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国人口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能缩小多少，户籍制度改革就能推进多少
我们现在没有正式的关于农民工进城数量的统计，所以，我看到的比较正式的资料显示，是1.3亿农民工进城。当然还有人说数量还要多，总之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通常人们形容它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我们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把他们的父母、孩子都留在了农村，形成了农村人口的“老少化”。就是说恰好就是中间这一块劳动年龄的人都出来了，留下了两头的人口，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本来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农村是滞后于城市的，也就是说农村人口老龄化本来要相对慢一些，由于加上人口的机械流动，造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很高。再一个由于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政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还遇到很多障碍，因此他们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农村，形成大规模的留守儿童。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彻底。应该说从80年代以来，户籍就已经在改革。户籍制度不能简单看成是一个人口登记，而是对劳动力的流动和打工条件的一个认可。那么从这个意义说，户籍制度一直是在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的很大的城乡、城市劳动力两元市场上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就说明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障碍。因此它的突破口也应该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户籍制度本身的劳动力流动的这层含义和其隐含的背后两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这两层含义互相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也构成一种两难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改善了农民工进城居住和打工的条件、政策环境；但是它也相应地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我可以进城打工了，去争取在农村得不到的高收入，但是我接下来还要考虑我的家人是不是能跟我一起来，我的孩子在城市能不能入学，我未来的养老保障，我能不能预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这些东西都提出来了。
目前有很多城市尝试着进行一些户籍制度改革，比如说把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取消，变成统一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但是接下来很多城市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城乡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有巨大差距。如果这个时候说来者不拒，我可以说取消户籍制度限制，但是我不能满足你所有的城市保障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包括从十七大到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强调在城乡之间形成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的一体化统筹，也就是说“阳光普照”。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是一个曲线的方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所以这条路是对的，也是我建议的第一条途径。就是说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能缩小多少，户籍制度改革就能推进多少。这是一个条件。
除此之外，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相应地城市少年儿童的比重和绝对人口数量就大幅度减少。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机会，城市原来形成的基础教育资源，如果只按户籍人口来配备的话，已经相对过剩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具有了一定的条件来为外来劳动力的子女解决教育服务。除此之外，从道义上说，目前城市劳动力就业中非常大的比重是农民工，农民工与本地人就业总数的比率现在是46%，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对税收作出了贡献，而税收是我们基础教育的来源，也就是说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基础教育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问题现在都认识到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财力的问题，还有制度设计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一个优先序的问题。我认为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更大的是城乡的福利差距。因此这个时候就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的迁移行为中就带有了一些追逐福利的因素了，就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转移了。因此那时就会遇到蜂拥而至、不堪重负的情况。所以不太可取也不可行。即使放开了，任何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已有的福利汇集到新涌入的人群上去。因此就变成了走两条路：一条路是缩小城乡之间的福利差距，让势能减小。与此同时，还要加速劳动力的转移。户籍制度、人口的自由迁徙是要走一个渐进的道路，渐进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历的、选择性的迁移。以前各个城市是公安部门给一个定额，这个定额是固定的，而且还要符合很苛刻的条件。而后来，大多数城市选择的改革方式是不要定额了，而是制定几个选择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可以改变的。有的城市最初根据自己的能力把标准定的严苛一些；后来根据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对外来人口需求量加大，就把标准定的宽松一些。因此，农民工进来就进行了边际上的就业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接下来，户籍制度也就跟着进行改革。因此，从就业入手、劳动力转移入手到社会保障的新设计、接续到户籍制度改革，三者就可以衔接上。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条件。与此同时，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又是创造一个大的外部环境。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现在这个逻辑了，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比较走得通的，也是比较稳妥的改革之路。
“民工荒”与农民工收入
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马上转化为消费，消费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价格上涨，有供给原因、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动。
说到宏观经济形势和人口关系，归根结底人口是一个长期的慢变量，也就是说，它总的来说不会影响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但是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因此说它们是有关系的，但在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又不会直接看到。从2004年我们就看到了“民工荒”，但是当时我们以为这是局部的，是因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造成的。但是接下来“民工荒”没有消失，而是从珠三角扩展到长三角，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在东北，在一些传统劳动力输出的地区也有严重的“民工荒”现象。去看人口结构发现，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中国人口转变提前完成。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由青少年人口负担率比较重的人口结构变成了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人口结构，但是接下来这个人口结构的增速减缓，现在是逐年减缓。预测再过一两年就不再增长，再过十年八年可能就会下降。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作为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农村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和“民工荒”现象是有关系的。
