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

⑴ 1840到1949与1949年至今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发展脉络

1840年到1949年与1949年至今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发展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国1840年至今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三条道路的转化：

1、1840年1949年10月前，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体；

2、1949-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带有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色彩：

3、1979年至今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1)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扩展阅读：

1949-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中国走“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独立、推翻三座大山等）

20世纪50年代我国探索社会建设道路出现的曲折史实：“大跃进”或人民公社化运动。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化的标志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行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应结合本国实际，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⑵ 历史：开启中国经济近代化探索的标志事件是什么概括指出它从哪些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洋务抄运动:19世纪60年代――...在客观袭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主要内容创办军事工业: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 人物：曾国藩 地点：安庆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 人物：李鸿章 地点：上海1866年：福州船政局 人物：左宗棠 地点：福州创办民用工业：1872年：轮船招商局 人物：李鸿章 地点：上海1880年：电报局 人物：李鸿章 地点：天津1893年：唐胥铁路 地点：唐山创建海军：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到80年代中期，洋务派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海军基地竣工。清政府还成立了海军衙门。中国出现了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1.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它以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此后，洋务派在各地相继开办了一些科技学堂和军事学堂,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2.洋务派还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留学生中的不少人，学到了西方先进文化，在以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⑶ 中国近代历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晚清时期

「中国科技落后，贫穷；西方科技先进，船坚炮利。」以往觉得必然的，已经是无条件地接受的既定事实。但是，在满清乾隆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却是全球第一 (在曹仁超的投资者日记常有提及) 国力盛极一时。1775年的清帝国全图即可见当时国家的强盛。

但是，中国何以在晚清时落得如此屈辱的下场呢？俄国的彼得大帝及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够在这关键时刻向西方学习，令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成为国际强国；而中国却不能，并且不断受人欺压。实在，中国不是一开始与西方接触就立即被彻底打败的。外人初时并不知中国是如此不济的。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可以通通商，没有侵占的野心。后来知道了清庭的无能才起瓜分中国的野心。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正常人也可以看见对手的强盛及自己所受的威胁。我们是有百多年的时间去从后赶上的，但却白白错过了。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

初期与西方接触，中国视之为藩属进贡之举。对传教士带来的文明技术不屑一顾。后来战败了数次才能够明白西方的「船坚炮利」，需要「自强」。但是，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动的自强运动还抱着「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自大心态，普遍士大夫们还抗拒西方的事物，再加上官僚体制的腐败……自强运动随着中日甲午战败而证实失败。后来还有康有维、梁启超等倡议的百日维新改革也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证实失败。

被人欺负了百多年还以泱泱大国自居，如瞎了眼般无视迫在眉睫的危机威胁。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欺负，只求偷安，不求上进。今天我可以想像何以鲁迅先生要写《阿Q正传》去唤醒中国人了。中国败不在于科技落后，是败于骄傲狂妄自大！

统一、主权独立的重要

国际间的角力，利益竞争犹如黑帮般运作。有冲突就先“讲数”，“晒冷”显示实力，摆不平则动武。一些实力较低的就要向较强的靠拢，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生存空间。当“大佬”施压，一切违反国家利益的政策也要执行。美国攻打伊拉克，日本及南韩就要出兵。1985年美国要日圆升值，日圆就要升值。

最近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能够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调整币值，令自己的经济持续发展，就是主权独立的好处之一。中国要长治久安也必须如此。

再看二战后的中国，她实在有再次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当时日军已投降，苏联本应把东北归还给中国。但却迟迟不肯撤军，令人怀疑其企图。后来撤军时则洗劫东北工业厂矿，把价值廿亿美元的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往俄国。另一方面， 国民政府则不断向美国求援，似会成为美国另一附庸之势。

毛泽东虽然打着********的招牌，但不用听命于苏共的情况下崛起。(见页554, 397) 建立了主权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他的能耐。他建立了一个大致上统一的中国。令中国踏上长治久安的第一步；但同时也带领中国走了三十年的冤枉路。

在建国初期的一连串运动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穷困。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人民带来更多苦难，无论动机如何的善良，结果不及格，都应该退位让贤。政治制度不完善，让不称职的领袖继续执政，遗害民间。这是中国需要突破的地方。中国需要进行政治现代化，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权力交接制度。否则每次领导人任期届满时都出现不稳定因素，令人不敢作长远的投资，不是好事。

