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对经济的影响

A.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B. 苏联解体后多久，经济私有化的

还没有解体前就已经开始私有化了。戈尔巴乔夫是先进行的改革，更大程度的私有化是改革内容之一。改革开始时还没有解体。

C. 国企私有化之利弊

国企私有化之利：

1、国企私有化能提高企业运行效率或效益。私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在运行效率或效益方面要高一些 ，这是因为，二者受到的监督程度不一样。私有企业拥有主人翁，国有企业没有主人翁，私有企业受到的监督较多，不仅政府机构可以监督，而且企业拥有者还可以监督，并且后者的监督更有效。

2、国企私有化能减少腐败现象，国有企业主要受到政府机构的监督，这要比私有企业的监督者少，这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条件。国有企业领城是滋生着较多的腐行为，让这些企业私有化，可以减少企业的腐败行为。

3、国企私有化能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如果中国想搞正常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于中国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显得格外必要。这来源于人们的需求原理。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这导致中国国民人均的可支配财富比较少，实际上也就是导致需求（内需）不足，市场疲软。

国企私有化之弊：

1、滋生新的垄断。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为了破除垄断，但是在大型企业卖出时，也会形成新的垄断，而没有使经济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对于私有化来说，这样的大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买主。而只有在大买主的情况下，才能够从技术上防止国有企业原企业家形成的买方垄断。

2、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国情。许多国有企业的企业规模较大，管理十分困难，很多中小企业难以把持。有些企业家不认真经营企业，而致力于通过各种途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这不但背离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初衷，还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国情。

3、国有企业私有化内容发展到由“谋财物”到“谋人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国企高管认识到，作为企业最重要资源，左右人事才是私有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不少国有企业关系到钱财物和宣传喉舌的人员都是自己的亲信或利益攸关者。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完全等同于一个家族企业。

(3)私有化对经济的影响扩展阅读：

国企私有化能尽快消灭垄断。政策性经济垄断现象是经济发展的毒瘤，有必要切除。而政策性垄断现象，往往是由国有企业完成。国有企业的身份，容易掩盖经济垄断的邪恶，降低对垄断现象的厌恶程度，不利于消灭政策性经济垄断现象，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如果政策性经济垄断行为是由私有企业完成的，容易深恶痛绝，政府机构也不容易庇护私有垄断企业，国民消灭垄断的欲望就会增大许多，有利于迅速结束各种政策性垄断现象。

D. 经济制度私有化了会怎么样

经济制度私有化以后，就会让财产集中在一部分人的手里面，对人民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啊。

E. 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会不会导致私有化

仅仅非公抄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会导致私有化。但是政策允许民间资本或社会资本融入公有制经济就意味打开了全面私有化的阀门，因为暴富家族资本就是民间资本或社会资本的代名词。山西煤老板7000万元嫁女就是佐证。普通中下阶层的百姓能做到吗？暴富家族资本一旦政策允许披上合法外衣有什么做不到的？！

