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壹』 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因素有哪些

一、人类发展的内容和含义

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几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上面，相关的政策建议也都在寻找那些能够提高资本积累的因素。即使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诸如教育、培训和健康这些提高人力资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观察，而忽视了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经济学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本，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途径，而在实践中显得苍白。另一方面，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以及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不能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经济增长最终也难以实现又好又快。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直接关注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到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以至越来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走出了一条特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道路，成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最初党中央每年召开的人口工作座谈会，被提高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层次，在科学发展观形成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由此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开创了政府以人为本，以人口发展的可持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有实践。

从观察人口发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的角度，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可供借鉴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出版首卷《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出该组织看到了以人为中心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该报告把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时预期寿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识字率和毛入学率构成的教育水平结合起来，构造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与传统上单纯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类发展成就方面要更为全面(图1)。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全国城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这个成就不仅是控制了人口数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诸种要素方面的改善，帮助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即无论是从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几个角度，都反映了人口发展的成就。图2显示了中国在过去30年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此外，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位始终优于人均GDP的排位，标志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就。下面，我们分别从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要素的贡献角度进行考察。

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在这些讨论中，人们把人口发展纳入了经济发展的视野，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实践的一项重要贡献，丰富了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还不是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它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从而人口结构变化首先被纳入研究的视野。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人口政策共同推动和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由于改革开放期间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图3)。因此，更加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根据我们的计量模型结果，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在改革开放期间，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
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
26.8%，即由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对改革开放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Cai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发展对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直接贡献。

三、人口素质：数量与质量的替代

人力资本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获得性的技能。人力资本之所以被言之为“资本”，是因为要获得这种资本同样需要通过投资的形式进行积累，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共性；而人力资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为它和所投资的每一个人都不可分离，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所在。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先由舒尔茨(T.W.Shultz)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对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经济学家刚提出人力资本的时候，这一概念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触。但随着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阐述越来越清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4中看出其影响机制。人力资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仅有经济增长尚不足以实现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好的体现，而人力资本所包含的诸多内容恰恰体现了人的发展。近年来，人文发展更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与重视。在发展中国家以人力资本积累为目标和途径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被认为是摆脱贫困的基本手段。在联合国提出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涉及人文发展的指标占有5项。这充分说明，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的目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世界所瞩目，这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功不可没。198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3年，比73个发展中国家的3.57年(1980年数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长了约47.28%，与这73个发展中国家增加到5.13
年相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比这些发展中国家高出2.72年。

对改革开放后20年经济增长源泉进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如图5所示，通过人口教育素质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为24%，与劳动数量投入的贡献份额相当。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素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以预期，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动力。

四、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

“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自于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比例和增长率，从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变化，人口经济学家所谓的第二种人口红利，是伴随着老龄化以及一个良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而来的，是与人口老龄化以后的储蓄动机和储蓄水平相关的人口红利。第二，由于出生时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老龄然而身体健康，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因此，这里所能看到的是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的人口红利。

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做出额外的贡献。但是，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Lee
Mason,
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也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首先，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次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增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其次，取得这个人口红利要求有一个更加灵活、有效和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在就业压力还较大的年份，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1岁左右实际退休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如果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就业，一些尚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就可能自愿或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实际退休年龄小于法定退休年龄的结果。，而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在60岁以上。在中国，50~64岁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20%。也就是说，如果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1
岁的话，劳动力资源便被大大浪费了。过去我们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地是从指标分母的角度观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征，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因为相对年轻人口的减少和比例下降，还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长寿。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转变达到新阶段的情况下，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图
6)，不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虑到预期寿命的提高，增加对人的投入，可以使老年人口变得更加具有生产性，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

中国经过30年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长健康寿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大人口观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关注对人的投资，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从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贰』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