80年代就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有1.5亿。90年代又说增加了40%以上都是剩余的，有1.5亿到2亿。以后也可能还在有人说。但是这个不和逻辑。因为80年代实行家庭承包制，释放了农业中的劳动积极性，从农民公社的体制到更有活力的家庭经营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因而那个时候说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合理的。接下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目前已经超过1.4亿人，此外还有农村个体经营、私营企业，这个加起来有5000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人转移出去，转移到城市打工，至少有1.3亿人。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情况下还说有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就说不通了。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种可能的假设，在不同的假设下可以看到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充其量有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看这1亿人的年龄结构，一半以上已经是超过40岁的了。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要克服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心理成本等，也就是说过了40岁，他们转移的动力就不强了，转移能力也弱了。因此也就是5000万的劳动力可以供转移。再加上这几年“三农”政策见效，在农村务农的收益有了很大改善，因此相当大一部分人决定不外出了。因此产生的“民工荒”现象也就很自然了。
那么“民工荒”加上这几年城市就业的改善，比方说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失业率稳中有降，消除了下岗（下岗转成了登记失业），劳动参与率有所回升。整个劳动力市场形势是有所改善，和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都有关系，也和劳动力供给背后的人口结构也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逐渐丧失这个特征转向比较平衡、甚至是局部的短缺，它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上涨。
其实正规部门的城市职工的工资上涨是很快的。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也在上涨。2003年以前农民工的工资有10年基本都没有变； 2003年涨了0.7%，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2004年涨了2.8%，2005年涨了6.5%，2006年涨了11.5%，2007年有调查显示涨了20%。我自己也做了大量调研，从局部观察能验证这个变化是可靠的。这说明通过城乡居民就业的扩大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提高。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马上转化为消费，消费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价格上涨，有供给原因、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动。需求拉动这部分第一是一个好的现象的结果，是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结果。第二，它又会产生一个有利于农业、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农村扶贫的一个效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宏观经济产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防止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向明显的通货膨胀转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好政策手段的选择。一部分是说防止全面的过热、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都应该适当使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需求拉动的食品价格这个部分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它压下去。过去的扶贫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扶贫里千手段、万手段，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最见效的。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农产品价格都停滞徘徊，这个提高是有好处的。另一个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城市里的低收入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农民，因为农产品涨价，生活水平会受到一些影响，会把他们增加的就业收入抵消很大一部分。因此，去帮助避免低收入群体在食品价格涨价中丧失他们已经得到的好处，这些财政手段是必要的，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过去政府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中包括了这一部分，那还要看到底够不够。这就是我对宏观经济的一个看法，但只是局部的。
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其中构成基尼系数的40%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基尼系数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城乡差距缩小的因素，我们却没有找出来（没有计算在内）。
十七大报告讲的非常清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从两个领域着手。一个是从初次分配领域，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从继续扩大就业的角度出发去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可能是最好的能够把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途径。实际上，很多人说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是一个现实，但是也有背后的一些机制被忽略。比如以就业扩大作为一个起点来看，因为过去农民工转移到城市工作，城市再就业取得成效，新增劳动力也遇到了一些结构性的困难，但是就业增长也很快。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比较快。我们很长时间看到高收入阶层收入涨太快，低收入有一个徘徊。但是从2002年以后，我注意到，如果城市居民收入五等分，其中的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逐渐加快的，逐渐向最高的20%的增长速度靠拢。到了2006年，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达到12%，而最高的20%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则只有9%左右。低收入阶层的增长速度快过高收入阶层了，但这个的确是不足以缩小收入差距。但这也说明了通过扩大就业是可以形成一个有利于贫困者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导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增长较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加快，也导致对食品的需求提高。
