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影响经济发展

❶ 如何转变思维方式，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

从经济生活角度，
要转变思维方式，主要树立正确的商品观、金钱观、消费观版、投资理财观、就业权创业观，国际贸易观。
走新型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之路，加快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完善所有制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合作社，股份制公司制等。
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坚持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❷ 三次工业革命的时间、意义

1、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指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一次工业革命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这一次技术革命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意义：

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地位。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壮大，他们希望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第一次工业革命要求进一步解除封建压迫，实行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和改革，逐渐建立第一次工业革命巩固里自己的统治。

第一次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的重大变革，是社会日益分裂成为两大对抗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辛勤劳动，直接创造财富，却相对日益贫困，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同时在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工人运动兴起。工业革命还促进了近代城市化的兴起。

2、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指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生产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经济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

意义：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经济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

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生产能力，交通更加便利快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3、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还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这次科技革命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

意义：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在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2)思维方式影响经济发展扩展阅读：

工业革命评价

在较早阶段的工业革命中，人们被迫适应新的生活情况，人们从农庄搬到城市，全家大半生都在工厂工作。于是发生了许多新的关于卫生，福利及老年照料的问题，有时是未获解决的问题。许多人住在城市人口密集之地，引起清洁，住房，警察及犯罪等问题。

工业化及其随同的变化增高了世界多数人们的生活标准。较之过去，有更多的货物可以供用，成本也较低廉。但是，增加对货物的需求，就意味着原料的消耗和环境的沾污。由于大量生产技术更加强的采用，世界若干地区的文化特征在食物，衣着，住房，娱乐，及生活方式上，就趋于标准化。

工业化也改变了政府。许多国家行使帝国主义以支配各种原料和市场，俾能支持工业的发展。工业工人（无产阶级）学会了组织与谈判的技术。因此，民主的过程加速，因为工人要求对于社会的管理，有更多的发言权。

❸ 信息化社会中，什么日益成为科技 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信息化社会中，信息技术日益成为科技 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日益凸现，信息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先进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前导要素，它所引发的社会信息化则将迅速改变社会的面貌、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一，信息就其含义而言，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信息本身所表达的意义，即信息的内容；二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即信息载体，如符号、声音、文字、图形等都是信息的载体，信息技术则是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存储、显示和应用技术，如遥感技术、遥测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各种显示终端技术等。
信息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两个方面。信息技术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产业，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电信设备、微电子生产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则是体现在信息技术的扩散上，包括信息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等。在信息技术系统中，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可称为信息技术的核心。它们的发展进程体现了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
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引发了社会信息化，"每9个月互联网用户增长一倍，信息流量增加一倍，线路带宽增加一倍"。这一事实被称为新摩尔定律。而信息科学技术所引发的社会信息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社会的形态、经济增长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1、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在工业社会中，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是靠资源投入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加工资源的方式是一种高消耗、高污染的实现方式，这种方式必然会引起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工业污染的加剧、环境退化的失控。而信息科学技术引发的社会信息化，为各国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技术可能。信息化的开展开创了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即依靠科技进步，而不是高资源、高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发达国家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率已达60％-80％的幅度。
2、对人类社会时代的影响。由于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时代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已经从以物质能量为主的生产力转换到以信息知识和技术为主的生产力，从工业经济转到知识经济，从读写为主的时代转换到视听为主的时代，即虚拟时代、数字时代。虚拟，就其本身来说，是数字化方式的构成。它首先是人类中介系统的革命。人类第一次中介系统的革命，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发明，它创造了人类思维空间和符号空间，导致了人类文明的长足发展。而虚拟则是在思维空间中发生的革命，它在思维空间中又创造出了虚拟空间、数字空间、视听空间和网络世界，使不可能的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真实性。虚拟这场中介革命，使人类由以前的语言符号文明进入到更高级的数字文明。其次，虚拟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能力的巨大发展。对于虚拟而言，现实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在虚拟空间中，还有别的可能性，虚拟使现实中的不可能在虚拟空间中复活、再生、创造发展，从而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在信息科学技术影响下，虚拟时代、数字时代即将到来。
3、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思维方式是一定时代人们的理性认识方式，是按一定结构、方法和程序把思维诸要素结合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思维运行样式。思维主体、思维客体和思维中介系统三者社会历史地结合，构成特定时代的思维方式。在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思维主体以个人为主、以人脑为主，思维客体受思维主体及社会关系的影响，主要以现实世界为主，思维中介主要由工业技术中介系统和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各种物化的思维工具构成，这标志着工业社会时人类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状况和水平。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思维主体则由个人为主发展到以群体为主，以人脑为主发展到以人-机系统为主，思维客体由现实性为主进入到虚拟为主，思维中介系统由工业技术中介系统和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各种物化的思维工具构成转变为网络技术中介系统和信息技术所产生的各种物化的思维工具构成，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由现实性转换到虚拟性思维。