人口到底是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包袱呢？还是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回答也不一样。对于人口的财富内涵的理解，是一国文化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加在人们心中的一个烙印。人口增长先于GDP的增长到底人口增长是推动财富增长的原因？还是财富增长一段时期后所形成的结果？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观察到的相关关系是每一次人口的增长都是发生在GDP增长了一段时期以后，那么人口增长就有可能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反之，如果我们发现每一次GDP增长都是发生在人口增长一段时期之后，那么人口增长就是财富总量增长的推动要素和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先看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过去2000年以来GDP指标和人口增长指标，哪个领先。在公元1700年之前，西欧国家人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但是GDP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公元1700年，当人口增加到近1个亿的时候，GDP才开始明显增加，并且GDP增加的速度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直到1950年前后，西欧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才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西欧衍生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公元1700年之后，人口开始加速增长，而直到150年以后的1870年以GDP为标志的财富创造能力才开始明显增加。并且直到1950年前后GDP增长的速度才开始逐渐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显然，在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出现之后，上述国家的GDP增长并没有迅速增加，而是新的财富创造方式首先带来人口增加――人口增加100多年以后，GDP才开始真正飞跃式增长。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和GDP关系与西欧等国家有什么不同。与西欧及其衍生国、拉丁美洲等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亚洲其它国家、俄罗斯、非洲等国的人口在公元1700年之前，就一直保持稳步的增长。并且人口的增长从时间上先于GDP的增长，从增速上比GDP的增速高。西欧及其衍生国以及拉丁美洲，之所以在公元1700之前没有明显的人口增加，是因为那里没有像亚洲、东欧、俄罗斯、日本等地繁荣的农业文明。也就是说，一种稳定的财富创造方式，是人口稳定增加的前提条件。然而，在具备了一定的财富创造方式之后，亚洲、日本、非洲等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的增长，从时间上都领先于各自区域的GDP增长。进入20世纪以后，制造业财富创造方式开始在亚洲传播，因此中国、印度这些传统的农业大国，在较高的人口基数上开始了比以前更高速度的人口增长，而GDP增长的提速，比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高峰至少滞后50年到100年。比如，二战以后1950－1973年期间，随着工业财富文明的传播，中国和印度人口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加其中――值得玩味的是，中、印两国在各自人口迅猛增长的第40年以后，也就是在公元1990年前后，才同时迎来了连续若干年每年8%以上的GDP高速增长。当一个历史时期人均GDP开始下降时，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即将出现。简而言之，公元1500年以后，除了未发现的新大陆，和荒原、冻土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农业社会都出现了人口和可耕地的矛盾，从而逼迫人类寻求农业之外的其他财富创造方式，正是这长达300年的“人口与可耕地”的矛盾导致了技术革命和工业文明的诞生，并在1820年前后，欧洲和亚洲发生了完全不同变化和历史路径选择。因此，虽然人类社会大部分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但是当人口的增长速度阶段性地超越了资源发现和技术进步速度，则意味着人均财富拥有量的下降。而下一次人均财富量的提升，则必须有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出现。生产技术决定人口增速与财富增速的差异比较1820年以前的亚洲和欧洲人口与GDP增长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人口增长较快的亚洲，GDP增长远远快于欧洲――在生产技术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长。当工业社会来临以后，生产技术开始决定人口增速与财富增速的差异――财富的增长既依赖于人口的增长，更依赖于技术的增长。无论是在农业财富时代，还是在制造业财富时代，越是不发达的国家，财富增长对人口的依赖越强；越是科技和生产技术发达的国家，财富增长中技术的贡献越强。就同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在技术停滞的时代，财富的增长主要靠人口的增长，在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时代，财富的增长主要靠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上所证明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短短的300年时间里，人口因超出了资源承载能力而弱化了其财富的含义，其余的历史时期，人口都是财富增长的源泉。那么，为什么在东方人的眼中，人口总是被视为财富创造的负担；而在西方人的眼中，人的财富价值却更被看重呢？人口到底是不是财富，如果是，具有哪些财富特性呢？人口的财富两重性特征：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财富的消费者。长期受农本思想统治的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勤劳致富”的古老训条。在劳动价值论的财富思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国家之后，人们更加相信：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如果劳动是财富的源泉，那么什么是劳动的源泉？毫无疑问，人口是劳动的源泉。既然人口是劳动的源泉，劳动又是财富的源泉，人口怎么可能不是财富的源泉呢？显然，古老的东方哲学出现了人文理念上的矛盾――承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又认为人口是财富的负担，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虽然不存在只劳动、不消费的人口，但是却可以某些人口多劳动、少消费。所以，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别创造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等，压制人口财富消费的一面，而扩张其财富创造的一面。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绝大部分成年人口的财富创造能力都逐渐超过了其财富消费能力。只有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人的财富价值才受到整个社会普遍的重视。显然，明代以后的中国，由于土地稀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国，由于人口的短期增加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人们才忽略人口的财富价值。而进入21世纪，当中国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之后，第一次开始面临劳动力稀缺的状况，这个社会也开始更加重视人的财富价值。可见，人口作为财富的终极意义，取决于其财富创造能力与财富消费能力的对比。也就是说，人口到底是剩余产品的生产者，还是稀缺产品的净消费者。在资源丰富、生产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人口都是剩余产品的消费者，因此人的财富价值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重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生产技术落后、资源贫乏，或人口年龄结构或素质的原因造成太多的人没有劳动能力，这个社会就会忽视人口的财富价值，甚至把人口作为社会福利提高的负担。

