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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12-12 11:03:07

『壹』 儒学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一、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儒学的现代意义”有两个: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 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
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
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
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二、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 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进入21世纪,可以说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因为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有一个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余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 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的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对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另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 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前不久部分学者讨论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合理性等。关于“文
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先生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其意义。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我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
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的诠释。 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不都比我们今天不如,有些问题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 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
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四,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
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即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道统”的儒学,是指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
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必有其传统,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是指它的学术理念,也许在这方面,儒学的正面价值比较多,它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三、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我国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三个哲学命题,也许可以说为我们解决三大命题提供某些宝贵的思路和应该特别重视的思想资源。 对一种学说作出价值判断,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考虑,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等等方面来考虑,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应是对它的价值作哲学的判断。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社会国家、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以此作为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 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有什么?我想,归纳起来有三大问题: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而这三个问题应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当今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我认为,我国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三个哲学命题,也许可以说为我们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某些宝贵的思路和应该特别重视的思想资源。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光靠儒家思想都可以解决。 关于“人和自然矛盾”的问题。1992年,世界1 ,575 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个《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其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话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将会遇到严重的危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虽然可以给人们造福,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自身的武器。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和破坏,资源的浪费,不仅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这种情况的存在,应该说和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有关,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西方哲学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以“外在关系”(“人”和“自然”是互不相关的二元)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的二元,研究一个可以不牵涉另外一个(但西方哲学在现代有一转向,例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对西方原有的二元思维方式进行了批评)。这就是说西方的思维模式从轴
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客”(即“心—物”或“天—人”)二分立论。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是在轴心时代就以“天人合一”(即“主客相即不离”)立论。 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可以说是《周易》,在1993年于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这条竹简大概是在公元前300 年前的东西。从这个记载看,“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说的是《周易》是研究天道(天的规律)和人道(人社会的秩序)会通道理的书。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研究“天”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人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因为人要生存就离不开“自然界”。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都在关注“天人关系”问题。当然如何处理和看待“天人关系”,自古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应顺应自然;有的学者认为应利用“天”来为人服务,“制天命而用之”;有的主张“天人交相胜”等等。但儒家思想的主流多主张“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其起源很早。我们知道,《周易》本来是一部
筮的书,它是人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易经》记述了这些,所以这就成为“天”、“人”关系的
书。所以宋儒对“天人合一”思想发挥得更加深刻了,例如程颐说:“安有知人
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朱熹说得更
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有人矣。”
在人产生之初时,虽然得之于天(由天产生的),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
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一个责任。如果没有“人”,
如何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如何体现“天”的“自强不息”,“地”的“厚
德载物”呢?所以人应该知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割为
二。所以,《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
道然后知命。”知道了“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生活
的规律),这样才叫做知道“天”和“人”有一个统一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知道
“天”(天道)和“人”(“人道”,社会)发展的趋向。我们可以说,“内在
关系”与“外在关系”不同,“外在关系”是说在“天”与“人”二者之间是各
自独立的,各不相干的;而“内在关系”是说在“天”“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
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天人合一”虽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很古老的哲学命题,它
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石,它同时也是一常新的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的诠释的
命题。我们在考虑人类自身问题时,必须考虑与“天”(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而且应结合“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不断深入探讨“天”和“人”存在着的相即不
离的内在关系。当前人类社会不正是由于长期严重地忽略了“天”与“人”的相
即不离的内在关系正在受惩罚吗?不是“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
路吗? 由《周易》开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易,会天道,人道也”的思想)
对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者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
发: (1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
“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
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
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
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现在人们只强调“知天”,
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地破坏“天”,而不
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科技万能)极端发展的表现。
“科学主义”否定了“天”的神圣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天”的超越性,这样就
使人们的人文精神失去了依托。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和
“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
“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
“天”看成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的恩惠。“知天”
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从而表现着“人”对“天”
的一种内在责任。“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的复杂关
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该如何认识“天”,同样也包含着“人”应该尊敬
“天”,因为“天”有其神圣性。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儒家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
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等),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也许正因为如
此,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这就是它认为“人”依“天”
所具有的“内在”品德经过自我德行修养而实现其“超凡入圣”的“超越性”。 (2 )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
“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
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
道理无法彰显,谁来担当实现“天道”的责任呢?这种对存在于“天”和“人”
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认知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王夫之对此有一重要的说明,他说
:“抑考君子之道,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
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天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
以其神化之精粹为性,乃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之秩序,而不可违。”
王夫之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是“易,所以会天道、人道
也”的很好的解释。“人道”本于“天道”(因“人”是“天”的一部分),讨
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人道”,这是因
为“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的秩序。所以张
载说:《周易》这部书“得天而未始遗人”。

『贰』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相关原理,说明“国学热”升温的原因及影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价值与价值观,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价值的创造与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是大范围,你挑着写

『叁』 儒学的现代意义

一、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儒学的现代意义”有两个: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 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二、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
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进入21世纪,可以说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因为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有一个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余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
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的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对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另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
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前不久部分学者讨论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合理性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先生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其意义。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我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的诠释。
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不都比我们今天不如,有些问题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
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四,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即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道统”的儒学,是指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必有其传统,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是指它的学术理念,也许在这方面,儒学的正面价值比较多,它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肆』 《三字经》对中国文学有何影响为什么要学习《三字经》

