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发展

㈠ 政治题我国应如何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一方面是产品的换代升级；另一方面是在产业链上由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的研发及现代服务业的爬坡。要实现这两个层面的产业升级，首先都要通过政府部门管理导向的转变形成鼓励企业创新的社会环境。二是企业要注重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对劳动密集、资源密集、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等于技术上不先进，也不一定没有市场。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利用先进技术尤其是当前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欠发达国家（地区）赶超先进国家（地区）的捷径。三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信号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依据市场信号来调整自身的经营行为和发展模式的。有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企业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就不能成为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夹心层，要让企业正常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各种竞争压力，进一步使这些压力转变为企业培育发展新优势的动力。

㈡ 过去五年，开放型经济体新体制逐步健全，什么稳居世界前列

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总结了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其中提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二是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

三是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四是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拓展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战略性的新坐标下，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新时代，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只有继续扩大开放，才能带来各种各样经济要素的交换，通过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竞争，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对外投资健康发展，实现商品、资本、技术、人员、服务、信息、数据等多维度要素与世界的有效交流与交换，推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格局。

在优化区域布局中，一方面，沿海地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领域拓展；另一方面，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西部地区应成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进一步拓展陆海通道。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

㈢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这一有着逾万字、11个章节、50条具体要求的文件提出，要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意见》明确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目标，即：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扩大开放中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意见》指出，要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改革外商投资审批和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转变，促进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和转型升级发展。

《意见》提出，要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加强统筹谋划和指导。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努力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率，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增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避免恶性竞争，维护境外投资权益。

《意见》称，要保持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着力破解制约外贸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外贸竞争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进出口促进体系，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升级。

《意见》明确，要建设自由贸易园区，立足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扩大对港澳台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新格局，以区域开放的提质增效带动经济的协调发展。

《意见》指出，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深化与沿线国家多层次经贸合作，带动中国沿边、内陆地区发展。

《意见》明确，巩固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做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者、引领者，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

《意见》特别指出，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方式和规模，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意见》表示，要加强对外开放的法治建设，坚持依法开放，大力培育开放主体，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着力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意见》最后指出，要要大力加强对外开放的安全工作，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坚持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建立系统完备、科学高效的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有效管控风险，切实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㈣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乘势而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现在，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机者如神，难遇易失。”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要努力扩大数量、更要讲质量，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新议题谈判。要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加强先行先试、科学求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筑牢安全网。要继续练好内功、办好自己事，加快市场化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㈤ 过去五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什么稳居世界前列

过去五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

“特别是过去极不平凡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矢志推进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确立开放发展新理念，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使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5)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发展扩展阅读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未来15年，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发展将更加全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展望中国经济惠及世界的美好愿景，郑重宣告中国将开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瞩目和广泛热议。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近40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过去极不平凡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矢志推进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确立开放发展新理念，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使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事实证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今天的世界，正面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转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面临新的调整，理念上应该更加注重开放包容，方向上应该更加注重普惠平衡，效应上应该更加注重公正共赢。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该如何作为，共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又该怎样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关键就是坚定开启新征程，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中国开放的力度将更大，惠及世界的程度会更深”，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中国始终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党的十九大也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出重大部署。进入新时代，开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我们必须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开放中筑牢自信，于自信中扩大开放，我们就能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不断汇聚发展新动能、开辟发展新境界。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开放是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的重要力量。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奋力开启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我们就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正能量。

㈥ 开放型经济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构建开放型经来济新体制是源城市国际化的突破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全面推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赵晋平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深刻内涵。
威海打造国际化的城市，就要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作为突破口。“威海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坚持沿海开放与沿边内陆开放联动互济，坚持制造领域开放和服务领域开放融合带动，坚持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相互促进，坚持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和自由化建设两轮驱动，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将为打造国际化城市提供新动能和新优势。”赵晋平建议。

㈦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提升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

一是加强政策协调机制建设。这是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加强中央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力度，

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通过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共同协商解决区域间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要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城市之间的政策协调。

二是建立健全投融资体制。这是内陆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可鼓励东部地区发展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股权投资基金，引导其更多地参股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程项目。

可整合现有的存量财政金融资源，设计合理的财政金融架构，让资金流良性运转，走活整盘“一带一路”的“大棋”，带动内陆地区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同时，需要从国家层面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其中亚投行的项目资金可更多地向内陆地区倾斜。

三是完善经济政治风险管控机制。这是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可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风险预警处理通道，建立最快捷反应的风险防控方案。

强化区域监管当局间的协调一致，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监管当局间的沟通互动，扩大信息共享范围，提升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性和监管一致性，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要建立健全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协调各方行动，完善共同应对处置经济政治风险和危机的制度安排，共同维护区域合作和经济社会稳定。

四是强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这是内陆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国际化人才就没有推动 “一带一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通过设立“国家‘一带一路’人才基金”的形式，鼓励更多东部地区的高端人才向内陆地区流动。

加强内陆省份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合作办学，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从实际情况看，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培训的投入力度。

