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材料一:能源资源要素成本长期被低估,而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在强化。我国能源价格长期在低位运
(1)①价值决定价格。我国能源资源价格长期在低位运行,价格低于价值,是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的决定因素。②供求关系影响价格。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形成资源供不应求,是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的重要因素。 (2)①坚持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联系的普遍性原理认为:联系是普遍的。世界是一个普通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没有一个事物孤立存在的。暂停天然气涨价,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预期、稳定农产品价格上涨、稳定人民生活水平。②坚持用发展观点看问题。发展的普遍性原理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认识是变化发展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决定国家用灵活变化的态度调整能源价格,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认为: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矛盾。对天然气价格的调整,应该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 (3)职能:①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进行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启动新一轮“菜篮子”工程,保障食品的供给。加强市场监管,严打囤积商品,哄抬物价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保障食品供给。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放生活补贴,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原因:①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②由我国政府的宗旨和原则决定: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③由我国政府的指导思想决定:依法行政,基本要求是高效便民;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④由我国政府的类型决定:服务型政府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
㈡ 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什么
城市和它所在区域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
1、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和区域共同构成了统一、开放的巨系统,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整体水平越高,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越强。在全球竞争时代,区域的角色与作用正在发挥着巨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区域一体化。
2、城市是区域发展中的核心
(1) 城市不能脱离开区域而孤立发展,城市是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
(2) 城市对其所在区域发挥着辐射和吸收作用。
1、城市的基本经济部类与非基本经济部类
基本经济部类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动力,并且基本经济部类的发展对从属经济部类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循环和累积的反复过程。
2、城市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空间载体
通过城市这一重要的节点,资源、技术、劳动力、资本快速聚集并相互作用,从而使城市在自身经济实力不断得到提升的同时,带动区域、国家、甚至是超国家尺度的空间经济发展。
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城市是社会生活与矛盾的集合体
城市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解决和城市规划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也总是在不断地寻求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取得发展。
2、健康的社会环境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健康的社会环境作为城市发展理性的选择,它旨在促进更加宽广的公平环境、诚信环境和管理环境,不仅能使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而且能使城市的各项社会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推动城市文明的继续和发展。
四、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1、资源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支撑与约束条件
2、健康的城市发展方式有利于资源环境集约利用
㈢ 自然资源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要适度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做到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㈣ 谈谈当前经济发展中要特别注重资源和环境问题
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依然艰难曲折,需求动力减弱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一是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仍将延续,主要经济体总需求仍然疲弱,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各国都加强了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全球贸易面临下行的巨大风险。二是国内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2012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速比去年回落3.9个百分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值低于历史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增速减缓。虽然近期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有所回升,但经济企稳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必须做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三是三大需求动力减弱。继续提高投资率已经没有空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进口和出口的增速都有所回落。四是企业生产经营仍比较困难。企业效益持续下滑,生产经营困难加剧。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减弱,而企业转型和创新发展又面临技术、人才和机制等因素的制约。 