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深刻调整中的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

Ⅰ 中国西部未来的发展

我觉的把几个名校在西部开分校，再把全国有名的实干企业弄过去，还有医院也是全国有名的。只要有这几样就不怕发展不起来。

Ⅱ 如何理解当今世界在深刻复杂变化中变革、调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观全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看国内，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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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理论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逐渐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等在内的一整套理论。

Ⅲ 全球经济迅速发展,世界经济结构有深刻调整,其内在动力

因为现有经济结构下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失去平衡。
全球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将落后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进一步向其他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基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内在规律，具有客观性、结构性、趋势性。产业的不断升级和落后产业的不断转移又决定了全球产业失衡的必然性，也决定了失衡的各种表现。
产业结构的转移形成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交流本身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行为，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由于经济结构的不断变迁导致了国际贸易和经济交流的内容、方式等也必然不断变化，这客观上要求金融以及政治政策等制度安排能与之相适应。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交往都不发达的阶段，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各国不存在通货膨胀，也不存在汇率过高过低和操纵等问题。当经济发展到现在的全球化阶段，各国相继采用了信用货币，由于没有黄金的支持，各国货币可以任意调整汇率，尤其是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本位币的美元。从布雷顿体系到牙买加体系，再到广场协议，美元一步步采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取得竞争优势。
可见，产业调整和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有效率的。无效的是不合时宜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规则，导致了全球化的各种失衡，使各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相差很大。
1．全球化的本质决定了失衡的长期性、结构性和规律性
经济全球化的深层原因是资本的逐利本质所驱使的。资本为了追逐更大利润而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而落后的产业由于利润低而被转移到生产要素比较便宜的地区进行生产。保留在国内的先进产业可以创造更高的利润，而这又必然要求有更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和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被转移出去的产业提供的是更初级的产品满足一般的生活需求，参与组织生产的要素也是更低级的。
由此可见，产业全球转移的客观条件要求国家地区间存在发展水平的差距和要素的差别，资本的逐利本质是产业转移的驱动力。全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是客观的、长期存在的，因此决定了全球产业转移和与其相应的经济失衡的长期性、必然性。
产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又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更加不发达的国家，这种有层次的转移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规律。这是从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历程验证了的模式，世界经济从美国经济的领先到欧州的复苏，再到日本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以及东南亚的发展正是这样一条路线。
2．各国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表现出失衡
全球产业转移规律决定产业根据层次不同依次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生产，这是由市场的规律决定的。发达国家具有更加先进的生产
力和生产要素，其组织的生产可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由于生产力、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的因素决定了主要从事更低级的产品生产。这样就出现了不同层次的产品在不同的地区生产，形成了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以出口高技术深加工的产品为主，而发展中国家则以粗加工的初级产品为主。这样，贸易就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展开了。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垄断和巨大购买力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竞争力很低，贸易条件不断恶劣。
贸易条件的恶化又使得各国在贸易中的获利截然不同。发达国家掌握了先进产品的市场定价权，从出口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不发达国家都是落后产业，其出口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因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并以牺牲了环境为代价，获得的利润却非常少。
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导致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不平衡同时也说明了技术换市场是行不通的，因为从事生产的要素条件是不可能完全转移的，特别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受到了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因此各国只能进行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否则是不经济的和违背了经济规律的。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再进行自主开发和产业升级，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积累的必然的过程。
3．全球资金流动的失衡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伴随着资金或者说资本的全球化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首先就是将其资本转
入发展中国家，然后购买设备、原料和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在产业转移的初期，资金流向表现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过程。
由于产业转移大多采用加工贸易或当地设厂生产的方式进行，很多企业都是两头在外，当产业开始赢利后，贸易收人和资本利得等资金都要回流到发达国家。而由于被转移国的产业升级而不断引进更加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使获得的加工费等微薄的利润也会进一步回流到发达国家。
另外，发展中国家由于惧怕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都比较注重外汇的储备，因此赚到的外汇多采用集中管理的办法，进行外汇的管制。集中的外汇处于保值的目的又用于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券，如国债和股票等，这又加重了资金的汇流。加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稳定，经常出现大量的投机热钱，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更是出现资本的狂逃，资金流动严重失衡。
因此，全球化也将导致资金流向的规律性失衡，资金和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形成再流向发达国家。
4．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失衡
贸易规则的制定直接关系到各国在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和控制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制定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和金融秩序来渔利。
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失衡的调节机制就是其中很重要的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布雷顿体系，使美元成为了世界通货而美国可以不用任何国际储备，而且当脱离与黄金挂钩后，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必然造成美元的贬值，坐收铸币税。事实上美元从脱离双挂钩再到广场协议，美元一直都在贬值。本来起码应该由失衡双方共同承担的贸易逆差问题，结果在美国的强权下变成了顺差国单独承担的责任。
除此之外，美国还可以控制国际经济组织，利用技术优势，制定一些技术性和非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办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百般刁难，目的是获取不公平的贸易利润。
5．国际贸易福利分配失衡
产业转移是由于产业升级后落后产业的剥离和转出，发达国家控制了生产中的关键要素，拥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同时又是最终的消费场所，因此必然掌握产品的定价权，控制贸易规则的制定，使其有利于发达国家自己。发达国家还将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压低，进口加工后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又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发展中国家，从中赚取巨大利润。
另外，由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失衡，而国际贸易规则直接影响各贸易参与方所能获得的利益，因此各国参与国际贸易所分得的福利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从物美价廉产品的进口和大量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流人获得了巨大利益。
6．区域经济合作日趋复杂，南北界限模糊
w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已经使得全球的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大大降低，因此，通过这种体制来获得更进一步的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和投资收益的空间已经不大了。近年来，全球各地的区域
合作逐渐兴起，可以认为是寻求一种传统利益以外的更深层次的收益而出现的。从目前世界上比较成熟的模式来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区域经济合作基本上是由一个或数个发达国家牵头，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有各种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参与，形成统一的贸易协定区域。这种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区域合作使得南北的界限更加模糊。
区域合作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在区域内形成国际生产网络的结果，可以更加合理的综合利用区域内的资源和要素，提高效率。比如东盟和中日韩(10+3)就是日、韩和中国台湾为龙头，处在产业的上端，东南亚进口处在中间，中国等国家则处在最低端的产品最终装配基地，从日韩和东南亚进口中间产品组装成成品出口到欧美，形成区域内的国际生产网络。这种模式的形成有利于区域内更加紧密的合作，尤其是可以提供多边体系下难以形成的公共品生产(如区域内的铁路、高速公路建设，环境的共同治理和能源合作，甚至共同的防御等)。
总之，全球化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是客观规律，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其中的地位，表面上的世界经济失衡掩盖了利益分配的巨大不平衡，发达国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反过来又指责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汇率政策的不公平。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构性、长期性和趋势性，那些获得利益的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调整责任，而不是情绪化、政治化的推委和指责。