我们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但是总体上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总体结果是满意的，为什么这个警戒线没有起作用？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我们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我们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也在涨。还有一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把经济增长中缩小差距的一些因素忽略掉了。比如说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其中构成基尼系数的40%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基尼系数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城乡差距缩小的因素，我们却没有找出来。因为任何政府实施的再分配政策都是有利于改善贫富差距的。但是历史上一个国家从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走到城乡差距缩小，以至消失，归根结底不是靠再分配政策。这个历史过程靠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我们也遇到了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劳动力流动，但是这个流动所产生的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从我们目前的统计中还没有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亿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是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80%左右，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差不多两倍。正好处于一个中间力量，是缩小差距的因素。但是这批人的收入既没有在城市住户调查中得到反映，也没有在农村住户调查中反映出来。因此这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没有得到反映。如果把这重要一部分的因素加进来的话，我猜想城乡收入差距会大大缩小。与此同时，由于它在计算基尼系数中占有很大比重，就也会缩小我们的收入差距。我说出这两个因素并不是说大家说的趋势不对，而是说我们通过分析这种机制，能够找出缩小乃至消除收入差距的路径。即继续保持劳动力的流动，通过这种途径从初次分配中解决差距缩小的问题。再分配中则可以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出来，把富裕地区的一部分收入进行转移致富，特别是通过覆盖城乡、覆盖所有地区，所有人群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形成一种普照之光，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缩小实际的差距。
❷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❸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在带来一定的人口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经济上的问题。这首先就表现在人口老龄化深刻影响了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同时社会又有大量的老年人需要供养，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但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带来“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1、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是由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在人口老龄化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较小，甚至小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幅度，那里就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现象。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欧洲等发达国家表现比较明显，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为制约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 对于中国，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资料，15到59岁的劳动人口，从1950年到2015年呈增长趋势，中国15到64岁的劳动人口，到2015年达到10亿左右的高峰后逐渐下降，2050年降为8.45亿。劳动人口比重则从2005年的71%下降到2050年的60.7%。劳动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开始1970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生育高峰造成的，少年儿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变化不大。从1970年到2010年将近40年的时间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呈增长趋势，从56%提高到72.2%。此后，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呈不断的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71.9%直到2050年的60.7%。 由于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十分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2、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加大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常用的抚养比指标有：总人口抚养比（简称总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简称少儿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简称老年抚养比）。在我国，一般以15岁到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为被抚养人口。抚养比指标反映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抚养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人口老龄化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上升。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50年(7.26)到1970年(7.68)经过短暂的增长后开始了平稳的下降。然后从1970年(7.68)开始，老年抚养比开始了不断上升的阶段，直到2050年的38.88%，此时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还不到3：1。即平均三个劳动年龄人口要养活一个老人。 由于少年抚养比的不断上升，从1950年到1965年，总抚养比呈强烈的增长趋势，1965年达到80.51%。此后，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少年抚养比急剧下降，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从1970年的78.57%下降到2010年的39.47%，达到最低谷。从2015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则从40.33%猛增至65.40%，不但超过了印度、印尼、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且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65个非劳动人口，不但会使社会负担很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从微观层面上看，当我国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家庭的代际抚养比就会出现大幅度提高。未来我国家庭现阶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个成年孩子将负担6个长辈。虽然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行有助于缓解家庭负担，但这一模式的高家庭抚养比仍将影响年轻劳动力的收入支出。因此，未来我国将面临老年人社会抚养比和家庭抚养比的双重挑战。 3、老龄化过程中的 “人口红利”时期 老龄化虽然对劳动力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有利影响，一个广为人知的好处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学说的核心思想认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 在“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的收益率较高。而劳动力年龄结构较小，劳动者为养老而进行储蓄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压低了利息水平，这两者都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众多的劳动人口产生了大规模的市场，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将呈现出投资活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局面。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无一不受利于“人口红利”。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持续，一般只有15-20年，而之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发展。