二、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在工业领域,我国以传统产业为主,新兴产业并未发展起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价竞争比较严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产能利用率低于国际通常水平约10个百分点。二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目前我国产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健全,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新兴产业带动作用还不强。三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快的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 三、农业基础地位不够牢固 一是现代农业建设任务艰巨。现代农业建设的资源环境约束将长期存在并日益增强,农业生产经营将进入一个明显的成本上升时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紧缺日益成为突出矛盾,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农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将日益明显,农业的自然风险明显加大。二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的任务更加艰巨。农产品供求关系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有些重要农产品自给率不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农产品的工业及能源用途拓展,全社会对农产品数量、质量、品种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需求将呈长期增长趋势,基本保障农产品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安全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农民增收的基础很不牢固。农民家庭经营的生产成本在不断上升,农民创业和扩大生产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的困难,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仍面临较多障碍。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入的农村基础设施存在着建设等级低、缺乏有效管理养护机制等问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保障的水平与城镇仍存在较大差距。 四、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 一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回落。根据财政部数据,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2.8%,增幅较2011年的248%低12个百分点。二是政府刚性支出增加。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上年增长15.1%。尽管财政收入增幅回落较大,但民生等重点支出仍然得到切实保障。在经历了前几年高速增长以后,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未来几年可能将有所放缓。但财政支出特别是民生领域支出增长的刚性较强,未来对结构调整、生态环保、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还要加大,因此今后几年财政收支矛盾可能将比较突出。此外,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较重。一些地方特别是市县政府性债务较重,偿债压力较大,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五、民生领域面临很多挑战 教育领域存在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应试教育”倾向、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高考改革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就业形势更趋复杂。随着经济中速增长成为常态,就业总量压力将继续加大,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就业任务更加繁重。部分地区、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企业“招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并存。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以及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难度依然很大。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趋势,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发展还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发展严重滞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比较窄;城乡间、不同群体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仍然较大,矛盾比较突出;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大部分空账运行,社会保障长期资金平衡和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加大;医药卫生事业面临新的问题,总体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适应的矛盾仍比较突出。卫生发展总体上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仍严重短缺,城乡和区域卫生发展不平衡,公共卫生、基层和农村医疗卫生薄弱,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亟待解决。 六、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 一是市场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仍不足;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环保收费机制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和执行体系尚不完善。二是非公经济发展的环境有待改善。一些地方对非公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重视程度不够,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企业税费负担依然偏重,“玻璃门”、“弹簧门”等阻碍着非公经济准入政策的落实。三是财税体制改革需要加快。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晰,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有待提高,税制结构不尽合理,民生和公共服务方面支出偏低。 七、政府改革和建设需要加强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完善,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当前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在部分领域存在“缺位”和“越位”的行为,特别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社会管理比较薄弱。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各级政府过度集中。二是政府效率需要提高。各级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精简机构、提高效能的任务还很艰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事业单位改革推进缓慢,改革步伐相对滞后。三是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由于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消极或腐败现象,滥用权力、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发生的以权谋私、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影响恶劣。此外,在依法行政、政府管理方式创新、行政效能、行政成本控制、政风建设等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
