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由与责任

『壹』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教训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主要包括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和国内官办工业(包括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1．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的启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并非法开办企业(这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19世纪肋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应对时代的挑战，开始了一场包括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内的洋务运动。同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产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认识：洋务运动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中国虽然在明清时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洋务运动通过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引进了大机器生产，为中国创建了近代的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19世纪六
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它的产生，一方面受洋务运动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扩大了商品市场，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从而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生产方式来看，中国既有封建生产方式，也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开始融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半封建社会形成。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民族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近代
化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政治上看，中国产生了资产阶级这一新的政治力量，他们开始领导中国人民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中国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民族资本企业产生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多数为一些地主、官僚、士绅、商人、买办投资创办；②这些企业主要限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机器修造及采矿业，而且投资较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封建自然经济较早解体的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或邻近通商口岸的地方；③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联系。
2．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曲折发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辛亥革命之后有了比较快的发展，1912—1919年出现了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艰难地进行。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工业经济。
认识：近代前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其主要特点有：①民族工业的发展以轻工业为主，小工厂多，大工厂少，表明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②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较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③中国的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对中国压迫的空隙发展起来的，因而这种发展只能是暂时的、畸形的。有的工业产品服从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反映·了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兴旺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同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
中国近代工业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与欧美各国的近代化相比，具有如下特点：①近代化不仅受到内部封建保守势力的抵制，还不断遭到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倾轧、排斥和摧残，发展缓慢，历经曲折；②近代化一开始是由地主阶级中的洋务
派领导的，官僚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化启动时期扮演过微妙的角色，资产阶级始终没有真正掌握过近代化的领导权；③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它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因此它不是以民间自发创办近代企业为先导，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资本主义，而主要是依靠政权的力量，以官办军事工业为起点，从军需到民用，从国营到民营，从重工业到轻工业；④发展畸形，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等工业尤为微弱；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
3．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恢复，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的完成，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1957～1978年工业化建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为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辟，沿海
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使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这一切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大地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
认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根据总路线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正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重工业极为薄弱的客观现实，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K"和更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大
战略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的实施，对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在我国建立起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十分薄弱的基础工业，“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改变生产布局，积累建设经验，培养建设人才和改善人民生活，有着巨大作用，并从物质技术基础上为以后的经济发展乃至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八大”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片面追求高速度，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从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终于导致三年经济困难。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正确决策，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并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①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③搞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超越生产力水平，不盲目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等。

