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简述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经验
（一）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历史经验表明，国内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市场的力量和政府干预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中市场调节的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加强，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90年代，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出台与实施了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区域差距扩大的态势并没有根本扭转和解决。因此，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今后应该坚持的一个长期发展战略方针。
（二）建立区域经济关系协调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保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确保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有一个能促使区域经济增长运行良好的机制。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利益，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在有利于区域经济利益的提高上做文章。
90年代中央政府在制定区域政策时，注重运用政策手段建立区域经济关系协调机制，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逐步增强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利益关系的能力；其次，加大向中西部地区投入的力度，实现增长速度上的协调。具体表现为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适当调整国家投资布局政策，有限度地减少国家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重，逐步提高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并且对西部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投资优惠政策；再次，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比较优势的发展，实现区域分工的协调。具体表现为充分发挥国家投融资政策在地区经济布局中的调控作用，协调国家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成立区域间协调发展组织机构，协调区域合作。
（三）正确处理好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与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关系
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必然造成区域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引起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的整体水平还很低，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不能因为沿海地区相对内地较为发达，就迫不及待地挖肉补疮，以抑制沿海地区的发展为代价换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将同时面临着缩小两大差距即国际差距与国内地区差距的问题。
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需要更多地依靠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要缩小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就必须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客观上，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如何协调这一矛盾，将影响未来中国政府区域经济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四）中央政府区域政策的目标取向：区域统筹
实践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或缓解市场化过程对区域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市场机制的必要补充。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相关政策，以引导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流向，使资本、知识、技术、商品和人力资源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动。中国未来的区域协调发展，中央政府的宏观区域政策仍将扮演着重要角色。增长与协调是中央政府区域政策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目标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取得，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解决区域协调问题。由于单纯的市场力量一般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因此，中央政府需要采取逆市场调节而不是顺市场调节的方式，从多方面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更应注重区域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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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浅析经济理论的演变
在讲解存在的经济问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讲下经济意义上的市场，以便我们对经济有些基本的了解：
我觉得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可以分为价值市场、消费市场、供应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价值市场由人类拥有的价值（资产、货币等）组成，决定人类的消费能力，也就是决定消费市场的规模。
消费市场也叫需求市场，是由人的需求和欲望组成，决定供应市场的规模。
供应市场由生产者、厂家、商家等供应者组成，决定劳动力市场决定。
劳动力市场由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组成，劳动力市场和人类的财产数量一起决定价值市场的规模。
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决定价值市场的规模（因为劳动是人类价值的主要来源）；价值市场的规模决定需求市场的规模（因为需求市场的消费需要价值的支持）；而需求市场决定供应市场的规模（生产出来的经济体需要需求市场消费）；供应市场的规模决定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因为劳动力需要供应市场的雇佣）。
直观的表示经济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就是：劳动力市场→价值市场→需求市场→供应市场→劳动力市场。
从这个关系式我们可以看出，对整个经济体系统而言，劳动度决定着整个市场的规模，并且是整个经济系统不断循环、不断扩大的关键要素。这也正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从事更多的劳动以扩大市场的规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需求和机遇。
当然，这个关系式是在经济系统运转正常的情况下的才能成立的。要是人们不劳动、不消费、不交换，那么经济系统就要断链了。】
在谈完经济的起源、演化和归宿，我们来谈谈现今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现今经济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严重的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的成因是把认知水平不尽相同的人群放在一起竞争导致的。结果当然是导致精英阶层和幸运者群体获利较多，而中小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获利较少。
细微的贫富分化对经济的影响不大，甚至还有些促进经济的作用（收益的差别让人们更有劳动的积极性）；严重的贫富分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往往会造成社会价值短缺，继而导致社会不满或者动荡，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引发战争。
③ 论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三者的区别与联系。
经济增长内涵较窄，经济发展内涵较广；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兼具数量概念和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但也有可能出现无发展的增长现象概括来讲，经济增长即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及生态文明传承的基础。
④ 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增长效率存在巨大差异，不仅并未出现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预期的收敛趋势，而且属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更是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势依然严重。转轨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持续高增长表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有着不同路径，一国成功改革模式直接应用于另一国家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随着20世纪后期实证方法的发展，经济增长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也一直是经济增长前沿文献关注的焦点。
自Ronald H. Coase(1937，1960，1988)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就没有停止过经济增长根源问题的争论，大量文献演绎经济增长内生化模型，并进行计量分析，指出经济体内众多要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正向的作用关系，罗列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在Montesquieu(1748)和Smith(1776)之后，North(1981，1990，1994)和Delong & Shleifer(1993)通过理论演绎分析了制度对经济产出的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对经济产出和个体最优化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制度理论还特别关注有效制度分析，Knack & Keefer(1995)和Mauro(1995)构建出有效制度的演进机制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制度有效论演绎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有效制度 (产权保护和民主政体约束)，正是通过制度约束以及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当前，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大进展，已经摆脱单纯理论阐述为主的研究模式，转向研究框架体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和研究结论可检验化的规范模式方向发展，但经济增长根源问题并未形成共识 (江曙霞等，2006)。