㈤ 如何理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与经济的发展问题如何协调成为了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对这几年的环境现状与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描述,从而发现两者之 间是不可或缺的关系,还有就是对一些环境破坏的案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两者都要发展,而且尽量能够保持平衡,这样才能相互促进.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保护环境。环境问题涉及到发展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
㈥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资料
要协调好人口 资源 环境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1.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 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 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3 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4、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5、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 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
(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6.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㈦ (22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节能减排需要政府政策
(1)第一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源消费情况比较稳定;第二产业能源消费所占的比例一直呈快速下降的趋势;能源消费的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变为第二、三产业共同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第三产业略高于第二产业;居民生活用能源消费占比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2009年到2012年间增速放缓。 (2)(10分)企业:(6分) 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统筹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长利益的关系。 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③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居民:转变生活方式,树立正确消费观。践行适度消费、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4分) (3)①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担负着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职责((2分)②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社会公共服务)(2分)③履行经济调节、社会管理的职能(组织经济建设)(2分)④履行组织文化建设的职能(2分)。 ㈧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试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㈨ 世界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变化 自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开始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与工业化彼此助推,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资源和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的直接结果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并表现在一国或一地的人均家用电器、小汽车拥有量、基础设施、人均居住面积提高或改善等方面。本节以经济增长与能源、金属矿产、水泥消费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关系分析为基础,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一般规律,为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奠定基础。 一、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 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社会财富的积累超过几千年农业社会积累的总和。大机器的广泛运用使人们能够便利地大规模开发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并将之转化为社会财富。在人类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人口膨胀、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并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关系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能源强度逐步下降等。 ——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从发展趋势看,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生产和消费密切相关。发达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能源资源。产品越丰富,社会越富裕,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量也越大。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的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石油消费总量是个典型的例子。石油规模化采掘始于1857年美国得克萨斯。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年公布的数据,到2008年底,全球共消费石油约1560亿吨,其中前40年只消费了约2亿吨,20世纪上半叶50年消费了不到100亿吨,最近50多年则消费了1460亿吨(表1和图1)。 