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农民外出打工对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好处只是增加经济收入吗
看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了,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目的,上点年纪的人外出专,最主要的是增加收入属,年轻人是想找到适宜的时机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刚出校门的人外出主要的目的或许就是开拓眼界,接触社会和等待时机了,这么看的话,外出的人随年龄不同,外出的目的也不同,也可以说外出的人的目的和年龄成反比.越年轻选择就越多,机会也就越多.
❷ 农民外出打工对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好处只是增加经济收入吗
可以缓解人地抄矛盾 就是农袭村个人可耕地多了 其实也就是增加收入 农民外出打工可以增加见识 回乡后 带回去新思想 新技术什么的 一些新东西 有利于农村进步 从而缩小农村和城镇的差距 促进社会整体进步 这点是最重要的
❸ 农民工外出务工有哪些好处
外出务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种就业方式。通过外出务工回,不仅解决了城市劳动力答缺乏问题,而且加快了城市的经济发展,还使务工者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信息,学到了一定的技术。回乡后帮助发展乡镇企业,开起了工厂,既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活跃了农村市场经济。
“外出务工既减少了粮食供应的压力,又能为在家农民腾出发展的空间,同时还能让外出的人学到本领、增加收入,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❹ 疫情来的猝不及防,这次疫情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你赞同吗怎么看
感谢小秘书的邀请!
这次疫情确实对农民的收入有很大影响。
一、农产品影响
比如草莓生产正值销售季节,往年这个时候也是市民体验采摘的时候,对于草莓户而言不管是进入市场还是采摘销售都是旺季,但是今年很多地方摘下来运不出去,市民都在家里不出门,体验采摘的归零,对草莓行业来讲是极大的挑战。
尽管生产基地货源充足,但是却面临运不出去的难题,造成滞销;另外,人心惶惶不敢出门买菜购物,恐慌心理下影响了众多农产品的销售。对于农民而言,影响也是颇大。
菜农种植的很多的农产品滞销,我们当地的蔬菜大棚里种植的圣女果,往年最贵的时候8块钱左右一斤,而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农户种植的圣女果才两块多钱并且出现了滞销,外地客商进不来,我们出不去。让农户愁容满面。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开不了工,农民也不能外出务工,尤其跨省务工人员。
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市的利弊分析
观察与思考——农村劳动力转移,利弊何在?
改革开放给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许多农民离乡离土,走向城市。据统计,农村人口仅16.8万的将乐县,目前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已超过2万人。这些外出经商的农民,有的已成为百万富翁,有的甚至拥有上千万元的固定资产,他们“暴富”的消息传到家乡后,一批批农民又纷纷走向山外的世界。于是,诸如外出党员如何管理、外出农民的计划生育如何管理、农业结构如何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便摆在了当地党委、政府面前。日前,笔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将乐县白莲镇、安仁乡的党政领导。
管好外出党员不容易
外出党员由于平时忙于生意,与家乡的党组织几乎失去了联系,更谈不上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安仁乡在上海经商的党员有60多人,占全乡党员总数的15%。如何做好这些外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发挥外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乡党委经过认真调查,于3月初成立了“上海安仁商会临时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梁宪周在电话里告诉笔者:“目前,在上海经商的外出党员的组织活动已正常开展,许多党员都说重新找到了党员的感觉。”
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沿海地区,也活跃着一批白莲镇的农民党员。目前,白莲镇党委依托广东白莲商会正在开展外出党员调查摸底工作,然后将根据外出党员分布情况,报请县委组织部批准后,近期内准备在广东东莞和我省泉州成立临时党支部。
外出党员流动性大,怎样才能保证他们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呢?将乐县直党工委委员、组织科科长介绍道,向外出党员发放《党员手册》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办法。具体做法是:每位外出党员按《手册》规定的内容,将自己参加党内活动和日常社会活动的主要情况按月如实填写入册,接受党组织检查;党员所记录的情况要对照标准,自己记分,每次(项)活动必须写上证明人,以便党组织核实;而驻外党支部每季度查看一次《手册》,核实所记录的情况和核定得分数,并在支部会上进行评议,签署评议意见,年终进行总评。这一做法的好处是,既便于党组织及时掌握流动党员的思想、工作动态,又可以起到党员对党支部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
“甜蜜的事业”略带苦涩
外出的农民多,外出的育龄人口自然也多。安仁乡仅在上海经商的育龄人口就有976人。这几年,安仁乡、白莲镇依托商会成立了驻外计划生育协会,在当地建立了联系点和服务网点,既加强了对外出农民计划生育的管理,又方便了外出育龄群众办理有关计生手续。尽管如此,搞好外出育龄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依然困难重重。白莲镇党委副书记谢家裕深有感触地说:由于大部分外出农民从事的是推销业务,去无定处,居无定所,打他的手机,一听说是家乡来检查计划生育的,随便给你报个住址,按住址找过去,一问,根本就没这个人,难以管理到位。
对外出农民的计划生育管理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做法?笔者采访了将乐县计生局副局长熊发顺。熊发顺副局长认为,当地政府和计生管理部门可根据外出农民流动性大,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建立一套以“点、线、网”为结构的外出农民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点:就是在外出农民较集中的城镇,建立计划生育协会和较为稳固的服务站点,常年开展计生宣传与管理工作;线:即建立、健全外出育龄人口联系制度,保证联系、沟通不断线,及时准确地掌握他们的生育动态;网:则是通过先进的通讯方式,做好计生协会、服务站点与外出育龄人口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信息沟通。
劳动力转移利弊并存
白莲镇党委书记黄居中认为,大量农民外出经商、打工,既有利又有弊。有利的方面是,白莲镇部分农民自发地走出大山,到全国各地寻找新的就业渠道。他们致富了之后,不忘为家乡的两个文明建设献策出力,捐资为家乡修路、建学校,还帮助家乡推销土特产品。此外,这些人多年在经济较发达的城镇打工、经商,汲取了许多城市文明的养分,积累了不少经商办企业的管理经验,他们回到家乡后对带动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将起到重要作用。
不利的方面是,敢于走出去闯世界的农民,在当地往往是各方面都比较能干的“农民精英”,有的还是比较优秀的村干部和村级后备干部。这些人走出去之后,对村级组织建设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对于外出农民多会影响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将乐县委书记杨光祺认为:面对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当地党委、政府在克服随之带来的一些矛盾和困难的同时,要抓好外出创业劳动力的“回归”工作,努力发挥“凤还巢”的回波效应。也就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那些外出经商打工事业有成者,回乡投资兴业,使他们成为振兴当地农村经济的带头人,以带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走向成功之路。此外,要从长远、全局、根本利益考虑,应在抓好农村劳动力智力与技能培训的同时,狠抓开发新的产业,特别是发展那些劳动密集型,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服务的第三产业,实现劳动力就地就近消化转移。□周佛胜