制度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和所有个体的经济行为，都可以放置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微观经济个体行为、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受制于制度发展。在不同制度约束下，一国经济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效率。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4)。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更是体现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经济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进过程中发展。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只不过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Noah & Thomas，1973；North，1990)。
在长期经济增长内生决定机制的研究文献中，以Acemgolu等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决定论尤为突出。为回答1500—1800年间欧洲的兴起根源，Acemoglu et al.(2005)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比东欧、西欧和亚洲，大西洋贸易、地中海贸易和其他港口贸易后指出，欧洲兴起直接诱因是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为西欧兴起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也导致了欧洲和亚洲国家间经济增长的两极分化。但欧洲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根本原因并非来自于此，因为同样是受益于大西洋贸易且同属于西欧的国家间(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贸易国和以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增长却存在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受益国之间初始制度禀赋差异。非集权的初始制度安排，促进了欧洲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市场化竞争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深化，进而更深入地促进贸易发展、民间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实现了非集权国家经济持续再增长。 Easterly & Levine(2003)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得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效率显著。在控制了制度影响后，贸易、经济一体化和货币等其他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均不存在正向作用。
如果认为政治或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那么政治或民主制度是否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K.F. Robert et al.(2006)认为，由于当事人间的事前承诺和事后剩余分配无法同时进行，时间不一致性导致制度当事人无法形成可信承诺，当事人间真实剩余分配结构往往就需要正式制度加以保护。制度博弈均衡性质和制度再分配功能表明，制度更替并非是当事人自愿选择，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博弈均衡甚至是社会冲突的结果。因此，并非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而言，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开放和民主自由，经济更易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和实现公平竞争，民主制度也就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保护剩余分配结构。但Robert D. Kaplan(2000)、Fareed Zakaria(2003)和Amy Chua(2002)指出，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少数民族集中的国家，民主转轨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崩溃。也就是说，民主改革虽然能够引导一国经济更加开放和经济自由，但若经济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发展阶段，民主转轨有可能导致经济混乱甚至出现更大范围的腐败。为检验Robert D. Kaplan(2000)等人提出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效率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民主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问题，Rodrik & Wacziarg(2005)以民主转轨国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民主转轨前后经济改善和恶化的国家都普遍存在，并且在所选择的样本内二者所占的比例基本相当。不过，民主转轨后经济增长出现恶化的国家，经济衰退并非一定就是民主转轨造成的。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不进行民主转轨，该国可能将出现更大规模或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这类结论是建立在二者经济短期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当然，民主转轨国家的短期历史并不能完全证明，民主制度一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优的制度安排。Rodrik & Wacziarg(2005)认为，Robert D. Kaplan(2000)的民主转轨效率存在阶段性特征结论，来自于实证检验样本选择的差异，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和作用效率，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民主制度对市场竞争和产权有效保护的激励作用。在民主社会中，市场经济或生产力之所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本质在于民主社会更易实现私有产权保护，减少市场进入障碍和阻止垄断，更易于防范微观经济个体私有产权被剥夺的风险。同时还需要建立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制度是资源配置方式、配置效率、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没有完善和正式的产权制度将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也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潘慧峰等(2006)将制度变迁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从制度角度诠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缺少了持续的制度变迁，经济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对提供制度创新的人力资本补贴以提高其制度创新的积极性。郭熙保等(2005)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地域因素和资源禀赋只是通过制度的影响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刘红、唐元虎(2001)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利用数理模型揭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尽管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趋势，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度上存在差距。针对我国转轨经济发展历程和改革实践，学者们分别强调了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 (Lin，1999，2001)、市场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黄少安、宫明波，2003；樊纲、王小鲁，2003)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傅晓霞、吴利学(2002)从实证角度评估和验证改革开放导致的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选择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测度，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的综合指标，然后对比制度、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显示，1982—1999年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28%，非国有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哪种制度改革模式对我国转轨经济增长更有效率的问题也存在争论，主要观点又分为两类(Sachs，1997，2001)：(1)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试验性、渐进性的增量改革模式。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无疑是渐进式增量改革的结果，东欧国家转轨改革实践表明，激进式的改革将导致一国正式制度和已有的非正式制度发生冲突，经济政策实施无效，经济不稳定甚至出现倒退。我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具体表现为：在农业上，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渐进式改革；在工业上，乡镇企业中间产权模式、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励有效地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2)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性的激进改革模式。激进学派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主要体现为我国农业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改革和快速增长。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80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对于这些地区和部门经济制度改革并非以渐进方式进行，而是体现为激进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是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Lin et al.，1998)，因此对拥有优势资源和成熟改革条件的地区实施激进改革是有效率的。同时，制度改革并非建立在权力精英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改革的统一共识上，也不是依赖经济环境和地域禀赋，而是基于我国政治环境约束下的改革结果，特别是政府分级结构和分权治理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和市场秩序重构，决定了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⑤ 论经济 技术 社会 生态四者之间的关系