表1 1998~2008年全球能源消费一览表单位:百万吨油当量 图1 1983~2008年全球能源消费变化趋势图 (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 ——伴随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逐步优化。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能源结构逐步优化:农业社会能源以薪柴为主;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欧洲国家工业化最早要用木材炼铁,随着原料中废钢比重的增加,现在炼钢采用电炉了;火车最初是用煤的,现在的高速火车已经用电了。从总体上看,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构成经历了从薪柴—煤炭→煤炭—石油→油气—煤炭为主的演变过程。随着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可再生能源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近年来防止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成为环境外交的国际热点,可再生能源得到快速发展,在能源中的比例逐步提高。据有关研究,未来能源结构变化大致如图2所示。 图2 世界一次能源构成及其发展预测(1940~2100年) (据W.E.Schollnbeger和J.R.Frisch.未来的资源危机.1982)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世界各国单位GDP能耗逐步下降。在英、美等国工业化时并没有出现全球性能源短缺。换句话说,早期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明显的资源环境约束,是一种没有或者很少约束条件下的自然发展。日本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正好赶上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提出了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通过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降低单位GDP能耗,完成了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图3)。由于实现工业化的支撑技术不同,人均能耗及其峰值也不同。实证研究表明,早期工业化国家人均能源消费量较大时增长才趋缓,后发展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峰值明显低于前者。例如,发达国家人均GDP在1万美元前,能源消费增长较快:1万美元时韩国人均能耗4.07吨标准煤(1997年),日本4.25吨标准煤(1980年),美国8吨标准煤(196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冯飞研究员根据有关研究资料,画出了各国能源强度变化的概念模型(图4)。 图3 英、美、日及发展中国家单位GDP能耗曲线 (冯飞.电力技术经济.2007年第3期) 图4 世界主要国家能源强度的变化曲线 (冯飞.电力技术经济.2007年第3期) 二、经济增长与主要金属矿产消费 与能源消费的规律大致相同,随着全球经济规模的扩大,金属矿产消费总量持续增加,并表现为矿产消费与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金属矿产消费量持续增长。全球主要矿产品消费总量不断增长,表现为在一些国家工业化时增长速度较快,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源消费快速增长,1973年到2000年前呈波动式上升。发达国家矿产品需求下降,部分是因为完成了城市化,部分是因为高耗材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铅却是个例外,主要与其毒性较大、日益被其他材料替代有关(图5)。 图5 全球矿产品消费增长趋势 (王安建,王高尚等.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2001年度报告.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2001) ——人均钢铁消费强度随人均收入增加而变化。从人均钢铁消费量的变化可以发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早期(人均GDP为3000~15000美元),人均消耗增加很快,后期(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人均主要资源消耗出现增长放缓甚至绝对量下降的情形。简单地说,一国或一地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经历“(低)较快上升—(高)平稳—(较低)缓慢下降”三个阶段(图6)。 图6 1968年世界各国钢铁消费量和人均GDP关系 (马建明.对矿产资源(矿产品)需求预测的思考.2006) ——人均钢材消费量与人均GDP关系密切。从总体上看,人均GDP与人均钢材消费呈正相关关系。从人均钢材消费量与人均GDP关系图(图7)上可见:其一,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大致集中在两个区域:图的左下角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特征是人均GDP和人均钢材消费量均较低。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在图的右中部,其特征是人均GDP和人均钢材消费均较高。其二,韩国和中国台湾例外,人均20000美元(PPP)时人均钢材消费约800千克。究其原因,因为重化工业是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主导产业,出口导向是其发展战略,且出口产品的钢材强度较高。虽然日、意、奥、德等国人均GDP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但人均钢材消费较高,因为这几个国家机电产品出口量也较大。 图7 人均钢材消费量与人均GDP的关系 (陆晓明.矿产需求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我国矿产需求预测、资源保障分析及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2006) 三、经济增长与水泥消费 水泥是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必需的物资,原料来自非金属矿的石灰石,以及工业和生活的部分废物。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非金属矿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冶金、化工、轻工、石油、地质、机械、农业、医药、首饰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成为不可替代的材料,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日益重视和人们的青睐。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水泥消费量呈现一定的规律。以美国为例。从1900年起,美国水泥产量和表观消费量呈缓慢上升趋势。据美国经济部国贸局资料,到2008年,美国水泥产量8100万吨,表观消费量9252万吨。从1955年起,美国水泥净进口持续增长,到2008年累计净进口量达1152万吨。1906年到2008年,美国水泥累计产量为50.28亿吨,累计表观消费量54.40亿吨(图8)。 图8 1900年以来美国水泥产量和表观消费量的变化 四、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用途变化 不可再生、不可移动的土地是城市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城市化的实质之一是对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集约化程度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 各国工业化时土地用途变化情况不同。英国工业革命伴随着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农业革命。