❻ 3. 农民外出打工对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好处只是增加经济收入吗还有那些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农村现代化建设。
促进了农民身份的转换,加速了农民现代素质的积累。大量农民进城从事第二、三产业等,使成千上万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农民从农村流向了城市社区,成为新的城镇人口或“准城镇人口”,从客观上加速了农民现代素质的积累,敢于冒险、敢于拼搏,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日益减少了由农耕生产方式赋予农民农耕生活的孤立、守成、安于现状、褊狭与愚昧等,农民身份的转换,大大加速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3.有利于发挥城市的“扩散效应”,外出打工农民回乡创业,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化。农民从经济落后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不仅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中不少人回到家乡开始自主创业,这些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昔日农民,如今成为带动当地经济迅速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据安徽省的统计资料显示,全省每100个外出打工的农民中,就有2-4人走上了回乡创业的道路。目前安徽省外出打工创业的人员已有10多万人。他们在田野里盖起了厂房,创办农业产业化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资源的就地转换。四川省外出打工者中有40万民工带着资金、技术和项目返乡创业,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80万人,产业涉及电子、制衣、纺织、家电和化工等行业。
4.正在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壁垒,促进农村城市化。当农民不甘示弱、吃苦耐劳和特有的创造精神在城市谋得就业岗位后,却又受到来自城市各个方面的抵触和地方政府政策的限制,农民在申请城市户口、子女求学、人身安全和自由、身份限制、身份歧视、打工中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方面遇到了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是农民从根本上转移身份的最大障碍,由于社会各界的理性支持与农民流动的互动汇集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不断地冲击着城乡之间的壁垒,极力打破这种壁垒的封锁,促进了国家和各省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应运而生。如湖南、广东两省在2002年颁布了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其中湖南省关于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二元制”管理模式,将其统称为“湖南居民户口”等方案特别激动人心,这是真正体现打破城乡之间壁垒还农民“国民待遇”身份的第一步,是农民外出打工对户籍制度改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这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中心城镇转移,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❼ 农民工外出打工对农村带来哪些好处
增加经济收入,引进资金,信息,以及先进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涌现出来了一支新型的劳动大军,这就是农民工。他们从最初的“离土不离乡”,发展到“离土又离乡”,进入工厂、进入城市,分布在经济建设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创造着惠及全球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创造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用全局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农民工问题,越发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重要,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好。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小康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阶段性特征。这一群体的出现和形成,是继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和乡镇企业崛起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农民工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增收、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从深层次看实质是如何立足中国国情,顺利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农民问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个大战略。一是关系解决“三农”问题。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农民外出打工,走一户“活”两户,改善了农村资源配置,缓解了人地矛盾。农民外出打工是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其打工收入每年有5000亿元以上,这笔钱已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是目前任何投资都不能比拟和代替的。二是关系工业化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农民工已成为建筑业、制造业、纺织业等行业员工的主体。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创造性,对于我国工业发展至关重要。三是关系城市化健康发展。让农民工合理有序地进城,逐步融入城市社会,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城市化必须解决好的一个现实问题。四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一亿多农民进城务工、流动就业,搞好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公平,是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五是关系深化改革。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有利于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也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转变。
总起来说,农民外出务工,为工业发展增强了竞争力,为城市繁荣增加了活力,为改革开放增添了动力,已经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研究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所以说农民工问题是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同时,农民工问题又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短期问题。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是必然趋势。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民多,又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因而这个转移的过程可能更长。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农民工队伍还将继续壮大,在很长时期内农民工保持较大规模、并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将是一个必然现象。可以说,解决农民工问题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始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及城镇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将对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气候”,但从一开始就伴生着一系列的问题。
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劳资纠纷明显增多。在城市和工厂里,企业主随意让农民工加班加点,劳动强度过大,用工管理不规范,生产生活无保障。