Ⅳ 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1、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
2、当前我们党的整体状况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

Ⅳ 1. 简答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其显著特征有哪四个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其显著特征如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强，中国的发展在影响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实践证明，世界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大国和大国关系决定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大国都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政策。

既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又谋求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有有利地位。因此关注美国、俄罗斯、欧盟的内部政策调整和国际战略的变化，研究中、美、俄、欧之间的关系，并对党的十九大所确定的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经济战略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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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革大调整，无论是方兴未艾的新科技革命、广泛普及的信息化、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加快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形式、思维模式，加深各国相互依存。

推动世界经济版图重塑，加剧综合国力竞争。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布局的大规模调整是其他领域深刻变革的根本基础和动力源泉，也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成本优势吸纳发达国家外移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发展。

发挥后发优势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也要看到，发达国家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宰者和科技创新的主要源头，是产业转移、资本输出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局面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难以改观。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紧紧跟上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前进步伐的必要条件，世界格局变革调整的方向既显露出趋于普惠均衡的可喜苗头、也夹杂着分化加剧的隐忧。能否充分利用机遇、妥善应对挑战，对各国在未来世界的地位和命运至关重要。

Ⅵ 目前,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其特点是

坚持改革开放，重视发展科技教育，实施科教新国战略，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等

Ⅶ 全球经济迅速发展,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内在动力为:现有经济结构下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失去平衡。全球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将落后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进一步向其他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基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内在规律，具有客观性、结构性、趋势性。

