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从宋朝官制看为什么是宋朝经济发达但是积贫积弱（二楼
宋代商业繁荣，政府财政收入很高，但是宋的国策是富养文士，笼络官僚阶层，以此来纠正唐代武夫当政的过错，却难免矫枉过正，所以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支付官僚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加之宋代实行官职分离的政策，在保证前朝官职和数量不变的前提下，设置了许多新的官职来管理实际的职能（比如兵部和枢密院，户部和盐铁、度支，审官院和吏部，礼仪部和礼部，审刑院和刑部，节度使、团练使、防御使、都钤辖、州刺史和知县知州、通判官）；宋太宗即位后开始滥封官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原本只需一人的官职硬是加出了副使这样的职务；真宗之后随着科举扩招，各项官职的在职人数也水涨船高，仁宗年间某一官职的实际在职人数和宋初相比，最低也达到了7:1，这就是宋代冗官的形成和加剧原因。后期王安石变法，置现有的官僚系统不顾，自己设置一套新的官吏系统来执行变法程序，但不废除原有机构，俸禄照发，实质上反而加剧了冗官现象。而官员越多，所耗费俸禄所占国家财政比例也就越高，类似于今天的月光族，赚的多，但是花得更凶，最后入不敷出。宋代的积贫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解释，虽然赚得多，但是养肥是处于中层的官僚和地方豪强，大地主，最上层的皇帝和最下层的小地主、佃农和自耕农只是拿了小头和蝇头，到了灾荒或者兵事之年，国家实际可支配的财政力量捉襟现肘。
至于积弱，除了花钱买和平外，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宋代被唐代的灭亡刺激地太深了，所以千方百计要加强中央权力，但是所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客观加强法”。拿满清来说，设立军机处就是典型的加强中央集权，这是主观上加强皇权。客观加强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削弱其他掣肘的权力来达到客观上加强中央权力的目的，但事实上中央权力本身并未得到加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决策程序复杂，所需时间漫长。一言以蔽之——行政效率低下。政令不出中央，这也许是被称为“积弱”的缘由之一吧。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十九年。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至宋真宗时期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了靖康之耻，宋室被迫南迁。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继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后期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 ，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 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宋朝时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 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② 中国经济建设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走向
[摘要]：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四个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与政 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相对主义的危险；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态度；缺乏组织性 、计划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必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作 出预见性判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问题/未来走向
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鼎足三分而有其一，而且 由于其国家哲学的地位在整个哲学的研究中占住了主导、主流的位置。因此，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就决定和代表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20多年的研究可以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属于思想解放后提出 问题的阶段，主要是围绕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进行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扩展了视野，确定了基本的问题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 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属于问题走向凝练，逐渐形成鲜明的理论增长点的阶段。在这个 阶段，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发展哲学等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本文旨在对第三阶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现状做一个宏观的描述，并试图揭明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在此基础上预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文革时期全民学哲学、全民研究哲学的狂热使得哲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时代矫枉过正式地倍受冷落。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提升 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位；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也呼唤着哲学的出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动向，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世纪之初的 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并非一如既往的贫困，而是进入了初步繁荣 的阶段。我们可以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初步 繁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从研究格局来看。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多元、分散的格局。以往，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少数几个重点大学，论题也比较 集中，往往形成全国一起讨论某个问题的态势。目前这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群体来看，出现了高等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专科性院校、军队院校) 、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甚至还有民间学术组织的多层次体系。高等学校作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其目前格局可以成为全国研究格局的说明和缩影。就高校而 言，一是从地理格局上比以往更趋分散。全国不同高校已经拥有7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重 点学科、19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成为各地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很多大学之间的水平已在伯仲之间，以往一两所大学号令天下的 时代结束了。二是理工科院校异军突起。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权主要把 握在综合性大学或文科型院校手中，理工科院校更多是上好哲学公共课。现在许多理工 科院校已经成长为足以与老牌院校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例如清华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等。三是许多大学都形成了自己比较集中的兴趣点和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 ，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研究、 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价值与文化的研究、复旦大学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生 存哲学研究、黑龙江大学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等等。而且很多高校还按照自己学术共 同体的理解出版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 ，甚至自学、学历考生的教科书)。可见，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真正打破了 天下一统的局面，全方位地进入百花争艳、“诸侯割据”的时代。
从研究路径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所谓原理的修补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 和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业已归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补充和修订。具体说来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说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 略的补充出来，例如价值论和人学的一些观点；根据现实的发展把原来原理中提到的思 想强调、突显出来，例如实践、世界历史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近似思想中 强调更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思想，例如，逐渐强调人类发展的三大形态说，而淡化社会 五大形态说；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有所蕴涵，但没有明确指出，而其他学科发 展已取得成果的思想提炼出来，例如系统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的 工作主要体现在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这种工作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 为它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与理解，这是一个决定到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后继有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这种工作使得多元 、分散的研究相对具有“形散神不散”的保证，能够较有组织地把零散的研究成果凝练 成为一块“整钢”。当然，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患有某种 程度的“原理病”，系统与严密往往以牺牲灵性为代价，而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 头鹰也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
二是走向分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运用。所谓运用研究 ，其实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清晰的，相对稳定的，问 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一普遍的原理与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得出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国内有相当一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工作。 无论是现实中出现的新事物，还是理论上出现的新热点，我们都可以见到诸如“关于… …的哲学思考”之类的触角不速而至。全球化、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市 场经济、WTO、素质教育、政治文明等等时髦的话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研究的对 象。与整个哲学出现应用分支相伴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研究目前最为理论化的成 果就体现在各门分支哲学中，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教育哲学 、艺术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化和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 向 深入与关注现实的必要途径。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不 满意于目前源于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误读，进而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 和运用都是以讹传讹，从错误走向错误。所以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在“重读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亲近马克思”口号下，一批 学者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种研 究路径其实也具有一种道德的震慑力量，因为它包含着对当前浮躁的学术气氛的不信任 和不屑。不过，他们令人肃然起敬的努力背后也树立一种霸权，因为它假定了自己对马 克思文本的唯一真实解读。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读就显得更为机敏，那就 是以当下的热点哲学(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进行重新的理解。在这里，正如后 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歧义性 成为其生命力的源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总之，有什么哲学流行，就有这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能从马克思主义 哲学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
四是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与其他哲学流派比较而存在 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一真实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自觉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各流派的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内部也 有比较研究，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如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一些哲学观点的 比较研究，等等。
从研究视野上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历史与世界的视野上都得到了很大的 扩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研究的态势。具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哲学思想，还有 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普列汉诺夫、李大钊、李达的哲学思想都有人进行研 究。但研究的重点还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研究，德国 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历史哲学等也一直受到重视。但重点还是对黑格尔、费尔巴 哈哲学思想的研究。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注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代表人物，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霍克海默、萨特、马尔库塞、哈 贝马斯等人的哲学著作在中国被广泛译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和 养分。在现阶段，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 ，如詹姆逊、德里达的思想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影响的 西方著名学者如吉登斯、华勒斯坦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现代性、全球性的观点与研究方 法也正日益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
从哲学研究的自身内容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诸多热点：(1)关于本 体论研究。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所拒斥的只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 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就是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的理论，而目前更多的学者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 体，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实践的生成性、历史性和作为人的类存在特征。(2)认识论 的研究。相对而言，认识论的研究在当代没有了以往的热度，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 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社会认识、文本的理解与诠释、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 究已经超越了纯粹认识论的范围，而与解释学、语言哲学、价值学融汇在一起了。(3) 价值学研究。价值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目前的马克 思主义价值学研究一方面是继续深化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价值学作为一 种视野和方法，对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4)人学研究。2002年中国人学 学会正式成立及其连续出版的论文集《人学与现代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的共识性、组织性、系统性。不少学者认为人学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或哲学的当代热点。 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进展是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最为显著的 成绩。(5)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倍受关注， 尤其是其关于世界交往、东方道路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等内容最为引人注目。(6)关 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依据、内涵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冬天，在危机中得以逐渐重建，就其内 部来说是相当繁荣的，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存 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哲学与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 ，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试图将哲学意识形态化，以为统治者做出深层的辩护；任何哲学 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从来不存在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哲学。另一方面，真正 的哲学的功能恰恰不在于为现实做辩护，而在于批判现实世界，做国家、民族的“牛虻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觉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的同时，反对虚假的意识 形态，要求“改变世界”，认为全部的活动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然而我们却发现，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两个背立的向度：一是日益学术 化、中性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化为一种学术的传统，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如何解释文本 ，只关心马克思“说了什么”和“如何说”，现实世界逐渐退隐到他们的视野之外，更 不用说“改变世界”了。另一种态度是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作亦步亦趋的辩护，虽然注 意了现实世界但也丧失了批判的功能。这两者事实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 质。
