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经济和经济发展周期

㈠ 中国最近几年处于什么经济周期 国现在的经济周期处于

经济周期的说法并未抄得到理论证实。一切都只是猜想，很多经济学家不接受这一假说。
经济周期往往针对的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环境。也就是所谓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类似像美国这样的政治寡头都不能算。中国的环境就更加违背了经济周期的很多假设。
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自从经济周期的概念被提出之后，经济周期就很少再被经济数据证实了。因为人们会根据经济周期预期经济发展，从而做出和经济周期相反的经济行为来减少自己的损失或者靠投机来赚钱。海量的人们都这么做的时候，会改变整个经济的经济形态，从而让经济周期失去其原有的规律。
非要说的，中国仍然属于上升期。诚然GDP增速放缓了，但拜托啊，7.4%的增速，也直接横扫地球上几乎所有大国了，就算是增速最快的新兴大国印度增长率也不过六点几而已。

㈡ 目前中国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个阶段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商业周期、景气循环， 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内张与经济紧缩容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过去把它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现在一般叫做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四个阶段。目前正处于顶峰后期，尚未进入衰退期。

㈢ 是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周期在未来会不会形成新的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周期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经济循环和商业周期,它是指经济处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
经济周期的成因可分为：
外生经济周期理论
①太阳黑子理论
②创新理论
③政治性周期理论
二、内生经济周期理论
①纯货币理论
②投资过度理论
③消费不足理论
④心理理论
一,外生经济周期理论
太阳黑子理论
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是由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
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会影响气候的周期变化,而这又会影响农业收成,农业的收成又会影响整个经济.
太阳黑子的出现是有规律的,大约每十年左右出现一次,因而经济周期大约也是每十年一次.
该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于1875年提出.
创新理论
所谓创新是指引进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的一种"新组合".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主要是指: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 新产品; 新市场; 新的要素组合形式
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技术的革新和发明不是均匀的连续的过程,而有其高潮和低潮,因而导致经济上升和下降,形成经济周期.
政治周期理论
该理论把经济周期循环的原因归为政府的周期性决策.
政治性周期的产生有三个基本条件:1,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刺激经济的工具;2,选民喜欢高经济增长,低失业以及低通货膨胀的时期;3,政治家喜欢连任.
政治性周期的具体运行:大选前,总统为了连任,采取宽松的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大选结束后,宽松的政策使通货膨胀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因而不得不采取紧的经济政策,使经济走向衰退.

㈣ 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哪一段时间！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段黄金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增长周期，当前中国经济转入了周期下行阶段。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格局没有改变，经济的内生活力与增长动力并未衰减，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没有发生变化。

㈤ 帮忙！ 关于中国自从建国以来中过的经济变化历程的内容

新中国经济史论

老田

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著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价值”对主流们来说也许并不为零；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联系着巨大的职业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毕竟没有了垄断地位就肯定没有高收益。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已经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只能是强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内容，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再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 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来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传统农业时代，就要求有高于庄园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会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暴富群体剥夺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阶层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历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最后“高消费群体”随王朝灭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经济的学费水平之上”的市场容量就消失了，无法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和经验积累达到发明机器的程度。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联系着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求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过程，把机器操作者的经验积累用自动控制系统来代替，这一次的技术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国家的积累过程在时间上长达上百年，单位时间内的积累强度要求就低；特别是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往往把积累的成本和代价转移到国境之外去。中国缺乏把积累成本对外转嫁的空间，也实际上缺乏慢悠悠来进行积累的时间，高积累和大跃进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紧约束”下的唯一选择。

第一次工业革命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机械引入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机器和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第三次技术革命

（智能化机器和人力资本）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红旗”看上去是带有“口号”性质的宣传措辞，但具有十分具体的制度内涵：就是要在农村强化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满足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包括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两个主要方面。三面红旗的制度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确立下来的，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于重工业。重工业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物资平衡在省市这样的范围内也往往无法解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组织和主导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以下省略字数若干,楼主如有需要，请登陆下面网站看全文）

㈥ 分析2019年的中国经济运行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中周期上升阶段，尚未见顶。
经济中周期受企业设备投资主导，大体上有1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往往与金融条件、企业盈利、技术更新等因素密切相关。