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生态责任党的“十六大”把 生态良好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这既是对人类在20世纪末所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多年来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认识升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的职能需要重新定位 ，除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外，生态责任应被视为重要责任。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人类善待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是片面夸大主体作用的人类中心论。它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其实，从本质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自然界作为人类的共同生存环境，任何局部的人为变化都有可能影响整体的变化，任何局部生态的失衡，都有可能引来整个生物圈的失衡。人们在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直接实践对象时，其实践的方式和结果必然间接甚至直接地影响着他人与社会的利益。新的生态文明观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道德关系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而是扩展到自然领域。道德不仅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规范，前者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后者则需要人们警醒和重视。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地悲剧”原理。“公地”制度是英国中古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无偿提供给当地的牧民。由于是无偿放牧，每一个牧民都想尽可能增加自己的牛羊数量，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牧场最终因过度放牧而成了不毛之地。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指出，人类过度使用空气、水、海洋水产等看似免费的资源，必将付出无形而巨大的代价。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论述了人类面临的和平、发展、环境这三大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制订了一系列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文件，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这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是一种软实力和后发优势。生态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命物质四部分组成的循环系统。生态诸因素的良性作用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是一种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等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生态软实力是指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自身潜力的生态力量。但是在软实力的评价中，长期以来忽视了生态因素，经济学理论中的“木桶原理”表明，决定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木板。从表象看来，生态是最短的木板，但如果不加以重视，在不远的将来，最长的木板越来越长了，最短的木板却越来越短了。生态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其后发优势越来越突显。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需要注重生态，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要在新一轮的增长中谋求发展，就要更加重视生态，把生态这种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发挥好、运用好。
保证生态制度供给
（一）明确政府的生态责任。生态环境的客观情况与政府发展经济的内在需求促使政府履行生态责任。首先，政府对自然的生态责任。传统公共管理以获取最大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很少考虑环境问题，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可持续发展要求充分考虑环境生态的价值，走技术进步、提高效益、节约资源的道路，公正地对待自然，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种重任无疑应当由政府来承担。其次，政府对市场的生态责任。市场是生态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在这里政府作为有着广阔的空间。比如规范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标准;注重产品的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制定绿色产品价格；不断地帮助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等等。其三，政府对公众的生态责任。确立“代内公平”观念，以自然为中介实现同代人之间的共同发展；确立“代际公平”的观念，为后人着想，多谋“留予子孙耕”的事。
（二）征收环境税。生态环境是一种资源，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稀缺性日益明显，正是这种稀缺性才体现出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环境税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生态环境补偿费，是一种生态保护的平衡机制。把应由资源开发者或消费者承担的对生态环境污染或破坏后的补偿，以税收的形式进行平衡，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谁收益谁付费”的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保护原则，在环境的使用上不再有“免费的午餐”。国外，很多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征收消费税、支付信用基金、征收生态税、征收意外收益税、征收收入税等。我国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征收环境税，但已有17个地方开展了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工作。
⑥ 论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机制。
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描述，公有制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财产形态。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国有化的过程。从所有制的结构来看，改革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一大二公”的特征十分明显，完全符合传统计划经济的共同标准。在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中，按照公有程度不同，城市工业经济所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农村则主要以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的农产品统购计划和相应的生产计划，并不具有完整的集体产权。农村土地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由集体管理，农民对土地仅有使用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6年我国国民收入中，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曾经高达90％以上，个体经济比重下降为7.1％，私营经济更是降到0.1％以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意味着我国所有制结构和调节方式都实现了向完全计划经济的转变。
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国家或中央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主体，而企业由于只执行既定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国家主要通过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实施对经济运行的调控和管理。通过组建专门的经济计划部门制定发展计划，并对企业通过指标、计划参数、实际评价等实行全面的控制，而企业的绩效则完全表现在对计划的完成和当局的偏好。高度计划指令经济要求对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出细致的计划，但由于信息问题，导致计划多具有刚性而缺乏灵活性。
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国家不仅要负责宏观方面的资源配置，甚至对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都做出计划，以实现资源在微观主体间的配置。导致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并不存在实际的微观经济主体。这种体制导致经济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省级的党政系统的领导机构，而企业和民众个人、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下级党政部门没有决策权。在后来，决策更加集中与个别领导人手中，导致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不规范的个人决策左右集体决策而引发的一系列决策失误，严重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