Ⅷ 怎样认识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

上个世纪是个风云多变的世界，社会财富的积累空前，战争空前，各国关系复杂而微妙。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抗了40余年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缓和，随之而来的是两德的统一、海湾战争的爆发和迅速结束、苏联东欧军事集团的解散和苏东国家的剧变，以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对立为标志的冷战彻底结束。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国家安全的概念和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安全观也正在改变。单一的国家安全观正在被综合安全观所取代。令人感兴趣的是，集体安全思想在冷战结束初期一度重新兴起，甚至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门话题。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集体安全思想及其载体——联合国在后冷战时代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的走向和前途如何，以及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有何影响。

一、后冷战时代集体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以军事威胁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在日益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世界上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多种多样的跨国安全问题只能靠国家间组成的集体力量才可以对付。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边和集体主义的兴起，这不仅是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结果，也是安全概念扩大化的要求。安全内容变了，国家的对策也要变，国际关系也要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在面对后冷战时代新的安全问题时，寻求集体或多边而不是单边的安全机制的帮助和支持。这就是后冷战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较少军事性而多经济性的”，对付这种挑战的手段是“较少单边而多合作性的”，“需要承担明确的或隐蔽的责任和包袱”。
冷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在处理一些国际安全问题时倾向于多边合作与集体行动。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国际政治中大国之间合作的动力不断增强，并且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冷战结束改变了美苏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长期对抗局面，治愈了安理会多年来的半身不遂状态”。这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1991-1991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的合作。

冷战结束给集体安全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历史上，人们对集体安全思想褒贬不一，主要是在集体安全的概念上有分歧。后冷战时代就集体安全未来的争论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次争论直接与安全概念的扩大和集体行动的发展趋势有关。

第一，集体安全概念中的安全是什么样的安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集体安全被认为是针对国家间正式的战争，尤其是针对国家使用武力对外侵略的问题而建立的。它的核心是禁止国家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或至少限制使用武力和使用集体强制措施制止侵略。然而，有人认为，这种安全观并没有包括所有的可能性。联合国宪章中所说的“和平的威胁”也没有明确指的是“正式的国家间战争”。对和平的威胁是多样多样的，尤其是在安全概念不断扩大的今天，集体安全所要维护的安全范围是不是也要扩大？

第二，是为了谁的安全？本世纪以来，集体安全的主导概念是加强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和建立在主权和非干预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合法秩序。威尔逊强调集体安全是要保证所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自决权。可是，如果强调国家主权，那又怎样避免使集体安全组织成为某些国家维持现状的手段？又怎样应付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源呢？由于后冷战时代国家相互依赖性的加强，国家安全密不可分。集体安全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国际安全问题，还可能是国内安全问题。

第三，集体安全概念中的“集体”指的是什么？传统的集体安全观认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成员国应具有普遍性，成员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确保集体的力量足够大于侵略者的力量，降低权力政治和均势体系下的危险。但是这样的集体安全会被认为是结盟的另一种形式，也可能导致一个小集团利用集体的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也有人认为，只有地区性集体安全才会有效，因为这样的集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冲突的根源和本质，有对付冲突的动机，更易取得共识。20世纪末，随着地区一体化和多边主义的发展，全球性集体安全显得力不从心，在某一地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

第四，什么形式的集体？人们一直认为，集体安全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强制维护和平，它的“中央”机构并不威胁国家的独立和自治。但是也有人认为，集体管理军事力量是走向一种共同的政治制度过程中的一步，因此，后冷战时代欧洲和平已经很稳固，这为建立欧洲联邦创造了条件。

第五，怎样对待集体安全体系中的集体行动的强制性问题？集体安全思想形成以来，人们普遍将强制性集体行动看成是对付侵略者的最后手段。在此之前，尽力通过道德教育、政治谈判和协商、外交斡旋等办法解决国际争端。使用强制性集体行动既不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初衷，也不是其最终目的。后冷战时代联合国在一段时期内经常采取强制性集体行动，这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一超多强”的局面有关。美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扮演着“超级警察”的角色，同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主要的国际安全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合作。所以，集体安全强制性集体行动势在必行。问题在于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集体行动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机制遭到破坏，集体安全体系也就成为大国推行霸权的工具。

二、大国因素在联合国维护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结束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实践的分水岭。在二战以后的四十多年间，联合国因受制于两极均势体系而无所作为，尤其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形成的大国均势使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大国一致原则成为一纸空文。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与冷战的结束，大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势头有增无减。在后冷战时代，新的均势逐步形成并顺利运作，在这种形势下，集体安全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要看大国关系如何演变。