《三字经》是古代蒙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它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古人称它是“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奇书”。《三字经》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因为它用了最简单的形式,讲述了最丰富的内容,所以古人说:“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意思是说若能将《三字经》的每一句都读懂讲通,那么对国学中的经学、史学、子学就已经融会贯通了。《三字经》既是儿童的最好启蒙教材,也是现在成年人学习国学的极好启蒙读物。
《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大学者王应麟。王应麟生于南宋第四个帝王宋宁宗二十八年(1223),死于元朝第二个皇帝元成宗二年(1296),活了73岁,今浙江宁波人。字伯厚,号深宁居士。9岁即通晓《五经》,18岁中进士,官迁至礼部尚书。王应麟中进士后曾说:“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钓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意思是说当时求科举的人,都是沽名钓誉,得到了功名就将一切学问荒废,不是真正国家所需要的通儒大才。于是闭门发奋,广求旁搜,于天文地理、经史百家、制度掌典无不研究,成了一位极渊博的学者。王应麟做考官时,读到文天祥的考卷,称赞道:“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后文天祥被取为状元。王应麟忧时爱国,学问广大,治学严谨,著书二十三种,最有名的有《困学纪闻》、《玉堂类稿》、《玉海》等。《宋史·儒林》有传。王应麟也是所有蒙书作者中最有名的一位。正由于《三字经》出自一位渊博的大学者之手,才使得它在内容形式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也才能产生这么巨大深远的影响。
《三字经》以三字为一句,二句押韵。语言平易浅近,无艰深、古奥、勉强拼凑之弊,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其内容则广博丰富,堪称“传统文化小网络”。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做人和为学的关系,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第二部分讲一个人应该了解的道德、自然、社会、人生基本常识,从“为人子,方少时”到“此十义,人所同”;第三部分讲读书治学的次第,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第四部分讲中华历史的沿革,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第五部分以古圣先贤的故事及自然界的事物来勉励儿童读书成人,从“口而诵,心而惟”到“戒之哉,宜勉力”。王应麟是宋朝人,讲历史的部分只讲到宋朝,后世则屡有增补,直将历史写到清末。《三字经》以其灵巧活泼的形式、广博丰富的内容在宋朝后的七百多年间广为传诵,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启蒙书与劳动大众屈指可数的必读书。以前很多劳动者对于历史文化的知识就来源于《三字经》。民国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说:“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意思就是说如果用以教育儿童,今天的教科书都远不如《三字经》。
《三字经》自编定后,历代都有为其注释增改者,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明末清初的学者王相著的《三字经训诂》、清朝学者贺兴思著的《三字经注解备要》、民国国学大师章太炎著的《重订三字经》。王相字晋升,也是一位著名蒙书作者,著有《五言千家诗》,流传甚广。另有《尺牍嘤鸣集》,教人写信的;《女四书》,教女子道德学问的。他的《三字经训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注解了《三字经》的内容,阐发了《三字经》的深义。贺兴思生平不祥,但他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则内容详赡繁富,旁征博引,可以增广许多知识,也足见其学问的渊宏。章太炎是民国时有名的国学大师,学问精深,著作繁多,倾倒一时,门生众多,鲁迅先生也尊其为师。他甚推崇《三字经》,但认为明清以来的增补都很鄙俗,遂亲自编写了《重订三字经》。此次重订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改了百分之三四的内容,可以说是宋朝以来最好的重订本。王相注解的《三字经》是较通行的版本,以此本为例,《三字经》共1128字。我这部《三字经讲义》即以王相本为准讲解。
《三字经》的形式易于朗读记诵,被中国人所喜闻乐见,故而效法《三字经》,以三字编写的各类蒙书时有出现,如《弟子规》、《改良女儿经》、《历史三字经》、《地理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医学三字经》,太平天国时还有《太平天国三字经》,洋务运动时有《时务三字经》,辛亥革命时有《革命三字经》,土地革命时有《苏区三字经》,建国后有《新中华人民三字经》等。改革开放后还有不少人在自己的领域也编写了一些《三字经》。在众多蒙书中只有《三字经》称经,经就是经典,是最具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书。各民族都有自己全民性的经典,《四书五经》是传统中国全民性的经典,《圣经》是西方全民性的经典,《古兰经》是伊斯兰民族全民性的经典。《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离骚》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三字经》则是蒙书的经典,这也无怪传统的诸多蒙书无不在内容和形式上受到《三字经》的影响。
《三字经》不愧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伍』 怎样看国学热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员工凝聚力的建设是需要一些团队才能运做的项目活动才可以,还要有比赛奖励。出方案要把目标,执行,防范都要写好。企业文化建设这是一个团队合作完成的工作,应该你们几位负责的人多开会多协调多配合。要有一个总的工作计划,再进行分工,并对各个分工进行有效监管,月月周周总结评定,一个公司的文化建设不是一个活动一个月一年就能建立的,是一个长期要做的还要持续做的工作,有是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我们只能帮企业建立一套运行模式。所以,关键还是你的老板,他的理解是非常关键性的。他不理解的话,这个企业就很难建立起完善的运行机制。我把自己经历的跟你说说,希望能帮到你。1、收集并分析公司信息,先精炼出公司的口号,即一句很精辟的几个字就能概括的语句,比如“真诚到永远”。2、提炼出公司的企业色,比如我们公司有四色,主色红,辅助色,黑,灰,银白。3、设计公司统一的VI标志。哎,很复杂的工程,还是把文化建设知识先给你看看吧,你多看几遍。企业文化建设概述1、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理论、群体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企业领导层提倡、上下共同遵守的文化传统和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它体现为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渗透于企业的各个领域和全部时空文秘部落。其核心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的培育,是企业职工思想道德风貌的提高。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实施,使企业人文素质得以优化,归根结底是推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2、企业文化对形成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企业竞争,实质是企业的竞争。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企业应不失时机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从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行动规划和实施步骤,虚心学习优秀企业文化的经验,努力开拓创新。3、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现代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竞争法宝。一个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企业,一个没有信念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建设既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又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为此,应从建立现代企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树立科学发展观,讲究经营之道,培养企业精神,塑造企业形象,优化企业内外环境,全力打造具有自身特制的企业文化,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动力和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与特点公司重组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探索和多方面工作,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干部职工的认识在升华,领导者的意识和主动性、自觉性以及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在不断增强。体现企业价值观念的企业精神经长期积淀业已形成,一些企业标识等经过上下多次反复征集、酝酿、修改也已确立。各分公司不断丰富和创新者企业文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逐步实践探索并形成了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建设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愈加明显。但从整个系统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看还不够平衡,有些工作较为滞后,缺乏整体规划。总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呈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工作的整体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以及与政治、经济工作的一致性和载体的多样性。根据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现状,为进一步深化并打造具有本行业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和进步,推进建设现代企业建设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实施纲要。以形成自己的管理风格和道德规范,造就出员工共有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等宝贵精神财富。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和要求1、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创新精神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本着全面建设现代化企业的要求,适应激烈市场竞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公司企业文化体系,突出加强职工的思想道德建设这一企业文化的灵魂,推进现代经营理念与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式的结合,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融合、打造并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兴企为目标,以强化企业管理为依托,以制度建设为内容,以形象建设为载体,以文体活动为手段,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通过建立创新理念、凝练企业精神、培养好的作风、完善管理机制、营造学习气氛、建设过硬队伍、树立良好形象,构筑起“严谨、务实、创新、奉献”的企业文化氛围,形成独具特色的总包公司企业文化,成为打造国家特级施工企业、创建一流现代化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物质文化建设(表层文化),包括生产资料文化、产品文化、环境文化,如:品牌、包装、厂容厂貌等。