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计划配置资源的一个核心机制在于行政命令手段替代价格机制。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被压低到最小的范围。在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政府的计划和指令。资源流向的指令刚性导致配置效率的下降，使得大量的资源都被按照政府意愿配置，资源的利用结构极不合理。政府当局往往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资源配置计划，而将经济效率的标准放在政治目标之后，这也是导致计划经济配置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按照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的观点，交易是人类经济行为中最一般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交易，而计划体制下的交易活动则被行政指令所替代，交易对象被消除了商品本性。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根源于计划经济本身取消货币媒介的思维。这导致在货币支付之外，人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支付方法，通过牟取权力，搭便车等行为进行变相支付等行为也是导致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源。
分配方式上采取按劳分配。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应当以按劳分配为主。这种分配方式的核心在于，根据单个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决定其分配数额，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却不劳动者不得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公民之间进行分配。但由于工业革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行为更多得表现为一种合作的社会性生产和团队生产过程，单个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和贡献率无法做出准确测量，这给按劳分配规则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从前社会主义国家分配实践来看，多数按劳分配实际都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这导致苦乐不均，劳动者积极性下降，搭便车行为普遍化。
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城乡分化和二元结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出于战略考虑采取赶超型发展战略，对城市工业和重工业发展投入较大，但由于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积累不足，经济总量较小，并且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家，因此都采取“抽农补工”的做法，试图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违背结构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计划经济下的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政府投资和资源配置等优先保证城市和重工业发展，造成城市对农村的挤压，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抑止。农村和农业发展明显受到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压制，这一结构导致后期经济增长中产业链条的断裂，是造成后期改革最初发端于农村的根本原因。
对外封闭型经济。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由于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阶段，两大社会制度的冲突从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之前就明显存在。尽管新政权都表示希望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并提出过“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但由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都是封闭型的。尽管早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过贸易往来，但多半是出于政治合作的目的，甚至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导致各国计划体制的进一步封锁。总体而言，转轨改革之前计划体制下的对外贸易规模十分有限。
经济生活政治化。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国家的工作重心一直未能成功的从革命斗争，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长期的政治运动使得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生活带有明显的政治化特征。这在前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和我国的“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都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生活政治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经济活动的效率标准被政治上的意识和觉悟所替代。微观主体将更多的积极性投向政治运动，其积极性强烈依赖于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和鼓，形成了一种政治活动对经济活动高度替代的特殊体制。但这种经济生活政治化的一个风险在于，一旦出现信仰危机或者面临政治冷淡和政治动荡时，经济效率将大幅度下滑，甚至引发社会性的道德危机。
⑦ 论述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坚持五大理论
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一重要表述发表以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公共舆论的强烈关注。置身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已敏感地嗅觉到，经济发展的一股新风，正乘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扑面而来。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呢？基于当前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研判，我们大抵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认识和理解新常态这一经济新术语。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适应新常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长久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盲目攀比搞工业，重复投资上项目，肆意扩张借贷款，跟风决策建新区，吹捧包装玩概念，不仅造成了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资源承载的重大透支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而且造成了市场经济的表面繁荣、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财政收入的空转虚增等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我们要想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始终能够“一枝独秀”、领衔演出，不被人指为“搭便车”，就坚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邪路，而是要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路。落实经济新常态要求，追求经济新常态目标，必将有利于地方政府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中国经济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新常态的提出，预示着长期以来唯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逐步淡化使用。当然，新常态，既不意味着对经济发展连续探底的坐视不管，也不意味着对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漠不关心，更不意味着对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的刻意打压。经济新常态，实际上是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甩掉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包袱，清除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障碍，突破GDP增长高于一切、财政预算必须连年递增的思维定势，解开层层加压指标值、层层签订军令状的权力束缚，不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具体来说，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决不要带血的GDP，严防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体事件的发生，体现稳中求进、事缓则圆的要求。就是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隐形政绩和显性政绩的关系，遵循经济发展基本规律，潜心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坚决不做杀鸡取卵的蠢事，体现咬定青山不放松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统一。就是正确处理发展主体和发展客体的关系，凝聚发展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逻辑。就是正确处理发展战略和发展战术的关系，在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体现“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要求。新常态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归。新常态，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统筹发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职能作用，确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纵市场，又不越位干预市场，也不错位扰乱市场，从而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都已经步入新的阶段，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放缓，各级政府要有包容心态和科学研判，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优势仍然存在。各级政府要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减少和克服行政手段的路径依赖，不搞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和大面积调控，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强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同时，推进政府职能深度转变，履行好必要的监管职责，充分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弥补市场失灵，矫正市场畸形，净化市场秩序，管控市场风险，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⑧ 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及其类型特征。以《现代经济辞典》给出的定义为代表：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一定义言简意赅。然而从实际观察出发，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其实，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由此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