五是推进生态保护联动机制。这是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但也不能忽视生态安全的特殊地位。

要推动内陆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建立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建立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联动机制，大力开展城市环境、大气质量、防风固沙、水原保护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加强对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的沟通协商，可规划实施一批共同参与的重大环境保护项目，设立形成若干个“‘一带一路’环境合作保护示范区”，为促进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发展扩展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支撑传统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比较重要的瓶颈问题：

首先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改变国际竞争方式。全球价值链是贸易投资、服务、生产的一种综合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国际竞争由整个产业链的竞争转变为在产品某个环节、任务和功能上的竞争。

我国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奖出限入政策和各种政府干预政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往往事与愿违。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对我国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的变革，甚至对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特别不能忽视新技术、商业模式和组织方式的迅速变革。如新技术的典型代表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品、智能制造等；商业模式变革如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

组织方式变革则包括外包、生产的一体化等等。面对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组织方式，要求我国企业、产业和政府进一步提升学习能力，更好的顺应和利用新变革。

还有一个是成本与竞争问题，即国内成本上升与国际后来者的“竞争侵蚀”。近年来，国内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同时，我国对环境、劳工、安全等规制成本快速上升，使得传统开放型经济体系竞争力有所削弱。

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成本优势相对明显，对我国外资外贸的国际竞争产生了后发性的“竞争侵蚀”。

其他方面的瓶颈因素，比较明显的是区域发展差距的“木桶效应”依然明显。近年来，尽管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但我国区域差距的“木桶效应”仍然非常明显。

㈧ 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1.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的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互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2.要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㈨ 我国为什么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一词之差，既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又意味着需要构建一套新的体制

“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主动。”日前，有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伴随我国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需要为未来几十年健康持续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谋划。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道，作为一个GDP已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年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以上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今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利好正在削弱，新常态下其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强调，要看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联系。“改革进入深水期，要动很多人、部门的利益，困难在所难免。”邢厚媛认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可以通过全方位开放来促进改革，加快推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其实，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不规范的、支离破碎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如今需我国通过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新机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等等一系列举措，来推进对经济体制各个环节、层面的改革，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更长远的新‘改革开放红利期’，来助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的进步。”他强调。
从重招商到重制度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3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保持稳定的同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高达24.8%，成为外资眼中的“香饽饽”。
在邢厚媛看来，全球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60%左右，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与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显然，外资投资领域的这种变迁，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符合高水平引进来的要求。”
因此，邢厚媛认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需要“从过去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开放，转向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全方位开放，尤其是要分层次、有重点地着重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实，此前成立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就已将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近日，国务院又批准北京市这一全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开放金融、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IT六大领域的试点，这是“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过去外资来中国主要看重的是要素成本优势，而现在则更多的看重中国市场，并且中国市场还在转型升级。”张燕生补充道，这就注定了中国会持续对外资形成吸引力，也就解释了在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同比下降8%，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则保持增长3%的深层原因。
因此，新阶段，就需要政府“脱离以往注重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旧思维，转变为注重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外资环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就需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需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
“而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这些一般性内容，应该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将有利于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权威专家讲道。
另一方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外资管理体制，重在事后监管，我国需要适应外资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进行相应改革。”桑百川认为，通过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既能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还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外资活力。
当然，权威专家也强调，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全方位开放也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行业需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审查这也是国际公认的惯例。我国现在需要做的是顺应开放趋势，修订完善安全审查的机制。”
健全“走出去”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巨大产能，并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并且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邢厚媛讲道，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需求下降，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贸易摩擦加重的现实，传统的对外商品贸易面临挑战。
“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都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型为资本经营、跨国生产，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走出去’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也是事实。例如，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依然缺乏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战略等等。”权威专家就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走出去战略的统筹谋划和指导，着眼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对企业走出去进行服务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并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信用体系，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另外，权威专家认为，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也极为重要。这就不仅需要政府保障我国境外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还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以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因此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邢厚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自身也要进行战略系统升级，制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做好市场调研、依法经营基础上，满足东道国对中国技术、产能、资本的需求。
“同时，中国企业要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采取分工合作，集群式走出去，以市场为导向，整合产业配套，形成合力，避免单打独斗。”
邢厚媛特别提到，由于部分投资国，尤其是部分不发达国家，其产业配套能力比较落后，单个企业在当地立足比较困难，企业抱团会相对容易得多。“目前，我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的众多合作园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模式。”
此外，邢厚媛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并且我国已经是不少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
“目前，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做好中观设计，做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为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便利，营造更好环境，而企业则是更好的研究市场，确保实现盈利。”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要从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桑百川告诉本刊记者，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多途径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通过提出更多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桑百川认为，“区域主义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中国要通过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使得中国主张的经贸规则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桑百川看来，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依然是主渠道，我国要加以维护并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
“无论是联合国、WTO、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金砖国家、欧亚联盟，中国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此外，专家们普遍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能推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发挥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张燕生就认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行动，理解中国的理念，能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既维护我国利益，又促进共同发展的意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已有成果。”权威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宫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