❹ 东西方在认识论的发展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一、中国学者眼中的东西方文化

加入WTO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经济与技术领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们的文化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20世纪中国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传统的抱死守旧和全盘西化都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篇题为《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的文章中，季羡林先生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变迁。他认为在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时候，以形而上学式分析为主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必然是综合见长的东方文化。为此，他提出在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中所有好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通过“拿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合理的成分，使东方文明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汤一介从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化兴衰的根源。他指出：在20世纪出现的“全盘西化”的思潮，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在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方面则缺乏这种自觉和主动。这种状况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在历史上，中国人能够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但中国人缺乏向外的进取精神。这种状况和中国强盛时的“大国心理”有关。认为其它人到我们这儿来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他们那儿传播中国文化。近二个世纪以来，随着我们西方国家的崛起，我们的自大心理开始沦为自卑心理，觉得自己处处落后。实际上，这种自大和自卑都说明了中国文化缺乏进取精神。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汤先生指出，在文化问题上我们的态度需要转变，一方面，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我们要注重“选择性”，要选择其它文化中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自觉和进取的精神把中国文化传递到世界的其它地方，让别的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双向交流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其中Shweder指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存在及人们对它的认同可以独立于其它方式之外，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各种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尽管作用大小不同。季先生和汤先生等的观点，反映了东方思维对文化兴衰的历史思考，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近代化理论”的文化观念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问题，西方的学者比我们认识得更早，尽管这些认识有着历史和价值判断的局限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西方汉学家就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问题，Fairbank、Levenson、Wright等提出的风靡一时的“近代化理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战。这些学者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想要找出为什么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内，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近代化起步比日本早的中国却失败了。在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之后，他们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Wright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的社会也是不能纳入近代化国家的。”

为了证明这个理论的合理性，Fairbank首先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加以分析，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指家族而非国家），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型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出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另一个学者Hagen在他的著作《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用一个社会可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格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能够发展。他认为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培养创造型的人格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Max Weber从宗教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在其著作《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他对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儒家伦理，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性弱点、罪恶感与追求超脱、世俗行为与超俗的补偿以及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就没有杠杆作用使人内在的力量超脱传统。也就是说，由于太重和谐——尤其是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与儒家伦理相反，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相信原罪而又力求克服原罪的观念，使得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克服内在罪孽的宗教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扩展到规范、习俗与权威之上，使人不会一味盲从，而是去思考改进的方法。Weber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儒家伦理的解释，很有独到之处，他的基本观点已经成为西方学者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

“近代化理论”还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寻找“灵丹妙药”，Fairbank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支持，而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有另一套思想，这种思想需要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该理论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近代化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社会思潮，无疑都和它的影响分不开。但“近代化理论”并不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它盛行的同时，对它的批评就开始了。批评者认为，“近代化理论”对儒家伦理的分析是极为片面的，儒家重“礼”与“和谐”，并不象上述学者所言的只是外表或面子的事。实际上，儒家伦理中存在着力求上进的个人动机，而不象Fairbank所说的缺乏这种动机。Bary和Metzger认为儒家伦理强调个人及其道德的自主性，固然有“性善说”，但也并不象Weber所说的缺少个人与外界环境的紧张性，比如在“天理”与“人欲”之间就存在着紧张状态。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也有力地批驳了“近代化理论”。Kahn指出，“后儒家文化”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近代化理论”及其所引发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它对中国文化的概括及推论存在着合理的东西，但也存在着许多偏见。它的合理性与汤先生对中国文化主动性的分析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在我们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我们在学习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是否考虑过要输出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确是毫不含糊，美国政府明确表示要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有自己的思维特性和价值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向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但如果我们不能在这种交流中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我们最终会迷失自己。