『贰』 中国向外自由发展所遇到的机遇和困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十年，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显示了中国经济强劲的动力。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机遇与挑战。只有认清当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形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中国才能在和平崛起的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关键词：经济形势 机遇 挑战
正文：
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世界经济开始回暖复苏，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然而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式显现出复杂的变化，欧洲债务风险凸显，金融市场动荡难平，在各种表象之下，宏观调控政策两难、经济内生动力不强、就业压力长期持续等深层问题亟待求解，世界经济的发展无疑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放缓。
一、西方经济集体低迷，新兴市场增速放缓
放眼美国，失业率持续高位徘徊，房地产业不见改善，公共债务积重难返。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希腊面临高违约风险，意大利深陷泥潭，西班牙也面临严重困难。日本的灾后重建任重道远。新兴市场的增长态势减弱，通胀压力上升，外资流出风险加大。
二、主要风险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前景难以乐观
主权债务危机将继续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美、日等国也面临主权债务的风险。债务危机反映出西方经济体自身的制度缺陷，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将严重拖累世界经济稳步复苏。通货膨胀面积扩大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挑战。
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
在此形势下，虽然国际国内形式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然而，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和逆转，中国的经济仍然面临诸多机遇。从国际环境看，一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在全球化调整发展中拥有新的优势。二是金融危机后，各国致力于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将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竞争中具有新的机遇。三是新兴大国地位上升，中国等新兴大国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自主创新，扩大对外投资。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劳动力资源等优势能够进一步得以发挥，而短缺资源则可以通过国际交换得到弥补，将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对外投资力度，有利于中国建立现代经济结构。一国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现代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变革。而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机遇，可以直接利用最新或较先进的科技成果来发展高新技术和改造传统产业，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经济，绕过传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发挥“后发优势”在建立现代经济结构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未来，高新技术大二迅速商业化将开拓出超人意料的世界新兴市场并激发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推动。在科学技术不断快速发展的浪潮中，针对处在突破边缘的科技领域，中国只要选择确实有优势、影响面相当广，而且带动力量相当强的领域，比如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力求重点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实现跨越发展。
整体来看发达国家现在都处于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都力求不断产业输出中国占领先机。从这角度看，它们将制造业向外输出和转移，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对中国人才的培养和制造装备业来说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乘势而上的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各方面从人力上、财力上都处于很好的积累时期，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不仅要解决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完善法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面对机遇，直视挑战。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想谈谈一个大学生眼中目前国内经济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一、中国货币购买力增长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GDP总值，处于世界第二，但目前我并没有很深的概念，同样CPI我也很陌生，我相信普通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货币的购买力的大小，虽然通胀率和汇率与货币购买力有着许多联系，但是大众的感受不深。经历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暂不去讨论到底发展的速度大还是加速度大，但普通大众的货币购买力确实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甚至有可能是负增长，因为我们可以关注到身边社会价格的涨幅超过了工资涨幅，货币购买力变小。
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
中国2005年以前实行的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没有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然而注意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而90年代到2002年左右美元出现了很强的势头，这是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的结果。同时目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消费率过低。很显然，住房消费现在是中国民众最大的消费，然而上学期的房地产评估课上获知，国家统计局统计时是把住房支出计入投资而不是消费。所以根据GDP=投资+消费+进出口，中国消费低是一个假象，高投资目前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结构特点之一。所以中国真正要做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而工作收入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三、中国国内贫富差距问题严重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体制里外的差距有着联系，但是我认为这些差距在当前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些因素不可能造成目前如此大的贫富差距。学者高连奎总结了中国社会财富非正常转移的更重大的五类因素：职业投机客、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黑社会及色情业、过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四、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然而许多老年人并没有养老金，网上经常可以看到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使老有所养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中国在借鉴西方消费型凯恩斯主义的同时也应该思考福利型凯恩斯主义。
还有其他的许多风险与挑战，比如城镇化和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国内资产泡沫化、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消费型社会倾向、公共部门追逐利益倾向、外部金融新形势的攻击等等，有些我并不明白，有待学习和思考。但我肯定的是，缩小贫富差距让人民生活有所保障才是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根本层次。希望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牢牢把握历史机遇，一一克服困难，继续实现经济稳步增长。

『叁』 高一必修2政治生活:如何理解政治自由(自由与法律关系)和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归纳第一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原因：

1. 与资本主义不同:(1)社会生产目的: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2)人与人的关系:平等劳动关系,走向共同富裕(3)分配方式。

2.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关系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1.外沿:国有自然资源,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

3. 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经济基础和国民经济领导力量3.主导作用体现在控制力上:(1)对国民经济命脉占支配地位→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2）国有经济要提高自己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

4. 主导作用的意义：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5. 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但只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就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6. 主导作用实现方式：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集体经济:1.地位：公有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2.优越性:(1)把分散的生产资料组织起来,有助于克服个体经济力量单薄,无力地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弱点(2)集体经济组织是独立的经济单位,有充分的自主权,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对市场有较强的适应性,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3.作用:(1)共同富裕原则得以实现(2)吸收社会分散资金(3)缓解就业压力（4）增加公共积累和国家收入4．农村集体经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集体和农户两个经营层次（2）实行双层经营体制的理由：铜我国总体水平低相适应，避免过去大规模经营造成的弊端；适应农业生产特点

『肆』 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有什么关系

以下内容供你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演讲人：林毅夫时间：11月4日地点：北京大学·北京论坛
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西方为例，Maddison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希望能帮到你。