F. 谁能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什么叫国企私有化

什么是国有企业私有化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指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国企垄断，给民营公司、外资公司或个人等非国家控股的企业或个人一个竞争的机会，使得市场能够达到充分竞争。衡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标准，是看这家“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如果国有股份和其他股份比较起来，不在这家改制后的企业占有主导地位，甚至完全没有国有股份，这家“国有企业”就可以被称之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家企业。
编辑本段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形式
第一，国有企业上市，通过证券市场出售一部分国有资产给个人。这一做法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但到九十年代才形成高潮。尽管在上市过程中，一部分企业同时增发股票以融资，但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把原有的一部分国有资产以股票形式出售给私人，实现部分的私有化。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上市并且分阶段出售国有股份，是国际上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第二，国有股减持给个人。它和第一种形式相联系，是分阶段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国政府虽然在前两年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但实际上各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的现象始终没有停止过。
第三，mbo，管理者购买自己管理的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直接出售给特定的购买者。中国出售的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没有用mbo的名称，但政府强调企业出售时，管理者要得大头，尤其是原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要持大股，所以，中国出售国有企业的主要方式虽然是向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出售，但由于企业管理者占大部分股份，所以它是一种变形的管理者自购企业mbo。
第四，出售给他人。这也是中国出售企业的一个方式。但它的重要性比较小。一般情形下，政府为了宣传，或者企业确实无人肯买，才会采用这种方式。
编辑本段对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建议
第一、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必须明确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是为市场经济建设基础。而制度建设本身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用股市圈钱这样的改革方法虽然表面上或者暂时支付的成本比较小，或者不明显。但是，最终这些成本将露出水面，被公众所感觉到。因此，所有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机会主义行为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政府本身不能够有自私的谋利行为，将卖不出去的东西想尽办法推销出去，使自己损失最小。本人感到特别可悲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经常被那些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短期行为的理论所左右，而失去对经济学最基本原则的坚持。
第二、要正确看待国有企业经理人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承认，企业家是社会的重要资源，经济政策要保护企业家经营企业的积极性。但是，这种保护应该是给企业家以合法的公开的渠道增加个人资产，而不是通过资产流失，比如送股的方法使企业家拥有股权。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家可以得到比较高的报酬和奖励。这些报酬和奖励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可以鼓励企业家将他们的收入用于企业投资，对于投资的收入，比如购买本企业股票的收入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采取送股或者其它资产流失的手段来增加企业家的股份，不是保护了企业家，而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企业家有不安全感，容易导致短期行为。
第三、要建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专门机构。私有化是一场运动，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现有的国资局只能够负责国有企业的日常管理，不能够领导私有化运动。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在这个系统工作，有大量的人事关系，不便于公平操作。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专门机构的人员只能够从现有的政府机关，企业，高校和相关的服务部门，例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企业咨询公司等单位临时抽调和招聘组成。只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德国信托局的独立组织，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资产评估不公，拍卖程序不公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分为中央所有和地方所有。因此，可以成立中央和省两个层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机构。省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机构除了负责省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任务以外，也负责省以下地方政府所有的企业的私有化工作。