早期的圈地运动把耕地变成牧羊场,后期则伴随耕地数量的增加。1793~1815年,由于对法战争贸易中断,垦荒达到高峰。到1830年,曾经称为荒地的土地在英国基本不复存在。 美国耕地面积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南北战争及其以后,美国相继颁布了《宅地法》、《荒芜土地法》等法案,大批移民向西拓植,来自国内外的移民不断增加。从1862年到1926年,联邦政府共颁发了139万公顷土地所有权证,面积约为2.3亿英亩。美国农业耕地面积从1870年的4.07亿英亩增加到1914年的9.1亿英亩(图9) 主要工业国家近现代工业史。 图9 美国农用地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 (道格拉斯·诺斯(North,D.).美国的工业化,载于波斯坦、哈巴库克(Postan,M.M.,Habakkuk,H.J.):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日本工业化时耕地面积变化表现为数量先不断减少而后减少变慢的特点(图10)。在1960、1970和1980年的耕地减少量分别为5000公顷、36000公顷和53000公顷,1980年后每年的减少约13000公顷,反映工业化完成与建设占地减少的一致性。日本经历了一个耕地开发、保护和控制的过程,耕地减少与国土面积小、人均耕地少密切相关。1959年日本农林水产省颁布《日本农用地转用标准》,目的在于确保优良农地,维持农业生产力,适当限制农地转用。 图10 1960年以来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可耕地面积的变化 (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108) 根据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的研究,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工业化过程中,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可耕地,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我国决策者的特别重视。 五、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研究表明,人均收入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库兹涅茨曲线)。如果经济增长最终能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就不必减缓经济增长来保护环境。正因为如此,环境学家和经济学家不断对库兹涅茨曲线揭示的规律进行验证。下面引用其中的一些研究结果。 作为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研究(IBRD,1992)的一部分,一些专家估计了10个环境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些指标是:缺乏干净水、缺乏城市卫生设施、城区悬浮颗粒物水平、二氧化硫浓度、1961年到1986年森林面积的变化和年采伐率、河水中溶解氧和大肠杆菌、人均市政废物、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研究结果表明,部分指标确实与库兹涅茨曲线吻合,包括:缺乏干净水和城市卫生设施的状况随收入升高而逐步改善,但收入的升高带来水质的恶化,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明显地随收入而升高;市政废物的产生和排放也是如此。以一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表示的二氧化硫(SO2)、氧化氮(NOX)以及悬浮颗粒物(SPM),它们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符合倒U形曲线揭示的规律。 还有一些专家利用该报告中世界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资料,评估森林采伐和SO2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对1990年到2025年的全球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对SO2的研究表明,拐点出现在人均GDP3000美元。全球SO2排放总量将从1990年的3.83亿吨增加到2025年的11.81亿吨;人均SO2排放量从1990年的73千克增加到2025年的142千克。森林覆盖从1990年的4040万平方千米,降到2016年的最低值3720万平方千米,2025年又增加到3760万平方千米。因为森林砍伐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在生物演化尺度上,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罗杰·珀曼著,侯元兆等译.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六、世界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启示 1.没有一个国家能依赖本土资源实现工业化 由于自然资源地理分布的不均匀性,没有一个国家能依赖本土资源实现工业化。一般地,一些国家某些矿产相对丰富,而另一些国家则相当贫乏;一个国家内的差异也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盛产石油的科威特,除油气资源外,其他矿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不大。只有幅员辽阔的国家才有可能资源总量丰富、矿产种类齐全,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等。即使这些资源大国,也可能存在结构不理想,甚至结构性短缺问题。 以石油为例。世界石油资源丰富,但分布极不均匀。据2000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评估,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世界石油最终可采储量约3567.45亿吨,主要分布于中东,可采石油资源1356.78亿吨,占全球石油总资源的38%;其次是前苏联和北美地区,分别为617.27和590.29亿吨,占17.3%和16.5%;欧洲地区最少,仅141.33亿吨,不足全球最终可采石油资源的4%。迄今,全球尚有1280亿吨左右的石油资源有待发现。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09年6月发布的全球能源统计报告,如果扣除加拿大油砂储量不计,截至2008年底,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为12580亿桶,主要分布在中东,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7541亿桶,占全球总剩余可采储量的59.9%;其他几个地区的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均不足全球总剩余可采储量的10%(表2)。 表2 全球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单位:10亿桶 又如固体矿产资源。全球矿产资源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有关研究表明,金属矿产资源总储量的46%集中在矿产地仅占0.25%的极少数大矿中,且集中在少数国家。具体说,大约25种矿产主要集中在3~5个国家。例如,煤炭储量的76.2%集中在美国、德国、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中国和印度。铁矿90%的储量分布在俄罗斯、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南非、瑞典、法国、委内瑞拉和利比亚,前5国的储量占80%。锰矿资源储量的94%集中分布在南非、俄罗斯、墨西哥、加蓬、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等国,其中南非和俄罗斯共占储量的88%;南非、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芬兰、印度、巴西、土耳其和菲律宾8国占有世界铬铁矿储量的96%,而前4国则占91.6%。 世界上大多数铁、锰、铬等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在少数大型或特大型矿床中。