转移方式无序,存在较大盲目性。目前劳动力市场很不规范,中介组织很不健全,农民外出就业仍主要依托血缘、地缘、人缘等传统关系网络。农村劳动力有组织转移的只占10%—30%左右,大部分处于自发状态。
培训机制不健全,外出务工人员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目前,农村外出就业民工初中和初中以下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为80%,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占70%左右。农村进城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差、职业声望低、工资收入低。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在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已占相当比重,应明确农民工产业工人的主体地位,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代之以从事职业的称谓,与城市职工同等身份,同等待遇,同等地位。参与城市所在地的政治社会生活,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新华网1月18日消息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19期刊登文章《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作者到四川、浙江等地进行“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经济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诉求”专题调研。文章指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数量约有2亿左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而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文章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4项建议。全文如下:
——以四川、浙江为例
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农民阶层迅速分化并向城市迁徙。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实现了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彻底的一次解放,是中国产业工人划时代的整体性更新。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感悟的驱使下,农民工问题成为我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国目前有多少农民工?
2005年7月中下旬,我作为中央党校学员调研组的成员,到四川、浙江等地进行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经济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诉求”专题调研。回来之后,又收集了一些相关材料,做了进一步的案头调研。总的感觉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
四川的一份资料表明,2004年全省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25.2%。对于这几组数据,可作三点分析:首先,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次,200万个农户举家迁往城镇,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而是人口以户为单位的群体大迁徙。再次,576亿元的农民工劳务收入,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这标志着农民工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止6月份,全省有1537.36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333.0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375.58亿元,同比增加61亿元。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发展的强劲势头,数量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一般认为,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有两大因素: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这两大因素具有鲜明的变量波动,如果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宽松,农民工的流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有两个数字可以参考。一是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二是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就业人数。据有关统计,2004年前者为1.38亿,后者为1.02亿,两者相加为2.4亿。但这两个数据有交叉重合,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中有一些不是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人数又不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此外,有些乡镇企业改制后不再纳入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统计范围,但一线工人仍然以农民工为主体。除上面两个数据外,还有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说明农民工群体之宏大。比如,200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达18.9亿人次,比10年前增长6.7亿人次。农民工一般占春运客流的60%以上。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1.8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
农民工属于什么阶层?
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是的,尽管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有多年的坎坷历史,但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农民工一直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必须看到,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
在浙江我们了解到,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都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娶妻生子,但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这些“白领”农民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家乡的地已经不知道谁在种。自己这一代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下一代一定要改变!”调研中,我深感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现代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抽样调查,在农民工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除了出身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相去甚远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分离和融入还处于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期,由于打破城乡分割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农民“血统”还会延续下去。尽管如此,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独特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日益成长为一个迫切需要社会认可的新兴阶层。
影视媒体不要歧视“农民工”
农民工处于何种生存境况?