行为文化建设(中层文化),主要是对企业的人、财、物、事的各种动的和静的状态都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如:行为、公关、服务等。理念文化建设(深层文化),包括变革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战略观念,还有民主意识、思维方式、经营管理思想,具体表现在劳动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方式方面。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1、确定MI(理念识别),包括:(1)确定全体职工的价值观。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决定企业的命脉,关系企业的兴衰。现代企业不仅要实现物质价值,还要是文化价值,要充分认识企业竞争不仅是经济竞争,更是人的竞争、文化的竞争、伦理智慧的竞争。企业的最终目标是服务社会,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2)确立企业精神。培育有个性的企业精神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培育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内涵的企业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内在潜力,是企业文化的首要任务和主要内容。企业精神是指:企业广大职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由企业的传统、经历、文化和企业领导人的管理哲学共同孕育的,并经过有意识的概括、总结、提炼而得到确立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必须是集中体现一个企业独特的、具有鲜明的经营思想和个性风格,反映企业的信念和追求,并由企业倡导的一种精神。培养企业精神,要遵循时代性、先进性、激励性、效益性等原则,不仅要反映企业本质特征,而且要反映出行业的特点和本单位特色,体现出企业的经营理念。(3)确立符合集团实际的企业宗旨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和根本追求,它是以企业发展的目标、目的和发展方向来反映企业价值观。企业道德是在企业生产经营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社会和对人生的理解作出的评判事物的伦理准则。企业作风是企业全体干部职工在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态度、行为,体现企业整体素质和对外形象。2、确立VI(视觉识别),统一标识、服装、产品品牌、包装等,实施配套管理。在企业发展中还要以务实的态度不断完善企业视觉识别各要素,做到改进—否定—再改进—再确定。包含企业标识、旗帜、广告语、服装、信笺、徽章、印刷品统一模式等等。以次规范员工行为礼仪和精神风貌,在社会上建立起企业的高度信任感和良好信誉。3、确立BI(行为识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对职工的宣传、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是对外经营、社会责任等内容。要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将企业确立的经营理念融入到企业的实践中,指导企业和职工行为。4、以人为本,树立精干高效的队伍形象,打造精神文化。企业文化实质是“人的文化”,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是企业的立足之本,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体,建设企业文化就必须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根本,把着眼点放在人上,分别达到凝聚人心,树立共同理想,规范行动形成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形象扩大社会知名度的目的。为此要做好建立学习型组织;抓好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培育卓越的经营管理者,带动企业文化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相关工作。5、内外并举,塑造品质超群的产品形象,打造物质文化。企业文化建设应与塑造企业形象相统一,实现技术创新,做到群众性合理化建议活动持之以恒,使之具备独特的技术特色和产品特色。创品牌,教育职工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企业的品牌声誉,使企业的产品、质量在社会上叫得响、打得硬、占先机,展企业精华。要做到在经营过程中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的统一;做到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所有职工行为及企业活动的规范化、协调化;做到视觉信息传递的各种形式相统一,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6、目标激励,塑造严明和谐的管理形象,打造制度文化。企业管理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战略、结构、制度是硬性管理;技能、人员、作风、目标是软性管理。强化管理,要坚持把人放在企业中心地位,在管理中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确立职工主人翁地位,使之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尽其责任和义务。强化管理要搞好与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创新、市场开拓、实现优质服务等的有机结合。还要修订并完善职业道德准则,强化纪律约束机制,使企业各项规章制度成为干部职工的自觉行为。提倡团队精神,成员之间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团队凝聚力,有效发挥团队作用。7、寓教于文,塑造优美整洁的环境形象,打造行为文化。人改造环境,环境也改造人,因此,要认真分析企业文化发育的环境因素,使有形的和无形的各种有利因素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动力源泉。采取强化措施,做到绿化、净化、美化并举,划分区域,责任明确,做到治理整顿并长期保持卫生环境。要开展各种游艺文体活动,做到大型活动制度化,即:体育活动(趣味运动)会、企业文化艺术节等;小型活动经常化,即:利用厂庆、文体活动等形式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赋予各种活动以生命干,强化视觉效应。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观念1、团队理念2、团队精神3、领导理念4、经营服务理念5、精细核算理念6、质量理念7、文明工地“窗口”理念8、名人效应理念9、科技创新理念10、依法治企理念以上十个理念其具体内容将层层进行征集、评定、归纳。企业文化建设的相关问题1、处理好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是有机结合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不能相互取代。正确认识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对于加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为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更好地为生产经营服务提供了条件,同时随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加强,也必将对企业文化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要以党的十六大倡导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题,从解放人的思想、转变人的观念入手,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处理好虚与实、讲与做、精神与利益的关系,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为经济工作和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稳定局面。2、加强对经营管理者的培育,以此带动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有关企业生存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综合性的工作,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是主要领导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企业中的重要经营管理者,不仅应当是企业文化的设计者、倡导者、组织者,还应当是模范的实践者,更应当是企业文化的直接体现者。领导者应该率先垂范,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优秀的企业文化提供可见的形象,同时特别需要企业领导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新的价值取向来倡导和配置企业文化。3、讲求企业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企业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实体和手段,在生产经营实践中表现出来,也就是企业文化的载体。企业文化载体是企业文化的表层现象,虽不等于企业文化,但有重要作用。企业文化载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加快建立企业文化的体系框架工程。包括:把握企业文化建设的“把企业核心竞争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这一基本要求;体现“把握发展方向,具有先进性;体现时代特征,具有吸引力;塑造品牌标识,具有市场竞争力”这“三点内涵”;突出“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融于企业发展之中,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发展理念、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市场竞争之中,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企业精神、把企业人文创造融入企业产品之中,塑造以企业品牌为核心内容的企业形象标识”三项主要任务。5、走出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观念误区。一是鼓吹“文化功能”,认为“企业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此种说法不但搞不好企业文化,还会影响其它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二是曲解“以人为本”,现实中的职工切身利益和个人目的,难免出现与企业利益和宗旨不一致的问题,职工也必须遵守企业的一切准则规定,尊重客户和竞争对手,因为离开一定的前提条件,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三是滥用“民主管理”,决策要讲民主,但经营管理一定要有权威,在职工这种权威情况下,才能更加有效发挥管理的作用。企业文化的运作与管理1、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当代企业管理理论,在于把企业价值观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全过程,用文化的手段、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力量,去促进企业整体素质、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文化运作包括:(1)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管理的首要任务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其激励方式有:目标激励、参与激励、强化激励、领导者言行激励。(2)纪律约束机制。要有明确的规范,落实上不走样,将企业理念贯穿到制度、纪律与行为规范中。(3)凝聚机制。确立广大职工认同的企业价值观,确立企业目标,确立企业人际关系。2、在企业文化管理上,一要处理好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把握企业文化的个性化、特色化;二要处理好用文化手段管理文化,坚持以文化引导人、培育人;三要处理好虚与实、无形与有形的关系,坚持内外双修、软硬管理相结合。

