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的区别
1. 概念由来编辑
《城乡规划法》第二章“城乡规划的制定”第十二条指出：国务院城乡规划主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图 (4张)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审批。2005年原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2007年2月由原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党组会议讨论同意上报国务院。
2. 编制背景编辑
为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方针，切实做好全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建设节约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根据我国城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当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里工业化、城镇化和城镇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科学合理地确定城镇化和城镇建设方针，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城镇化的质量不高。城乡差别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历史文化遭到破坏等问题还相当突出。由于全国城镇空间结构不清、大中小城市体系不明、城镇群发展缺乏指引，已经对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当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未来 20 年城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日益迫切，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环境也更加严峻，迫切需要针对我国的城镇化战略对全国城镇体系提出新的规划，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3. 规划作用编辑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时在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同时，为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体现城乡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和公共服务职能。本规划的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为指导，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在空间上落实和协调国家发展的各项要求，明确城镇发展目标、发展战略，明确国家城镇空间布局和调控重点，转变城镇发展模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本规划通过城镇化政策分区、城镇体系空间组织、重点发展地区和分省区城镇发展指引等引导性措施，指导不同地区和城市因地制宜地发展；通过城镇建设用地、节水率、能耗指标以及大气、水体达标率和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等强制性要求，提高城镇发展的集约、节约水平，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本规划是对全国城镇发展和城镇空间布局的统筹安排，是引导城镇健康发展的重要政策依据，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1]
4. 主要内容编辑
1）城镇化发展目标与方针
人口与城镇化目标：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引导人口合理分布。2010年全国总人口约为13.6亿，城镇化水平约达到47%，城镇人口约为6.4亿人；2020年全国总人口约为14.5亿，城镇化水平为56~58%，城镇人口达到8.1~8.4亿人。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量和增长速度。2006年至2010年间，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速度控制在4%以下，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8.24万平方公里以下。2011年至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速度控制在3%以下，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11.08万平方公里以下。
城镇化发展方针：坚持“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功能完善、集约发展、社会和谐、安全高效、文化昌盛、人居环境良好”的城镇发展策略。
2）城镇化发展分区
东部地区发展指引：按照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要求，提升城镇化质量。加快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个重点城镇群的发展和资源整合，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引导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小城镇转移和适度集聚，与中心城市形成网络状的城镇空间体系，防止中心城市人口和功能的过度集聚。坚持生态环境优先发展原则，加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环境支撑能力。加大环保投资，重视大气污染防治，改善城镇大气环境质量，抑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沿海地区应合理安排城镇布局，加强对高层建筑的布局引导，禁止超采地下水，防止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建立城市综合防灾体系，加强沿海海防林等生态工程建设，加强灾情预报管理。
中部地区发展指引：按照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要求，加快城镇发展，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大力培育城镇群和区域中心城市，提高城镇群的人口吸纳能力。加强以省会为主体的中心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加大对县城、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小城镇支农产业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粮食主生产区要处理好城镇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切实加强耕地保护，煤炭等能源基地要实现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地制宜积极引导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能源基地建设要与城镇发展相互依托。加强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部地区出海通道建设。