坦率地讲,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而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生存境况的主要问题是:
(一)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一项调查显示,7.5%农民工的月工资在600元以下,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这是公开的秘密。有的企业主直言不讳地抱怨,“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去年以来,尽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35.15%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18.87%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看来一些地方还有50%左右的农民工难以按月拿到应得的工资。
(二)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比如,浙江79.7%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800元以上,听起来不算太低。但是,这绝不是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报酬。我们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就是在这个企业的食堂里,我看到一位年龄很小的农民工正在吃一碗稀饭和一盘土豆片。我问他,“花多少钱?”他说,“一元钱”。我接着问,“一月工资多少?”他说,“620元,但加班也完不成定额”。大企业如此,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比如,浙江海盐一个制衣公司的农民工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公司为应付劳动部门检查,还特别制作两份工资表。四川省总工会的一个调研材料反映,某服装有限公司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高达13—17小时,一周5天,天天加班,超出了生理极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地方的农民工因劳动强度大,拖欠工资等劳资纠纷,组织集体罢工抗争。南方某地级市一年就发生几十起农民工集体罢工事件。
(三)作为“高危劳动力”,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繁。四川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浙江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调查中我们感觉到,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低。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3.41%参加工伤保险,0.84%参加医疗保险,0.83%参加失业保险,2.99%参加养老保险。该省南充市南坪区的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39人,其中农民工寥寥无几。农民工参保率如此之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相当多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农民工参保的“门坎”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但力不从心;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农民工流动性大,个人账户转移无法衔接。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装备,农民工加班加点疲劳过度,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四川有问卷调查显示,62.2%的农民工没有劳动保护用品,57.75%的农民工没有经过安全生产培训,9.3%的农民工发生过一次工伤事故,4.23%的农民工发生过两次工伤事故。在浙江,我们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全省每年起码有1000名农民工的手指被机器断掉。有的小企业、小作坊,化学用品管理混乱,生产、生活、仓库“三合一”,农民工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品和气体,职业病发病率很高。一方面农民工极易患职业病,工伤事故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后,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农民工把伤、残、病带回家乡,社会矛盾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这是一些农民工生存境况悲惨的一面。
200多民工4个月没发工资 讨薪不成惨遭暴打
中国开通农民工维权专业网站
农民工问题有多么重要?
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已经衍生为“四农”问题,那就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加上农民工问题。为什么把农民工问题单独列出来?可以从三个角度说明其重要性。
(一)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我国农村现在是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经营,全国18.37亿亩耕地,人均1.41亩,2.49亿农户户均7.3亩,耕地块数5.8块。数以亿计农户的土地微小规模经营,汪洋大海的传统小农经济,要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非常困难。农民工现象与这种状况密切相关,他们外出打工是不得已不为之,是对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落后农村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瓶颈。因为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才能提高农业整体效益,才能繁荣农村。如何减少农民?通过什么渠道减少农民?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及时转换农民工身份,无疑是一条最重要的渠道。目前,我国有4.9亿农村劳动力,除了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起码还有1.5亿有待转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破解“三农”问题就必须抓住农民工这个关键,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在新的领域中实现新的突破。
(二)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工是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农民工问题解决好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一些难点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绕不过农民工这道“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业怎样反哺农业?城市怎样支持农村?其实还有一条捷径可走,就是以近2亿农民工为“反哺”与“支持”的桥梁和纽带,紧密工农关系,疏通城乡血脉。比如,四川省今年上半年农民工的劳务收入经银行和邮局汇回农村287.4亿元(不含卡汇等取到),净增134亿元,增长88%。这些劳务收入是农民工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反哺”和“支持”,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投资和企业赞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实效最强。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工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非凡贡献;未来的年代中,农民工还将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载体。
(三)农民工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矛盾中,农民工问题最为复杂。特别是一些地方及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待遇,使农民工与企业主的劳资关系紧张,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不融洽,与社会管理不和谐,有的地方农民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广大农民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在城市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农民工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比如,南方某地级市每年有1万名农民工因公致残,有近5000名农民工因交通事故伤亡;流动人口犯罪率占犯罪总数的97%,抢劫、偷盗等刑事治安案件主要是农民工所为。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我国的农民工现象持续多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仅是一个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理论层面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现在看来,有必要把农民工问题提升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实践和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突破“三农”问题的经济学求解
特刊:缩小城乡差距,走出三农困境