『伍』 如何理解自由与个人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好了个人才有发展空间

『陆』 中国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政抄策的制定和实施袭要保持连续性，左右摇摆的经济政策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损失；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要有一定的“弹性”，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必须对经济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经济政策正确与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经济政策可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错误的经济政策则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国家或政党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有：
1、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制定产业政策，以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
2、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调节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制止通货膨胀；
3、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改善消费的结构，从而使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柒』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世界前两百年的发展是以排碳量多少为标志的发展，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石油时代。可以这么说，哪个国家排碳越多哪个多家的发展就最好，美国当然排得最多，在过去的200年里世界生产力的提高甚至大于之前人类历史生产力发展的总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偶尔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人均收入的暂时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长，最终吞噬了这部分经济的增长，又回到原来的零增长水平。
没有排碳就没有世界经济现在的繁荣昌盛，可现在提倡低碳，为什么低碳，因为人类大量的排碳已经超出了自然界对碳的承载能力。对于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已经从走出现代化，迈进了信息化社会，低的碳排放仍旧可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对于我国而言，正走在现代化进程中，还需要工业的大量排碳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低碳就等于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你美国倒是排够了，发展得差不多了，过了河你就想拆桥，但我们是无奈的，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响应号召，从世界贸易角度来说又不得不响应号召，因为你不符合排碳标准要被征收碳关税。
如今的发展已经由资源的争夺转到了排碳空间的争夺。中国由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驱使下已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按理来说，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成为制造业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低成本的筹码，但制造业必然与大量的排碳联系在一起，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现在只有在保证排碳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用技术创新来替代劳动力的低效率生产，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即使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可大部分由于技术替代而取代出来的劳动力就会失业，经济问题解决了，社会问题又来了，况且，这部分技术创新的生产成果增加是否能抵消失业人员的生活消费需要，这本身还是个经济问题。这部分劳动力流向哪里呢，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流向服务业，可在短时间内服务业很难容纳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虽有大方向，政府也可以指引这一大方向，可时间需要是必然的。
要提高中国的总体发展水平，从区域上说，关键在西部，西部大开发不只是个口号，是要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热血青年付出努力的。当初中国实行了不平衡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把资源先配置在最要有效率的东部沿海，现在东部沿海的发展已经见了成效，可西部呈现一种拖后腿的形式。西部发展需要资金，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企业家，需要技术人员，需要经济学家的指导。资金政府可以想方设法拨款，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也会跟进，企业家只会在那些具有投资机会的地方，政府需要做的是让企业家看到这种投资的机会，而经济学家需是出自基层，或了解基层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分析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开出药方，让政府开药。

『捌』 中国经济的现状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

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

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

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

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玖』 经济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2005年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04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6、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7、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拾』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世界命运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世界命运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使用有较好适应性的新策略、新政策。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因此需要新的发展模式，新模式中应涉及四个重要问题：一是对于不平等越来越多的担忧，包括在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市内的不平等；二是对环境的担忧；三是更加重视创新；四是将经济从以出口为导向转向国内消费和投资。

在经济建设中，对中国而言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清晰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光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还有持续提高生活水平，这种提高在环境资源上应该是可以承受的，而不要造成太多的社会压力，也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的和谐建设正在强调社会之间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人们曾经认为整体经济的发展会使所有人受益，但实际上他们的受益并不平等，这是所谓的细水长流式的经济，但这种经济模式并不一定行不通。国家必须采取更好的促进增长的模式。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即使高的增长也不能保障就业的增长，原因是生产率的增长会超过需求的增长。所以它会对富国有利，而对穷国不利。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发展从环境角度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对环境和资源造成很大压力，下一阶段随着工业的再发展才会进入知识增长阶段，这时候对环境的需求就会减少。如果中国模仿现在工业国家的生活方式，那么面对的环境压力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另一个事实是，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而且这种高的出口增长在工业国家受到了政治阻力。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有理由保持这种储备，这样能够预防国际市场的波动，但如今中国的储备已经足够应对各种紧急情况了，这些都要求我们寻找新的策略。