㈦ 中国的经济从什么以来,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

自抄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袭低通胀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段黄金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增长周期，当前中国经济转入了周期下行阶段。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格局没有改变，经济的内生活力与增长动力并未衰减，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没有发生变化。

㈧ 分析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刘树成，1996） ，最近一轮周期从年开始，历时10年，1993年以来，经济周期进入收缩阶段，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9年的7.1%。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新一轮周期就要开始，但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进一步回升的迹象，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到了8%以下。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入收缩期，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经济接近衰退，日本经济低迷不振长达10年，中国经济是缘于自身周期波动的原因，即经济还没有彻底走出低谷，还是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遭到了来自外部的打压。这一问题不仅有现实的政策含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

许多研究者对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或同步性进行了研究。

国内研究者对中国经济周期的著述颇丰，刘树成（1996）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刘金全、范剑青（2001）分析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经济变量周期成分之间的关联性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都只针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本身，并未考察国际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虽然个别学者（刘乃全，1997）也介绍了经济周期的国际传递，但并没有考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本文将在介绍国外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相关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介绍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分析中国经济周期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给出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同步性与发达国家之间同步性存在差异的原因，最后给出结论。

关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首先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周期对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根据Backus, Kehoe 和Kydland（1992）的结果（见表1），可以把美国经济周期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分为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强相关（两国GDP的相关系数在0.7以上），包括加拿大和欧洲；第二是较强相关（GDP的相关系数在0.3到0.7之间），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第三是弱相关（GDP与美国GDP的相关系数在0.1到0.3之间），包括澳大利亚、瑞典、法国；四是不相关或负相关（GDP相关系数在0.1以下或为负数），如芬兰为不相关，南非为负相关。

表1：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美国经济周期对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

相关系数

和美国指标的相关系数

国家 产出 消费

澳大利亚 0.25 0.13

奥地利 0.31 0.07

加拿大 0.77 0.65

芬兰 0.02 -0.01

法国 0.22 -0.18

德国 0.42 0.39

意大利 0.39 0.25

日本 0.39 0.30

南非 -0.15 -0.23

瑞典 0.27 0.25

英国 0.48 0.43

欧洲 0.70 0.46

资料来源: Backus, Kehoe 和Kydland（1992）
Kontolemis和Samiei（2000）的结果，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周期对其他国家影响的一些新特点，表现为美英之间经济周期的联系加强，美德、美意之间的联系则有所减弱。

表2：60年代至90年代末美国经济周期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相关系数

和美国指标的相关系数

国家 产出 经济冲击

英国 0.58 0.19

加拿大 0.74 0.31

法国 0.31 0.13

德国 0.33 0.24

意大利 0.22 0.04

资料来源: Kontolemis和Samiei (2000)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我们主要分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这些国家经济周期的关系。我们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的季度历史数据，时间跨度为1987年1季度到2000年2季度，中国季度GDP的数据来自施发启、李强（1999）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先看美、日等国经济周期波动与中国产出波动的相关性。我们采用Hodrick-Prescott (HP) 滤波（设定参数λ=1600）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中国季度GDP 进行处理，得到HP滤波的趋势项，不变价格水平的季度GDP扣除掉这个趋势项后的余额可以看作为经济的周期项，图1所示是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波动情况。

计算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45和- 0.254，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中美经济周期既不如美国、加拿大那样的强相关，也不如美英那样的较强相关，甚至不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法国、瑞典之间的相关性。超出多数人们的想象，中日之间经济周期的走势是逆道而行的。
还可以利用第二种方法考察中美、中日之间经济周期波动机制的联系，考察经济周期合拍的程度，即分析不同经济之间转折点出现的相关性，和中美、中日经济同处在衰退期或复苏期的程度。把美国、日本、中国的季度GDP数对时间趋势项T进行回归，得到GDP对时间趋势项的残差，残差为正定义为1，表明经济处在上升期（upturn）;残差为负定义为0，表明经济处在下降期(downturn) 。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处在不同时期的频率可以得到下表：

表3中美、中日之间经济周期机制的联系 N00 N01 N10 N11 Cramer-C 系数

美国 6 19 21 8 0.44

日本 14 11 11 18 0.17

注：N i j, i,j=0,1 代表所有样本中中国处在状态i, 美国或日本处在状态j的个数。

美国、日本季度GDP数字都经过季节调整，中国季度GDP利用X-12的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GDP数字在滤波前已取对数。