西部地区发展指引：按照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要求，推行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集中式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强和完善区域和省域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发展县城、工贸和旅游型小城镇。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引导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合理布局和有序转移，保障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结合能源基地建设和资源开发，做好新兴城市的布局与协调，引导资源枯竭型城市健康转型。加快陆路门户城市和边境交通枢纽城市发展，促进沿边开放和能源通道建设。扶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的发展，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地方特色经济发展。西南省区要妥善处理人地关系紧张问题，通过中心城市和重点镇的发展吸纳农村人口，聚集中小企业和地方服务业。西北地区通过牧区小城镇的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网络，增强灾害救助能力。
东北地区发展指引：按照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要求，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加快棚户区改造，建立资源枯竭型城市接续产业援助机制，增强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促进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和产业振兴。加强东北与东北亚各国、环渤海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内部的交通通道建设，加快口岸城市和港口城市发展，促进沿边开放和沿海开放。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联系，完善区域城镇网络，提升城市对农林牧地区和能源矿产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搞好森工地区、国有农场地区城镇建设，促进农业、林业发展，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森林、湿地和黑土地生态系统的保育工作。完善区域协同的防洪排涝体系。
3）城镇空间组织与格局
城镇空间组织模式：以城镇群为核心，以促进区域协作的主要城镇联系通道为骨架，以重要的中心城市为节点，形成“多元、多极、网络化”的城镇空间格局。多元是指不同资源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机制和不同类型的区域，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空间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多极是指依托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城镇群和中心城市，带动不同区域发展，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网络化是指依托交通通道，形成中心城市之间、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紧密联系、优势互补、要素自由流动的格局。依托国家主要陆路交通通道、江河水道、海岸带，以城镇群和各级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系密切、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网络化城镇空间体系。
城镇空间格局：规划形成“一带七轴”的城镇空间格局。一带指沿海城镇带，是沿渤海、东海、黄海和南海的沿海城镇发展带。重点发展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个重点城镇群，促进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北部湾城镇群的发展。加强沿海通道建设，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引导国家实现全面发展。七轴指七条依托国家主要交通轴形成的城镇联系通道，依托上海—南京—合肥—武汉—重庆—成都（含长江）、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含京广、京九线）、连云港—徐州—郑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陇海－兰新线）、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北京－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兰州（包括西宁）、兰州—成都—昆明—南宁—海口、上海－南昌－长沙－贵阳－昆明等交通通道，加强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合理组织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与扩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4）重点地区城镇发展指引
重点地区包括城镇群，跨省级界线城镇发展协调地区，重要江河流域、湖泊地区和海岸带等。这些地区在提升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协调区域发展和资源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要加强对重点地区城镇化的政策引导和城镇发展的管理。
重点城镇群发展指引：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群是重点城镇群，它们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对提高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能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要提升核心城市的国际服务职能，增强对内对外的辐射能力；要优化这些地区城镇的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结构，促进城镇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以生态承载力为基础，确定主导产业和人口发展规模；加强区域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和密度；加快城镇的网络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接驳；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统筹城乡空间的整合；创新区域管理机制。
重要江河流域、湖泊地区和海岸带发展指引：重要江河流域、湖泊地区应制定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流域地区综合开发规划，合理配置水资源，并处理好水环境保护、防洪、发电和城镇供排水的关系。合理布局工业和城镇，重点控制上游地区的环境污染，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转移支付机制。保护海岸带完整性和稳定性，统一规划与分配海岸线资源，处理好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海洋港口和城镇发展要统一规划，协调建设。该类地区主要指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太湖地区、洞庭湖地区、鄱阳湖地区、洪泽湖地区，海岸带及海岛地区。