❹ 我国人口形势的增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过快，生活污水就会增多，造成水污染，二氧化碳也会增多，人多了车就多了，车多了就会排放有毒气体，破坏大气
人需要吃菜，种菜需要化肥，花费会使土地板结
人需要住房，住房需要用地，人需要吃肉，吃肉就要养殖一些牲畜，牲畜对植物会有破坏，人会捕杀一些野生动物，是另一些动物的天敌消失，会破坏生态链...等等吧
你自己总结总结吧
我倒
要2000字啊？
我没时间写的
我给你找一篇
然后你归纳一下子，成为自己的语言吧
7-3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人类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膨胀，也对环境造成许多影响，其途径是多方面的，范围也在扩大。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人口增长对生存环境的压力
1、生存空间及承载力
宇宙环境是无限的，但是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是有限的，而就是地球(屹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地球的重量5.875×1021t，面积510083042km2(即5.1亿km2)。
纵观人口增长史，我们将发现越往前人口增长1倍的时间(倍增期)越长，越往后，增加1倍的时间越短。公元时代开始，人口增长1倍约用450年，第二次增长1倍时间为400年，接着，为100年，45年。目前是35年左右，有人以1970年世界人口为36.8亿做基数，按每35年人口增长1倍的固定增长速度计算，到公元2705年，整个地球表面每m2将有10个人，到公元3535年全世界人体的总重量超过地球的重量。这是难以想象的情景。
另外，地球对人口的容纳量，不光指按容器的容积大小计算，而是指人类在地球上维持永久生存下去的最多人口数，地球上植物的总产量按能量计算，每年为660×1015千卡，每人每天维持正常生存需能量2400千卡，年需能量8×105千卡，那么要养活地球上60亿人口年需能量4.8×1015千卡，占植物总产量的0.73%。按这样计算，地球上的植物总产量可养活8250亿人口，但人类仅能获取植物总产量的1%，因此，仅能养活82亿人口，况且地球上以植物为食的不仅仅是人类，其它各种动植物都直接、间接地以植物为食，还有许多植、动物是不能供人类食用的。
2、对气候的影响
人口增长，会因呼吸、燃烧、工业发展等使排入大气的CO2、NOX、SO2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学烟雾、温室效应等发生。近百年来，全球地面气温增加0.3~0.6℃。80年代为本世纪最热的10年，1988年平均比1949~1979年增加0.34℃，海平面上升14.4cm，我国上升11.5cm，估计到2030~2050年，全球年平均气温比近几十年还要高1.5~4.5℃，将比过去一个世纪高5℃左右。
3、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目前世界平均城镇人口比例为42.2%，而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例为79%，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占26.2%，约3亿人，1982~1990年间每年以4.35%的速度递增，高于49~81年的3.99%递增速度，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达35.7%。
人口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由于人口过分集中，导致住房拥挤(90年底，我国城镇共有无房户、困难户800多万户，1988年统计，全国人均居住面积在2m2以上一特困户尚有55万户)。2002年统计，我国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21.3m2。交通堵塞，是城市的另一大难题，据统计世界295个城市公共汽车行驶速度，天津倒数第一，北京第二，我国各大城市速度逐年下降，水源紧张、环境污染(大气、噪声、垃圾、卫生、绿地)。究其原因，均为人口膨胀，市区人口过密所造成的。
就业困难
二、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
地球上水的总量为13.8亿km3，其中96.53%以上为海洋咸水，地球淡水的总量为0.35亿km3，只占全球总水量的2.53%。其中3/4是在南、北极的冰帽和冰川中。因此，人类易于利用的淡水约占全部淡水的20%左右。而直接能取用的河、湖淡水仅占全部淡水的0.5%，可见能供人类直接利用且易于取得的淡水资源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对水的需求量已达到本地区供应能力的极限。公元前一人一天耗水12L，中世纪增加到20~40L，18世纪到60L，当前欧美一些大城市每人每天耗水达500L，每年人均耗水超过104m3，每年消耗水资源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任何资源的使用量。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用水总量接近3万亿m3，目前许多地区缺水问题十分严重。
我国水资源总量2.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
二、粮食问题、土地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
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
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9.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福建省只有0.04公顷。
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16.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9.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13.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2.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
三、能源与资源的问题
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65.8%，煤仅占18.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5.6%，煤占29.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75.06%，石油、天然气仅占19.4%。
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人口对环境的影响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在利用环境与征服自然方面取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经常从新闻媒介得知的生态危机。这是由于人对自身的发展失去控制而使环境遭到破坏，破坏的严重程度已影响到人本身，也威胁着许多其他物种的继续生存。许多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学者面对这种惊人的事实深感不安，他们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实行自我控制，以维持自身与生态环境间的平衡。虽然他们也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是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则是十分重要的措施，否则环境条件将继续恶化。
人口的数量，即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中世纪以来，中、西欧植被的变化情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昔日，居住于平原与河谷的农民砍伐森林，把比较平坦的地方开辟为肥沃的农田，形成人口密集的农业区。但是，在农业地区的边缘和农业区之间则是丘陵与低山，那里生长有茂密的森林，由于不适于耕作而被保留下来。由于森林植被与丘陵地形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所以，居住在中、西欧的丘陵地区的人往往把森林这个词视为包含着地形崎岖的地区。这地区森林面积的扩大与收缩就与人口增减密切相关。在战争、疫病和饥荒时期，人口数量下降，丘陵上的森林就向低的地方与平原区扩展；在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时期，森林面积就收缩。在1337—1453年，英法之间持续的百年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森林面积大大扩展。在法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把森林带到了法国”。在美国的东北部也有这样情况，最初的移民到达之后，就砍伐森林、开辟农田。当时，农业随着森林砍伐的速度而发展，以致于大片的森林消失。可是，从20世纪以来，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转向城市，森林也就向农田扩展，森林面积又在逐步扩大。
上述例子只是人口的数量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同森林面积的消长的关系，并没发生森林环境的重大变化而影响到自身的生存。而西班牙人在古巴烧毁森林作为种植咖啡的肥料以获取利润，却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他们并未预料到大雨把没有森林掩护的裸露土壤全部冲刷掉，而留下的却是赤裸裸的岩石，非但咖啡无法生长，森林也难以恢复。