从理论上说，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
例如：按要素投入划分，分别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分别有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以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出现。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离开经济数量增加而谈经济结构优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对各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在不严格限制的场合，两者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一般理解为，所谓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化，用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
如果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发展）方式集合：资本、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组方式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历史地看，上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发展）增长方式只是一种相对划分。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发展）结果。这种实例举不胜举，不用多说。
在认识经济增长方式时有三点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判断。它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增长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够理解：何以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要转变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它除了受到制度条件约束之外（相对而言，制度条件是比较容易转变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机制条件、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的强制约束（这些条件转变难度超过制度条件）。第二，评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它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实施结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纯学理的评价，人们会说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长方式。但是这种抽象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评价实际上说等于没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时就曾经有这样的思想：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对经济增长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可以把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但这里考察地是在同样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如何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保持一种合理的表现状态。因而可以达成一点共识是：无论哪种组合方式类型，都须使得经济增长在给定条件下到达一种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长状态。
以上概念的讨论就进一步演化为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与增长（发展）状态之间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状态？经过实际经验观察可知，一种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能够实现它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状态的。换句话说，这种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无通胀增长状态（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低通胀高增长状态（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无通胀增长被经济增长理论视作一种理想型的增长状态。这一定义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他认为：“把创造货币的增长率建立在能够促进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足够高的水平上。经过计算，这个增长率为1%，它带有轻微的通货膨胀倾向，并且具有灵活可变的优势而没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笔者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无通胀增长首先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在此前提下出现一种高增长现象。那种高增长与高通胀相伴、低增长与低通胀相伴当然不属于理想状态。此外，这也不是通货紧缩的高增长，因为通货膨胀指数为负值才出现所谓通货紧缩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实效及其比较
纵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状态，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几个显著不同的时期，其增长状态依次过渡为：中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无通胀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状态是起伏不定的，处于通胀与增长形影不离的伴生状态，在相当时期内通胀指数大大高于增长指数。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代。而且就2007年实效情况看，这个黄金时代还似乎没有结束。
进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高达9.1%，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只增长了0.7%。笔者曾经在另一篇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利用增长趋势方程得出结论：1978-2002年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8.9%。这里出现了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多出0.2个百分点的不合理差距。解释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两个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笔者的计算分析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其二，统计数据出现了低估情况。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理由解释。因为经过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以前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调整，新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都比旧的数据略微高一些。而笔者以前的计算正是建立在旧的数据基础上的。无论如何，从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到达了它的潜在增长水平临界点，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CPI只有近1%的增长，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莱所说的那种无通胀增长状态的。追求无通胀增长，正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和目标。
无独有偶，通过对同处于亚洲亚文化经济增长类型的国别（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地区）分析比较后发现，近似理想增长状态的出现并非个案。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往往是一种经济增长成功的标志物或伴生物。笔者以日本和韩国为例给以简要说明。
1、这两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过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增长的增长状态。日本是在1982-1990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2%，通胀率平均为1.7%，接近无通胀增长型。韩国是在1983-1989年间，增长率平均为9.1%，通胀率平均为3.8%，属于低通胀高增长型。应当说，日韩两国均在当时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了它们自身经济增长方式所能到达的最好水平。