如超大型铁矿有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探明储量426亿吨,其中富矿储量为261亿吨;富矿石探明及预测储量约820亿吨,600m深度以浅的资源量估计有2900亿吨。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铁矿盆地,保有储量201亿吨;巴西米纳斯—吉斯拉“铁四边形”地区,有100个铁矿床,储量220亿吨;巴西卡拉贾斯铁矿区,富铁矿石探明储量达177亿吨。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矿区,赤铁矿、赤铁矿-针铁矿矿石品位高,含铁54%~62%,褐铁矿矿石含铁50%~54%,储量共计320亿吨,品位54%~64%的有249亿吨,可露天开采。10亿吨以上的超大型锰矿有加蓬莫安达含锰层,南非卡拉哈里马马特旺型矿石,墨西哥莫兰哥含锰层和加拿大拉皮德—克里克铁-锰层。在加蓬,莫安达含锰层已探明储量2.2亿吨,平均品位50%;卡拉哈里锰矿田马马特旺型矿石储量约132.04亿吨,其中可采储量4.74亿吨,平均品位约39%,如加上卡塞尔斯型矿床的3.4亿吨可采储量,平均品位48%,卡拉哈里锰矿田合计拥有136.13亿吨估计储量,其中可采储量8.13亿吨。 资源产地的持续勘探、开发才能保证全球资源的稳定供应;生产地和消费地的错位并不影响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工等矿业发展;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将资源供应完全寄托在国外市场,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谓不现实是因为资源供应存在不安全因素,所谓不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满足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需求。摸清家底、立足国内应成为我国保障矿产品供应安全的指导方针和立足点。 2.资源强度呈现倒U型或反S型特征 实证研究表明,资源强度(单位GDP的金属消费量)一般呈倒U型曲线特征,人均金属消费量与人均GDP之间呈“S”型曲线的增长关系(图11)。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一国或一地在工业化过程中进入一个能源资源消费的“爬坡”阶段。 图11 矿产资源单位GDP消耗的倒U型模式和人均消费的S型模式 人均金属消费量与人均GDP之间呈“S”型曲线的增长关系。具体原因主要有:第一,随着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使资源消耗弹性先增后降。在一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快速增长之前,以农业和轻纺工业为主的“温饱型”产业往往是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资源消耗强度较低。进入工业化后,资源消费开始持续增长,并在重化工业主导的工业化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随着重化工业增速放慢,比重减小,服务业增长速度加快,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强度持续回落,并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状态。第二,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不可再生资源价格具有长期的上涨趋势,需求增长和生产成本提高是主要原因。价格上涨将刺激各种资源替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如塑料等新材料对钢铁的替代,也将对传统资源的消费强度产生直接影响。第三,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无论是人均钢铁生产和消费量的增加,还是人均住房面积的扩大,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实物;即使进入信息化社会,如果没有实物投入,也无法建设高楼大厦和各种基础设施。 不同金属矿产“S”型曲线波长不同,与其性能和工业化中经济结构的演变有关;曲线的起点和形状也因各国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资源政策等不同而异。以美国为例,近百年来美国矿产品及相关产品生产消费呈明显的变化规律。从铁矿石和钢的生产、消费看,美国铁矿石产量1952年达到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1954年铁矿石消费量达到1.45亿吨,此后保持在7100万~5600万吨之间。1900~1949年期间多数年份铁矿石视消费量大于产量,铁矿石净进口量不超过500万吨(只有8年净出口,数量不超过200万吨)。1954~1990年铁矿石表观消费量大于产量,差值1200~7000万吨,1991~2007年缩小到1580万~400万吨。1900~2007年铁矿石累计产量70.45亿吨,累计表观消费量82.53亿吨。钢产量1973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37亿吨,表观消费量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2亿吨。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布鲁塞尔报纸对2008年世界粗钢产量及排名报道,2008年美国钢产量为9150万吨。1914~1958年钢为净出口,1959~2008年为净进口。 3.工业化与技术革命相互促进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产体系逐渐形成。工业化带动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图12),每一项技术发明的出现需要一个过程,从技术发明到生产实践又需要一个过程。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新的阶段,又对技术发明提出新的要求,如此不断循环,逐渐推进。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图12 英国城市化进程与重要技术发展的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新技术研发和扩散遵循“新技术产业革新点——新技术产业链——新技术产业体系”的“从点到线再到面”式的扩散路径:技术发明首先是在产业体系的一、两个关键点取得突破,然后沿着产业的上下游方向扩散形成新技术产业链,再进一步,向关联产业扩散形成新技术产业体系(网),由此带动城市化逐渐、缓慢前行。 4.循环再生成为原料的重要来源 无论是矿产、能源还是其他生产资料,消费“零增长”至今并未出现。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但仍然是世界上矿产品的最大生产国,许多矿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是世界最大的矿产品消费国,人均消费20多吨,是我国的5倍;也是最大的矿产品贸易国,许多矿产品进出口居世界第一;非燃料矿物的来料加工产值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后工业化国家依靠知识和技术创新来发展经济,矿产资源消费增长速率远低于GDP的增长,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强度大幅度下降;非金属矿产资源消费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明显增加;废旧物资的大量产生和积累,为其回收和再生利用创造了条件,并逐渐成为原料供应的重要补充。钢、铝、铜等大宗废旧金属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占资源投入的比重不断提高,非金属和各类新型合金的消费量剧增,新型材料和替代品不断出现,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并支撑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德国、日本等依赖再生资源发展“静脉产业”就是例证。 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数据相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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