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影响论文

1.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化和经济有什么影响

中国发展越来越强大了，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化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近年来非常强大的中国就影响了全世界。

2. 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有什么关系

以下内容供你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演讲人：林毅夫时间：11月4日地点：北京大学·北京论坛
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西方为例，Maddison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希望能帮到你。

3.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兴盛的关系

商品经济对中国古来代文化自的影响，突出的是在元与明靖两个时期。两个时期又有所不同。
1、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以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为主，表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的生产生活的需要成为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瓦子的出现，酒楼、茶馆的增加、宋词的繁荣，世俗文学、风俗画的兴起，《窦娥冤》等作品的出现等。
2、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以对思想的影响为最明显(体现商品经济对古代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入)。表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与缓慢发展，出现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李贽侧重对封建制度理论依据的批判，指责儒家经典，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是反封建思想的先驱。黄宗羲侧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顾炎武侧重对封建迂腐学风的批判，提出“经世致用”，重视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王夫之侧重从哲学上批判，并从发展的角度提出“趋时更新”。

4.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它绝非是被动的，实际上，它同经济永远处于互动的过程之中。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或推动或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该区域的文化内涵与外在经济环境相协调时，它会成为促进和推动该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要素，否则文化会成为该区域经济增长的阻碍。那么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冲击。尽管如此，我们从深层次上看，中国的改革发展仍然展现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也表现为其内容。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强调集体观念，重义轻利的价值诉求，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市场经济带来“利益至上”的文化观念的同时，趋利避义的价值取向并没有为所有大众所接受和推崇。同时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开始引导民众进行发展目的的反思，“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一中国文化的根基被重塑。这些表面上看与市场经济精神相悖的传统文化，正在中国模式的形成中承担着拯救现代文明的使命。中国模式应该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营养，但始终要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实践之中，兼具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有利或有害，而应对具体的文化观念和因素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文化的因素。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离不开对该国家的文化研究。通过挖掘文化的深层内涵，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层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扑面而来的新世纪，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发挥文化的优势，挖掘文化资源。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说过：“文化有很重要的协调力量，它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如果没有文化为纲领，经济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也难以持续发展，所以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文脉。”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仅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还会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要取得快速经济发展，必须认真审视本地区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观念。首先要认真调研和分析本地区的文化内涵，分析和研究其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其精华部分，也要批判和克服其糟粕部分，以消除不利于发展与进步的传统观念。同时，要不断学习其它地区的先进理念。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需要创新，文化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根源于创新，而要激发创新精神，使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则必须回到中华文化原创，摒弃限制社会微观活力和民众创造力的文化和传统，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文化和制度创新。”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所以，一定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5. 求关于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论文 2000字

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6. 二战后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文化原因

二战后中国经历解放战争。国民党当局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新中国建立后，在苏联帮助下，版中国开始进行一五计划权。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国家权利）。一五计划建立了我国工业的基础，建立了长春一汽，第一飞机制造厂等。1956年周总理在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提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促进文化事业蓬勃发展。1978改革开放中国国经济在资源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却是以中国资源大量浪费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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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文化发展方面则提出：“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观中解放出来，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浙江省委省政府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中，对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提出了文化大省战略等政策措施，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对于这些经验，应给予理论的说明。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有机整体发展理念。它包含了以往的重点发展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辩证发展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辩证处理十二大关系）的合理理念，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形成了有机整体论的发展理念。浙江省的文化大省战略体现的就是有机整体发展观。浙江1999年率先提出文化大省建设，2000年制定“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年出台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2002年将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经济写入党代会报告，2003年被中央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很显然，这种局面不是主观臆想的，不是从概念推演出来的，而是从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生成的。

破解浙江发展经验，一个重要方面是认真思考“浙江为什么特别关注文化”这个问题。通过在浙江的调研，使我们认识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这三个文化理念是：

第一，文化是发展的精神动因。民本经济的本色是草根经济，它发端于草根文化。浙江历史上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注重民生、开拓创新的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转化为经济的创造力、社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浙江民本经济大发展的精神动因，就是特定自然与历史条件下浙江民众的经商传统。温州模式、义乌模式靠的正是浙江特有的草根文化和体现在老百姓身上的文化基因。

第二，文化创新是浙江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力和增长点。浙江发展模式区别于广东、上海。浙江发展有其体制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使浙江形成了以民营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浙江在现阶段之所以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历史文化是其深层原因。制度文化和经济结构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浙江模式的核心是浙江精神，这种地域精神造就了浙江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优势。精神文化作为软实力，软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敢为天下先，抢喝头口水，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力。在国内，与浙江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的区域不少，但只有浙江形成了这样的经济结构，这与浙江老百姓的文化生存理念直接相关。这种人文理念不仅表现在民众的创业精神上，也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允许和支持民本经济发展的“认可行政”本身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在体制和行为上的表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和体制作为最高层次的增长方式，而制度和体制就是精神文化转化的行为文化。