『陆』 美学的现实意义

80年代之所以美学能成为显学,主要是它引导了人对感性生活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实践。对于打破当时的思维禁区,生活禁区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当时把美学定位为人学,美学不只是一种思想上的自由更是一种感性生活方式的自由。90年代的美学学术界(广泛说是整个90年代的学术界,知识分子从广场退守到书斋后,这可能也是一种自保行为,这种退守就必然带来的是学术焦点的转移。这可以从国学热和对西方文化的只介绍、研究而不进行现实价值讨论上看出。)更多注重的是展开对美学学理的梳理、传统和西方美学资源的研究。市场经济后,美学又加入了对文化艺术产业的研究和评论中。总体的美学研究定位不再是如梦里乾坤说的“自我自由”而是一种”精神自由“。如是,美学成了体现人有才华、有鉴赏力等小资情调式的东西。

『柒』 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国民性的改造有什么现实意义

最近一些年来,弘扬传统文化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倡导国学、宣传传统文化的热潮,风靡了整个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出版界。但是,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强的生命力,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究竟应该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实在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抛开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的每一进步和发展,都不能离开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必须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它也正是我们主张对祖国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的根据。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和价值做出尽可能科学的估价,从而将其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却是一个直接影响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
我们现在所谈的传统文化,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这批文化元典创生于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自夏以来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以周代的分封制达到成熟的阶段,这一社会形态的国家政体是典型的贵族制。以中央王朝的国君即天子为一权力主体,以公卿大夫即贵族为另一权力主体,世袭国君和世袭贵族通过宗亲和姻亲血缘纽带而组成一个统治网络,代代相传、永恒不变地占据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这样一个贵族制社会从有夏开始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终于迎来了它的衰落和蜕变。周平王东迁,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那就是春秋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到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历史表面的混乱局面掩盖着深层的历史潜流,人们往往用“春秋无义战”来描述这个时代;但历史一进入战国时期,其演变的本质便显示出来了。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流揭示,从春秋开始的这场历史的大动荡,是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一场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中国历史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历史过渡。
大凡历史剧烈动荡的岁月,给人们的启迪也都特别的丰富和深刻。历史的大动荡,亵渎了一切传统的神圣的东西,传统的政治体制逐渐坍塌,传统的意识形态、社会观念、思想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国君、人臣与百姓的关系,道德、伦理与权力、利益的关系,政治治理与思想教化的关系,世袭权力与功德才能的关系,历史何以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革和动荡,在动荡中崩溃的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模式重新塑造等等,这一系列带有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性质的大问题,逼迫着人们去思考,去回答。于是,伴随着大动荡的历史进程,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长达300年的百家争鸣。正是在这场反省历史、总结以往、描绘未来的思想运动中,古圣先贤们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支配后来民族文化发展的中华元典。这批中华元典,是夏商周以来古典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又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启迪;它既积累了中华先民两千年文明史的卓越智慧,又是对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的揭示和预见,充当了一个新时代的号角和先声。
我们现在所承袭的传统文化,就是由中国社会的第一个大变革时代所产生的《周易》、《老子》、《论语》等这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这批文化元典,既是为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制造理论根据,是新生的封建时代的号角和先声,当然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中华元典的基本精神是确立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奠定的是封建文化的基础,它所培育的文化精神,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体制相联系的。因此,从基本点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和我们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现代法治社会不相兼容的。但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从空中进行,不能脱离我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不能忽视在传统文化土壤上所形成的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一句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筑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不能被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所蒙蔽,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不能离开传统文化,就应该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它的重要地位,将其看作现代化的起点和支柱,是走向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量。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抛弃,也能不过分推崇,要用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它,审查它,将其放到一个现代文化建设的恰当的位置上。
话便成了概括现代日本劳动道德的一个口号,一个公式。可以说,涩泽荣一所提倡的儒学,并不是儒学的原型,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家学说,而是由他改造过的完全符合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儒学”。最重要的是,他改造了儒家的义利观,把道德上的“义”和经济的“利”结合起来,以寻找儒家伦理道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点,将经过他解释的儒学,变成资本主义思想形态的一部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所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1888),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专制主义封建文化,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与改造。
首先,自由民权运动在思想理论上的建树,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思想家植木枝盛在《民权自由论》一书中说:“现在谈一谈国家除非由人民的自主自由和公共宪法这两个东西来加以保护就不能巩固和安全的道理。这里所说的宪法,也叫做国宪或根本法律,是国家最大的基本规则,先由人民与君主共同协商,规定君主有多少权利义务,人民有多少权利义务,记其大要,至于一切政治方针,则举其纲领,虽国王、政府亦当时常遵循,视为自己应尽之职分,不能任意更改。”[4]他所起草的自由党的《国约宪法》中说:“政府如擅自违背国法,残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妨碍建国宗旨,日本人民可以把它推翻,重建新政府。”立志社成立之初的“发起书”中说:“我们同是我日本帝国的人民,就是说,三千多万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应各享有其一定的权利,用以保存生命,维护自主,努力业务,增长福利,而为独立不羁的人民,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权利不是威权所能夺取,不是富贵所能压制,这是上天平等地赋予人民的,也是人民所愿意保有的,所以人民应该为它勤勉奋斗。”[5]这些鲜明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的思想,无疑是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
其次,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成立了众多代表各阶层人民意愿的政党,显示了人民的独立的意志力量。如自由党成立之前的团体“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其盟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政治纲领:
第一条:我党是所有希望扩充我日本人民自由、伸张人民权利、并加以保障的人士集结起来而组织的。
第二条:我党致力于促进国家进步,增进人民福利。
第三条:我党相信我日本国民应由同等权利。
第四条:我党相信我日本国家适合立宪政体。[6]
像这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政党组织的产生,无疑对传统的社会政治观念是极大的瓦解或冲击,它宣布了专制主义体制的过时或末日。
最后,自由民权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最强大的冲击,是它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思想运动,将人民主权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广泛地宣传到基层人民中间,将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深入到人民的心理层次。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农民开始了自己的结社运动。其中有政治结社、学习结社、产业结社等,而各种结社都带有政治色彩。如学习结社著名实例高知县的立志学舍、岩手县的行余学舍、福岛县的石阳馆、京都府的天桥义塾等,他们学习的课程多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自由民权思想读本,如穆勒的《自由之理》、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等。天桥义塾在他们的学习活动中,还提出了对国民权利和保障人权给予充分重视的《五日市宪法草案》。可以说,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已经造成了近代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西方著作的译本,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像1881年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竟出现了来不及装订的惊人的畅销情况。一时间,在整个社会上,“自由”、“平等”、“民主”、“民约”等字眼,成了最时髦的时代用语。日本《自由党史》中谈到那个时代:“浴池有自由澡堂、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跳舞、自由帽子”等等,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成为一种强大的时尚和潮流。虽然,自由民权运动只持续了十多年,但它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却达到了无法估量的程度。可以说,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儒学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
