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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发布时间:2020-12-17 15:22:55

『壹』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什么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分工的低端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生产。

国际分工格局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定位,其演进趋势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变动做出了分析。事实上,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1.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产业间分工。国际分工在不同产业间进行,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从事制成品的生产;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玩具、鞋帽等,属于制造业的低端产品;发达国家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机械、电子等,属于制造业的高端产品。在这种分工格局中,产业边界是清晰的,形成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
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及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逐渐着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承接着这种产业环节转移,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如耐克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微观案例。耐克公司掌握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授权越南、中国等国外生产厂商按其产品规格、技术标准生产产品,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

『贰』 怎么明确某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各个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高低区分顺序是怎样的

经济发展中各行业间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常态。因此,经济发展中的瓶颈行业具有明显超越其它行业的重要性。瓶颈行业往往具有前瞻性,具有高成长性。
各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是固定的。有点相似风水轮流转的性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发生变动。

『叁』 投资,出口和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谁站主导地位为什么

从长远来看,消费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占据着绝对的、无可替代的主导地位。
看一下当今我国经济结构中投资、出口、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及其三者结构失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我国投资—出口—消费结构的变动
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在GDP中的比例逐渐下降。最终消费率在“一五”时期在75%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过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48.8%。同期,资本形成率从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净出口从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局面。
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由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三个部分构成。一定范围内的高储蓄、低消费能够促进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定限度的贸易顺差还能增加外汇储备,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和抗风险能力。但当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会导致明显的结构失衡。
首先,过高的投资率导致生产能力增长过快,超过消费需求的消化能力,导致产能过剩、经济效益下降,容易引发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生产性投资,只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促进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继而将造成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恶化和增长乏力。
其次,我国过去一个时期净出口不断增长,正是内需不足的一个表现,也是对内需不足的补偿。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市场萎缩,我国出口产业已经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今后更长时期也不可能恢复到出口超高速增长、靠不断扩大净出口来拉动经济的状态。
因此,当前的启动内需,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一次深刻调整,关键在于调整消费、出口和投资结构,促进消费增长,提升消费比重。在短期内,提高消费比重困难很多,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需求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解决消费问题,扩张性投资过后,仍然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经济仍将面临停滞的危险。
二、消费率下降原因何在
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居民消费增长慢于经济增长。我国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20年间,大体上保持在14%上下的范围内,而居民消费则从50%下降到35%(2007)。居民消费增长滞后,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劳动报酬的增长慢于产出的增长,因而消费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1992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9.9%,1998年为58.7%,2005年降低到50.6%,低于大多数国家的水平。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又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造成过去30年来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因此抑制了工资水平上升。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过慢。这是刘易斯模型描述的典型情况。而高收入阶层主要依赖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受劳动力供求的制约。再加上公共资源管理和初次收入分配体系的漏洞多,灰色收入大量存在,税收征管体系也不健全。以上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因素。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居民,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储蓄率高、消费率低,还有一部分收入用于国外消费;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国内消费,但他们缺乏消费能力。因此,在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自然导致消费增长过慢。
第二,我国过去医疗、教育费用和房价增长过快,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又不健全,给中低收入居民造成很大的负担。取消小学和初中学杂费和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后,情况有所改善,但200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个人用于医疗和教育的支出仍然占他们消费支出的近20%。还有一些相关支出没有包括在统计内。房价已经由涨转跌,但仍然超出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这些迫使中等以下收入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孩子上学、大病、购房和养老的需要。
第三,过去国有企业利润不分红,而且没有一套健全的资源税体系,造成资源性收益、垄断性收益由企业独享,使企业储蓄过大,挤占了消费基金。这些情况有的正在改变,有的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上述问题,有的是处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必然产生的,有的是属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税收体制和公共财政管理方面的问题。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世界各国都需要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转移支付体系。这是对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能解决社会冲突加剧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三、中美贸易与结构调整
过去一个时期,美国过度负债、超额消费;中国过度储蓄、消费不足,两国经济恰好形成了互补。中国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找到了出路,使经济高速增长能够保持。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并通过国债大量吸收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弥补其储蓄的不足,得到了双重的好处。
200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9%,贸易顺差占当年中国净出口的62%,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5.0%。而如果采纳美方的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大,2007年为2563亿美元,占中国净出口的98%,占中国GDP的7.8%。2008年这些比值有所下降,但对美贸易顺差按中方统计,仍占中国全部净出口的58%。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深。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美国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必须进行大幅度的结构调整,增加储蓄,将消费压缩到一个可持续的比例。这将大规模影响中国输美产品的数量,而决不会是一个临时性的下降。欧洲等国家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恢复时期。因此,中国进行扩大内需的调整,也不应当是一个临时性的应对措施,而应当是一个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四、需求结构的国际比较
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需求结构面临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年中国的国内净储蓄(扣除了资本消耗)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3.6%,而世界低收入国家总体比例为21.5%,中等收入国家为19.6%,高收入国家只有6.9%,其中美国只有1.9%。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份额只有33%,而世界低收入国家总体水平是64%,中等收入国家55%,高收入国家62%,其中美国71%。中国的储蓄率远远高于世界各国,而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各国(见表1)。
从以上数据也能看出,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居民消费比重先下降、后上升,看来这是一个普遍趋势。中等收入国家消费率比较低。中国已经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消费率大幅度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美国目前的储蓄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其凭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毫无顾忌地扩张消费的结果。但在美国历史上,居民消费占GDP或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也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不过最低的阶段仍然在60%以上。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则直到2000年才降低到60%以下,但仍然高于中国(见表2)。
国际比较说明,中国目前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已经到了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急需调整。