与“近代化理论”相似，80年代初期心理学家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的偏见。Hofstede最初是想了解一个大型跨国公司不同国家的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有何特点，他在分析收集来的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个国家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强调个人成就和个人权力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快，而那些强调团体目标和人际和谐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他认为是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动机和成就水平，并最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Hofstede的研究引起了文化心理学家的极大兴趣，到目前为止，依然有许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三、文化心理学框架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我们还需要弄清楚文化的影响机制问题。从20 世纪60年代开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就开始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文化影响的问题。他们以文化传播的模式为主线，总结出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四个特点：①选择性：当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成分互相交流。有一些文化元素容易被其它文化接受，另一些则不容易传播。也就是说，只有一小部分易传播的文化成分从一种文化向另外的文化传递。②相互性：文化影响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世界上任何一种非主流文化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在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中，它不会被完全同化。③适应性：一旦一种文化成分融入了另一种新的文化，它的形式与功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种适应性并不表明旧文化成分的完全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只是为了暂时的适应，本质的东西未必改变。④不等同性：一些文化成分比另一些文化成分更易传播，物质文化比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更易传播。

从这些特点来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尽管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但却更多地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强势影响，这种观念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Wallerstein在七、八十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阐述了文化影响的效果和机制。按照他的理论，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处在一套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权利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有些国家处在权力的核心地位，有的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主要由它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所决定。近一个世纪以来，欧美等西方大国处在这个系统的核心地位，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则处在这个系统的边缘。处在核心地位的国家比处在边缘地位的国家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在谈到这种地位差异的影响时，Wallerstein指出：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常常会导致文化和学术上的差异——在文化和学术上，权利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但他也承认处在边缘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尽管这种影响比前者的小。

“世界体系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影响机制——即文化的影响和经济政治有关。这一理论的到了一些心理学研究的支持，比如在7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日本常常被看成是集体主义的代表之一，但90年代某期日本学者却发现，日本青年学生的个人主义倾向甚至比美国人还要高，这些学者认为文化的相互影响是这种转化的根源。日常生活中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理论，比如当代中国年轻人对邻国文化的崇拜就反映了这一点。从本质上讲，Wallerstein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脉相承的。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世界体系理论”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按照这一理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将从边缘转入中心。经济学家认为21世纪将是东亚经济辉煌的时代，这种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使我们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

乐观归乐观，但这种辉煌是等不来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文化和经济之间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这与“近代化理论”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好相反，如何处理这种看法上的差异呢？处理这个问题，需要从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去寻找。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一批关注文化影响的心理学家终于找到了一条理解东西方差异的新思路，这条思路就是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在一些文化心理学家看来，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探讨，可以从内在假设的角度提供文化影响的证据，从而有助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深入了解。

四、从思维方式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影响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tt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思维地理学”说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中国人的辨证观念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不同，美国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中庸之道的消极面，当然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能使人避免产生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从整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往往把问题从一个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加以考虑，看中他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Ji Li-jun、Peng Kai-ping和Nisbett等人就发现，中国人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它所处的情境中分离出来。比如在完成棒筐实验（Rod-and-Frame）的时候，中国人的成绩就比美国人差，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把背景和判断目标当做整体看待。这种整体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此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他。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而忽略个人的作用。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首先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这一点可以解释科学发展中的一些现象，英国科学史学家Joseph Needham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可惜的是，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Needham认为这主要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特性有关。我们知道，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