第三，把文化发展落实到人的发展。全面的文化意识是把人的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文化生产不仅生产文化产品，而且生产人，着眼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一种通过塑造人的心灵而改变整个人类世界的活动。所谓“塑造人的心灵”，是强调文化创造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其多样性产品形式来塑造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增进人们的精神和谐感、幸福感和认同感，即它把人自身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来生产，并通过人而把人类世界当作文化产品来生产。正因为这样，文化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在人们的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中。惟其如此，文化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才获得了“软实力”、“支撑力”、“凝聚力”等称谓，我们也因此可以说“人在文化中”和“文化在人的活动中”，从而可以从文化的观点来观察、理解和解释所有领域的人类活动。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人，一个根本方面是落实到人的文化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是统领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发展要依靠人，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社会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浙江省明确提出满足人的三大需求，既满足“经济人”的生存需要，使民众在普遍富裕起来的同时，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社会人”的交往需要，使民众共享祥和的社会生活；满足“文化人”的自我发展需要，使民众实现人生价值。人的生存需求是恒定的，而人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则是无限发展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已经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为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浙江省着力落实广大群众的文化权利，着眼于百姓文化、大众情怀，明确提出搞大馆、大师和大作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大众，始终把大众作为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体。 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贯穿并渗透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抓住了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需求、价值创造、价值体系、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富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富强即民富国强，意味着追求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富裕，意味着把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追求的首要目标。“富裕”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的根本任务，“共同”则鲜明体现了团结互助、公平公正、平等和谐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富裕是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统一起来，体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度统一、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其实质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反映。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民主是一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保障和尊重人权等方面。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就是人民主权、人民至上。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建构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古今中外，尽管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先进、进步的意思。这里的“文明”，主要指狭义的精神文明，特指与精神上的愚昧、思想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落后相对应的精神上的进化、思想上的进步以及文化上的先进。我们所要建构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先进文化为目标，既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又与时代进步要求和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当前价值观念多元多变的条件下，“文明”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精神支撑作用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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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魏晋文化的影响之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我们都知道，我国的经济，是北方以重工业为主，而农业则主要集中在南方。南方的开发，也是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候开始的。这一时期，北方是十六国林立，战乱不断，而南方由于东晋的统治保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于是便有了大量的北方居民南迁，他们带去了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的江南经济的开发，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犹大，甚至可以说，是奠定了我国南方农业发展的基础。

9. 全球经济与文化互动的发展趋势,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经济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跨国企业的不断进入，世界大鳄的不断蚕食鲸吞，使中国企业不得不进行一番改革，而在一片改革浪潮中，由以品牌和创新两个词尤为突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人心，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档次逐渐提高，中国这一国内市场将会日趋完善，也将会为无数企业的发展创造合理的利润空间和发展条件。放眼望去，洗发水市场的不断降价，正是由于国内洗发水品牌的不断完善，知名度与美誉度的不断提高，致使国际强势品牌宝洁和联合利华的中国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他们不得不做出低价让步，通过自身的资金优势，希望能拖垮这些国内洗发水品牌。而国内诸如飘影，雨洁等洗发水品牌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通过创新，通过学习，正向着国际化发展，说不定将来他们也会杀到美国本土去。想必大家都听过“蝴蝶效应”一词吧！即太平洋彼岸波涛汹涌的海啸风暴，其原罪或可追溯到亚马逊河畔那只色彩斑斓的七彩蝶不经意间舞动的羽翼。简而言之，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企业将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措施可能会影响全世界。
二、文化方面：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国际企业文化发展的动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跨国公司不能进行文化的整合，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多种文化中生存下来，也不可能取得辉煌的业绩。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其企业文化也要进行中国化改造，同样中国企业融入世界，也要在自身文化上嫁接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文化基因，只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适应全球化的趋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传统、生活环境、物质与精神追求等都是不一样的，对于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而言，如何进行文化融合是一个课题，全球化文化融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公司文化层面的融合，另一个则是民族文化层面的融合。而公司文化的融合必须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提下来进行融合。文化融合的“跨文化管理”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一门必做的一门课程，也是全球化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必须不断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管理模式都不同于原来仅限于国内市场低层次的竞争，因为塑造企业文化的参照背景发生了变化，企业文化内涵和机制的创新也就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