⑷ 经济史专家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曾出现三次热潮……这三次热潮的相同作用是

这题目很有问题.
非要说的话估计就是c了，不管哪次都直接间接的把封闭的封建自给自足社会向市场社会推动
这题目的关键点是相同作用
所以a估计只有第2-3次是
b也是2-3次
d也是2-3次

⑸ 求 中国经济发展近代史，越详细越好，谢谢

近代

民国经济史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1、民国经济概述

2、民国初期社会经济的初步发展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

4、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

5、民国末期社会经济的崩溃

中国经济发展史-现代卷

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新中国建立时的经济背景和发展条件

2、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3、国民经济的恢复

4、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5、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

6、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遗留的问题

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变

1、“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

2、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发展

3、“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艰难发展

4、徘徊中前进的国民经济

1978--199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1、经济调整和开始改革开放

2、全面改革的实施和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曲折

3、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4、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希望对你有帮助

⑹ 经济 发展 ....... help

你确定是近代？
介绍本书：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是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的唯一获奖著作。特转载朱荫贵的书评，予以介绍。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是一部专论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史的学术专著，由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先生担任主编，是多位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老专家及一批中青年学者，历经十余年精心研究而完成的著述。全书178万字，分为上、中、下3册，2000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和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

该书描述了清末甲午战后至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895年至1927年的中国经济史。这段时期的世界和中国都经历了深刻变化：就世界范围而言，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就国内范围而言，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向割据的军阀统治的转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都在这一时期内基本形成。因此，该书可以视为典型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学术专著。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在从总体上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演变过程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提出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种中心线索的提法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即中国资本主义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它的发展和不发展有着合乎逻辑的历史规定性。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高到理论的高度。

该书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不仅有鲜明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国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后，作为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在近代中国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寻求中国富强之路的强烈愿望。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愿望最终未能变成现实，近代中国以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得到真正发展而告终。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出现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这条道路是历经百年沧桑的历史选择。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书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会坚定我们对这一历史选择的信念。该书在论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也阐述了近代中国人民在寻求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之路、在努力实现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焕发出来的爱国、进取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可称之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它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精神的体现，是近代爱国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这种产业革命精神，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仍然是应当发扬光大的精神遗产。

该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篇十六章。第一篇主要从外国对华贸易与中国国际收支、外国在华金融活动、外国对华贷款、外国在华企业等四方面论述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和对中国经济领域渗透的历史，以大量史实揭露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深对华经济侵略给中国经济领域造成的危害，以及分析外国资本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某些客观促进作用。作者在前人多种研究的基础上，对1895年～1927年的进出口值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修正，显示中国的外贸逆差和重大变化实自甲午战争后开始；并结合进出口比价，对贸易条件的演变提出新的看法。又通过计量学方法，对铁路与市场的扩大和中国参与国际市场分工的作用给出量化概念，有利于对整个外贸的评价。该书作者几乎集中了所有前人对国际收支的论述，重构1894年～1930 年的中国国际收支表，并着重讨论了国际收支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资金供给问题，提出围绕中国外债的“恶性循环”论点。

第二篇分上、下两部，主要论证中国传统封建经济主体地位的延续和推移。上部从地权分配、租佃关系、经营地主与富农经济、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生产力等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农业中封建经济的基本维持和部分变化。下部则从财政税收、国内公债和经济政策以及措施等方面，论述了清政府末期和北洋政府时期国家传统经济政策的承袭和更张，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作者把这时期农业的主要变化概括为土地商品化、农产品商品化和劳动力商品化三个特征。在这三个商品化的作用和影响下，租佃关系、农业经营方式和国家的农业政策都发生一定的变化。鉴于中国农业地区差异悬殊，作者采用宏观、中观和个案分析三种研究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不同类型叙述；又尽可能地作出量化分析，在地权分配、租佃范围、地租额、雇佣劳动、农业生产和商品化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统计或估计。

第三篇主要论述中国资本主义在各个产业部门中的发展状况。该书的特色首先是系统完整，包括近代工矿企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等五个方面。其次是充分利用了新发掘的企业、工商团体的档案和文书资料，检阅了中外学者最新的论著特别是个案论著，因此基础异常丰厚。在工矿、金融业的研究中，十分注意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在航业研究中，作者在分析本业一度飞跃发展而后继乏力的原因时，注意了封建传统因素包括人们观念上的阻力。在手工业一章中，作者提出中国工业“多元结构”的论点，认为生产力演变的生命周期中有“扬弃”和“亲和”两个过程，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是历史固有的现象。迄30年代初，我国手工业的产值和功能还都远大于机器工业。在商业一章中，作者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国内市场商品流通的规模，从数量估计和铁路、轮船运输以及邮政货运上加以论证，并对几种有代表性的商品流通量作了分析。