『肆』 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外贸一直是我国抄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袭, 可见其重要性.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而对外进出口贸易是受冲击比较大的, 因此, 2009年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年.

所有的外贸人, 要加油!

『伍』 论述21世纪亚洲经济发展在世界经贸中的地位

如果根据当前的潮流来预测21世纪,那么,我们的预测大概会对多于错。塑造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强大力量肯定已经出现。我们最不了解的领域可能在于对这些潮流和对人类无法发现的新技术的反应。
从作坊时代到信息时代的演变正如卡尔·马克思的预言。信息时代会给国家之间关系和各国内部的个人之间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它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技术转让可在瞬间实现,从而使变化的步伐加快。过去,一个国家采纳另一个国家的技术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现在,软件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制作完成,然后马上在孟买或北京投入应用。
其全球后果便是,无论是就生产力而言还是就社会结构而言,千差万别的国家经济将越来越彼此相似。日本和亚洲“虎”的经历表明,即使在20世纪末的条件下,欠发达国家也只需大约30年便可达到先进经济水平。日本在1980年,韩国和台湾在1990年已经达到了这种生活标准。凡是没有社会和文化痼疾的国家,也都必将出现这个过程。在非洲恐怕不会出现。亚洲正置身其中,不过某些国家的进展比另外一些国家要慢。中国和印度正在努力,不过由于地广人多,它们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由于种种原因,印度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
到下个世纪中叶,世界上约2/3的国家、至少50亿人口将享有目前只有先进经济国家才拥有的生活水准,其中约30亿人生活在亚洲。亚洲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将超过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加在一起的经济规模。
中国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成为亚洲地区的领先经济力量。当然,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因政治或环境问题出现中断,但总体发展趋势锐不可当。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类似于日本在50年代及之后的情况。到2025年,中国恐怕将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成为超级大国。
经济重心在新的千年将向亚洲转移,中国的力量将日益壮大,对此,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必须做出反应。尽管中国会对自身实力了然于心,并将铭记它在历史上曾蒙受的羞辱,但没有理由认为面貌一新的中国会惹事生非。中国将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儒教思想是近乎完美的中产阶级哲学。世界其他国家将分为欧美国家和两个外围大国日本和俄罗斯。欧美国家将为了抵消中国的力量而更加密切地联合起来。俄罗斯是个地域广阔的国家,人民受教育情况良好,最终将东山再起。
日本和俄罗斯将面临抉择。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上,它们将是举足轻重却处于次要地位的国家。但它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加入欧美集团,要么着重同中国加强关系。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将倒向亚洲,而俄罗斯将倒向欧洲。
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欧洲与美国的联系。可能会有好几种走向。欧盟可能成为单一国家,英国是其中一部分,然后欧盟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
欧洲也可能无法进一步融合,欧洲各国可能形成美国体制的一部分,类似于美国的卫星国。或者,欧洲可能成为单一国家,但英国由于不能接受其条件而决定脱离欧盟。那样一来,英国也许不得不作为北美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同欧洲谈判建立某种关系。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是第二种:欧盟不会成为单一国家,英国也不会脱离欧盟。
欧美集团的经济力量将独占鳌头。到2025年,中国可能将拥有大约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欧洲和美国的50%。欧美集团将拥有大约10亿人口,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大大高于中国,而且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但仍将承受成本较高之苦。那将是一个两极世界,势力中心在华盛顿和北京。
就国家而言,世界各国经济将更加势均力敌。尽管仍有穷国,但大多数国家将相当富有。在这些国家里,总的来说繁荣昌盛,但众多的少数人处境艰难,一小撮人腰缠万贯。至于腰缠万贯的概念,不妨理解为按当前标准计算的购买力为1000万至1000亿美元甚至更高。由于信息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几乎不可能切实有效地收税。
20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已经不堪重负。在英国,医疗卫生服务恐怕难以为继,毋庸置疑,它总体上资金不足。全世界的政治主导力量毫无二致。中间派,也就是生活富足的人永远占多数。权力不会属于穷人,也不会属于大富翁。金钱本身的政治影响力是有限的。所有政治家将发现,他们必须讨好这些基本上属于中产阶级的多数派,而这些多数派将希望享受其富足的生活。这些选民不会赞成高税收政策,在大多数国家,他们将是一个日渐衰老的群体。他们不会愿意去打仗。
这些潮流预示着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中产阶级价值观风靡亚洲和欧美。然而我不太信奉这种全球友好,尽管它会使我们的子孙生活安逸。人类天生比较喜欢闯荡,天生躁动不安,喜欢打破饭碗。新的技术,新的理想,新的偶像,或许还有新的异己,都将是对中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的挑战。