2、这两个国家在持续了6-8年的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阶段之后，被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所终止。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灭，经济持续走向了衰退。韩国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不稳定，最后被亚洲金融危机拖入低谷。
日韩两个东北亚经济增长典型案例对中国的启示是：第一，经济增长理想状态（或近似理想状态）的出现是以一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段为标志的。这个标志就是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同时也是经济奇迹的伴生物。但是好景总是不长。到2008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无通胀增长黄金时段或许也面临着终结的局面。第二，黄金时段早晚会结束，但这种黄金时段能够持续多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证明。众所周知，日韩经济进入衰退或危机之后，日韩式的增长方式就受到了挑战和批判。日韩从此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时期。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但是新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出现，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创造了持续十年的无通胀增长状态。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依然有着它特有的能量和效应，这种增长（发展）方式在过去十多年中到达了其较为理想的状态。这种增长（发展）方式的潜力是否完全耗竭完毕？如果不是，那么这种增长（发展方式还能有效地持续多久？如果是，那么用什么新方式来尽快代替它？
⑨ 思修论文：论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论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途径 ，中国
一、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的基本涵义
经济发展方针，是指由政党和国家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指导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要求。它是经济路线的贯彻落实，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对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关键性的指导策略、指导原则和指导方针.有时战略和方针也可以连在一起使用，称其为战略方针。方针与路线、政策相联结，战略和策略相对应。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恢复性发展、创业性发展、模仿性发展、曲折性发展、快速发展和又好又快发展这样一个长期、艰难和顺序的发展过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着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指导、调整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方针和战略正确，经济就顺利、健康发展，方针和战略错误，经济发展就遭受损失、停滞或走弯路。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必须符合基本国情，必须顺应民意，必须与时俱进。同时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还必须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可操作性和简洁性。
二、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和重大战略的理解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是对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
就世界历史来说，在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初期技术水平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来提高产量。当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明显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时，就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所以，在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本质上蕴涵了人与自然对立的理念。近代欧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推进、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日益凸显。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和公众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发展离不开人对自然的统治和奴役。有工业主义精神之父之称的圣西门曾明确指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把人力作用于物”。由此，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判断社会的进步主要依据经济指标的量度，它意味着向自然界索取的多少，机器转动次数的多少，烟囱冒烟有多长，产品的利润有多高。这种单一的、片面的增长方式，直接导致了大规模投资、大规模生产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富悬殊、社会不稳定、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后果开始逐渐显现。而平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环境改善、社会公平等进步因素，则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而牺牲掉了。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长远看来不利于人类自身文明的进步和生存条件的改善，需要引起检讨和反思。
我国经济发展也如世界工业化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对经济发展规律从自然遵循到自觉遵循的长期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国策、方针指导下，蕴藏在人民群众和产业结构中的巨大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在百废待兴，几乎走上崩溃边缘，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的基础上，刚刚复苏的中国经济，必然强调快发展大发展，必然强调国民生产总值。正是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伴行，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发展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改善，社会公平得到有效保障和体现。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但是，与此同时，还存在着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特点具有明显的先天脆弱性；人口数量压力巨大，活动频繁，规模庞大；资源和生存空间相对紧张；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草地资源和重要的矿产资源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此外，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继续增加，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继续，并逐渐向农村蔓延。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些企业或单位片面追求GDP数量的增长，只注重经济效益，极力推行掠夺性消耗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从总体上看，以往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加之我国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产业结构层次都比较低，经济体制不合理，导致地区间低水平重复建设等原因，造成经济增长投入大、消耗高、效益差，对环境污染加剧。据统计，我国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8倍，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3倍，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5%.因此，这样的快速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越大，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这些情况表明，传统的以消耗能源和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能再仅仅靠GDP数量的增长，而应当纳入到社会这一大系统中去统筹兼顾，要有更为全面、更为辩证的要求，要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反映了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们党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走向深化、理智和清醒。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经济发展指导原则的新发展新跨越。