二战以后,日本实行民主化运动的昭和现代化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制度都仿效欧美,大力引进和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实现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腾飞,最后形成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二战前后日本的两部宪法。
战前日本明治宪法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依靠我们祖先的荣耀,我们已经把万世一系之王位继承上升为永世不变
的法律,希望增进我们敬爱的臣民们的福利,提高他们道德和知识的水平与能力……为此,我们颁布
两条途径。
应该说,从维新派开始,近代中国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是把中国文化、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然而,他们或者无力走通这条道路;或者生不逢时,无法实现这一使命;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肩负的使命,所以使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改造,直到今天都未能完成。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活跃于当时的思想家们,是认识到了国民性改造和传统文化的批判问题的,但是,他们却无力将这种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所以就造成了鲁迅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虽然经过了革命,而这革命和广大的人民却毫不相干,对民众的心理没有产生任何触动,丝毫没有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投入了最集中的火力,但它是民族危机的产物,情绪感过于强烈以至于有极端化的倾向,所以它的批判,就很难为社会和民众所认同,当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危机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迫切性,使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无暇旁顾,所以,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能算是彻底的,完整的;我们仅仅是从政治上、随后也逐渐在经济上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文化战线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或革命,不仅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进行,还没有开始。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将政治、经济方面革命的成功,误认为是革命的彻底胜利,使封建主义从我们身边悄悄滑了过去,自然而然地、甚至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人们过于天真或简单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任务,以为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口号、祭起了一面人民大众的旗帜,就算是完成了改造旧文化的任务,就将封建主义驱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
当然,堂而皇之地说,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及一切生活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实现了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完成了思想革命的任务。这种说法在表面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人们很少想过,当我们还没有对封建主义文化进行过彻底的批判和改造的时候,我们能真正准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吗?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之上去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否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误解或扭曲呢?事实证明,我们不少人是从改朝换代的角度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意义,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人们把“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混淆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平均主义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的区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事实证明,我们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扭曲的。一切传统都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如此。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众多的社会思潮,没有不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同化的,它们或被拒绝,或被纳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几乎没有例外。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进行过多少次政治运动,却很少进行过反封建的运动,而总是把矛头指向那个似乎并不存在的虚幻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可以说,我们恰恰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诲之下,找错了斗争的主要对象,放过了封建主义这个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更凶恶的敌人,使它安然无恙,继续肆虐,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可以说,在完成对封建文化的革命或改造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上,中国的思想家们,是没有达成自己的使命的。
对传统文化改造的这一途径,在我们中国没有走通。至于文化改造的第二条道路,社会经济变革对文化面貌的自然改造,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没有能够使我们的历史经历一场全社会性的资本主义改造;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个体经济到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但农业经济的这个基本点没有改变,特别是商品经济没有发展且受到抑制,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自然很融洽地附着在这种经济模式上而没有受到丝毫触动。文化变革的两条基本途径,我们都不具备,所以,直到如今,我们所承袭的基本上仍是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虽然它的具体内涵已经有了不容忽视的发展,譬如已经溶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观念,但其实质、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由它所奠定的民族心理基础,却仍是传统的,是属于应该成为历史的那个时代的。
分析表明,如果中日两国同谈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其性质和意义则并不相同。譬如日本现在对儒学的肯定与提倡,是在完成了对儒学的批判和否定之后,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来吸收儒学的精华,是在确立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
含的诸多真理性因素,则有可能被分解为无数碎片,被当代社会所吸收和借鉴,作为构筑现代文化大厦的一砖一石。这就是说,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只能被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基点上去进行选择性吸收,而不能作为一个文化形态的整体来支配现代的文化建设。而笼统地讲弘扬民族文化,就有可能使人们忽视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把传统文化本身直接当做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因素,而忘记或忽视对它的封建内核进行批判和摒弃。
对于建设新型现代文化,培养新型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是有益的,有用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基点,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吸收进来,将传统的东西变成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用传统文化来整合现代的思想因素,仅仅只是让传统文化改头换面,而保持其基本特质。这是处理文化传统继承问题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方法。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民族文化,基本途径就是我们前边所讲的两条。首先,我们的思想家们、文化学者,要肩负起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的历史使命,对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进行分析、杷梳、整理,批判、摒弃其封建的内核,提取其合理的具有科学性的文化因子,并将其转化到以公民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法治意识为主体的现代文化体系之中,成为新文化的有益补充。其次,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及现代新文化的建设,我们衷心期待着改革大业的成功,期待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走向成熟。任何文化形态,都只是特定的社会形态的精神产物,没有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旧文化形态的改造和转型,新文化形态的形成和确立,都只是一句空话。而在一种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起来的时候,对传统文化的一味提倡,特别是不加分析的提倡和弘扬,不仅不会对新文化的建设有益,而且还会阻碍新的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对待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需要有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需要有历史的辩证的思想方法,不要贬抑它、鄙弃它,也不要过分推崇它、渲染它,给它一个应有的恰当的合理的位置。