『陆』 如何正确发挥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招商引资不失为一种投人少、见效快的捷径。地方政府在招内商引资过程中起容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如何评价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定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战略选择?如何规范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行为?通过认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其利益动机和目标策略进行分析,进而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益。一、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地方经济的振兴和发展,离不开经济资源的供给和投人。从经济资源供给来源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本地经济滚动积累为基础,一是以外来经济资源为基础,后者的来源又有两个渠道,一是纵向的中央财政投人,二是横向的市场资金流动,包括外资和内资。相比较而言,自身经济滚动发展的积累速度慢,规模扩张小,在市场分割和封闭的状态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投资体制的改革,市场的逐步开放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市场资金的流动更加活跃,而招商引资因其机制灵活、规模速度和效益显著,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形式。

『柒』 物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促进生产、拉动消费作用大,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可通过物流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2001-2008年,物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波动下降趋势,2009-2013年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物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2013年,中国物流业增加值3.9万亿元,同比增长8.5%,增幅较上半年回升1.1个百分点,但较上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物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8%,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8%。



(7)招商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扩展阅读:

物流的重要性

企业要销售产品、获取收入,没有流通是不行的,人们为了生活下去,需要购买必要的物品,物品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即流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物流也是经济要素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上所述,经济是由三大领域构成的,即“生产”、“流通”和“消费”。高校的“政治经济”、大学的“经济学”、“经济原理”教的是:构成经济的是"生产和消费"或"供给与需求"。流通是包含在"供给(生产)"中的。

现代流通的规模日趋庞大,这是经济的规模、范围扩大的缘故。在日本,工业原材料、新鲜食品从全世界选购,而日本生产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因此,有必要把“制造物品”与“运送物品”分开来考虑。


『捌』 如题,谁能说说招商引资的重要性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阶层出现迅速的分化。首先,农民阶级出现重大的裂变及分化,其经济地位、职业结构、社会分层都发生了大的变动。其次,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组合:一是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不断发展壮大。除原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外,又出现了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二是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许多新的相对独立的阶层。再次,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出现了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经济差距明显拉大,原来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新形势造成的新矛盾不断出现。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在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的多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提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由此,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无论处于何种阶层的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都希望看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利益权利能在民主气氛下高透明度地流动,希望得到更多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存在着社会心理失衡加大倾向。这种社会结构变动中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带来的摩擦与激荡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利益多样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导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客观条件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种多样化也导致了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在价值趋向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态度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使社会价值和社会意识多样化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不仅如此,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及各种思潮相互冲突和碰撞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人们的价值取向正朝着个性化、现实化的端点移动。这种思想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影响,客观上使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受到削弱,使得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