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做些什么?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特别是“两个趋向”重要判断的提出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方略的确立,使农民工的就业条件和生存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对农民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地方也创造出一些很有成效的经验。目前,无论是宏观的政策导向,还是微观的企业环境,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里提出几条建议:
(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农民工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要树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近期的重点应该是,把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的突破口,制定政策法规,明确工作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
(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要在全社会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理念。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重点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的问题。与此同时,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是治本之策。
(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培训农民工,实际是造就新一代产业工人。农民工输出地要抓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前的基本技能培训,主要措施是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提高补贴标准,试行农民工“培训券”,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之前得到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农民工输入地要抓好转移后的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特别要充分发挥用工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城乡分割的作用。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但是假如简单地将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变为市民身份,弊大于利,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还是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一要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二要弱化农村人口迁徙的“寻租”动机,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这些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节奏和配套,不能操之过急或单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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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进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农民进城的“门坎”低了,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任务就更重了。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统筹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部门,部门之间既有“各管一段”互不衔接的问题,又有“共管一段”责任不清的问题。应该从自上而下理顺农民工工作的关系,抓紧制定全国农民工就业规划、农民工工作政策措施。农民工较多的大中城市也要设立相应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切实维护权益,具体指导就业,协调管理事务,提供社会服务
❽ 农民外出包地反映了什么现象
外出包地反映自己的家乡土地缺乏,生产力的 ,外出种地可以获得新的技术
❾ 外出打工的农民为城市带来了那些变化他们的劳动又与你的生活有怎样的联系呢
外出打工的农民为城市和乡村带来了那些变化?
1)对于城市,大大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为城市各行各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和消费群体.推动了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工转为城市人口.促进了生产力进步.但是也有缺陷,如提高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城市治安恶化.
2)对于乡村,减少了农业劳动力,提高了农业效率.加强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近年来出现了留守儿童和乡村空心化,农业荒废等社会经济问题.
他们的劳动与我们的生活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1)一方面,提高了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和城里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街上的小吃摊,超市里的收银MM,商场里的售货员,饭店的厨师服务员,理发店的员工等各行各业,很多都是农民工.没有他(她)们的劳动,现在看来那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到城市打工呢?
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前,工业不发达,从事工业的城市人口较少.改革开放后,城市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原来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反,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产生了大量农业剩余人口.农民涌入城市,刚好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都经历了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现象.中国出现这种现象是好事,说明我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虽然这进程比欧美发达国家迟了100多年!
❿ 外出打工的农民为城市和乡村带来了那些变化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变化,凝聚了农民工的伟大贡献。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内贸到外贸,处处都能看到广大农民工的身影和足迹。农民工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中国的农民工为我国农村塑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即打工经济和劳务经济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我国有8亿农民靠种地饭吃,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规模效益。这种农村的经营结构和作业方式,是中国农业落后的体制性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民,离开土地到外乡、外省、外国去打工,出口劳务经济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许多乡村收入的主渠道是打工族的劳动经济收入。由于劳务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繁荣,加快了农民致富的步伐。农民工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解决了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突破。
农民工打工挣钱后,农村可以说也是发生着日新月异、让人可喜的变化。穿着上,我们注重了衣服质量、款式、名牌,已经不在为衣服穿着发愁了,现在发愁的是我们的衣服太多,而为平时穿什么衣服而发愁了;吃的方面,农村变化更为明显,超市开进了村里、村民家身边,菜的样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鸡、鸭、鱼、肉也已经成为了我们桌上经常出现的食品;居住方面,重新翻建了房屋,纸窗户换上了塑钢窗户、炉子换成了暖气、茅厕换成了冲水厕所、土炕换成了舒适的大床、电视的尺寸也变大了;出行方面更是明显,几乎每个农民家里都买了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农民出行已经不在困难。
二、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打工,助推了全国城市化建设的步伐。据全国初步统计有1.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从事房地产、社会服务等大量的岗位,他们含辛茹苦、紧衣缩食,在相当恶劣的环境中辛苦劳作,才盖起了城市一片片住宅小区,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进城务工农民通过多年的劳动和原始积累,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有不少人在城市购买自己的住房,也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支持了城市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购房一族”,为城市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没有农民工的辛苦劳作,就没有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