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努力不能导致在精神实质上 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反对的，即丧失实践性和革命性。因为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会失去生命力，最终会断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辩 护，而是反对一味的辩护，反对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 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图解恰恰是帮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倒忙，使它裹 足不前，也往往为人们所误解。其实，最好的辩护恰恰不是直接的辩护，有所批判才是 长远的、可持续的、真正的辩护。所以，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如何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 器始终成为推动我们改造世界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 分析与把握。
2.相对主义的危险。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其后来者对它的阐发总是存在着教条 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种危险。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中，教条主义的 错误十分严重。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虽然仍然存在教条 主义的危险，但更为迫切的，也是目前不为很多人所意识到的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危险， 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变动不居，无所不包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丧 失其独特规定性的危险。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长期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思想解放 运动达致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历史结果；二是出于现实需要强调当下理论的正确性总是倾 向于以批判过去的方式进行，往往给人一种厚今薄古的错觉，理论的阐发丧失了根基就 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异彩纷呈；三是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冲击加剧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中做有生命的变动。马克思 主义哲学不仅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的，而且把自身也看成是不断生成、开放的。这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把握不在于具体 的结论，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的应有精神状态。但是，理论的变化并不是天然合理的 ，变化是否是发展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淀是音调难定的。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其精髓首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前提。离 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胡思乱想；离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失去规范；离开实事 求是，开拓创新就成了“怎么都行”。当一切理论都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外衣 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庸俗化了。长此以往， 在中国，主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相对主义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敌人。
3.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体系，既指它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也指它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其他哲学传统、哲学思潮。就中国的 现实情况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存的哲学传统与思潮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 方哲学两方面。应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近年来在吸取和融会中、西、马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从知识结构上看，相当 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知之 不多，研究更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是一个佐证)，经常 满足于自得其乐的独白，却往往发生贻笑大方的尴尬。从精神状态上看，不少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利，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 哲学十分轻视，甚至任加挞伐。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偷懒取巧。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学 风。加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也因为种种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误解， 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缺乏交流。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哲 学的发展与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真诚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开放本质决定的，更是在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马克 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就是要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在中国 化的过程中体现时代性，在时代化的过程中体现民族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内 容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中国化和时代化。所谓中国化也就是民族化，就是要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融汇在一起，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方 法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观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超越；所谓时代化就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始终能吸纳同时代最优秀的文明成 果，始终保证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抱成见，平等而主 动地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进行交流，才可能完成它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4.缺乏组织性、计划性。中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方面是得益于多元、分散格局的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按照自己 的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有国家社会规划、教育部社科规划等 宏观的调控，以及一些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横向协调，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缺乏组织性、计划性，或者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各个学术共同体的有组织 性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至少有如下害处：一是山头林 立已经导致了很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力量分散。很多直接能感受到的问题大家都在 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有千万种却大同小异。有一些需要集 一批，甚至全国的优秀专家才能完成的重大课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是各忙 一摊，很少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力量分散的状况很难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能拿出足以与世界哲学对话的东西来。二是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趣味 差异性的极度增长导致的是自恋与封闭。很多某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人惟我 独尊、孤芳自赏，轻视别人的工作和成绩，不同“圈子”里的学者彼此之间缺乏真诚的 交流。
可能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舶来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知识是以分立的方式存在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知识，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所以 ，科学研究的宏观计划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狂妄的自负，科学研究只能是自生自发地演 进。确实，任何理论的进展在历史的效果上都是演进，但决不能放弃有组织的活动。对 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能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 上“一览众山小”，要始终正确地指导人们“改变世界”，要始终保持其在中国的国家 哲学地位，对它的研究就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周密地进行的。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新世纪纵览各派哲学，如下的断语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 的哲学!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现在，也必然有它的未来。从目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和中国现实的需要两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可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1.继续进行返本开新和吸收借鉴的工作，逐步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还将不断有人进行新 的解读，“重读”、“走进”、“走近”等类似的口号还会此起彼伏。而且，在对文本 本身的研究过程中，解释学、语言学的方法会更为自觉地得以运用，不同版本，例如中 文、英文、俄文、德文之间的细小差异都会被放大而掀起郑重其事的讨论；关于文本某 一问题的“商榷”会络绎不绝；从现实问题或新潮理论出发关于马克思某一观点的“新 解”还将大行其道。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 吸收借鉴的工作仍将继续。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重大项目的进展，各研 究单位，尤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高校在不久将来大多会以集中书系的方 式系统展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解。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将进一步分离。一方面是对文本的解读走向 深入，把人们对现实进行改变的注意力转移到主观与文本真实的是否符合上；另一方面 受西方对马克思学术化定位的影响；再一方面是对复杂现实问题厌倦后的逃避。三方面 的原因都可能使得一部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注重的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或马 克思的治学、治思路径。极有可能出现一批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 但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区分 开来，以视自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或马克思 学的研究。与此同时，有两拨学者可能依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 理解。一批学者是从执政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以正统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之作合法性的辩护，其研究的原则，甚至说法都有统一的政治口径 ；还将有一批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学者自认为代表着社会的下层，从马克思的革命、战 斗精神中直接获得灵感，以马克思的文本观点和方法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 。总之，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分离还将加剧。
3.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一、第二点的未来不过是从目前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出发就可以预见的，而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未来还有其应该的向度。在应该的向度中，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 很紧迫的任务。无论是返本开新还是吸收借鉴，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还是政 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格局都需要一个总体上的超越。或者说需要在可预见 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任务，建构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新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是学理意义上的，即系统化的、理论 化的，是真正的哲学。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极有可能是在人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最后形成的。
根据目前整个哲学发展的趋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规定性来看，未来建构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从内容上来说可能有三个词是十分关键的：历史、人、实践。目前， 整个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研究，还是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突出其历史性是共同的 趋势，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是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在历史哲学 中也存在着思辩的历史哲学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分，而马克思的哲学恰恰是超越 了这种纷争，它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活动，人是历史的前提，历史是人的合力的方向。因 此，对人的研究，或者人学的研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主题。马克思主义的人 学不同于西方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它是从实践来理解人，从历史来理解人。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历史哲学，也是人学，也是实践哲学，它总是在历史、人、实践之间保持合理 的解释学循环推动其向着开放的未来发展。
4.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在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新形态的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使之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统一起 来。在全球化时代，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竞争；全 球化也导致了民族自我认同的危机，而增进民族认同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功能；中国现代 化任务的提出是基于民族自我审视而做出的抉择，在相对落后的国情下追求发展是中国 、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和现实主题，民族精神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目标。我们需要民族精神，但我们需要的民族精神不是一个民族在行为和态度中所 体现的未经批判的全部特征，而是那些具有引导力?