第三,人们对政治民主提供保证及表达渠道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现代化的推进,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别、差异、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依然客观地存在着。这种现象不可能很快消除,并且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有所加大。当这种现象超越一定限度,人们的期望长期受挫折,就会构成政治不稳定的心理基础,并在其他偶发条件的影响下,导致政治骚乱的社会氛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种种现实因素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政治事务的空间还很小,还处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过渡之中。大多数群众的民主参与主要以维护其经济权益为目的,尚未把政治参与当作一种目标、一种价值自觉地去追求,因而导致社会民主参与的方式五花八门:有正当的参政议政、民主选举、反映情况;也有在正常渠道不通或问题无法解决时采取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要求的,以致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各国政党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所经历的变革过程肯定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首先是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转型。与阶级对立时代不同的是,现在各国政党都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阶级调和,政党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断扩大政党代表性,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一方面扩大政党开放性,党员构成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加入,转变为向更广的阶级范围开放;另一方面,政党尽量代表大多数甚至全体选民的利益,提出让更多人受益的政策主张。其次是增强政党能力,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增强执政能力。西方国家大多数实行政党竞争体制,政党要想取得执政地位或者连续执政,必须不断提高政党竞争力,提高执政绩效。为此,各执政党十分注重培养和选拔党内精英,吸引和发展高素质人才充实政党。最后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不仅对于一党制国家的政党来说十分重要,对于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同样重要,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主导和组织现代化运动的使命,党和政府是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因而也就承担着相应的多重责任。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型期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给中国的政党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党的政治权威带来新的挑战。党能否容纳不同的阶层?能否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否缓和社会冲突和不安定因素?这些都亟待我党给予战略性回应。党应从各个方面不断整合资源和强化优势,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政党变革必须维持和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强化党的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政治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确立。现今,随着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新兴阶层的出现,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市场体制是一种竞争型机制,竞争是社会成员以社会稀缺资源,如财富、权力、声望等为对象进行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必然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因而对社会秩序体系形成压迫。而要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性,既要有防止社会失范的刚性,又要提供满足社会良性发展的弹性空间,这就要求国家一方面具有强大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能灵活反应,运筹帷幄。政党是国家和社会关系有效协调和互动的纽带,面对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党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发挥其导向、组织、协调功能,并通过必要的政府行为调动、集合、配置、优化社会有效资源,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其次,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度的政治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民众对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意味着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为此,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在现代化的新形势和背景下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进行丰富、发展和创新,使党所倡导的政治价值理念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能力,扩大其包容性、渗透性,增强其内涵底蕴。在当今,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拓展,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系和经济生活期望急剧膨胀,尤其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让人们产生与党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认知,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思想的认同和支持。为此,有必要建立起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现代思想教育体系,利用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价值观念,从思想认同上构建党的政治权威基础。

第三,构建系统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合理地协调和整合社会利益。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系可以为吸收新的集团进入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秩序,这是社会政治安定的保障。党作为维持社会和国家平衡的杠杆,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应不断拓展与社会的链接通道,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各项法律,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体制与机制,为新兴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便捷宽松的渠道,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此外,党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准绳进行社会利益整合,应通过完善体制和政策供给合理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所有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地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在承认各群体差别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职能,利用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等手段编织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要鼓励公平竞争,体现效率优先,更要重视和关心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和失业、半失业的弱势群体,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促使社会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

最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必须进一步扩大。执政党领导和推动的社会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必将影响和冲击现存的体制而诱发政治问题的产生,进而推动社会政治转型,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党内和社会两方面看,首先是党内民主,因为它对人民民主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对于增强政治合法性和执政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在党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之间、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领导干部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建立起更加民主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积极性。其次是人民民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逐步分化和利益群体的不断壮大,必将产生广大民众更加迫切的政治参与要求。如果这些阶层的政治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形成一定政治压力的积累,而这种压力则直接影响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因此,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必须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联系起来。

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良性的运转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是否能够获得协调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的政党制度。就中国而言,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拓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以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促成不可逆转的社会结构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原有阶级结构的日益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如此,获得一个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构——政党制度,对超大规模的中国转型社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成败。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适应性,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实现政治发展,保障政治稳定,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展望未来,它必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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