森林受到人类破坏的后果是严重的，草原也同样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某些证据表明，从罗马时期以来，由于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的矮草草原上过度放牧，结果沙漠的面积逐渐扩大。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内蒙古南部的一些沙漠也是由于历史上不合理的开垦所造成的。过去经常说的“沙漠南移”实际上是一些地方由于不适当的大量开垦，从而助长了沙漠面积的扩大。
以上的事例充分说明，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因而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结果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实，这种结论并不完全正确。拿人们的消费来说，工业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其消费的物质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例如，美国人均消费的能源折合标准煤计算是10吨/人·年（1980），消费的肉类是108公斤/人·年。这个数字比发展中国家不是高几倍、十几倍，而是几十倍。总起来计算，美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5％，而每年消耗的资源大约占世界40％，所以，在美国每增加一个人要比发展中国家每增加一个人，对世界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大得多。
❺ 中国金字塔型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转变过程之所以长期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在于它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变量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内生结果；另一方面人口变量又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转变过程也是同样，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年龄结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
一、人口转变与年龄结构的变化
经过20多年的计划生育努力，中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0‰，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人口再生产类型既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反过来通过一系列渠道影响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结果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接受基础教育年龄人口比重将会缩小。幼儿年龄组人口比例的变动与老年组人口比例呈现一种互相消长的态势，即劳动年龄组人口比例相对稳定，随着老年化的进程，幼儿组人口比例相应降低。而这部分人口会相继转移到较高一级人口年龄组即基础教育年龄组中，因此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教育年龄人口的比例也倾向于下降。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稳定中略有增大。16～59岁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到1999年已提高到63．2％。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一个时期，直到老年化进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效应超过这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才会趋于下降。
第三，人口老年化进程迅速，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按照一般的定义即60岁以上老人超过10％作为老年化社会的标志，大约在1994年和1995年，中国开始进入老年化社会。由于传统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底座即幼儿组人口已经变窄，进而将缩小少年儿童依赖组（6～15岁）人口的比重，形成了向倒金字塔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结构基础，老年人口比重将持续提高。另外，预测表明人口转变趋势将继续。
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呈现少儿年龄人口比重减小和老年化加快的趋势。但是，城市和农村在上述两个主要人口结构变动上的进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城市与农村相比，更具有未来的人口结构特征；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略有提高的同时，城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已有下降趋势；城市老年化进程快于农村。
二、老年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面对中国日益加快的人口老年化进程，许多人担心会因为抚养负担加重减缓经济增长，从而降低经济福利水平。具体针对中国的特殊问题来说，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简单地对人口老年化的增长效应持悲观态度。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相对于人口过程，经济增长具有更为明显的中近期变化特点，而一些宏观经济波动现象，其短期含义更突出到几乎与人口结构变化无关的程度。对于一个转轨过程中的经济来说，经济增长的源泉是非常多样化的与可变的，并不必然受到人口变化的制约。
其次，与老年化进程同时，在21世纪初的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增加可以缓解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造成的负担。实际上，无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结构变化轨迹，还是对21世纪人口结构变化的预测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始终相对稳定，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少年儿童人口的减少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或者说前者造成的负担可以部分地为后者减少的负担所抵销。
第三，经济增长的诸种源泉并不依赖于人口年龄的变化。一般来说，引起经济增长或决定经济增长绩效的因素包括两种常规要素：（1）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投入，这取决于以往的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水平。在过去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国内资本的积累还是外资的引进，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在21世纪里，中国经济中不存在实质性物质资本积累障碍，后者将足以支撑经济增长。（2）可供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和就业水平，除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这还取决于人口总数、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丰裕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在可以预见的期间内不会构成增长障碍。
所有上述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都是可以改善和增进的。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有赖于两种非常规要素：（1）体制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机会，取决于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化。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成功，以及改革的不可逆转性是非常明确的。以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会产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2）人力资本存量与利用，取决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从整体来看，中国的教育、卫生以及营养水平相对低下，可以改进的余地很大。鉴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
三、疾病流行模式变化及其挑战
