管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产品和钢性产品居多，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弹性产品较少，中日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的潜力仍然很大。
此外，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1990—1999年,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共5280项,总金额达163.22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国别中,始终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连续3年居第二位。90年代从日本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
表五 1990年以来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方统计 日方统计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
1989 81.47 65.16 146.63
1990 88.71 40.55 129.27 120.54 61.30 181.83
1991 102.52 100.31 202.83 142.16 85.93 228.09
1992 116.99 136.80 235.80 169.53 119.47 289.02
1993 157.80 232.5 390.3 205.65 172.73 378.38
1994 215.70 263.20 478.90 275.66 186.82 462.48
1995 284.60 290.05 574.60 359.22 219.31 578.53
1996 308.70 291.80 600.58 405.50 218.90 624.40
1997 318.20 289.93 608.58 420.66 217.85 638.51
1998 296.62 282.07 578.99 368.96 200.22 569.17
1999 323.99 337.68 661.67 428.80 233.35 662.16
2000 416.50 415.10 831.70 552.95 304.38 857.33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
（二）、投资关系。1991年以后，在中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日本再次形成了对华投资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国批准的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当年批准项目数为1 805个，协议日资金额为21.73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7.1亿美元；1993年批准项目数为3488个，协议日资金额为29.6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13.2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93.2%、36.2%和185.9%。1994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项目为3 018个，协议金额为44.4亿美元，实际投入20.75亿美元，协议金额和实际投入分别比上年增长50.5%和57.2%，居中国引进直接投资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44.67亿美元。1996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协议额虽然比上年分别下降了40.9%和32.4%，但是实际投资额也达到了36.8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7%。主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对华投资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除以及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到新世纪之初投资再次出现高峰。200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4301亿美元；据中国外贸部统计，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2745个，合同金额53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41.9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金额则达到了50.5亿美元，2004年前10个月的直接投资使用金额就接近了这个水平，达到了47.2亿美元。
根据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统计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增长趋势。据日本大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申报额统计（大藏省只统计一亿日元以上的申报项目），1995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达到了770件，投资额达4320亿日元（44.73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比上年度增加了21.1%和74.4%，约占日本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8%和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36.5%。首次超过对东盟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投资国。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4066件，金额达到157.1亿美元。此后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度为761件、83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下降到1.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0%多。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有起有落，但在对华投资国别和地区中始终处于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