Nisbett等人的研究工作在心理学界引起了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影响的深入思考，与以前的研究相比，他们的结论主要来自于实验证据，而不象以前那些基于思辨的理论，所以相对来说更具有理性。最为重要的是，Nisbett的理论没有从价值观的角度去评价东方或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认为这种差异由来已久，从而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任何一种文化都来自于某种传统，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但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文化。时代在进步，文化也在发展。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从对比中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应该为继承和创造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服务。相信随着心理学和其它诸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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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如何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对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1、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技发展使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提高，使劳动者的智能迅速提高，大大地改变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使劳动力结构向着智能化趋势发展。

2、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形式。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智能机器代替了人的部分脑力劳动，使人们的劳动方式正在经历着由机械自动化走向智能自动化、由局部自动化走向大系统管理和控制自动化的根本性变革。

3、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革。新的技术革命在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的同时，使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

二、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科技革命把我们带入了信息时代。

伴随科技迅速发展而来的是“知识爆炸”，要求人们不断更新和充实知识，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学习已日益成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手段，给学习、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等手段，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们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为人们全面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使人们能更多地从事科学、艺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创造性活动。

三、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引起思维变化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

科技革命首先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促使思维方式的发展，如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影响思维主体、思维客体和思维工具，引起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们具有了新的知识理论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能够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去研究一系列新现象、新领域、新课题。

总之，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能在科学技术上不断进取，就可能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事实表明，我国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鼓励自主创新，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❻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

法治，简言之，就是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专稳定、明确的规范和规则，而属不是法律之外的某些习惯和办法，更不是个人包括领导者的意志和看法。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推动工作和事业发展时，根据法律规则认识和解决问题。其中，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理念、原则、精神和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的思想认识活动或思想认识过程；法治方式是指在法治思维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和工作方式。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成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背景下，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必须切实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树立遇到问题找法的思维方式，养成解决问题用法的工作方式。

❼ 简述教育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下所述：

   （1）经济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① 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着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② 社会经济发展制约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

   ③ 经济的发展制约着课程的设置及教学内容；

   ④ 经济的发展影响着教育结构、教育制度、教学组织方式、教学方法等的变革。

   （2）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① 教育是使可能的劳动力转变为现实劳动力的基本途径；

   ② 教育能使科学知识得到普及和推广，并能产生新的科学知识；

   ③ 现代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2.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如下所述：

   （1）政治对教育的制约

   ① 政治决定了教育的领导权；

   ②政治决定受教育的权利；

   ③政治决定教育目的的性质和思想教育内容。

   （2）教育对政治的促进作用

   ① 教育能促进年青一代政治社会化；

   ②教育可以促进政治民主化。

❽ 大学生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思维方法

大学生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思维方法
今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思考“十二五”的发展问题。作为大学生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思维方法，首先要对这个时期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做一些分析和预测，才能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思维方法 。

从国际大环境来讲，“十二五”或者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对我国影响最大，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主要有以下五点：

1.对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总趋势的判断。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年来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总的判断是，金融危机之后，虽然会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但全球化总的趋势不仅不会逆转，还会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改善而进一步加强。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会继续增长。这有利于我国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释放增长潜力，加快发展进程；有利于我国充分吸收或引进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促进产业升级，增强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重要国际资源和技术。但短期来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会抬头，贸易保护措施会增加。

2.对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发展趋势和影响力的判断。这对大学生思考“十二五”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总体来看，现在正处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启动期，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技术进步非常快。为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都大幅度增加了科技投入，抢占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等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技术进步的迅猛发展，对于我们来讲既隐含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在实现技术赶超及利用新技术加快发展等方面，我国具有市场潜在规模巨大和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的优势，可以藉此在某些技术领域迈入领先行列。但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占优势的局面不仅不会改变，甚至其创新能力还会进一步增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3.比较重大的且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应对气候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如果按照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相等的原则进行计算的话，美国应当停止排放40年，中国则可以照现在的排放量再排放20年，两国才能相等。但这毕竟只是个理论计算，如何实际减排取决于国际谈判和妥协。不管如何，我国现在已经快到第二大经济体了，年排放总量全球第一，而且人均年排放量已接近了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我们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减排对我们来讲也不完全都是坏事。减排将促进能源及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增强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4.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可能引起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发生变化的一些因素。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储蓄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并将对我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对全球产业分工及贸易格局产生影响。迫于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一些资金相对密集、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以及一些原来不可转移的服务业，都有可能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升级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一些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将会加快，新兴经济体仍会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既对我国构成了竞争压力，又为我国扩大外部市场空间创造了条件。