③ 俄罗斯发展经济的优势条件有哪些
众所周知，前苏联曾一度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自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其主体——俄罗斯经济却由于不能适应新的体制而发生严重倒退，国内生产总值连续6年呈负增长。1999年，俄罗斯经济开始重新复苏。随后，其国民生产总值连续7年保持了超过6%的高增长率。2007年的前9个月，其经济增长率又为罕见的7.7%。俄罗斯大有重回经济大国的姿态。那么，就目前来说，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在哪里？该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又有哪些启示呢？笔者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优势
(一)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给俄罗斯对外贸易带来好的局面
俄罗斯幅员辽阔，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世界上唯一的自然资源几乎能够完全自给的国家。现已探明的资源储量约占世界资源总量的21%，高居世界首位。尤其是俄罗斯境内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开采时间可长达30年以上。
近几年来，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从2002年到2006年，国际原油价格指数上涨了256%，而且还有不断上调的趋势。这种变化对以能源产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个强劲的支持和推动。据统计，能源产业的产值约占俄罗斯工业产值的30%，仅此一项，就为政府创造了大约54%的年预算收入和45%的外汇收入。随着国际油价的继续高位运行，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国际形势还将越来越好。
(二)强大的科技力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是一个教育、科研大国。前苏联对科技和教育的高度重视使俄罗斯的科技力量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优势突出表现在高科技的航天和太空领域，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向太空出访了第一位宇航使者。可以说，前苏联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是位居世界前列的。作为前苏联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因此继承了相当巨大的科研力量。
据统计，目前，俄罗斯有85.8万科研人员。其中，63.6万在国家科研机构工作，科学院有11万人。俄罗斯的科技实力很强，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军事工业和一些重化工业领域。其中的武器产业更是俄罗斯知名的产品品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此巨大的科研力量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三)与周边国家良好的互利合作为俄罗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对外经济形势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为了尽快实现向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过渡，对外政策曾出现向西方发达国家一边倒的趋势。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帮助俄罗斯摆脱因国家解体带来的混乱和贫困，反倒使俄罗斯出现了连续多年的经济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自普京总统上任之后，政府调整了矫枉过正的作法，对外政策更加务实。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政策的调整。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邦，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对双方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两国在经贸、能源等各方面都保持着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中俄“国家年”的活动更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文化和经贸往来。同时，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极强，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相信通过双方充满诚意的合作，在此领域将会出现质的飞跃。可以说，俄罗斯与中国和其它周边国家良好的经济往来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良好的发展和机遇。
二、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劣势
(一)对能源产业过分依赖使俄罗斯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俄罗斯经济的迅速好转与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有紧密关系，尤其近几年来全球性能源价格的暴涨大大帮助了这个昔日大国，但是仅依靠单一的资源优势是成就不了俄罗斯的复兴强国梦的。国家若要强盛发展，要依靠本国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尤其是靠本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而仅依靠现有的自然资源是无法坐享其成的。
放眼世界上发达国家，如英国、瑞士、日本等国，虽然其自然资源十分贫瘠，但凭借其高精尖的具有本国特色的产业成为经济强盛之国。目前，世界资源性产品价格指数在迅速上涨，但不能保证这类大众性商品的价格会永远上涨。一旦出现价格迅速下降，俄罗斯经济对资源性产品过多依赖的缺陷就会暴露无遗，也会导致因经济内部缺乏替代性结构，过早结束黄金发展期。此外，新的科技革命也会带来新的替代性资源，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将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小，这是千百年来印证的真理。
(二)俄罗斯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将大大制约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过近8年的经济复苏，俄罗斯经济如今已经走出低谷。但随着国民经济美元化和资本外流现象的进一步加深，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仍十分严重。现在，俄罗斯每年还需偿还100亿以上的外债，如何缓解沉重的外债压力对政府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另一方面，由于车臣、第比利斯等地区仍不稳定，俄罗斯军费开支也在不断增加。在社会开支方面，居民的工资及退休金等随着经济发展也在逐年上涨。因此，俄政府还面临着要解决巨大的财政预算赤字的问题。
(三)人口数量的锐减使俄罗斯经济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尴尬
人口危机一直是困扰俄政府的棘手问题。根据近20年来俄罗斯的人口变化趋势，可以算出，俄罗斯是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口下降了近300万。极低的出生率、外来移民人口的减少，持续的高自杀率等都使得俄罗斯人口锐减。除此之外，俄罗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也日益严重，青壮年劳动力愈发紧缺。俄罗斯本来拥有令人羡慕的广阔疆域，但却因缺少足够的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开发和居住。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人口数量下滑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21世纪还没有过完，俄罗斯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偌大的国土了。资料显示，依据俄罗斯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至少还需要500万左右的劳动力。可以说，俄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使得俄罗斯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从俄罗斯经济发展回归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我们发现，作为世界上两个正在高速发展的毗邻大国，俄罗斯与我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对比当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因此，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启示作用。
三、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特点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俄罗斯经济对单一产业的强烈依赖性也同样出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主要表现为我国经济对外资的过分依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而在整个进程中，外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目前，我国外汇储备早已超过5000亿美元，占中国GDP的比重也已超过40%，这些数字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样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亚洲其他地区国家。外汇储备过高，将会产生潜在的通货膨胀。外资增长速度过快，又会加剧经济过热的风险。而外资企业凭借其强大的资源、资金优势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也会逐渐形成市场垄断，从而使得我国本土企业因得不到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有效发展而导致萎缩。鉴于国际资本的有限性和流动性，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演变，国际投资商是可能出现战略方向性的集体转移的。因此，我国经济应逐渐改变对外资企业严重依赖的现状，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
(二)同样是幅员辽阔且资源丰富的国家，俄罗斯可以成为能源出口大国，而我国却无法实现能源自给。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极低的能源利用率
众所周知，当前世界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近几年来俄罗斯经济的迅猛发展同世界范围的能源短缺有直接关系。因此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地开发新型能源并在降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方面加大力度。但我国却是一个公认的单位产品高能耗的国家，其工业领域的单位产品能耗和工艺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显著。如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主要高耗能行业的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平均高出40%以上。其中，水泥综合能耗高45.3%，造纸综合能耗高120%。目前，我国现有的资源开采还不能满足工业发展需要，仍需进口一部分能源。在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的今天，这大大增加了单位产品的成本。因此，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大事。
(三)人口问题是中俄两国在经济发展中都不可避免的严重问题，能否合理解决关系到国计民生
同俄罗斯人口数量锐减的危机相反，我国最突出的人口问题恰恰是人口数量过大。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21%。为控制人口增长，30多年前，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一政策的实行使我国到2007年少生了至少4亿多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因此也有人提出，中国人口数量过多的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但事实并不乐观。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只限于上海等一些经济发达城市，而广大农村却并非如此，超生多生现象也都普遍存在。据科学估算，我国与经济发展、资源分布相匹配的合理人口应是9亿人。但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早已超出13亿，这个庞大的数字无疑是拉缓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沉重包袱。此外，我国人口素质偏低也是困扰政府多年的“顽疾”。
有关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更是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贫困区”。极端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影响极深的封建思想意识，使这些贫困地区的人口以“高速度、低素质”的特点逐年增长着。而与此同时，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一些发达城市却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和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另外，遍布城乡、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又使得目前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出现严重失调：男生数量大大多于女生是目前中小学的普遍现象。这一性别比例上的严重失衡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着力改善人口环境，合理解决人口危机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点说明】：该文章发布日期为2008年，但目前依然有效。后半部分，也就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启示部分，仅仅作为参考性阅读。