附记:本文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的文化氛围而写的一篇演讲稿。由于是出于演讲而不是发表的需要,所以,写得很不规范,只是重在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观点。适值高敏先生80大寿,手边一时没有合适的稿子可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而这篇讲稿多少还有一点思想,再加上如今的文化氛围与当年仍十分相似,国学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之景况,于是,文化批判的工作由于弘扬的原因而又显得特别需要,所以,就将此作敬献,以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与敬贺之情。

[1]
转自[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1页。
[2]
关于涩泽荣一的资料,取自虞祖尧《从涩泽荣一的〈论语和算盘〉中得到的启示》一文,见《历史与企业家对话》第463~464页,改革出版社1992年。
[3]
转引自程伟礼《从“儒家资本主义“看中体西用之争》一文,见《断裂与继承》第3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79页。
[5]《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页。
[6]《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页。
(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写论文?给你付上两个网站参考
http://aqzhengzhuan.blog.sohu.com/56490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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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国学热对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有哪些呢

1.国人兴起国学热
一头银发的庞朴教授在讲台上,一边讲,一边用幻灯片打出一张张图片,讲述象形字所折射出的哲学思想与西方也是相通的。

简单汉字中蕴育深邃

这是12月1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论坛”首场开讲的一幕。从山东大学专程赶来的庞朴教授的题为《谈“无”说“玄”》首场讲座,让包括夹道上席地而坐的听众们听得津津有味。从甲骨文到竹帛字,他通过造字的初意讲述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难的命题———“有”和“无”。演讲中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庞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人大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

离讲座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可容纳400多人的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报告厅已经座无虚席。除来自人大国学院的全体师生,还有闻讯而至的人大其他专业、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和社会人士。整个报告厅连后面走廊和过道中都挤满了听众,很多人站着听完了全场。

讲座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庞先生走下讲台时,全场的掌声持续了半分多钟。

“没想到‘无’字这么简单的一个字,竟蕴含着这么深邃的哲学思想。”外国语学院的李慕对记者说,这次讲座让她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人大国学院的新生,段真子的体会就更深了。她说,“这个‘无’的概念对她作研究和做人都很有启发,一件事情,你没有看到并不代表它是不存在的。回去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国学既要研究也要普及

人大国学院“国学论坛”的所有讲座是免费向社会开放的,这让60多岁的张老先生分外高兴。已经退休的张老先生家住北京西四环,他从网上得知了讲座的信息后,特意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来。“以后有这样的讲座我还会来”,他对记者说。“要加大国学普及的社会化。学习国学,学习祖先留下的精粹不仅仅是大学生的事情。应该让更多社会上的人来接触,并发扬光大。”

“国学教育既要有系统而精深的专业化研究,也要有面向社会大众的常识性教育。人大国学院不仅仅要培养一批有志于国学研究的精英,而且要为普及国学基本知识尽一份责任和义务。”人大校长纪宝成表示。

“要从先秦两汉一直讲到清末,为社会塑造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国学院院长、81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透露:“今后国学院还将陆续推出系列国学讲座,如思想史讲座、古典诗词讲座、简帛学讲座、西域学讲座、红学讲座等。”

“国学可以增加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它就像凝聚剂,可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庞朴说。

国学热是一种必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今年10月揭牌的。从人大遴选的58名学生成为国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将接受为期6年的本硕连读。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介绍说,国学班的课程,重点以国学为主,此外还将开设西域学、敦煌学、汉画、简帛学等。

这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接续文脉,重振国学”的一个缩影。

———2002年4月6日,由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学大师张岱年老先生题写馆名的“安定门国学馆”在北京孔庙正式开馆。38名4至6岁的学前儿童身穿唐装,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国学启蒙课。

———2002年9月开始,山东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的学生们每周多了一节校本课程———国学。该学校把国学编为12册校本课程教材,对各年级学生循序渐进地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每天的早自习和课前5分钟,校园内便会回荡起朗朗的国学诵读声。

———2005年10月29日,苏州“菊斋私塾”正式开课,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目的则在于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

———2005年11月19日,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正式开课。40多位来自企业界、银行界的成功人士开始为期一年的国学精粹学习,课程包括《四书》、《道德经》、《庄子》、《周易》等。此外,在沈阳、兰州等地,“古文鉴赏”、“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粹讲坛”等类似讲座,已逐渐形成一股热浪。

“国学热的兴起是一种必然,这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回归。”中国消费力经济研究院院长应光荣对记者说。