改变卖主借贷模式

出口之所以对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有几个原因：出口提供了改进技术的基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区别不仅在资源上，还在于知识和创新上。出口会缩小这种差别，包括增加教育和技术方面的投资，但是这与经济结构也有关系。知识的传播通过工业部门会比较快。出口工业还帮助中国吸收了西方标准并创造自己的标准。另外，出口增长竞争，而竞争常常会提高生产效率。还有一个原因比较难解释，简单地说，就是增长能力超出了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速度。通过出口，工业就不用担心国内需求不足。国内消费能力提高需要金融体系来提供贷款然后得到补偿，当然贷款是容易的，问题是如何收回贷款，金融机构很难有办法分清楚谁是有偿还能力的，谁是没有的。

今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口仍然很重要，但新的金融体制正在产生，这种体制能够提供更为广泛的消费基础，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别仍按然存在，但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学习，并创造了自己的创新体制，这种新的创新体制是“十一五”规划强调的重点之一，中国已经创造了富有活力的国内竞争环境，现在需要推出并且实施强有力的竞争法规。

那么，为什么今后出口不是那么重要了呢？旧的体制就像一个卖主借贷——把商品卖给工业国，又把钱借给他们来购买我们的商品。问题在于，既然国内有这么多的需求，那为什么要借钱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让他们过度消费呢？所以，必须推进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当然，如果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了，也会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那么，应该如何提高消费呢？中国的高储蓄率让全世界都很羡慕，在过去储蓄率一度达到了40%，这种高储蓄率导致了中国的高投资率，但高储蓄低消费又意味着更多地依赖出口。过度储蓄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保险网的不足，中国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入少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甚至少于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更强的社会安全网将使人们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一点对于农村特别重要。另一个提高消费的方式是要改进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需要继续加强，但有一个要警惕的方面，即剥削性质的金融机构和不合理的《破产法》会对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创造独特的创新体制

首先是技术创新。中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进行，但是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仍然远低于其他工业国家。因此，城市的设计对于很多人的生活质量将有重要的意义，包括城市交通、公园等等，这些生活质量因素在GDP里是无法衡量的。虽然中国政府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在这方面的计划仍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些因素往往对市场具有外部性，容易被忽略，因此，市场没有办法协调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

其次就是创新机制。西方的机制是非常有效的，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上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扭曲也很严重。以制药业为例，有太多的资金投放在广告上，而不是研究上，而且研究的方向放在了生活药品上，而不是挽救生命的药品上，特别是挽救穷人生命的药品上。这种创新体制通过专利给创始者以垄断权，它们对垄断下的其他创新有时候是起抑制作用的。

我们需要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跟其他一样，“一刀切”的政策总是行不通的。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创新制度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一些工具的组合，包括专利、奖励和政府支持。应该更多地鼓励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促使人们使用知识，并且认识到现有的知识产权总体上说是朝着过度专利化的倾向发展的，而专利化就是把一个公共产品私有化了。

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模式

最后要强调的是信息对一个国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对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经常没有合适的信息来做决策。私人和政府官员都有可能提供扭曲的信息或者是部分隐瞒信息。实际上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所造成的。这让我们看到了多重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活跃有责任的媒体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要发挥作用就应该被赋予各种信息的接触权利，国际上都日益认识到应该通过自由信息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在转型期间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是中国成功转型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过河”已经一半了，我们对河岸那边也看得更清楚了。市场经济模式被有些人推崇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的模式，事实上是非常极端的，在任何其他市场里都没有真正地被采纳过。比如美国的极端主义者提出社会保险要私有化，这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每一个国家对产权都有很多的限制，并且要求拥有产权者要负一定的责任。中国现在日益认识到它所选择的方式可以是非常不同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

即使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它的国情和价值相一致，那么也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已经反映了这种新的模式，而且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将为提高中国人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水平提供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