第四、采取企业分解的措施，将大型企业分解为中小型企业是一种比较好的技术方法。在德国私有化过程中，无论是在原来的西部地区还是后来的东部地区，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西部地区70年代到80年代私有化的过程中，大量采取的是将集团公司控股的分公司独立出去。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些公司本来是总公司从业务扩张目的出发投资的，本来就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将总公司控股部分卖出去，企业就独立了，就私有化了。中国目前也有这样的企业，例如苏果超市或华联超市这样的企业集团，完全可以采取分解的方式私有化。私有化以后并不需要改变子公司与母公司在业务方面的联系，改变的只是所有权的结构。中国在前一阶段采取了将小企业合并成大企业的所谓组建企业集团的方式，这种做法与东德时期的企业联合运动很相似。虽然可以实现国有企业之间在市场开发，设施共用方面某些规模经济，但是，由于企业规模太大，导致管理困难，效率下降。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上市，把20个1000万资产的小企业组建成2个亿的大企业就具备了上市的资产规模条件。但是对于私有化来说，这样的大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卖主。因此，私有化需要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将这些大的企业集团进行分解。分解以后的企业资产规模比较小，比较容易找到买主。中国有大量台资、港资和海外的华资企业，大陆本土经过改革以来的发展也有相当数量的的私人中小型企业，同时也有大量的中小型外资企业，它们都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买主。只有在大量买主的情况下，才能够从技术上防止国有企业原企业家形成的买方垄断。在公平竞买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财政扶持的政策，使企业家通过银行贷款购买股权的途径成为新所有者。需要建立这样一种保护真正的企业家的制度，而不是保护那些在化公为私方面很有本领的企业家。中国并不缺少企业家人才资源，缺少的是保护真正企业家的制度。现在有些企业家不认真经营企业，而致力于通过各种途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这是制度造成的，这是在特定制度下形成的行为偏好。
实行企业分解措施以后，很可能仍然有一些大型企业，在技术上无法进行分解。对于这些大企业只能够采取国家减少股份的方法上市。这里当然需要有规范的资产评估报告。可以考虑的另一项制度创新是在政府之间拍卖，先形成市场价格的方法。例如，中央所有的企业可以先卖给地方。由于中国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各个地区国有企业的经营水平也有相当大的差别，沿海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由于受出口市场、外资企业竞争的比较大的压力以及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能比落后地区的国有企业经营得好一些。同时，不发达地区有劳动成本低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因此，可以考虑将落后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先对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拍卖。在这个过程中，本地的企业就首先要接受外地企业家的评估，也就可以先一步形成比较逼近市场的价格。有些企业也可能在第一轮出卖中就被定为破产企业。一个在落后地区依靠本地地方财政扶持的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很可能被发达地区的企业家看做一摊子破铜烂铁，没有任何价值。这个过程相当于引入完全的外部人评价机制，克服本地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家内部串通的技术问题。对于有价值的企业，通过新的产权组合，引入发达地区的管理方法改进管理，可能对这些企业的资产保值起到正面作用。第二步，再考虑将发达地区的这些大企业逐步出卖股份给私人投资者。当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卖买过程的自由竞争，防止中央政府强迫地方政府的购买行为。因为，任何强迫都将是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扭曲。这个过程本身的目的是形成企业的市场价格，而不是为落后地区的国有企业找卖主。
第五、在私有化过程中要区分企业资产和不动产，理顺地方财政与私有化后企业的经济关系。大量资料表明，许多国有工商企业在它们的资产评估价值中主要部分是房地产价值。而这笔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基本采取继续无偿使用，或者按计划划拨价格使用。而私有化以后，企业家往往通过经营房地产的收入来购买企业股权或者偿还购买股份的贷款。如果说资产流失的话，房地产大概是流失的主要途径。对于企业转型的扶持应该规定房地产无偿或者低价使用的期限，比如说3年或者5年之内。根据现在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这些国有企业的土地属于城市所有，土地经营的收入应该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有些企业的下岗职工已经提出，他们不需要参加城市的低保，只要将工厂的房地产经营收入给他们就够了。现在一方面由城市地方财政负责下岗工人的支出，一方面将城市土地无偿由改制后的企业使用。这实际上是一种地方财政资金向企业家私人的流动，是公众利益的净损失。
第六、发挥金融监控的作用。国有企业私有化涉及到巨额资金流动，银行要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收入的资金流动过程进行全程监控。中国目前的最主要问题是仍然允许巨额的现金交易。这在发达国家都是不允许的。现金交易为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逃脱银行监控的方便之门。如果中国还不可能实行全面的现金交易限制，至少可以规定国有企业私有化不可以使用现金交易，必须采用银行转帐的方式。有必要规定专门的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银行，以便于监督和管理。
第七、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进行财务审查。现在人们已经提出大量已经私有化的企业存在资产流失问题。对于这些已经发现的问题，政府应该组织专门的机构审查，进行处理。不能够采取既往不究的态度。也许有人认为，有些事情已经无法可查，或者说就是查到，需要的组织成本也相当高，得不偿失。建设新的制度，就是要坚持公平的原则。通过审查，保护了采取正当手段的企业家，将采取不正当手段化公为私的企业家清除出去，才能够巩固私有化的成果。
第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这里涉及到现在大家讨论的关键问题即国有企业经理的权限和义务问题。国有企业经理在企业盈利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多少报酬；在亏损或者破产的情况下，要承担多大的经济责任。这里的一个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不考虑国有企业的经理，而是对一般企业经理的法律规定是如何约束的，比如工资标准是工人的多少倍。经营不当的责任，董事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解雇经理。德国法律规定，企业破产以后经理承担直接的法律后果是在20年之内，被剥夺经理资格。这样任何一个国有企业经理都不可能通过将企业玩破产的方法，低价收购，重新取得经理位置。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一项运动，需要有法律程序，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接受公众的监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一项工程，既需要有大政方针，也需要有经过论证的适当的具体的政策相配合。政策工具的选择是经济学的重要任务的一个方面。经济学不仅仅需要研究理论，也需要研究政策，因为任何理论都需要具体的政策来实现。有人认为现在的改革方法就是合理的，就是好的，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私有化就行了。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的一种懒惰，这种看法排斥了对更好的改革方法的研究和吸收。从结果上来讲，这种懒惰为既得利益者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G. （26分）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世界各国长期存在着“国有化”与“私有化”的争论。“国有”与“私有”，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