该书是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的续编。作者在继承前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力求充分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参考和引用了大量中外学术专著、报章杂志、地方志、奏稿文集、资料书及历史档案，力求运用第一手的史料。该书在研究面上有新开拓，观点上有新突破。例如，关于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研究、关于近代手工业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关于市场结构和清末民初金融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均较前人的研究有较大突破。该书2000年5月出版后，当年即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获奖成果中唯一的专著。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⑺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资料3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为首先开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必定更为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原因就是工业化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显得疲乏。甲午战争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和新兴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业，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多数在资本、规模、技术上都非常有限。据统计近代新式工业的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90%上下。(32)
此一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开辟的商埠、设置的租界最多，工商业、服务业比较繁荣，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较快。与此相反的是，许多曾经是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军事据点的内陆城市，或趋于衰落，或陷于停滞，如苏州、佛山、湘潭、邵阳、湖州、杭州、潍坊等。(33)此外，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争的影响，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直至中法、中日战争，成千上万的城镇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战争摧残。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19世纪50-60年代却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要战场，在长达14年之久的连绵战争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镇摧毁，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
对此，施坚雅在说明为什么19世纪晚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能作为近代模式的代表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城镇体系受到战争的剧烈破坏：
一方面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说来农业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从1850-1890年这四十年里，八个地区有六个遭到剧烈的破坏。太平天国、捻军和回军之乱，使得除岭南和长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区的广大区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国减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城镇。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体系被破坏；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大区五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云贵、东南沿海和华北的城市体系遭到部分破坏，到1893年为止，许多地区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复。(34)
初步发展阶段“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的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35)施坚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为什么以1895年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也说明了其间的理由，即是“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以及由于铁路的铺设而引起的“交通现代化变革”。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外国以条约为掩护，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6个工场，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6倍（23家）；同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总投资达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勃兴，清末民初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册工厂124家，资本总额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册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册工厂374家，资本总额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这些新注册工厂大多是纺织业、面粉业、针织业、卷烟业、榨油业等轻工业企业。(37)工业发展的本身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据估计，抗日战争前中国工厂工人（手工业除外）至少有230万以上，其中在铁路、航运、采矿等大型工业部门的也有52万以上。(38)
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强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数为基本指数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时，上海人口数指数则为1520，天津为600，南京为560，北京为150，长沙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1.5倍。(39)
从甲午战后至1937年，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364公里，1911年达9 618公里，1927年达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过21 000多公里。(40)这一时期，铁路修筑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此时修筑了京奉、东清南满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图、洮海、齐北、锦承等铁路，从而启动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铁路线的铺设，原来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铁路车站为中心发展成现代都市的事例到处可见，大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四平、开原、公主岭、长春、安东、抚顺等二十多个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六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合计达到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41)在幅员广大的内地省份，除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外，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为数也不少。如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铁路而兴。石家庄原来只是一个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成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处在铁路与淮河的交界处，原不过是只有500户人家的村埠，津浦线开通后，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1929年达20万。(4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沿线大批城市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商业的话，那么，这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的推力也增强了，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中国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发展。
曲折发展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兴起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战火侵扰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从局部看，在东部中部城市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情形下，东北与西南两个局部区域的城市化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一方面要对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奴役，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的需要，将东北作为战争基地，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1931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5.5亿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则增至52.7亿元。(43)
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战争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推动了西部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资金的进入，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20.8%。(44)这两个区域城市的发展远不足弥补战争对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抗争胜利后，中国一度出现战后的复兴，经济和城市都出现较大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三年的国共内战，内战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1949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生产损失尤其严重，大约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台湾时，还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加之战争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数量减少，这些都使城市的发展限于滞缓。
注释：
①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②人口统计失实主要表现是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缺漏、虚报及人为编造等问题，统计人口往往低于实际人口数。具体可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9-64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页。文中后面涉及全国总人口数，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一般取较大的数。
③“四民”是一种基于社会职业的划分，都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编户齐名”。汉代人给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他们之间由于来源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代末年，几乎贯穿整个传统社会始末，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可称为四民社会。但四民只是对传统时代人口社会职业构成的一个大致勾勒，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所无法涵盖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说储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录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册，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⑤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页。
⑥详细可参见杨子惠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⑨1982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仅指建制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镇中的农业人口同居住在乡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划为乡村人口。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即把建制市和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也视为城市人口。参见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
⑩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1)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12)同上书，第339-355页。
(13)美国学者罗兹曼著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比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学，1977年）。该书所用方法与施坚雅差不多，不过只是将城市分为7级来估量的。由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虽然对施坚雅的城市人口估计数颇有微词，但是纵观该书采用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构造方法较多注意到政治级别的行政分层，与施坚雅偏重于经济地理分层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具体参见该书第724-781页。另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15)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详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2页。
(16)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17)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不过姜涛将10%作为在正常情况下从古（先秦）至今（近代）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率的平均数，这一点似觉牵强，因为他所给出的先秦及汉代城市化率为10%左右的说明不够充分。
(18)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率做过估计，不过普遍数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页。由我们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这些估算数字误差较大。当代，国内外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都估算过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这三年，1820年有6.3%（行龙估算）、6.9%（赵冈估算）；1840年是6.5%（行龙估算）、1843年有5.1%（施坚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坚雅）、7.7%（赵冈）、7.9%（行龙）。此外行龙对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别是10.6%与11.4%。具体参见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关著述。
(1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4-87页。在赵冈看来从战国到南宋是一个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南宋自清中叶是个下降阶段，从清中叶直到现今又是个不断上升阶段。
(20)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8页。宋代的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页。明代的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74页。
(2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829页。
(23)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四》第20页b。
(2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1页。
(2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9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
(27)施坚雅认为“迄1893年，很多地区的恢复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73页。姜涛在前引书第75、78页，也提到这时候的人口总数接近战前道光年间水平。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9)三阶段是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阶段模式来划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划分为：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战争前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三阶段。行龙前引论述的三阶段划分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7-261页的划分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笔者倾向于赞同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七章，第一节的三段式划分的。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0)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3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
(33)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8页。
(3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2页。
(35)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64页。
(3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37)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页。
(3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页。
(39)(41)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42)于云汉、马继云：《中国城市发展史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4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页。
(44)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4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三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