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是全球治理结构的调整、重构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会相应增大。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我国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期望和要求，也会不断提高。如何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为国际规则制订的积极参与者，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关于国内环境

从国内发展环境、条件来讲，以下六点最值得考虑。这六个方面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或者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第一点是需求方面。总的判断是，潜力巨大，有待释放。这是因为，“十二五”及今后更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但同时，由于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居民消费需求潜力的充分释放还面临不少障碍。

第二点是供给方面。总体判断是，基础更加牢固，但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发展，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业结构升级取得新的进展，产业配套条件继续优化，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显现，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产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特别是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管理能力等）还有待提高；虽然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虽然是出口大国，但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却屈指可数。服务业相对落后，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生产性服务水平等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第三是要素优势方面。可以判断，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同时在劳动力资源方面我国正在形成一些新的优势，这就是高素质劳动力丰富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这对我国发展高素质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优势和机遇。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水资源、矿产资源、劳动力等各类要素成本都在上升，提高社会福利、改善环境状况的压力也在增大。另外，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显现，导致“人口红利”逐步减少直至最终消失。要素成本上升和“人口红利”减少有其正常和积极的一面，但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第四是生态环境方面。总体判断是，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都会进一步加大，局部改善的趋势也会继续延续，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强度会进一步加大。“十一五”以来，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治理和保护的力度明显加大，各项环境保护工作扎实推进，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明显改善。但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控制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相当艰巨。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增强危机意识，提高应对和处置能力，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减轻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面临新的挑战。

第五是社会方面。总体判断是，社会建设投入会增多，步伐会加快，但社会问题依然突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十一五”期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社会发展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特别是近年来采取了诸多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使得社会建设步伐加快，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区域差距也趋于缩小。同时，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不仅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形成挑战。

第六是经济体制方面。总体来看，经济体制具有的独特优势不会改变，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都与这些深层体制问题相关。因此，要把发展切实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要保障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但与前30年的改革相比，今后的改革难度增大，需求更加强烈。
关于主要问题和矛盾

基于前述国内外背景，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期主要面临以下五个方面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或矛盾。

一是中国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不协调、不平衡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外需不平衡问题，而是由内外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我国对外收支的长期和持续不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再次说明，不解决内外不协调的问题，不仅国际摩擦会越来越多，外部环境会越来越坏，也会对我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和经济结构产生不良影响。

二是储蓄和消费关系的不协调。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持续下降，是导致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内外需关系不协调的重要根源。研究表明，居民消费比重下降，既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所占份额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的结果，也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在消费方面有后顾之忧，从而导致消费意愿不强的结果。

三是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技术进步推力不足。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的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已经开始逐步减弱。二是随着我国资源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环保力度的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三是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模仿、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后发国家地位所决定的低成本适用技术优势也在逐步减弱。

四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二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发展不足，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五是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在不断增大。在能源和其他资源约束加强的同时，水资源不足的约束更具挑战性。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特别是在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关于“十二五”面临的重点任务

针对上述问题和矛盾，“十二五”期间要着力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十二五”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抓住机遇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努力释放发展潜力，争取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力争在“十二五”末使我国经济再迈上一个新台阶。这既是全面实现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解决就业等现实问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同时，要按照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的原则，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二，着力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增长空间。一要充分认识社会保障对于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等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基本保障制度，提高基本保障水平，增强均等化程度，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二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三要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事务方面的事权和财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第三，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筑基础性、共用性的技术平台，增加政府在共性技术领域的资金投入，强化政府整合科技资源和组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作用。转变工业发展方式，提高技术含量，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强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上的位置。在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加快发展与公共服务、生产性服务相关的服务业。把应对气候变化与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增效、生态环境保护。