④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论文
一、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延续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大力促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二、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丰盛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当前10年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高峰期，每年新供劳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个以上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每况愈下。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三、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性障碍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明显处于第(2)种情况。现期我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升，但与潜在增长率仍有距离，通货紧缩趋势是低度的，且有减缓迹象。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以继续实施适度从松的政策为宜。我以为，现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其扩张性实质而言）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其松动的一面或防止通货紧缩的一面而言），实际上是一种“适度从松”的政策，因此，这两个政策目前还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今后一段时间还是要继续实施，但其内容需要适应形势变动加以调整。 检举 提问人的追问 2009-06-03 23:59 请问你这是从哪找来的?是09年的经济形势么?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3 23:59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
1.次贷危机的恶化使世界经济复苏艰难
次贷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正在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秩序。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充满不确定性。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继续扩散，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缩水，商业银行普遍的惜贷行为使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失去金融支持。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使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进一步推迟。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增长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2008年。2008年8月份以来，全球经济降温使国际油价跌幅超过30%，带动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下降，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纷纷呈现见顶回落迹象，预计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降温，通货膨胀压力较2008年减弱。
2.国际经济低迷将进一步收缩我国外部需求
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次贷危机后的低迷状态，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1~8月份仅增长10.6％。但由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相对稳定，1~8月份对欧盟出口仍然增长26.3%。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从美国向欧洲、日本和新兴国家传导，欧盟和日本第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同时，8月份以后美元汇率反弹使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升值加快，2009年我国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可能全面放缓，外贸顺差规模进一步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可能比2008年更加严重，使我国2009年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3 23:59 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温，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
2008年1~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9.1%，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1.4%。但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市场可能由“量跌价滞”进一步发展为“量价齐跌”。初步预计，在2008年高基数的台阶上，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下滑到10%以下，房地产投资增量从6800亿元减少为3200亿元，这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由于房地产是产业链较长的支柱产业，也是这一轮经济扩张的龙头产业，它的周期性调整将拖累一连串行业景气度下降，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收入，2008年以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幅明显下降将影响2009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4.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保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难度加大
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许多制约因素，股市和房市调整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奥运景气”消失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可能逐步放缓。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开始降温。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8%，增幅下降37.2个百分点。上半年汽车销量增幅回落11.4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汽车销售环比下降5.53%，同比下降6.34%。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他消费热点替代，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2008年。
5.成本上升与产能过剩“两碰头”，企业效益不容乐观
2008年不得已对成品油、电力、公用事业等价格实行行政管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运行正常秩序受到较大影响。８月份火力发电仅增长1.8％，从供给方面约束了工业生产正常增长，如不及时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工业急剧减速将会威胁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2009年我国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而销售价格难以提高的重压，企业效益将大幅滑坡，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1.以“保增长、促转型”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
当前，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但从国内农产品价格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流动性变化趋势和美元汇率走势等因素看，我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有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控制物价的政策效果2009年将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剧，国内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回落过快，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建议2009年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宏观调控首要政策目标。之所以要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是因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同样突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仅需要总量政策的适度放松，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重构中国经济增长新活力，重获中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应对复杂形势的思想和行动，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
2.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建议200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次不仅要扩大政府建设投资，由政府配置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更要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减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加大对结构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以促进企业设备装备更新；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公益性行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支持国内重大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开展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试点，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建议200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重点用于灾后重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和结构升级等产业发展项目，以及支持“三农”项目，采用银行配套贷款、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等办法，扩大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3.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局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既可能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使国内金融机构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企业盈利前景预期转坏，普遍出现惜贷现象，同时国际热钱大量撤出，造成我国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突然由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不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严重短缺；也可能因为中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国家从而国际热钱继续大量流入我国，延续我国这几年一直存在的货币被动投放局面，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面对不确定性，实行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宜，因此建议2009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要根据货币流动性变化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16%~17%，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国债项目配套倾斜，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4.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