这里对上升期与下降期的定义是与Kontolemis和Samiei (2000)的定义不同的。

可以看出，虽然中美经济周期之间在周期转折点上相关性较强，但这种相关性是一种负向的相关性，即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并不具有同衰退、同复苏的合拍性，不能认为美国经济处在衰退期，必然会把中国经济拖入衰退期。
关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弱相关的涵义

对国际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经济学家试图给出解释。有人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是造成国际经济周期相关性加强的原因之一，Ahaghil等人发现在美国和OECD国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时期和浮动汇率时期，汇率机制对经济扰动的传导机制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供给因素的冲击对产生国际经济波动有重要影响，相对于国际供给因素的冲击而言，各国本国供给方面的冲击是造成产出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来自劳动力投入方面的冲击。在分析开放经济下的产出波动时，应对本国劳动力市场，包括自然失业率的变化给以更多的关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实行汇率、贸易、资本帐户自由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国际经济周期的联系并非主要来自国际经济的冲击，而是源于本国的供给方面的冲击。对中国而言，经济开放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距甚远，汇率机制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国际贸易的自由度不高，资本帐户还在实行管制，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低是情理中的事，决定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关键力量来自中国经济自身，尤其是因投资者投资动力缺乏带来的失业率上升是中国经济周期不能继续维持回升势头的根本原因。投资者投资动力的缺乏，一是由于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的保障不力，二是若干投资领域缺乏充分的公平的竞争。政府应尽早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专心致志地做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三是经济制度创新乏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强劲增长的源泉在于经济制度的不断创新，只有在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创新才能使中国经济长盛不衰。

结 论

既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来自内部，美国经济的衰退期到来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周期的大势将被逆转，同样也不能把中国经济内部问题归结为国际因素的影响。与之相关联，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面对美国经济的低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否调整。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美联储2001年以来的11次降息，人民币利率还存在继续下调的空间。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加之我国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已非常有限，宏观经济政策不应采取任何过激或强烈的反应，宜保持"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利率要否继续下调并不仅仅决定于是否有下调的空间，还应看到利率对广大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号作用，如果央行继续降息，等于向公众发布这样的信号，即货币当局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看好，降息对投资、消费的刺激作用远远不足以抵消因公众预期变坏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㈨ 现在中国经济周期属于哪一个周期

衰退阶段。特点：经济下行、通胀下行；代表国家：中国。

大类资产的投资收益排行：债券>现金/股票>大宗商品。这个阶段，由于经济下滑、通胀压力下降，货币政策宽松、资金充裕、利率下降，所以债券牛市最先启动、表现也最为突出。除债市外，有部分资金涌入股市，并且随着经济即将见底的预期逐步形成，股票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实体经济对大宗商品需求变弱，形成供大于求，大宗商品表现垫底。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特点有：GDP增长已连续多年放缓，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创六年来新低；CPI自2011年的高位6.5%降至目前的1.4%，PPI连续三年为负增长。笔者认为，从上述经济增长和通胀特点来看，目前中国正处于衰退的中间或中后阶段。从中国金融市场上各类资产的投资表现来看，1）债券：2014年在经济下行明显以及中国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中国债券市场率先启动，并经历了2014年一整年的大牛市；2015年初至今的表现也良好；未来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可期，债市前景依然乐观。2）股票：中国股市也于14年三季度缓慢启动；四季度在央行降息导致无风险利率下降、风险偏好上升的推动下，股市终于爆发；2015年更是在改革红利的美好愿景下，股市继续一路狂飙。3）大宗商品：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国，中国的强劲需求导致大宗商品长期处于牛市；但随着过去几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连年放缓，2014年中国经济主动去产能和调结构，大宗商品价格更是遭遇深度下跌、终结了超级上涨周期；2015年以来大宗商品维持弱势。综上，从现阶段中国金融市场上各类资产的投资表现来看，即债券和股票强、大宗商品弱的特征，美林投资时钟基本得到了验证。

㈩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五个阶段是其各阶段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其影响

建国初期（1949－1952），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及付偿定息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到1956年底，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民族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