跨省级界线城镇发展协调地区发展指引：在产业和城镇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进行省际协作的地区，要健全协作管理机制，加强沟通与协调。跨省级界线城镇发展协调地区包括苏鲁皖豫交界地区、内蒙古东部三市一盟与东北三省的交界地区、苏皖交界地区、晋冀鲁豫交界地区、浙赣皖交界地区、晋陕蒙交界地区、甘青新交界地区、川滇藏交界地区、川滇黔交界地区、川渝交界地区、鄂赣皖交界地区、鄂豫陕交界地区、粤湘赣交界地区、黔湘桂交界地区等。
5）城市发展指引
国家中心城市：指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类城市要提升在外向型经济和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发展水平，逐步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于世界的金融、贸易、文化、管理等中心，起到带动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重点城镇群发展的核心组织作用。武汉与重庆是新兴的国家中心城市，分别为长江中游城镇群、成渝城镇群的中心城市，也是我国内陆开发开放的高地。
陆路门户城市（镇）、边境地区中心城市：位于我国边境地区的陆路门户城市和边境地区中心城市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与相邻国家和地区合作，重点发展边境贸易，健全城市功能。门户城市（镇）主要有：满洲里、二连浩特、丹东、珲春、集安、图们、绥芬河、同江、黑河、瑞丽、景洪、河口、凭祥、东兴、亚东、樟木、伊宁、喀什、阿图什、塔城、博乐。重要的边境地区中心城市包括：哈尔滨、昆明、南宁、乌鲁木齐、拉萨。这些城市也是边境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
老工业基地城市：对传统工业为主，产业转型慢，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城市，要积极推进科技改造与技术更新，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矿业（资源）城市：以矿业和其它资源开采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城市，推动产业类型多样化，提升城市服务功能，积极加强矿区的生态恢复和环境建设。对于新兴矿业城市要加强矿区和城镇的协调发展，避免过于分散的空间布局。对于少数资源枯竭的城市要积极发展接续产业；对于难以发展接续产业的城市要采取转移策略，适时转移人口。
历史文化名城：要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弘扬民族精神。要严格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协调好新城建设与旧城保护的关系；加强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6）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以能源战略、资源保护、运输安全为原则，建立全国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加快国家铁路网建设，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注重发展水路运输，增加水运的比重，建立布局合理的民航机场体系，逐步构建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
以中心城市为节点，推行一体化的联合运输方式，加强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及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实现旅客运输的零距离换乘和货物运输的无缝衔接，提高门户城市的交通服务水平，强化城市在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中的核心地位；促进城市内部交通与区域间交通的有机整合；建立高效便捷、公平有序的城市交通系统。
建立全国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强化城镇在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的核心地位，促进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有机衔接，增强中心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边境交通枢纽城市建设，落实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完善全国交通网络。一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为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郑州、广州—深圳、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二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为石家庄、太原、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合肥、南昌、厦门、济南、青岛、长沙、南宁、贵阳、昆明、拉萨、乌鲁木齐。其中哈尔滨、昆明、南宁、拉萨、乌鲁木齐为国家边境地区交通枢纽城市，它们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5. 名词解释编辑
国家中心城市：全国城镇体系中的核心城市，即我国的金融、贸易、管理、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也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对外门户，已成为或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贸易、管理、文化中心。
城镇群：城镇群是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综合交通网络为联络骨架，构成联系紧密的城镇发展地区，是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地区。
Ⅱ 长江流域的发展方案