2.国学热是文化寻根还是时髦游戏

尽管“国学式微”一说由来已久,可最近在都市里,“国学”被提到的频率却越来越多:有少儿国学吟诵班,有国学讲座,有手机国学,甚至有年轻人穿着汉服走上街头、公园。
到6月初,杭州联邦教育大家艺校向市民推出的首个免费国学班即将结束。从4月初推出以来,在一个月内,有1000多人报名,学员们学得热火朝天。鉴于大家对国学班的热情,该校正在酝酿推出“淑女堂”。目前,报名还没开始,咨询电话已是络绎不绝。

“国学”两个字突然成为了时尚话题,一句句智慧、深邃的国学警句甚至可以成为年轻人“酷”的表现。抛开了厚重的国学原典,国学以时尚的名义,轻轻松松地走入当下生活。

杭州真的掀起国学热,还是热闹背后的国学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都市里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吃惯了快餐文化之后,又开始追捧国学?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国学热是文化寻根

还是时髦游戏

杭州一国学班引来千余人报名

调查问题:国学真的热了吗?

调查目的:测量杭州的国学温度

国学班:学艺才是重点

当记者走进杭州大家艺校的国画班,只见学员们一个个正对着扇面,在一笔一画地临摹着,他们的气定神闲和外面忙碌的都市生活好像是隔绝的。

国画是该培训机构推出免费国学班的其中一门课程。在这个国学班里,学员还可以学习书法、围棋、古筝、武术、三字经、唐诗、越剧等。校长孙逢南告诉记者,课程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古筝。

据介绍,这个国学班原本只计划招200人,但消息发布后,报名电话都被打爆了。最后,报名人数达到了1000多人,而且不乏时尚的年轻白领。

从中国台湾来到杭州定居的余素政,曾学过油画。这次,她参加了国画班,还学二胡、越剧。如今,与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她总会拉个二胡、画个牡丹,真是羡煞旁人。记者与一些学员聊天后发现,这些来报名学国学的人,大多是为了圆自己心里的一个梦,想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品位。无论是琴棋还是书画,很多人是作为一门才艺来学的。

据悉,大家艺校正在酝酿推出淑女堂,有意参加者已经众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像“会英文、会电脑”这样成为年轻白领女性的时尚追求。

国学课:学生不请自来

高校校园里,也在掀起着国学热。记者昨天从中国美术学院了解到,国学课是学生中最热门的选修课之一。

据了解,国学选修课本科阶段,学生要学习书法、四书五经等;到了研究生阶段,学生还可以选修人文素养课,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与诗学、陶瓷史等课程。

苏阿嫦是学习法国美术史的研究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选修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与诗学。她说:“国学课的课堂上,总是坐得满满的。虽然是为研究生开的课,但我们总能发现好多本科生来旁听。”

苏阿嫦告诉记者,在她周围,有几个同学对经典著作非常熟悉,他们成为很多学生羡慕的对象。不过,她也感觉,现在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得太少,所以上国学课,很多人觉得有些吃力。“我以前读过《论语》,看了20页,懂得不多。但我觉得,那些东西真让我受益匪浅,所以我会学下去。”

国学书:大师备受追捧

这个城市的国学温度还可以在书店里感受到。经常去书店的读者也许发现了,书架上,介绍经典的图书越来越多,一些国学大师的著作很受追捧。

据统计,在以人文学术为特色的杭州晓风书屋,当代国学大师钱穆的书在学术著作中的销量,不是排在第一就是第二,甚至超过了当下热门的易中天的书。

记者还了解到,正是看中了现代人对国学的热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近期将推出一套“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例如《文心雕龙札记》、《词学通论》、《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唐诗杂论》等一批国学经典著作,都是在沉寂多年之后的再版,让人眼睛一亮。

调查问题:人们了解国学吗?

调查目的:测试市民的文化态度

尴尬:国学大师只知其名

在随机调查中,记者发现,市民对国学的了解非常有限。就算很多人知道王国维是国学大师,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重境界”,也被一些人常挂嘴边,但大家并不清楚,王国维究竟研究了什么。

如今,不要说读经典,就连四大名著,读过的年轻人都越来越少。日前,一份对北大、清华和人大这三所中国著名学府的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回答“都看过”的占27%,只“看过其中一两部”的为48%。

尴尬:汉服变成了戏服

除了大大小小的国学班,全国各地的“汉服”提倡者也越来越多。他们举办全国汉服倡导者的聚会,把汉服穿到大街上,组织“霓裳恋”汉服知识竞赛。他们造成了视觉与文化的震荡:身穿汉服,却手持手机、数码相机,言谈举止和身体语言却全都属于现代。

但是,一些年轻人看到汉服表演,误以为是COSPLAY(动漫角色扮演)表演,甚至有人把穿着汉服的人当成“大长今”。

支持:国学热,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可

面对城市里日渐升温的国学热,孙逢南认为,国学不仅仅是琴棋书画,但作为面向大众的国学班,这些内容是最可以操作的,也是大家普遍感兴趣和乐意接受的。

对于社会上的国学热,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卢敦基认为,虽然国学是学术,但市民追捧国学、学琴棋书画至少说明他们也在进行文化寻根,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一件好事,“像正在兴起的‘汉服热’、‘成人礼’、‘读经热’等,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

质疑:国学热,只是在形式上的模仿

“现在的国学热,可以说是一种返祖现象。”浙江大学教授骆寒超这样认为,“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感到新奇,所以才会出现国学热,但这大多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

一些青年凭个人努力,让几千年前的汉服又成了时尚。可在著名服装设计师吴海燕眼里,这些穿汉服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未必了解。“他们穿的所谓汉服,尽管在大体的形式上与真正的汉服相差不大,可面料和纹样差别很大,言行举止的差别就更大了。”吴海燕认为,汉服的复兴只是年轻人追求的一种传统文化中符号化的东西。

国学热,应是精神上的追溯

诗词专家王翼奇认为,正是因为大家没有真正接触到精英的、唯美的国学,所以,我们才会错把琴棋书画这些“花拳绣腿”的才艺当作了一流的东西。“我主张回归真正的国学。没有扎扎实实的继承,又何来国学的创新与突破呢?”