⑻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一、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1.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输出商品，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创办了一些船坞和工厂 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经济成分。
2.自然经济的解体 （1）原因：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入侵。（2）表现：东南沿海一些地区“纺织”“耕织”分离，手工业者大批破产，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发展 （3）实质：中国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3.洋务运动（官僚资本的产生）
（1）根本目的：利用西方先进科技，维护清朝统治。
（2）内容：①自强、求富—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②筹划海防。③培养人才—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3）结果：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
（4）实质：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5）评价：积极作用：洋务派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局限性：只学习西方的科技，不改变中国的制度。说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二、民族工业的发展
1.晚清民族工业的兴起 （1）产生（19世纪六七十年代）：①自然经济日益解体；外商企业刺激；洋务运动诱导。②概况：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2）初步发展（甲午战争后）：①原因：甲午战争后，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中国自然经济；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困难，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②影响：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发起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倡导实业救国论
2.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1）民国初期的短暂春天：①原因：辛亥革命影响；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促进；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一战的影响。②特点：地域不平衡（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部门不平衡（轻工业发展迅速）；短暂。③影响：为新文化运动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2）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曲折发展：①1927—1936年较快发展，国民政府基本实现全国统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出一些有利于发展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②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沉重打击 （沦陷区日军的吞并、挤压；国统区的战时体制；官僚资本的压榨等因素影响）③抗战胜利后走向萎缩；民族工业陷入绝境。（美国商品排挤、官僚资本挤压、苛捐杂税、通货膨胀等因素）④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三大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
3.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1）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民族资本主义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压迫。（2）国内政局和国际环境 （3）政府的政策措施。（4）民族资本主义自身因素：民族资本的独立性与依赖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等。
4.民族资本主义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代表近代经济发展方向，有利于经济的近代化。（2）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使无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阶级基础 （3）民族资产阶级倡导的立宪改良、民主共和、民主科学等主张，既推动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4）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挤压，始终未获得独立发展，没能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成分。

⑼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过程

中国近代史一般是说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中华民族打到封建主义，帝国主意的抗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