第四，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以进城农民全面转型为重点（农民工市民化），以大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城乡和区域一体化为手段，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及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人口的作用，提高经济活动聚集与人口聚集的协调性。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力，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体系，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强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城乡统一规划，促进城乡良性互动。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努力抑制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大力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特色和优势产业。

第五，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对非传统资源（比如排放权资源、水流资源、频道资源等）的产权界定和保护。进一步深化资源和要素价格及相关税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要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价格改革，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体系。同时，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源、环境税费制度，使之能够在促进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平衡不同主体利益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既要在国际谈判中积极争取我国应有的权益和发展空间，又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六，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消费政策，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市场经济情况下，消费模式对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除了运用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和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以外，还要充分运用舆论宣传和道德教育等手段，引导城乡居民形成文明、合理的消费理念，减少直至杜绝消费环节的各种浪费现象。

第七，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支撑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着力解决“玻璃门”问题，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公平竞争。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缩短国有经济战线。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积极推进实施物业税，改变地方以地生财的财政收入模式。理顺关系，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合理发挥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规范行政行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加强对环境、质量、安全、技术标准等的社会性规制。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效能，健全问责制。

❾ 法治思维与经济健康发展有何内在关联

一、经济发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地区、平安地区提供物质基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没有一个稳定、平安、幸福的地区，经济建设就很难快速推进。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地区、平安地区，也是经济建设领域最期盼的。推进依法治疆和地区法治建设，要坚持统筹兼顾，注重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地方法治建设要注重协调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切实保障地区经济平稳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取优的发展态势；要不断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法治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地区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矛盾和困难的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疆，加快地区法治建设在地区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更加需要充分发挥法治这一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保障作用。需要依法创新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尤其需要充分发挥法治引领、推进、规范和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当前，稳增长更加需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构建新的发展动力机制，重点是要努力在创造促进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上产生新变化。要抓紧清理和废止有违公平原则、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切实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要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促进国企国资改革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实现联动，确保稳步提高地区经济效率。要突出创造良好法治环境，进一步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强化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领域的深化改革，着力增强全社会的创新力和发展力，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与动力。积极着力围绕民生建设、产业转移、现代服务业、环境生态、深化改革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目标任务加强法治建设，确保及时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推动和保障经济实现科学发展
地区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主动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定力和平常心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法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依法实施宏观调控是保证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善于运用法治来进一步引领、推进和保证地区经济工作“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总基调，坚持向全面深化改革要出路要动力，要适应新常态。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措施抓好重大项目，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重视通过地方立法，一步到位地实现驻疆央企属地注册，并同步推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引领和保证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还要重视通过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积极构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法规措施，完善国有产权保护体系，有效堵塞国有资产监管漏洞。
积极健全市场法规体系，有效规范市场体系和市场要素。地区要特别重视金融、财税领域的地方法治建设，依法引领、推进和保证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确保经济结构调整充满活力与动力。依法推进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确保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上获得国内外更多的市场资源。重视推进民生工程建设领域的地方立法，做到依法引领、推进和保证民生建设，依法保证“短、平、快”项目和纺织服装产业的健康发展。重视通过地方立法来促进南疆加快发展，自觉运用法治的引领、推动和保证作用，使南疆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和发展机遇。
三、坚持从稳疆兴疆的战略高度狠抓南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积极引导企业依法决策、守法经营、规范管理、诚实守信，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别是要自觉履行企业义务和社会责任，努力使企业发展的成果能更多惠及当地各族群众。这就需要地方法治建设紧扣自治区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等重大战略部署，扎实推进地方立法工作，重点是要围绕保障和增强80后、90后人员的就业能力，引导各族群众有序进城就业、就近就业、返乡自主创业，特别是要能够顺利地进入当地的企业就业，制定出一系列有效的法规和规章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