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抚养系数与经济发展

㈦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系数（被抚养人口与劳动人口的百分比）比

中国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已显现，并且创造积累了国民经济基础．2000年以后更多地感回受到答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10年间，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图，我国“人口红利”期开始时，我国的人口增长模式是“高-低-高”模式，今后，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故选：B．

㈧ 分析我国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会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智库专家谈分步放开二胎建议：老龄化时间紧迫
分步放开二胎应对老龄化时间紧迫
———访《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总协调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人口政策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前途的大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但是，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走向负增长、生育率水平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进程加速等等，这一个个问题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型研究报告。《经济参考报》记者就人口形势的变化会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是否能安全化解这些不利影响，以及未来人口政策向何处去等问题专访了项目总协调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要变化
《经济参考报》：近些年来中国人口状况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卢迈：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远远低于上一个10年的1.07%，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1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1.78亿，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7.62%增至13.26%，0-14岁人口所 占 的 比 重 则 由3 3 .5 9 %减 至16.60%。据预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在2027年和2035年分别突破15%和20%，2050年将超过25%。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势的逆转，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在2011年降到谷底(0.38)，随后开始缓慢上升，2020年升至0.4，2033年升至0.5以上。
《经济参考报》：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卢迈：也就是说，如果生育水平不能出现实质性的回升，按照联合国的预测，本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抚养比依然持续上升，2070年将达到0.8的超高水平，即4个劳动力至少需要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
人口年龄结构中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说明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已经扭转，同时也预示着多年来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经济参考报》：人口老龄化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卢迈：日本的经验显示，即使是在收入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技术先进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老龄化也很可能导致经济的大幅度减速。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就迅速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
201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1%，已经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时的老龄化水平，在“十二五”时期，中国还将像日本一样，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比日本当时的情形更严峻的是，中国当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与高速经济增长，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反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必须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物质资本丰裕程度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也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中国“未富先老”的人口转变特征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不利影响理解为：第一，过早地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第二，失去了对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第三，尚未获得发达国家所应具有的技术创新优势。因此，无论是面对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中国原有的竞争优势都在减弱，这无疑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给家庭和社会也带来了冲击。老龄化加重了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负担。
我们尚未准备好应对老龄社会
《经济参考报》：可以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大大超出预期，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那么今天的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卢迈：我认为，面对快速到来的老龄社会，中国尚未做好准备。
首先，制度安排滞后。中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退休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都不适应老龄社会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老龄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突出矛盾是“未备先老”，即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准备不足。
其次，财力准备不足。一方面，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中国公共支出中用于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并不高，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也较窄，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较低，2011年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农村地区的养老金水平也只有每月55元。另一方面，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潜伏着财务危机。有近一半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过低，年均收益率长期不足2%，低于同期的通胀率，意味着养老金缩水。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将大幅增长，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更大的冲击。
第三，公共服务体系薄弱。目前我国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未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老年人公共服务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尤其在农村地区，由于年轻人的大量外流和为老服务设施的基本空白，老年人的生活面临着更大的困境。
建议分两步走放开二胎
《经济参考报》：面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报告中提出未来的政策取向是什么？
卢迈：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多年后的今天，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过快增长，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体系已经滞后于新的人口变动趋势，不适应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要求，需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近些年，各地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稳定的同时，对本地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主要是进行“双独”(即夫妇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或“单独”(指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实验。其结果显示，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未产生显著的生育率变化，这直接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人口形势的深层次变化具备了生育政策调整的条件。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地区施行“二孩”政策的地区的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具备一定条件，实施二孩政策可以达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又能受到群众拥护。
报告提出生育政策调整最关键也是最直接的依据，是对不同生育方案下人口变化的情景预测。结果表明，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最为合适的方式是稳步推进。
《经济参考报》：报告提出的近期调整生育政策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卢迈：报告提出的近期调整生育政策的方案是分放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分放二孩政策的确定，基于对不同方案下人口变化的预测和比较。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量13.40亿为起点，以这次普查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1.5为基础，报告分别对“政策不变”、“同放二孩”、“同放单独”、“分放单独”和“分放二孩“五种方案下的人口变化做了预测和模拟。
结果表明，仍保持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不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和要求。而全国同时全面放开二孩将会造成短时期内生育水平以及出生人口的急剧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产生冲击和不稳定的隐患。“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前两种方案的弊端，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贻误时机，且“分放单独”还存在操作上的困难。与其他调整方案的预测结果相比，“分放二孩”方案下的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比“政策不变”、“同放单独”和“分放单独”方案要高，但要比“同放二孩”方案低。考虑到生育政策对人口和生育率变化的反应已经滞后，以及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为可行的方案是“分放二孩”，即分区域分步放开二胎，这样，既充分考虑了政策调整时间的紧迫性，又避免了人口短期内的剧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