海湾战争是集体安全体系中大国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海湾危机期间，安理会表现出空前的一致，其主要原因是美苏关系进一步改善，苏联不想充当伊拉克的“后台老板”。另外，其他几个大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利益一致。安理会中的大国一致原则就是在全球局势总体缓和的形势下实现的。

不过，这次大国合作除了有大国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特殊背景外，美国的作用不可忽视。美国在这次事件中充当了“警察头目”的角色，它利用国家实力向安理会成员国频繁施加压力，最终得到安理会授权动用武力的权力。美国虽然拿到了“尚方宝剑”，但掩盖不住集体行动中的大国强权政治色彩。“海湾战争可以被看作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促进美国霸权的一次演习”。海湾战争为美国取得主导世界的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海湾战争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不仅赢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还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实力达到了顶峰。在后来的联合国集体行动中，它的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就更为露骨。挟“战胜国”之余威，美国先后在索马里、海地、波黑等国家和地区“代表”国际社会维持和平。众所周知，在去年的科索沃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发动的“保护民主和人权”战争完全是一场违背联合国宪章和侵犯别国主权的游戏。从后冷战时代联合国解决地区冲突或国内冲突来看，大国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大国关系复杂、利益相互交织的地区，大国的干预只会起到消极作用。

海湾战争以来的大国合作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是联合国成功的条件。但是，这种大国合作也具有偶然性。从大国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实力是最重要的，而实力是均势角逐的基础。在均势体系仍不稳定或者说倾向于“天平”的一端时，大国合作只能是权力均势的“副产品”，而不是集体安全的最佳表现。

三、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走向与世界新秩序

冷战结束十多年来，大国关系得到充分调整的机会，新的国际秩序将在大国均势的解体和更新过程中逐步形成。许多人在勾画未来的国际秩序，有“多极权力均势”模式，有“单极主导型”模式，有“和平地带与动荡地带”模式，有“全球村”模式，有“文明冲突”模式，有“两极复归”模式，甚至有“三极地缘经济”模式等等。虽然模式五花八门，但它们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新的国际秩序仍在重建之中。从近些年来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来看，新的国际秩序有以下几个主要和明显的特点。

第一，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在总体国际形势稳定与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的。冷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平分和主导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国际关系，尤其是世界强国和地区性强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国的地位和角色在国家实力的兴衰对比中不断转换。与一战和二战后的大国关系调整不一样，这次调整并没有伴随大国间的危机和冲突，可以说是在平静和稳定的气氛中进行的。当然，国际形势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中东问题长期未决、一些非洲国家内战频繁、朝鲜半岛危机、科索沃战争、车臣危机等，这些国际安全问题有的涉及到不同大国的国家利益，但它们并没有影响到国际形势的大局。大国关系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挫折，国际形势总体上仍保持着和平发展的势头。

第二，在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合作大于冲突，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共同点突出。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从冷战刚刚结束时的大幅波动和动荡式调整转变为和缓、稳步、深化式调整。

90年代初，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社会制度的剧变，国际关系发展的“情绪化”色彩很浓，西方国家大有不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搞垮“誓不罢休”的念头，因此，国际关系的调整并不一帆风顺，大国关系曾多次发生重大危机。后来，大国之间纷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冷战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带有军事同盟的色彩，往往是针对第三国的；而如今的“战略伙伴”关系绝非是针对第三国的，“它反映了大国之间在寻求新的双边关系时都希望有一个比较高的定位”。“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全面性。

大国关系稳步向前发展，并且逐渐深化，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因素。经济的全球化是大国关系持续改善的基础。另外，后冷战时代综合安全、国际安全、共同安全概念的提出和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为大国提供了更多的利益交汇点。除了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还存在大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外，在一些“跨国界”问题上，诸如经济、环境、人口、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非军事安全问题，为大国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同时，这些问题还可以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

第三，大国关系调整仍在进行当中。在每一次国际格局大转换过程中，大国关系的调整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能完成，因为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兴衰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只有大国关系框架形成和稳定下来后，新的国际格局才能建立。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一直处于调整当中，目前正处于“历史性大变动的延续时期或纵深发展时期，很可能要延续到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直至大震动冲击的影响逐步淡化、消失，大变动告一段落，新的平衡建立起来”。