长江流域面积180万km2，年径流总量约为10,000亿m3。流域拥有占全国36%的人口，40%的粮食，33%的棉花和47%的淡水产品，40% 的GDP。长江流域无论是当前在全国的作用和地位所表现的重要性，还是从可持续发展预测的未来优越性，都表明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底蕴和后劲。 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长江流域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同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上游地区森林的乱砍滥伐和坡地的不合理开发，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年土壤流失量超过黄河而达24亿t。大量的泥沙不仅淤塞河湖，加剧流域的洪涝旱灾，而且对未来的三峡水库构成潜在威胁；中下游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的大量排江，使水体污染日益加剧，沿江居民难觅清洁饮用水源；森林植被的破坏，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质量的恶化，以及悬念重重的三峡库区的未来生态环境问题等。所有这些，都将严重制约并影响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可以说，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与否，不仅对长江流域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能否协调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关系着西部的开发、东部的开放的成败。 毋庸讳言，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是需要保护的，同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又是需要发展的。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在长江水资源优势进一步发挥、确保长江流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从系统分析的高度来认识。本文根据长江流域21世纪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致力建立起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生态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模型，不仅从定性的角度去认识，更从定量的角度去认识，以系统的角度综合考虑，从各个侧面、各个层面全面研究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形成综合立体的生态环境管理对策。模型采用统计分析与系统动力学模型计算相结合的多情景比较分析法构造了多层次多区域化动态模型，用系统动力学原理进行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环境与灾害各因素的关系描述，在动态模拟的基础上描述系统的动态行为，对各种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对策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筛选出满足指定条件的生态环境管理对策集，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合适策略，使系统从潜在危险方向离开或情况得到改善。 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指标体系 在定性认识长江问题的基础上，建立量化的综合决策模型，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模型评价目标的量化。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较有影响的有：联合国CSD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体系（HDI）、世界银行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最新指标体系、可持续发展度指标体系（DSD）等。这些指标体系一般指标众多，指标层次复杂，数据资料搜集准备难度大，实际操作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为此，根据长江问题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首次提出流域生态安全度、环境基尼系数两个综合性指标，并建立了以流域生态安全度、环境基尼系数等7个指标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成社会效益评价指标、经济效益评价指标、环境效益评价指标三大类：第一类是社会效益评价指标，包括平均预期寿命和区域发展协调度；第二类是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包括人均绿色GDP和人均粮食；第三类是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包括区域断面水质达III类比例、流域生态安全度和环境基尼系数。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模型 决策模型的构型示意图见图1。决策模型主要由区域内因素模型及区域间关系模型构成。从空间角度，决策模型按行政区划，建立不同的省域模型，各省之间的关系由区域间关系模型刻划。综合决策模型以流域模型为纲，用污染物总量控制、流域生态安全度两个协调指标进行流域上中下游的联系，并描述三峡工程在此的作用；以省级模型为线，从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相互协调角度进行模型构造。省级关系模型、流域级关系模型（各模型框图见图2、3）构成综合决策模型的基础。省级模型是整个模型的基础和内核，也是宏观模型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其主体结构可分为环境、资源、经济、人口、灾害五个互相关系作用的子系统，各子系统中的各种变量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来进行描述。系统动力学方法能定量地描述各子系统因素间相互复杂的关系，进而将一个复杂系统分解为由某些变量、某些回路以及一些正负反馈系统构成的模型。可对要研究的省级系统进行动态模拟，以描述系统的动态行为。流域模型在省级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原则，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尝试定量描述流域不同区域间的影响关系，协调关系，公平关系，探讨区域的平衡与补偿的可行性。概括地说，流域模型主要说明流域上游、中游、下游以及重大工程，如三峡工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些关系的分析主要抓污染物总量控制、流域生态安全度两条主线。省级模型分环境、资源、经济、人口、灾害五个互相关系作用的模块，由各发展影响条件转化组合预测长江流域及其各区域的七个评价指标值的大小（建立十大因果关系框图：经济与人口、经济与环境、经济与资源、经济与灾害、人口与环境、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灾害、资源与环境、资源与灾害、环境与灾害，利用因果关系框图来分析各发展影响条件转化组合），对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进而得出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管理对策集。就上述意义，本模型又是以流域协调为经线，以省级系统因素关系刻划为纬线，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经纬结合的立体结构的宏观决策模型。对于构造的综合决策模型，从单个模型、模型耦合、系统行为方式进行模型的检验与调试，验证了综合决策模型的合理性。