前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出了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出现调整实属必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以改善供给结构和满足自住需求为导向，既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也要防范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市场过度调整。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供给，大中型城市要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应对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保证对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保证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正常施工和竣工，防止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现象。要允许房地产上市公司和其他优质房地产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前期出台的住宅交易环节税反而增加了购房人负担，应当及时取消。适当降低居民首套自住房贷款利率，取消对“第二套住房”特别贷款限制政策，吸引居民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时踊跃入市。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5.完善消费政策，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
要深化全党对扩大消费重要性的认识，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必然在13亿人民的消费需求上，经济结构转型最重要的方面是需求结构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要从宏观收入分配环节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议把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为零，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到3000元，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城乡就业，落实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相关政策，根据物价水平变动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消费税制度，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6.完善外贸政策，帮助外向型企业渡过难关
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次贷危机恶化后，发达国家未来的贸易壁垒会更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使用，中外贸易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外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可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钢材、煤炭和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扩大重要资源、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7.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能源价格
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逐步减轻，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回落，为我国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有利时机。要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下决心适时推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电价改革步伐，促进合理电价机制的形成。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前电煤、成品油、供热等由价格引发的供需矛盾，做好电力、煤炭、成品油、供热等供给保障工作，从供给面保障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进一步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要想对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确实非常困难，因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丝毫不亚于2008年。但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得当，作为一个经济基本面仍比较好的“大国经济体”，中国经济可以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获得9%左右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也可以维持在3%以下。
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2009年可以说是近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有许多分析家认为“滞胀”可能是2009年全球经济的基调。可笔者认为“滞胀”作为今后2～3年的一个趋势是很有可能的，但对于2009年来说却不一定。
关于经济增长，“滞”已成定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在尚存争论的是“滞”的程度，即是温和衰退？还是严重衰退？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争论的是增长速度的降幅会有多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把世界经济拖入一个低增长的阶段。2009年世界经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3%左右，只有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4.6%的2／3。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会在衰退的边缘挣扎，零增长的可能性极大，增长速度最多不会超过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有较大幅度的放缓。
但通货膨胀的“胀”在2009年则不会加重，而且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会比2008年下降。因为，伴随着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原油等大宗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会下降，加上前两年美元贬值过大，人们对美元的预期出现变化，美元开始反弹或至少已经趋于平稳，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也会下降。我们预测，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2009年可能会在90美元左右。因此，总体上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09年可能会得到暂时的舒缓。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金融部门直接持有国外机构不良资产，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外，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减速，会使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出现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谨慎，使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加小心。如果说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十分有限，那么2009年的影响将会变得更实在、影响程度也会更大。因此，当我们将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中国经济的决策背景进行考虑时，宁可将国际环境想得严重一些。以便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能够更加从容地加以应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大国经济体，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相对有限的大国经济体，以及我国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状况，可以说我们有较好的条件和较大的回旋空间，去应对和减轻国际经济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帮助企业尽可能使出口需求下降的冲击变得小些。但也要看到，只要外贸顺差下降的幅度不太大，这种冲击对中国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就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外部冲击带来的心理影响，只要我们能够将中国的优势讲清楚，将政府的信心和将要采取的措施讲清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我们可以使这种影响程度降到相对比较小的水平。
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仍是宏观调控应平衡的首要关系。“保增长、防通胀”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只是应该由2008年的防通胀为主，转为保增长为主。这种选择的主要依据是：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已经大幅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科学发展的要求，也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而且，由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尚好，国际收支状况也较好，高储蓄率、劳动力相对宽裕等经济发展基本动力仍在，大国经济体应对国际冲击的能力较大，不需要对经济增长的适度减缓而过度反应。目前已经陆续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应注意矫枉过正。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关于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用CPI来衡量，可以控制在3%以内。其原因，一是2008年农业继续获得大丰收；二是中国消费品的产能仍处在过剩状态；三是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四是前几年，特别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滞后影响。按目前的水平测算，2008年CPI上涨对2009年形成的翘尾因素几乎为零。但我们切不可因此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为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了。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都无法长期处于超过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区间运行。泡沫总是要破的。与其大起大落，破坏性地调整，还不如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况且，从我国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看，也需要我们继续对防止通货膨胀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200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等上游产品的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均较高，在10%～16%之间，经过一定的时滞，会在2009年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等下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劳动力成本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提高。房地产等资产类的价格仍处在高位。因贸易顺差、资本流入等引发的被动性货币发行仍会继续，且前几年过剩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消化。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关于经济增长。从供给的角度看，生产能力不是问题，主要看生产成本的上升程度和信贷资金的松紧。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产成本上升的叠加因素正在从政策层面给予削减；信贷政策也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倾斜。因此，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产品的销路，即需求是否足够强劲。2009年，外需会继续减弱，贸易顺差可保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比2008年下降10%。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中仍有40%左右是加工贸易；在经济萧条时期，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可进一步发挥效用。因此，贸易顺差不会下降过大。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也会有小幅回落。