人口转变类型与疾病流行模式有密切的联系。一般的规律是，随着人口转变类型向低出生率阶段过渡，在一个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疾病类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中国逐步进入低出生率的人口转变阶段，其占主导地位的疾病流行模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并且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十分接近，而大大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形。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障程度，直接从生理学角度影响着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而间接从经济学意义上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许多研究不仅揭示了健康与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给出了在什么范围内健康状况改善余地更大，从而产生正的生产率效应。例如，一系列实证研究都表明，健康状况对成人存活率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存在着一个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表示的拐点，即超过一定的收入水平，健康状况改进的余地小，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微不足道了。我们假设低于拐点收入水平的人口都有通过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产率的潜力。通过粗略地推算，全国尚有8亿左右的人口，有潜力通过改善营养、医疗卫生从而改善健康状况，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中国能够在新的世纪继续其过去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人口转变的新阶段既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质量提高提供了机会，也对健康的进一步改善提出了挑战。抓住机会和应对挑战，有赖于从人力资本积累的三个支柱上进行一系列改革与建设。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教育体制和卫生体制的改革迄今是滞后的，包括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尚未完成。因此，在新的世纪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❻ 举例说明人口数量过多或过少会对环境（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
足够的人口可复以带制来规模优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当然，人口增长有利也有弊，但是只要处理得当，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工业革命时期，伦敦污染极其严重，以“雾都”著称，而现在伦敦人口比工业革命时增长了几倍，环境反而更好了。至于饥荒问题，主要原因是分配不均、农业政策失误（比如说中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政局不稳（比如说一些非洲国家，而那些国家恰好有的是地广人稀的）等，与人口过多更没什么关系。
❼ 人口问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
只需记住一点，危害最大的不是人口多，而是人口老龄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众多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在拼命鼓励生育。
❽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一)消费结构面临转变 老年人口的增加,对消费总的影响不大,但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消费支出,用于医疗方面的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消费、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将放慢。 (二)科技创新遭遇浅滩 老年人口的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从科技方面来讲,目前提倡的创新型社会,中青年的创新能力较老年人要强,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正是劳动力人口中中青年比例下降。这非常不利于我国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 (三)劳动力比例下降 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劳动年龄人口决定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力供给又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设备的闲置,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从而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从欧洲发达国家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正成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就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 (四)养老、医疗保障压力加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在退休人员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正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与此同时,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养老保险。据统计,1980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变到3:1,预计到2020年,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将超过l亿人,届时抚养比例将达到2.5:1。老年人群是医疗卫生资源的主要消费对象。据卫生部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可是我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尤为突出。
❾ 我国人口现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不利影响
中国人口总数大,对经济发展来说,利的是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使工业成本降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消费,但人口素质不高,高科技产业人才难觅,使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人们的节约和保护意识薄弱,对资源的需求量大,工业,农业,生活对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使中国的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人口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多,再加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够强,生态环境自然差
我国水资源总量2.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
粮食问题、土地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
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
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9.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福建省只有0.04公顷.
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16.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9.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13.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2.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
能源与资源的问题
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65.8%,煤仅占18.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5.6%,煤占29.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75.06%,石油、天然气仅占19.4%.
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❿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