『叁』 1976年中国当时的人口总数

1976年中国当时的人口总数93717万人。

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保持世界人口较大比例。1850年中国人口约4.5亿，占世界人口的38%。1850年至1950年中国人口增长快。

1949年年末，中国大陆人口为6.12亿，占世界人口比例为25%。1950年起，由于生产发展、人均寿命提高，世界各国人口迅速增长。到1990年末，中国人口已达12.3421亿人，但占世界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29%左右。

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1962年就做出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9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中国的生育率上升到更替水平以上。

(3)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扩展阅读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特别是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0时的126588万人相比，10年共增加7390万人，增长5.83%，平均每年增加73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已属世界上人口增长最慢的国家之一。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调整》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在这时已经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阶段，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

报告称，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直接推算，中国总和生育率为0.83，考虑到出生漏报，当前的综合出生率应在1.0以下。研究认为，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继续下降（22%下降到19%），为减缓全球人口压力做出积极贡献。

如果低生育水平一直持续下去，根据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自我约束能力的上升，可以在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在2030年高峰期到来之前，逐步放松人口生育的外部约束，提高人口的总和生育率。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既会促进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也会抑制对胎儿性别选择的追求，有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政策也是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加大对民族地区计生工作的财政投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对少数民族优生优育的管理与服务水平。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既着眼于人口自身的问题，又要处理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必须调整发展思路，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启动实施二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做好我国人口发展政策的规划，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肆』 全国房价只涨不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房子真正上涨的原因无外乎就是供求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下海经商和摸着石头过河成为热点，内这时候房地产行业容开始兴起，由于我国当时还比较落后，基础建设比较差。

随着数10年的浩浩荡荡开放浪潮的推动，我国房地产市场欣欣向荣，主要来自于我国人口快速的增长，同样也来自于我国农村人口进城的转变。

最初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其实是城市住房需求的发展，但随着房地产行业非理性快速的增长，投机客就出现了，这时候房价的上涨背离了经济的发展规律。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房价是平均月薪的三倍甚至高达5倍以上，这就说明全国房价的上涨从最初的基础需求到非理性炒作，而没有崩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人口众多。

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我国平均每年新出生人口正以400万的速度下降，而这一特征不单单是我国出现，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出现。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我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正在快速老龄化，这就说明在未来10年时间内，我国房地产业将会出现过剩。

所以说当前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房地产行业在未来硬着陆，而不是为了有效控制房价的上涨。

『伍』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陆』 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哪个会成为以后的世界第一各有什么优劣

我觉得是亚马逊！亚马逊可不是只有美国市场，亚马逊是除了中国外的全球市场？真正做到卖全球的电商平台，阿里近年来也有在海外布局，尤其在东南亚国家，但就阿里和亚马逊的除自己国家外的海外市场对比，阿里差亚马逊太远了。中国如果不放开自己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就很难走出去，你来我这卖东西，却不让我去你那卖东西，不改变，企业很难国际化。

在世界舞台上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较量了，哪个国家的地位高那个企业的全球业务就好走，我们和美国之间的距离是有的，没办法，中国加油！做电商的钱基本上让阿里赚走了，阿里的钱基本上让软银和雅虎赚走了，也就是让日本人和美国人赚走了！现在做电商比做实体店投资还大，小卖家根本赚不到钱了！亏损的多，同行竞争激烈，推广费，直通车，竞价排名。

说实话，亚马逊的物流网络的模式超过了马云的淘宝，自建物流是电商平台往深层次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国际化业务，对于自建物流物流更是重要。电商平台依托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在国际市场，体验非常差，效率和安全性也无法保证，对于商家和用户都是不友好的。

不扯国家民族，在商言商。亚马逊模式利润要求比阿里高得多，他的核心就是压供应商，向客户让利，同时自己取代供应商。从来没见过商家说亚马逊收费低的。阿里这两年是贵了，这难道不是正常的业务要求吗？难道收割投资人，补偿供应商和客户会是持久的模式么？您真的了解亚马逊么？我看一点都没有。两家从收割本质没有太大不同。没有年年只种庄稼，不问收获的农民。

会员费涨价可以理解，我们还巴不得提高会员费增加进入门槛，那些说收费正常的估计没开过店，试下就知道了，阿里巴巴从卖家身上榨取的越来越多，现在开始提点了，而且，每个收费项目都会增加搜索曝光的权重，也就是逼着你交钱，再往下我们商家就是纯给阿里打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