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居民个人的收入增长幅度2008年低于2007年，股市、房市等疲软导致居民的资产收入缩水；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不会有大的起伏，且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居民改善生活的需求仍比较强烈。上述分析表明，要使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大的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分为三大块：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受产能相对过剩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难以有大的突破，重点应放在技术创新、标准创新、产品创新等结构调整方面。房地产投资因为受前几年房地产价格水平上涨过快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需要有一个休整和泡沫释放的过程，也很难再像前几年那样，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对此，应通过恰当的政策调控和心理疏导，使其在房地产价格水平适度回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因为，现阶段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而且，房地产投资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具体的建议是，鼓励正常居住需求、抑制投机需求、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居住需求。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廉租房建设的投入，以起到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条件、扩大消费的目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因为交通通信等许多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组织引导进行投资。另外，在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应该采取一定刺激措施。再者，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平衡状况良好，能够有所作为。综上所述，从需求角度看，200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需要认真应对才能较好地化解危机
⑤ 温州事功文化关于经济方面的主要观点
一、温州的文化主流：事功品格 区域文化，主要来源于区域的传统。有人提出，现代就是历史，历史就是现代。这种观点深刻地把握历史的传承品格，也揭示了多元文化的客观性。从历史的角度看，温州文化主要表现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对传统儒家中“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针锋相对地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永嘉学派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曾与理学派、心学派鼎足而立。其代表人物是叶适。 这种务实重功利的地方文化，在我国改革开放之际，旋即执经济之牛耳，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温州人”炙手可热，成为“富人”的标志。温州地方文化之所以能够占尽市场经济的先机，原因在于它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目的理性行为”不拍而合，直抵市场经济之要领。今天的温州商人，在市场经济社会大显身手，“直挂云帆济沧海”，无意之中引导了整个中国的市场意识，应当感谢祖先传承下来的事功文化. 有人质疑说，引导浙江经济奇迹和制度创新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只是粗通文墨，“可能连叶适、陈亮、黄宗羲等人的名字都闻所未闻，更遑论受浙东事功学思想观点的影响了。” 本人对于这种言论不以为然，因为是温州这个地方产生了永嘉学派，而不是永嘉学派构建了温州文化。所以，事功是温州人的事功，而不仅仅是学者的事功总结。 二、 事功文化之弊端 历史一再表明，任何文化都存在优点与缺点。青年黑格尔的《论基督教的实定性》一文，揭示救世文化基督教的缺陷-实定性，从而推动了基督神学文化的现代改革，为基督神学文化繁荣昌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黑格尔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写下这篇名著。在市场经济中，在行动上，事功文化必然外现为“目的理性行为”， 在哈贝马斯看来“目的理性行为”一旦不知节制，则危害随之而来。 关于“目的理性行为”弊端，清华大学高鸿钧归纳地十分生动，他认为，目的理性往往以单个主体的视角出发，以追求成功为旨向；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强调竞争、博弈、算计和谋略；内在于以言取效的扭曲言语行为，个人一旦套上了这只目的理性的“魔戒”，不仅把他人作为征服、控制和驾驭的对象，而且自己的灵魂也被它俘获，从而走火入魔，身心分裂，扭曲变态。目的理性魔光的光合作用之下，人类繁衍出诸多社会系统，其中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尤为咄咄逼人。它们挥动着金钱的法宝和权力的魔杖，在发挥着系统整合功能的同时，居高临下地宰制着生活世界，颐指气使地控制着人身与人心。由此，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被窒息了，文化不再能够继续提供意义资源，社会不再能够产生合法之法，健康的人格也无从形成 。 事功外化主要表现为追逐物化的金钱，放眼今天的温州人，为了“目的（金钱）理性”，何尝不娴熟于“法外”功夫。所谓理想和精神就不得不远离，成为虚妄的代名词。一旦对“目的（金钱）理性”缺乏自我克制，浑身上下就自然流露出“土老冒”形象，令人大跌眼镜，大煞风景。久而久之，形象不毁也难。 温州照面，三句不离金钱，“今年收入多少啊”、“我已经赚了多少多少钱啦”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乎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金钱，赚钱多和少就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旦对金钱追求走火入魔，就会出现“不 三、事功文化之改进 从“事功文化”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对“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矫枉过正，无视人类意识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难免缺乏宽容和博爱。为此，本人对事功文化之改进，提自己的两点看法： 第一，“事功文化”是低层次的文化。虽然“事功文化”在解决温饱问题上功不可没，但是，人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精神生活才是人类高层次的生活，也是人类区别其它动物的关键所在。温州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图景，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本真性进行反思。 第二，关于“事功文化”相伴的“目的理性行为”之缺陷，伟大的哈贝马斯已经为其开了药方，那就是“交往理性”（即“沟通理性”）理论，其价值不下于新大陆之于哥伦布，万有引力之于牛顿，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为此，本人再次引用高鸿钧生动归纳，“交往理性”以主体互动的视角出发，以获得理解为旨向；推己及人，推人及己，换位思考和将心比心，把自己和他人同时当作目的；侧重协作、商谈、沟通和讲理；内在于以言行事的正常言语行为。“交往理性”意义在于，经济市场的物化效应就能够得到抑制，人不再是“一切向钱看”的经济财奴；政治权力的异化悖论就可以破解，人不再是“权力就是一切”的政治奴才。以同流合污为耻，反而引以为荣”的现象，违法乱纪就在所难免。
⑥ 美国通货膨胀有哪些重大事件 带来什么影响，政府对策
主要是体现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货膨胀的物价上涨，使价格信号失真，容回易使生产者误入答生产歧途，导致生产的盲目发展，造成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发展，使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畸形化，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使一些收入较低的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使广大的居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当通货膨胀持续发生时，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宁。
⑦ 市场失灵与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张在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政府主动在宏观上管理经济活动；版
自由主义是资本权主义经济的起源，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有“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活动进行自我调节，政府不应该管理。
历史证明，凯恩斯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与完善，更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发挥其优势。
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排斥政府干预，使经济在完全市场调节下配置资源，自由发展；而凯恩斯主义则强调：在资本主义市场调节下，一旦市场失灵，应加以政府干预，使得经济得以尽快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二者的利弊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本完全自由地流动分配，能充分鼓励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使资本自发（自动）地流向‘空穴’，使经济得以合理布局。弊端是一旦市场失灵，经济就会象脱缰野马一样而失去控制，经济就会陷入危机。凯恩斯主义则认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给予适当的干预，在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利用税率、金融等政策杠杆将其撬回正常轨道。弊端是若政府失灵，矫枉过正会压抑资本，使经济停滞；若政府官员权力膨胀，甚至会出现寻租腐败、‘利维坦’等等社会问题。
⑧ 美国里根政府上个世纪80年代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对策
流动性过剩是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经济增长偏快，物价上涨较快，固定投资增速难缓，都是流动性过剩的必然结果。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明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已经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五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央票净增约1万亿。央行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应该说是有成效的。根据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9月末的货币乘数为4.46，比去年同期低0.55。但货币政策没有彻底抑制流动性继续增加。9月末基础货币余额比年初增加1万亿，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2.8%，比上年同期高0.28个百分点。流动性过剩不仅表现为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宽裕，也表现在基础货币投放等环节上，单纯从银行这个节点管理流动性很难完全见效。
国际收支顺差过大是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源头。2002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并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这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进而货币被动投放过多。早在2005年，外汇占款就超过了基础货币，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唯一净渠道。截至9月末，外汇储备在过去5年里增加11850亿美元，由此投放的基础货币超过9万亿。今年前9个月，外汇储备就激增3673亿美元。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外汇储备规模，货币政策操作将依然处于被动对冲的地位。
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也是一种失衡。过去的一个共识是，国际收支顺差是国内经济结构和内部失衡的反映。现在的发展态势表明，外部失衡具有反作用，已经严重影响到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等内部均衡，加剧内部失衡的程度。
因此，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单单是加大调控力度，更要扩大调控的广度，统筹兼顾内外均衡的调节，把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作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在结构性调整难以短期到位的情况下，不能坐视问题不管，货币政策要从紧，适当矫枉过正，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弥补结构性缺陷。
第一，树立大货币政策观。继续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信贷窗口指导等工具，抑制流动性过剩。除此之外，应把汇率政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统筹兼顾，彻底扭转流动性过剩的势头。
