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对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部署，也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和自觉遵循五大发展理念，结合安徽实际，立足自身优势，按照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通过改革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优化现有供给结构，在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中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抓住关键点、打好攻坚战。要围绕调结构、稳市场、防风险、提效益、增后劲，完成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针对煤炭、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突出问题，严控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通过市场倒逼与政府支持相结合，实现脱困发展。认真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在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物流成本、用工成本等方面出实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抓紧补齐、补厚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在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领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夯实发展基础。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调转促是主抓手。当务之急，是要实施好调转促“4105”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十大重点工程建设。要继续强化创新驱动，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强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突出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建设，积极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大力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扩大有效供给，加快构建高素质、高质量、高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
打好结构性改革攻坚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是要以行动到位促进任务落实。要继续强化项目带动，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发展和转型的载体，做到项目结构层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同向，与调转促的目标同向。要继续强化领导推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转促等重点工作，攥紧拳头、集中力量推进，以领导到位、责任到位促进工作到位。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铆足干劲，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调转促“4105”行动计划，就一定能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②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哪一个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热的关键词是“经济发展新常态”，那么今年，这个词就一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者重在精确总结问题，后者志在努力解决问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逻辑。何谓经济新常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详细列举了其九大特点。用一句大白话来总结，就是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粗放地发展。可是，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到底又该怎么呢？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明确的对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鼓励开发商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农民工买房”……只要明白了供给侧改革，今年会议提出的很多吸引眼球的重要举措，也就都能明白了。所以，供给侧改革不是一个无聊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不仅会影响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也会直接关乎我们的经济生活。所谓供给侧，自然是与需求侧相对。投资、出口、消费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需求似乎严重不足。可是，看看每年成倍增长的出境旅游数据，看看黄金周国人在境外不断刷新的爆买纪录，我们就能发现，原来不是没有需求或者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或者说是供需错配。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来提高总需求；而供给侧管理认为根本不需要所谓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换言之，简单的刺激需求并没有用，关键是要改革供给，在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供给侧四大要素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要素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显然，供给侧改革是一种新的改革思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等，都是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手段。在供给侧改革的语境下，完全放开二孩也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好，股市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也好，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也好，今年影响我们生活的各种重要变化，其实都能看出明显的政策指向。更重要的是，新常态下的“经济病灶”变得更加清楚，“歼灭战”的目标变得异常明确，总结起来，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五大改革任务，其实正是供给侧改革在今年的具体目标。供给侧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大举措，也是企业前进的大机遇，更是公众眺望未来的大窗口。你在其中准备扮演何种角色，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属于你个人未来的“新常态”
③ 如何看待供给侧改革和未来经济趋势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④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内。要在适度扩大总需容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⑤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推进供给侧改革对当前经济发现有那些推动作用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面对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才是结构性改革。
二、推进供给侧改革对当前经济发展有以下推动作用：
1、“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2、“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
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3、“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4、“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⑥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王小广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2016年6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1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今年的去产能有两大行业作为攻坚领域，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钢铁，1—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8.4%，5月份当月的产量和库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15.5%，5月末规上原煤生产企业库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钢产量下降1.4%。
去库存效果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数，4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下降了1.2%，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连续几个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521万平方米。
降成本效果比较明显。数据显示，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国家全面实行营改增，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营改增的试点就不断扩大，有关部门预计，营改增今年将为企业降低成本6000亿左右。
补短板投资增速加大。主要是对农业、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一些瓶颈制约因素，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比1-4月加快1个百分点，其中涉及这些短板领域投资增长速度更高，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比如水利、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业、信息传输业投资都在20%以上。
盛来运强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情况不错，效果初步显现。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关注，比如钢铁问题，从4月份和5月份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生产量有所反弹，可能跟这两个月钢材价格反弹有关系，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势又恢复了产能，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再上一个新台阶。
⑦ 加强供给侧改革的经济生活依据是什么
①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消费的质量和水平。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专消费对生属产有反作用，消费的升级对生产具有导向作用。消费结构升级倒逼供给侧改革。
②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存在缺陷，国家要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调节和控制。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提促进总供给和 总需求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③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④供给侧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大举措。
⑧ 供给侧改革促进了哪些产业的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二、改革目的（进行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三、改革措施：
1、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2、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3、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
①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
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②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
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更多的“出生证”；
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
③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
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
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
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
4、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
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
5、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①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
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
②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
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
③加强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
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
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