王翼奇告诉记者,在“六艺”中,就包含了琴棋书画,所以要把它们都归入国学也无不可。但现代人在学才艺的基础上,更不能放弃的是古典文史哲这些最根底的东西。“为什么现在的书法家有的写错别字,有的不会作诗,出不了沙孟海这样的大家,就是因为缺少了国学‘底色’。”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则认为,当下的一些国学班介绍的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些最基础的知识。光靠知识的灌输并非是国学的最终目的,它应该是渗透进每个人生活的细节中,贯穿在做人的道理中。

如何贯穿?当然不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或把国学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捧。国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承接着文脉,是中国人的精神血液。骆寒超认为,“忠孝节义”等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气节都是值得大家思考和学习的。所以,复兴国学不是要让现代人回复古代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让国学中那些精神、思想传承下来。本报记者 马良

国学

对于“国学”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一些学者认为,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目为主,重在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研究与传承。

对于专门来阐述“国学”的书,大家最熟悉的是章太炎和钱穆的两本《国学概论》,还有一本曹聚仁的《国学十二讲》(后改名《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依章太炎的说法,“国学”就是传统的学术文化,诸子、制度、内典、理学等等,都在“国学”之列。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卢敦基认为,国学是传统学术,古代的经史子集都属于国学范畴。

我省的诗词专家王翼奇强调了国学的学术性,认为国学包含了传统文化中文史哲方面的内容。

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曾创办国学研究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纷纷开出了“国学班”。其中,北大的“乾元国学教室”一年2.4万元的学费曾轰动一时。

3.学子给“国学热”泼冷水 不实用 不值得学
随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相继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或者国学班,“国学热”现象引起了学术领域和社会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

然而,与“国学热”的方兴未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学子们对于国学却充满无知和排斥。“国学热”在现实中遭遇了国学“无用论”。

那么,复兴国学,到底应该复兴什么?“国学热”是否真的能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学习国学:太奢侈了?

近日,记者走访广州各大高校后发现,不少大学生对于国学的认识相当贫乏。很多学生认为,国学并不实用,学习国学“太奢侈”了。

“ 平时关注得不多,我不了解国学具体所包含的内容和范围,四大名著我倒是都看过,但唐诗宋词就没有耐心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统计学研究生毛艺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对国学概念认识比较模糊,可能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文化精神,还有音乐等等吧。”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管理系研究生张伟坤说,“就我的观察,身边的同学对国学普遍没什么了解,只有学这个专业的比较感兴趣。”

“我对国学有排斥心理,觉得它和我们的生活离得比较远,不是很实用。”张伟坤坦言,现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都比较功利,像计算机技能这些马上就能用的就很多人学,可是花时间学习国学,顶多是陶冶情操,“太奢侈了”。

学古代文学的常毅是张伟坤所认为的对国学“感兴趣”的少数大学生之一。常毅无奈地告诉记者,身边的同学,如果不是学文学专业的一般都不会对国学感兴趣,他们觉得看现代的东西比较有趣。现在的年轻人为了找到好工作,提高自身竞争力,都只看《细节决定成败》这类“实用”的书。

复兴国学应该复兴什么?

大学生对国学的“冷漠”似乎给当前的“国学热”泼了一点冷水。那么,复兴国学,到底应该复兴什么?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复兴国学一要复兴国学的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的美德,这是我们本民族的‘脊梁’,没有了‘脊梁’,我们如何能站立于世界之林?二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过去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向西方学习,忽视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就全社会而言,民族文化丢弃得太多、太快,我们不能成为‘数典忘祖’的一代。”

“提倡复兴国学不是盲目地复古,而是吸收民族文化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程国赋说,比如对待清代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实证精神,借鉴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吸纳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圣贤书”、不关注现实的做法则不能苟同。在提倡国学、诵读经书、诗词的同时,也要关注现实,做到古今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

程国赋认为,总的来看,国学与现代文明并不产生冲突。虽然国学中也有一些需要摒弃的成分,比如,忠君思想、“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对女子要求“三从四德”的意识等等,都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然而,国学的主体内容却与现代文明是一致的,例如,孔子的仁爱精神、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精神、屈原的爱国思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胸怀,这些都是现代文明所应提倡的。在现今的世界,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其实质与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曾主编过《现代与传统丛书》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认为,复兴国学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也应认真研究,让它们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复兴国学是否一定要让孩子“读经”?

目前,“国学热”引发了新的少儿“读经热”,各种古典经书被搬上中小学的课堂,但是,一些专家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袁伟时认为,现在将农业经济时代的蒙学教材,例如《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这些古代蒙学教材中所推崇的理念不利于孩子独立个性和怀疑精神的培养。强迫孩子读经,死记硬背,也是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的。

程国赋认为,我们传统文化丢弃得太多、丢弃得太久,指望一阵“国学热”就能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恐怕不太现实。程国赋说,在中小学开设国学实验班的做法并不明智,让孩子们专修国学,别的课程不学或者学得很少,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是“跛腿”的,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复兴国学,不一定要让孩子熟读经书,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国学的普及工作,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程国赋认为,目前可着眼于我们现今的教育体制,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实施不同的国学教育。比如,在中小学阶段,把国学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爱国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编印《国学基础》或《国学入门》等教材,组织国学竞赛、讲座,使中小学生在身心发育的同时,具备较良好的国学素质,打下较好的国学根底。在大学阶段,可以设立国学班、国学所、国学研究中心、国学院等多种形式,加强国学的教学与研究。

『玖』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服饰广告产生影响的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国力的增强,中国人更加自信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内,中国人的民族自容豪感更强了,我觉得这是个根本原因。
那么既然自信了,就要找出自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我们是炎黄子孙,那么就要找到我们和外族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些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于是国学热了,汉服热了,唐装热了,古典音乐热了,《百家讲坛》热了
于是,柒牌男装热了,中华立领热了
但是可惜,我们至今没看到那个中国服装企业推出高档次的品牌唐装、汉服。这绝对是个市场空白,你研究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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