第二，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近年来的贸易顺差主要得益于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环境的改善，生产力的释放，国际产业的转移，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根源不在人民币汇率。尽管升值很难逆转这种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贸易趋势，但汇率政策是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发挥汇率的贸易调节作用，应关注有效汇率，而不仅仅是双边汇率。在日常汇率管理中，对篮子汇率实行动态管理。实际汇率的调整可以通过名义汇率和物价两个途径来实现，这两个途径之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名义汇率的升值，能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国际市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升值能够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人民币价格，缓解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第三，下大力气解决升值预期惯性难题。总体来说，汇改是成功的，但升值预期惯性这一难题没有得到解决。汇改以来的人民币升值，没有带来升值预期的减弱。相反，由于基本匀速的小幅稳步升值，以及国际压力不断冲击，升值预期似乎不减反增。升值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升值预期。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泡沫，根源就是升值预期惯性。由于汇率升值预期，当前资产价格上涨已经取代汇率升值、利差，成为吸引资本流入的首要因素。就货币政策而言，升值预期使利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容易出现流动性陷阱，刺激投资冲动，招致经济过热。打破升值预期惯性须有新思路。要继续坚持自主、可控、渐进的原则，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弹性，提高汇率日波动幅度，让市场机制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尽快实现汇率向均衡水平的调整。理顺汇率和经济基本面的关系，汇率机制应该能够容纳在特定阶段汇率走得更快些，扭转单边升值预期，引导汇率行为反映经济基本面状况，避免市场预期对政府意图和政策的依赖。
第四，引入外汇储备约束机制。为抑制储备过快增长造成货币投放被动，需要有计划地控制外汇储备规模，规定年度、月度新增储备上限，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藏汇于民，分流部分顺差。
第五，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入管理。巨额资本流入不仅加大经济过热的风险，也使未来面临集中流出的逆转风险。今年国际资本流入增加，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扩大，上半年同比增长1.3倍。严格短期资本流入和结汇管理，强化跨境资金协调监管，是今年外管工作的重点，对抑制投机性资本和非法资本流动取得初步成效。为适应资本项目开放的需要，可以尝试引入市场化的价格型资本管理措施，如对资本流入实行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根据信用等级确立借债资格，对外汇交易征收托宾税，改变资本流入的期限结构，控制资本流入的规模。
第六，继续有序拓宽外汇资金流出渠道。在综合协调基础上适度放松资本流出管制，包括落实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稳步推进个人直接对外投资，彻底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模式，实现跨境资本的基本双向对称流动格局，避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汇率预期扭曲，也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打下基础。
⑨ 请结合魏晋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说明多元文化形成的原因及音乐特点
魏晋以后，汉赋逐渐演化成体制较小的骈赋(也叫俳赋)，讲求对仗，词语华美，抒情成分增多，文学气息浓厚起来。
魏晋是一个美文的时代，骈赋则是这个时代美文的最突出标志。魏晋人以其缘情绮靡之美学观指导下的逐美实践以及所形成的骈美形式，最强烈地表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情绪和美学特征。骈赋的出现，是文学个性化表现的特殊要求，也使文学真正地成为了“人学”。 从文体的性质上看，骈赋很像舶来品的散文诗。骈赋的丰富性、繁复性和华赡性，非常有利于表现深沉而激荡的情感，适应个体生命的复杂难言的哀怨惆怅的含蓄抒写，往往表现“生命不谐”的悲悯主题和幽怨情感，形成强烈而浓郁、悠长而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回肠荡气而生成一种艺术快感的颤栗。魏晋骈赋不仅有其自身的形式优势，还对其他文体具有深刻的影响。
骈赋，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代表样式，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势力，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最为壮丽的奇观。魏晋南北朝骈赋（以下简为“魏晋骈赋”），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突出的时期，这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很重要也很有意味的现象。何以魏晋文人普遍地爱好骈赋呢？魏晋骈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没有被人们所真正重视而必须正确对待的文学史现象。
因为人们对“骈”字讳莫如深，甚至大有谈“骈”色变的倾向，把“骈赋”与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时多着眼于五言诗，或者说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大关注是在五言诗上。我们以为，这一时期的骈赋，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远远超出了五言诗，甚至超出了文学的本身。朱光潜先生在论述诗赋的格律形式问题时说：“律诗有流弊，我们无庸讳言，但是不必因噎废食，任何诗的体裁落到平凡诗人的手里都可有流弊。律诗之拘于形式，充其量也不过如欧洲诗中之十四行体（sonnet）。我们能藐视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诸人用十四行体所做的诗么？我们能够藐视杜甫、王维诸人用律体所做的诗么？”① 我们很欣赏这样的说法，再于其后加上一问：我们能够藐视曹植、王粲、陶潜、鲍照和庾信等人用骈赋形式所做的赋么？
一、魏晋骈赋的高潮与士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情绪
自建安始，骈赋取代了大赋而畅行，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写骈赋，几乎什么都可以入骈赋，据严可均所辑《三国六朝文》和陈元龙所辑《历代赋汇》之统计，魏晋南北朝有赋1095篇（包括残篇），作家284人，其总数是今存汉赋的6倍。曹植和傅玄等人创作的赋超过了50篇。这些赋的形式，又主要是以骈俪为主流的，至少可以说在这些赋里都具有骈俪的要素或成分。
按照表现内容或题材分，魏晋骈赋大致可分为三类：
咏物写志：曹植的《白鹤赋》以鸟喻人，通过对“遘严灾而逢殃”遭遇的描写，表现作者遭受迫害的幽愤；他的《蝉赋》、《鹞雀赋》等则写出了一种特定环境中的忧谗畏讥的惶恐；应玚的《闵骥赋》，以“良骥不遇”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幽愤；祢衡的《鹦鹉赋》，写鹦鹉的不幸即是暗喻自己的不幸。王粲的《槐树赋》表现出“鸟愿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衿”的渴望；还有如嵇康的《琴赋》，张华的《鹪鹩赋》，鲍照的《舞鹤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庾信的《枯树赋》等。咏物赋特别的发达，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入赋的，甚至连飞蛾、苍蝇、老鼠等都可以成为赋的对象。
即景抒情：魏晋士人的悲悯之情往往通过自然物的吟咏而表现出来，从山川和草木凋落中联想到人生无常。曹丕和曹植都写过不少这样的辞赋，曹丕有《感物赋》、《愁霖赋》、《登城赋》等，曹植有《愁霖赋》、《节游赋》、《游观赋》等，还有如应玚的《愁霖赋》，王粲的《登楼赋》，谢灵运的《山居赋》，沈约的《郊居赋》，鲍照《芜城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思旧怀人：这类作品都是伤叹与哀悼亲人故旧的，如曹丕的《悼夭赋》，《感离赋》，曹植这方面的赋更多，如《离思赋》、《静思赋》、《释思赋》、《归思赋》、《幽思赋》、《闲居赋》、《闵志赋》等，还有《洛阳赋》、《洛神赋》，再有如向秀的《思旧赋》，陆机的《叹逝赋》、《悯思赋》、《大暮赋》、《感丘赋》等，江淹的《恨赋》和《别赋》，庾信《思旧铭》等等。
无论哪一种题材的骈赋，基本上都适应了抒写惆怅、压抑或者凄苦心境的需要，都是以悲为美的美学追求，这些作品里总是回荡着一种哀怨低回的悲怆之音。可以这么说，悲悯是魏晋辞赋的共同主题，是主旋律，主色调，是这些辞赋的共同本色。
骈赋，作为一种文学奇葩在魏晋盛放，肯定具有其合理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以在“人的自我觉醒”上找到原因。一般研究认为，时代使然，而偏重于社会动乱的直接原因，也就是饥饿、贫困、瘟疫、迁流、疏离、贬谪、放逐等，这自然不错。社会的剧烈变化，动荡不安，人民劫难深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我们以为，所以出现骈赋大量写作的最为深刻原因还在于，士人的生命意识，在于他们特殊环境中的个体生命感动，在于自我觉醒的时代情绪。魏晋的动乱，破坏了正常的安定的生活，无论是地位显赫的高官还是衣不蔽体的贱民，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随时都可以遇到天灾人祸而结束生命。魏晋时期政权迭变，对于士人来说，除了具有与一般百姓所共有的战争和瘟疫所带来的死亡恐惧外，还多了一个政坛党争而引起杀身之祸的惶徨。以建安七子为例，没有一个寿终天年的，孔融死于曹操刀下，王粲亡于东征途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同时死于瘟疫，阮瑀也只活了四十余岁。魏晋名士如何晏、嵇康、陆机、陆云、潘岳、张华、石崇、郭璞等人，都是在动乱中被送上断头台的。刘琨、鲍照等在乱兵之中死于非命。陆机年届四十，感叹于同龄亲友已死亡过半，他在《叹逝赋》里感伤不已地叹道：“夫何天地之辽阔，而人生之不可久长”。对于文人来说，最困惑的有两种：一是生命无常，一是穷困不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还超过前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②
波斯比洛夫在分析悲剧性与悲剧情绪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它不只是因为与外界的威胁力量发生冲突而造成，而首先是因为个人的切身要求与他所认定的超个人的生活价值之间的矛盾造成的。③这种“矛盾”所引发的士人的悲哀与孤独，远胜过其他“情感”的痛苦，也造成了远胜于其他情绪的复杂与激烈。这种“穷困不遇”而引起的悲悯与孤独，成为魏晋时期的普遍情绪，也反映了魏晋人的自我觉醒。士人的强烈的个性意识与情感欲望，在遭受到严酷现实的摧残和压抑后，特别是在感到对命运的无可把握后，心灵多创，因此而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士人特别的多愁善感，性格怪僻，行事乖张，不近人情，进而形成了魏晋人悲天悯人、惜时怜物的审美心境，形成了以悲为美的心态与趣尚，形成了凄婉哀怨的悲剧美的骈赋文本。
因此，骈赋写作，以及骈赋把幽忧悲悯主题的表现放在中心位置上的文学创作，完全是基于自我觉醒之上的时代的情绪，是在当时高压政治下士人心灵的深重叹息，是生命不谐的感奋颤音。另外，“‘文章不朽’这种全新的文学观念生动地反映着建安文人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鼓励着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从事此‘不朽之盛事’，而且也促使人们将文学作为表现自我内在情感、自我精神世界的手段或方式。他们用文学抒已之情，从而使抒情化成为建安文学的灵魂，成为文学摆脱经学束缚而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④这也是人自我觉醒的时代情绪的一方面。
二、逐美时代的美学要求与美文极至
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到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文赋》），再到刘勰“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文心雕龙·情采》），钟嵘“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诗品》）等，从文学理论上高标出魏晋时代的尚美逐美的风气。
鲁迅先生对曹丕的“诗赋欲丽”的艺术主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章的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首当其冲地提出美的主张的曹丕，他最先把握到了时代逐美的需要和趋势，鲁迅说：“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现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 sake）的一派。”⑤着眼于文学的形式美，把形式美放到了重要位置上，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标明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学已经具有了“绮靡”的形式美的要求与形态。