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强调了从粗放式经济向集约式经济的转变，为此，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新的世纪经济运行特点的认识的深化，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理念。这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发展，新跨越。现代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增长指的是GDP或人均GDP的增加，强调的是更多的产出，是量的增加。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更多的产出和量的增加，更注重质的提高，是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经济发展的方法、路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把盲目地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把见物不见人的陈旧理念转变到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发展理念上来。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辨证的联系。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对我国来说，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积极地扩大经济总量，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就业问题、贫困问题、城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都难以解决；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体现。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所要实现的增长速度是在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讲求效益前提下的增长速度，是扎实的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有过硬的发展后劲的速度。就是说，我们要实现的是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我们要走的是一条既有较高发展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从转变发展方式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精神总体是一致的，都要求从粗放型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转化。但是，具体来说二者还是有递进性、发展性的区别的。首先，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的内容，但不是简单的等同于经济增长概念。发展是积极的推动，更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的正向作用和影响，而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强调数字的量度，它对社会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又可以产生负向作用。所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较之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正向作用更清晰更准确。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较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角度更高、范围更广，更注重经济质量意识，更注重经济发展的安全度与和谐度。最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注重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内涵，更全面更直接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体现了发展的偶合性、关联性、价值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为此，我们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就是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保持合理适度的人口增长；维护社会秩序，为人民提供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身体和文化素质；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改善民生上，这样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具体内容。这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发展，新跨越。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全景式覆盖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也有很多，比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方针性指导作用的主要有；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引进来走出去等等，在这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成为我国经济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和战略。是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对经济全局而言的，是关乎整体经济发展大局的，对各项具体工作方针起指导作用的总方针，所以是重要方针。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向的，关乎我国经济大局长远和未来走向的，对各项经济方针政策起统领作用的总战略，所以称为重要战略。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又体现在各项具体经济发展任务之中。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高效合理配置的道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更为注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其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需要坚持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坚持不懈地实施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在继续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扎扎实实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现代化的同时，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以及水、电、气等公共设施的投入。从提高居民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加快城市化步伐，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着手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
其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在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型的阶段，科学发展需要各部门、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产生整体效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调整增长要素的投入比例，降低一般的资金、资源、人力的投入，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的因素实现增长。而经济发展从整体上不仅需要调整要素投入比例，还需要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工业内部的冶金、石化、机械、电子等行业的协调发展；制造业中传统加工业与精细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的协调发展，以便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其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科学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加强生态建设。要从一次性和单一性利用资源转向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资源，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转向以环境优化增长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明显不足。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警戒线。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已经超过40%。而在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我国在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任务十分艰巨，因污染物高排放引起的重大环境事件，危及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以，节能减排不仅是节省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问题，更关系到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等科学发展的全局。
三、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的理解
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只是一个提法变化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问题，是破解世界性难题问题。根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在推进经济发展时，我们强调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在推进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里，在经历了快速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后，历史性的必然要求推进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和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使我们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更丰富更艰难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有计划的快速推进。
首先，要更新发展理念，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要摈弃片面追求GDP产出而不计资源环境成本投入、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不顾及后代人的发展理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新的涵义。从新世纪新阶段开始，发展将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二是社会发展，包括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研等），以及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质以及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我们应把握发展的崭新内涵，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发展思维，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
“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以新的涵义。
最后，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变成全党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使其融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