图1模型结构示意图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仿真实验及管理对策分析 综合决策模型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指标体系的7个评价指标作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仿真实验的主要评价变量，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多因素、长时间系列的仿真模拟，进而提出一些可行的管理对策及建议。 （一）长江流域发展的瓶颈在2030年 1. 人口继续膨胀并在2030年前后相继进入人口高峰 长江流域各省区人口在2030年前后相继进入人口高峰（如图4）。人口的继续膨胀给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减缓的转折在2030年左右，届时长江流域的人口由增长变为负增长。2030年到现在这段时间，是长江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的危机与压力在缓慢逐渐增大。如果顺利度过2030年这一瓶颈时期，长江流域的发展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图2区域（省域）内各因素影响关系系统框图
2.农业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 2030年前后是长江流域粮食生产的危险时期（如图5），部分省区，如贵州、云南、江西等，人均产粮不足350kg。粮食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是2030年前后几十年内长江流域粮食供需的基本格局，长江流域部分省区将被严重的粮食短缺所困扰。 （二）控制人口增长是缓解2030年长江流域发展瓶颈的一种较佳的对策长江流域人口现状分布及模型预测的趋势分布，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等中上游省市的人口将占长江流域总人口比例
图3流域内各区域间影响关系系统框图维持在47.5～50%之间，而上述省份中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生态敏感区是粮食紧张的重点区。同时，长江流域的主要水土流失区域在长江流域上游的四川（含重庆）、云南省，两省一市的年水土流失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预测的未来，均占全流域总量的60%强。而其中与长江流域暴雨区相重合的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陇南及陇南地区、嘉陵江中下游、三峡库区“四大片”区域，其坡耕地是主要侵蚀泥沙来源。可以认为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是长江流域上游地区，特别是 “四大片”区域的坡耕地。模型中以四川为例，讨论了人口控制措施及生态敏感区农业人口转移的影响，认为在生态环境敏感区实行严格的人口政策，并适当向外转移人口，可以缓解过量人口对环境资源压力，对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有效治理、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度的改善、农业粮食生产进而至流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均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是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三）有必要在长江流域中游实施更为积极的城市化战略 为了转移、缓解长江流域生态敏感区的人口压力，有必要在长江流域中游实施更为积极的城市化政策。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特别是从宜昌到湖口的沿江地区，是未来长江流域城市化的主要区域，也是长江流域中上游人口转移的主要移入点。这主要是由于：1）三峡工程建成并发挥作用，是该区域将会超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一方面，江汉平原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得益于三峡工程而极大提高，在宜昌到湖口的沿江
图4长江流域各省人口演变趋势图（人口中方案）地区建设大量的小城镇有安全保障。再则，三峡工程巨大的电力能源，会使小城镇发展有充足的能源供应。最后，“黄金航道”使物质运输成为易事；2）长江流域中游地区具有巨大的水体环境容量，从总量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出发，江西在全流域排污权欠帐较大（见图6）；从流域水资源占有量和相匹配的污染物及废水排放量公平分配的原则出发，从宜昌到湖口的沿江地区属于可调高指标的区域，可以分配给未来的城镇区域；3）长江流域中游地区本身的城镇化程度不高，具有发展城镇化的较佳潜力；4）工业格局的调整，即将北方大耗水、大耗能工业转移到长江流域中游宜昌到南京地段，亦需要长江流域中游强化城市化战略。
图5长江流域各省人粮食趋势图（人口中方案）（四）三峡大大提高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度，减缓水土流失对长江流域中下游影响100年 三峡水库、梯级电站的建设可以有效改善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度，三峡工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尤其是中游。梯级电站的逐步修建，对于三峡工程乃至全长江流域，均有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是，如果长江流域上游水土流失不能得以有效治理，三峡对长江流域中下游的积极作用会受到时间限制。三峡只能减缓水土流失对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影响。 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对策
图61998年长江流域废水、COD排放洛伦茨本文提出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模型，从流域可持续发展角度，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定量的数学模型，从系统分析的角度对影响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诸多纷繁复杂的因素进行综合决策，以确定合适的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协调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促进长江流域稳步持续发展。模型中将生态环境管理置于人口、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灾害五者相互作用的系统中去分析其影响与作用，对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管理对策进行了综合性、系统性和趋势性分析，从而概括出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管理的几点重要认识：（1）长江流域发展的瓶颈在2030年；（2）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长江流域上中游的人口增长，尤其是上中游的生态环境敏感区的人口增长，并采取必要的人口转移政策，是缓解2030年长江流域发展瓶颈的一种较佳的对策；（3）有必要在长江流域中游实施更为积极的城市化战略；（4）云南、四川、重庆二省一市是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二省一市水土流失重点是“四大片”， “四大片”坡耕地则是重中之重；（5）三峡大大提高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度，减缓水土流失对长江流域中下游影响100年；（6）建立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将扶贫政策与生态补偿政策结合，综合治理生态环境；（7）充分认识生态环境破坏是长江流域的全局性问题；（8）以三峡库区为代表的水污染问题是长江流域需要迫切解决局部问题。</TABLE></B></TABLE></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