也许是为经学束缚太久的缘故，也许是文学质木无文而不能够适应抒情需要的缘故，文学到了魏晋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以后，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极端要求。魏晋成为了一个“美文”的时代，时代需要美文，使凡是能够美文的一切文字都美文化了，不仅文学上所有的文字美文化了，几乎所有的官样文章也美文化了。而且，人们对美的追求，已经渗透到所有的方面，他们不仅欣赏自然，也欣赏人的自身，追求种种风流放逸。美，已经成为他们的深刻需要，成为他们置换或超越其精神的生命形态。人们对美的这种需要和追求，在骈赋上的表现最为突出，换言之，魏晋人以辞赋的形式最强烈地表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情绪和美学特征。而这种在文学上对于形式美的追求，成为文学摆脱经学束缚而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成为魏晋人表现自我的内在情感、自我的精神世界的生存需要。人们用美的尺规来评判人，评判作品，关于这一点，钟嵘的美学态度最为鲜明，也最具典型意义。比如，“钟嵘对建安文学中那种慷慨激昂的感慨是不欣赏的，对嵇康的无所顾忌的、近于愤激的思想表现是不以为然的，对于宋代杰出诗人鲍照作品中常给人以凌厉雄浑之感的意气的表现也是不满的。”⑥这是因为激直凌厉的表达不能为钟嵘所欣赏，而陶潜诗“平淡”、“真古”的另外一种风貌，也不被他看好，其诗被列为中品。钟嵘钟嵘为什么对这些我们现在一致叫好的诗人和诗歌并不欣赏呢？钟嵘欣赏什么呢？我们以为，弄清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弄清了这个时代的美学趣味的本质问题。钟嵘所特别推崇的李陵、苏武、曹植、刘琨、阮籍、陆机等人，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怨深文绮、意悲旨远的要求。钟嵘的文学观的核心也是“怨而不怒”的，他在对诗的本质的认识上更加突出“怨”。但是，他特别讲究“情兼雅怨”，“文典以怨”。钟嵘即以此来作为品评的标准，把诗人和诗歌分为上、中、下三品。很明显，他是把“形式”标准放在首位的，十分重视表现，重视表现和表达上的美的形式。这虽然说的只是钟嵘个人的美学趣味，却代表了魏晋主流美学思潮，代表了魏晋时代的美学观。文学的评判标准全部美文化了，即便是“怨”的内容，如果不出以“雅”的形式，也是注定要被那个时代所冷落的，陶潜就是最好的例证。刘勰的诗美观是儒家正统的，他对陶潜诗也没有什么好感，《文心雕龙》里纵论历代诗人，竟然无一语提及陶潜。然而，如果把陶潜的骈赋放在那个时代里衡量，其重视表现美的精神、手段及形式与效果，绝不在时人之下了。陶潜虽然存赋仅三篇，却篇篇精致完美，欧阳修对他的《归去来兮辞》评价极高，说是“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此赋辞采流丽斐然，骈四俪六而又参差错落，俪对工巧，奇偶天然，其中巧用双声、迭韵、迭字，如“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等等，造成了语言上律化了 的鲜明乐感。
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使文学进入了一个“逐美”的时期。这种“逐美”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时代的风气，使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都极其重视辞采、重视骈偶、重视韵律的形式美，只不过是骈赋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罢了。应该说，骈句偶句在此前已经不乏先例了，但是，像魏晋人这样认真、这样执着而在作品中这样频繁出现的，还实在没有。尤其是在韵律的自觉使用上更是前无古人。语言趋向骈偶化和韵律化，是时代对“美”的最重要的形式要求，这是魏晋南北朝辞赋的主导倾向，也是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不同于东汉抒情小赋的最显著的外在特征，更加区别于一直板着严肃脸而“劝百讽一”的汉大赋。
陶潜的《闲情赋》因为不是“劝百讽一”而单纯言情，在文学史上一直被视为有争议的作品，连最先对陶潜有高度评价的萧统也因此指责为“白璧微瑕”而大呼“惜哉”。其实，陶潜也是努力想要“有助于讽谏”的，其序中叙说作赋之原委时就有这样的表述。他在序中自谦说：“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意思是，即便文辞不能如前人那么优美高妙，我也是要仿作一篇的。这就说明在文学的“逐美”时期里，陶潜也有这方面的追求和能力。事实上他的这篇骈赋超过了古人，而且在后来几乎所有的这样题材的古代诗文中也找不到可以媲美的作品。“赋是一种大规模的描写诗。”①陶潜以这样“大规模”的描写，充分显示了赋的优势特点，也表现出其个体的艺术造诣、丰富情感和创造精神。此赋写得镂金错彩，缠绵悱恻，渴望与失望、欣喜与恐惧、热烈与冷静、欢歌与悲叹等情感交织，心理矛盾激烈，感情跌宕起伏，形成了极大的内在张力。特别是中间部分的“十愿”与“十悲”，更是不遗余力，极尽铺张扬厉，逐层开展，尽写热烈爱恋中的一系列感受，心理过程微妙逼真，充分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想像力和高超的驾驭力，形成了一气流转而百旋千回、自由奔放而酣畅淋漓的文势，形成了强烈而浓郁、悠长而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回肠荡气，生成一种快感的颤栗，久久沉浸于淳美的意境之中而不能自拔。
骈赋的出现，是文学的个性化表现的特殊要求，是文学真正成为“人学”的艺术特征，也是文学顺应了逐美的时代要求和趋势。这种对美的深刻需求，使魏晋人变汉大赋的乏情而为悯情，在内容上变大赋的炫耀性的堆砌为感发性的体物，因此在风格上也变大赋的富丽艳靡而为清疏幽怨，使骈赋成为那个时代文学形式美的代表和极至。即便要求近乎苛刻，文句、辞采和使事用典上十分讲究，但是，因为魏晋人执着的美的追求和高超的艺术技能，使极难对付的骈赋形式而达到“情兼雅怨”的标准，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绝少矫情、卖弄、堆砌的感觉，读后令人感奋而有袅袅之余音挥之难去。尽管有人说这些骈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但是，它在体验世俗、缘情绮靡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觉醒个体的忧患意识的悲鸣载体。这种在文学上突出性灵抒发和形式美的创造，无疑是文学发展上的一大进步，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向。特别是到了齐梁，建立了美学、文论的系统，而欣赏论的出现，则是对骈赋的创作的总结，也是推动，并且使骈赋中运用和出现的美学的要素，渗透到了其他各个艺术乃至生活的门类里去了。朱光潜先生认为：赋本来是诗中的一种体裁。中国诗走上“律”的路，最大的影响是“赋”。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朱先生解释说：“何以说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呢？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道路。”①朱先生赋的观念，严格意义上说是指骈赋，也就是说，骈赋不仅有其自身的形式优势，还对其他文体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魏晋骈赋的文体优势及其特征
魏晋人何以一定要用骈赋骋情呢？骈赋何以只有在这个时期最为畅行呢？思考这些问题很有意义。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述，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⑦此论有两点意思为我们所同感：其一是骈赋出现于建安这个文风转变的重要时期，虽然其作者还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是，在他们的撰述中，已经具备了骈赋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建安文人乃骈赋的开风气之先者；其二是因为这些骈赋形式的拥有，而使这些文字明显区别于东汉的抒情小赋。我们以为，虽然这种“文体复殊于东汉”，但又明显让人看到这是从小赋中胎脱而来，是在小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更适宜表现幽怨情感且更具有绮靡形态的美的形式。或者说，骈赋的直接源头，其主要艺术养分是屈宋的辞赋，而不是汉大赋。大赋之旨归在于讽谏，也结穴于讽谏，而铺排堆砌过多，又往往带有炫耀和自赏的意味，不仅冲淡了主题，致使结尾处的讽谏显得乏力，特别是削弱了赋的文学性，以至于有人这样认为，在大赋中增删去一些章节其内容与主题都不会受到影响。故而，大赋成了一种“官学”，一种死板的套路，一种浮肿而贫血的面目，而不是文学，更不是“人学”。
钟嵘处于骈赋的成熟期和高潮期，处于文学理论化、美学专门化的时代，他的《诗品》用“生命不谐”评论李陵的诗歌。钟嵘十分欣赏这种不谐的生命状态，欣赏这种生命状态中所产生的“幽忧”颤音，这实际上也是时代趣味的概括，是当时创作风格的总结性的提纯，自然也是对与诗歌同源甚至同质的骈赋的具体要求。他在《诗品》中多用“怨”来论述魏晋时期的诗人诗作，“怨”类字眼真有几十处之多。⑥钟嵘十分强调“怨”在文学中的地位，认为“怨”是与作者个人遭遇所引起的各种感慨分不开的，他在《诗品》中以“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论李陵的诗歌，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他直接用作者的人生际遇来阐释这种幽怨主题的因果。
何谓“生命不谐”的颤音？这是孤独、困惑、烦恼、骚乱、彷徨、惶恐、惊悸、惆怅、抑郁、孤闷、愤慨、哀伤等等，诸多情感混合而成的悲悯心灵的交响，这是生命处于被毁灭性打击的绝境中而生成的本能上的大激动和大震颤，这就形成了情感上淋漓奔放、纵横排荡 而若决江河的抒发之需求，“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嵘《诗品》）而在对于这种生命颤音的展与骋上，骈赋比诗具有更多的优势。生命的苦难以及这种苦难所引发的个体人生的深沉感受和思考，不长篇敷陈不足以舒展情怀。陈诗的要求和长歌的性质，即是情感抒发对体裁的积极选择，是性情展示的特殊要求。辞赋的丰富性、繁复性和华赡性，非常有利于表现深沉而激荡的情感，适应个体生命的复杂难言的哀怨和惆怅的含蓄抒写，形成感人深切的艺术效果。从这种文体的性质看，骈赋，倒很像是舶来品的散文诗。
从文体形态上比较，散文诗与赋一样，既是诗而又区别于诗。从表述的方式上比较，二者都是“独语”的抒发。可以说，独语性是散文诗最“正宗”的表现。何其芳就直接以“独语”称《野草》。⑧钱理群等也把鲁迅的散文诗说成是“‘独语体’的散文”。他们认为：“（‘独语’）是不需要听者（读者）的，甚至是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张与排拒为其存在的前提：惟有排除了他人的干扰，才能径直逼视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捕捉自我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包括直觉）、情绪、心理、意识（包括潜意识），进行更高、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⑨以这些特征来看骈赋，在表述上也是完全酷似的。然而，我们的着眼点还不在其外形，而主要在于其内质，也就是说，在表现生命的大悲苦、大感动和大担当的情感和心绪上，二者有更多的共同点。法国象征派大师波特赖尔认为，散文诗“是以适应灵魂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的特殊文体。考察散文诗的诞生，它是灵魂大震颤的产物。⑩在这种源自于人生大痛苦，源自于生命大悲悯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上，让我们看到了魏晋骈赋的相似处。魏晋辞赋多写人生失意与哀悼悼亡的悲悯幽怨情感，这样的文体性质及其特征，与散文诗相通。魏晋人灵魂大挣扎而造成大震颤的存在体验，最适合用骈赋来表现。这就是骈赋的文体意义。刘熙载在《艺概·赋概》里说：“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11）古人所云，也说的是赋体的这种形式特点和优势。我们不妨取证于王粲的《登楼赋》。此赋抒写的不是简单的身世之忧。赋中万感齐发，百转愁肠，离乡之忧，寄人篱下之忧，厌恶战争之忧，流离失所之忧，落拓江湖之忧，明君难遇之忧，怀才不遇之忧，生命无常之忧，真可谓哀怨之极。生命的大痛感及其大担当情怀而生成的大激动，自是“诗不能驭”，不用骈赋不足以骋情使气也。作者先是以乐景衬忧，引发怀归之悲，再通过对惨澹萧瑟景色的描写，来烘托和强化因为漂泊不定，踌躇不安而身心憔悴的精神状态，又反复用典，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激烈的感奋，情感如谷中之溪流，斗折蛇曲，在百转千回中到达抒情的高潮。
骈赋这种形式，决定了它擅长表现那种让作者心灵颤栗和生命痛感的深切内容，换言之，也只有这些内容，才是最佳骈赋产生的最佳心理状态。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作品来说明。曹植的《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都是写他遭受迫害的幽愤，写他忧谗畏讥的惶恐，代表了其赋最高成就的《洛神赋》，也是表现在特定环境中的哀怨已极的悲剧心态；祢衡被害时年仅26岁，他的《鹦鹉赋》代表了这时期咏物赋的最高成就，是其身处逆境时的心灵写照。向秀的《思旧赋》虽然文字极少，却写得百感交集，深切曲婉；江淹的《恨赋》、《别赋》表现的是一种让“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生命痛感，古人说“读之英雄雪涕”；鲍照的《芜城赋》吊古而伤今，以遒丽之文辞、俊爽之格调而写悲惨景象和哀怨心境，让清人姚鼐赞之为“赋家之绝境”，他的《舞鹤赋》也写得驱迈苍凉，诗人“结长悲于万里”，其赋中“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怅以惊思”，表现的正是一种生命不谐的音符；庾信的《哀江南赋》被人誉为骈赋的最高成就，更是灵魂震颤的“危苦之辞”，赋中大量使典，形成了恢弘博大而苍凉悲壮的气韵和史诗般的结构，诗人满怀去国羁孤之怨愤而感慨道：“春秋迭化，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总之，这种灵魂大挣扎而造成大震颤的存在体验，最适合用辞赋来表现。骈赋以敷陈取胜的文体优势，适合抒情者对于过多积郁在心的情感的发泄。笔者在评论鲁迅写作《野草》时的心态时是这样表述的：“作者在极度的幻灭和虚无中进入神秘和超升的大境界，在旧我速朽的大酷刑里，诗人在心灵炼狱经过深刻的恐惧、锥心的裂痛和极端的孤独后，获得了死灭后新我诞生的大满足。”⑩ 我们以为，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这种创作心理和过程与魏晋重要骈赋作家是极其一致的。
《文心雕龙·情采》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12）刘勰比较诗赋而阐释情与文的关系问题，他所以轻赋而重诗，是因为赋体“采滥忽真”而生成的浮肿和贫血的形态。他在《文心雕龙·序志》里也说：“辞人爱奇，言贵浮诡”。（12）这些都体现了他以情性为上、标自然为宗的美学主张。然而，魏晋之际的重要辞赋作家正是出于“为情而造文”的需要，十分娴熟地运用骈俪的形式，而往往又都是在需要表现人生大悲恸、情感大动荡的时候而运用骈赋这种形式，善于用这种形式来发抒“危苦之辞”，因而形成了魏晋骈赋的悲悯主题和幽怨旋律。这种完全基于自我觉醒之上的文学的个性化表现的特殊要求，是文学真正成为“人学”和“美学”的时代需要，而非“为文而造情”的一种。我们以为：魏晋骈赋的成功，正在于其缘情绮靡美学观指导下逐美的实践以及所形成的骈俪美的形式。骈赋文学的失误，不是文体的失误，而是这种文体作者在追求绮靡形式时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的失落，在于因此而造成的气格下沉和思想浅薄。
⑩ 为什么宋朝经济繁荣却被称“积贫积弱”
宋代商业繁荣，政府财政收入很高，但是宋的国策是富养文士，笼络版官僚阶层，权以此来纠正唐代武夫当政的过错，却难免矫枉过正，所以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支付官僚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加之宋代实行官职分离的政策，在保证前朝官职和数量不变的前提下，设置了许多新的官职来管理实际的职能（比如兵部和枢密院，户部和盐铁、度支，审官院和吏部，礼仪部和礼部，审刑院和刑部，节度使、团练使、防御使、都钤辖、州刺史和知县知州、通判官）；宋太宗即位后开始滥封官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原本只需一人的官职硬是加出了副使这样的职务；真宗之后随着科举扩招，各项官职的在职人数也水涨船高，仁宗年间某一官职的实际在职人数和宋初相比，最低也达到了7:1，这就是宋代冗官的形成和加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