现在有人认为，国际政治处于“一超多强”的局面，有的人认为国际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而有的人认为目前仍是“单极”时代。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大国关系的调整还远没有结束，因为大国间的综合实力对比仍在不断变化之中。与大国关系调整和国际格局仍在转型期相对应，地区性格局也没有建立。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欧洲和东亚两个地区。美俄欧三边关系仍在动态的变化之中，“欧洲安全格局正处于一种过渡期”。东亚地区的中、美、俄、日四边形格局更不稳定，中日、中美、日俄双边关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调整只是暂时到位，随着它们之间国家实力的变化，这种调整可能继续到21世纪初至20年代。

第四，大国关系在调整的过程中呈现分散化和稳定的均势特征。虽然这个特征不明显，但是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尖锐。在大国关系中起作用的因素趋于分散化，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因素。尤其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人权”问题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后移，并且这种情况有望继续下去。大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非常重视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强调实力、均势的作用，这使得大国关系围绕实力运转，以实力搞关系。大国关系处于良性互动当中，双边关系不断改善，而且是相互交叉的。从理论上讲，这种大国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均势关系。只要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国际形势将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一旦这种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发生严重问题，势必给国际社会带来危险和不安。

总之，大国关系与世界秩序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大国关系的好与坏决定着世界秩序的和平与动荡；反过来讲，世界秩序稳定了，大国关系也会好转，如果世界秩序遭到破坏，大国关系也会因此出现波折。目前看来，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走向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双边和边多关系进一步改善，安全合作趋势进一步加强。这种国际形势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集体安全（联合国）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前后，联合国的作用不断上升，尤其是它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对后冷战时代的集体安全体系重新寄予了厚望，希望它能够在后冷战时代同时扮演“仲裁者”和“执法者”的双重角色，实现宪章制定者的初衷，真正起到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作用。

集体安全在后冷战时代的复兴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国际格局发生新旧变化时，尤其是在伴随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人们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感到失望，幻想用一种新的体系取而代之，这时，集体安全思想就会兴起。冷战时期，现实主义思想主导一切，不管是初期的美苏两极，还是后期出现的多极化趋势，都没有摆脱权力均势思想的束缚。冷战体系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体系，其中地区性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不断，也曾发生过世界战争的危机。虽然冷战并不是以世界战争的形式结束的，但它带来的战争恐惧感并没有在人们的心头消失。理想主义乘势抬头是国际格局大转变的结果。

这次集体安全思想的兴起与以往有所不同。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是在人们深受战争折磨的情况下成立的，世界大战是它们走上历史舞台的契机。后冷战时代集体安全思想却是在无世界大战发生的情况下兴起的，同时在冷战结束前，就酝酿着兴起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关系的解冻为联合国带来了勃勃生机，不仅美苏两国和解的势头不减，而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五大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是冷战开始以来所没有的。尤其是在海湾战争中，五个常任理事国出现了少有的一致，是集体安全思想复兴的历史契机。

这次集体安全思想的复兴持续时间长，实践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大国关系持续改善和国际形势持续缓和。如前所述，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均势关系，这种均势关系对集体安全发挥作用是有利的。目前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均势关系正在形成。

虽说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总体上仍是无序的，但是无序中有序，有序在无序中发展，理论上也可以归结到权力均势与集体安全的关系上。后冷战时代仍是一个两者并存而起作用的时代，新的国际秩序有赖于两者协调发展。不过，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大国关系是决定因素，权力均势的作用有可能增强，而集体安全能否受到削弱，要看这种均势的消极作用有多大。“联合国的复兴得益于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性，一旦大国间出现矛盾，联合国中前些年积累下来的和气就会在一夜之间一扫而光”。科索沃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

联合国作用的上升与否在于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两种形式的政策和手段能否持续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否会严重影响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国家安全。只要大国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种均势的合作就会大于冲突，协调多于摩擦，从而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发挥有效作用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相反，如果21世纪的大国关系的缓和势头出现逆转，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那么，联合国就有可能回到冷战时代。

Ⅸ 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来影响源力：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55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

(9)论述深刻调整中的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扩展阅读

经济情况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世界第一大农业国。

科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在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激光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