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㈠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㈡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哪些问题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存在的问题 :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㈢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不好的变化

我回答第7个财政赤字: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在短期内，赤字财政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不应忽视。赤字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目前应适度从紧。关键词：赤字财政；政策，作用，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赤字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它是国家职能的必然产物。纵观世界各国，在经济增长缓慢、市场萎靡的时候，一般都以财政赤字的增加为代价来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赤字财政政策。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财政赤字，1998年至2001年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达到62.4%，赤字达到2473亿元，占GDP的2.578%。2002年中国赤字规模为3098亿元，赤字水平相当于1997年(财政赤字为582亿元)的432%，即6年时间翻了两番，年均增长高达27%，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004%，达到国际公认警戒线(3%)。毫无疑问，财政赤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缓解财政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赤字财政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其消极作用不应忽视，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如果不合理，会由此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进而导致经济的崩溃。历史上，1918～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哥伦比亚的经济衰退，20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经济的衰退及我国建国后的三次通货膨胀都是与过高的财政赤字有关。因此对赤字财政政策应辩证地来看待。一、赤字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的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1998年以来，为有效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抑制经济下滑趋势，我国实施了以扩大国债投资为重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行：一是增加政府开支，二是减税。在减税不太可行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赤字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政府投资，刺激社会需求。1998年8月我国首次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1999年发行1100亿元，2000年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均为1500亿元，2003年增发1400亿元。截至2002年，我国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安排的国债项目总投资规模已达到6600亿元。这些国债重点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城市公用事业和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国债的发行，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等投资。通过国债项目的建设，成了许多想而限于财力未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对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对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据统计，1998年以来增发国债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38、1.44、1.81、1.66和1.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3.2万亿元，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说，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财政赤字是国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目标，依靠国家坚实和稳定的国家信用调整和干预经济，是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二、赤字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不可小视1.赤字财政政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刺激投资，就是扩大生产能力。实行扩张性政策，有可能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生产过剩的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因此，长期扩张积累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危机的暴发。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过热状态，其表现形式是投资过热。目前全国有86条地铁线正在施工或在计划筹备中；全国手机年产能约为1.3亿部(约为世界总需求的35%)，三年后产能预计翻番；中国汽车产能三年后预计翻番；化纤产能三年后接近翻番，此外还有钢铁、水泥、港口等大批在建项目。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资源配置亦趋合理。但是资本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二是资本项目不开放，导致过剩的资金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又不能去海外，最终资本投在不该投的地方，三是外资，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有些地方外资泛滥，有时甚至成灾(如某些城市的房地产)。2.财政赤字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时，轻者导致财政人不敷出，重者引起财政危机和政府信用的丧失。财政赤字规模存在着一个具有客观性质的合理界限，如果赤字规模过大，会引发国家信用危机。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用四个指标：一是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3%为警戒线；二是债务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60%为警戒线；三是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当年到期国债还本付息)，一般以不超过30%为警戒线；四是国债偿还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当年财政支出，一般以不超过10%为警戒线。在我国，总体上暴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国债规模扩大，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相当高，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3.004%，达到国际公认警戒线3%，财政债务依存度为36.32%，超过国际警戒线上限6.32个百分点，国债偿债率18.78%，超过国际警戒线上限8.78个百分点。政府还债压力增大，财政运行面临的风险度提高，一旦负担超过一定限度，必然引发财政危机，造成财政风险。当前的国债运行正在步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高度债务时期，可用于国家建设性的债务支出比重逐步下降，而且投资经济效益不佳，这就进一步弱化和降低了未来政府的偿债能力。另外，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存在大量“隐性赤字”。部分隐形债务构成潜在财政风险，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建设贷款，未纳入预算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以中国政府名义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借人的政府主权外债，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亏空，粮食亏损挂账和社会保障支付缺口等。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2002年隐形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0%至70%。这些尽管没有被纳入到政府债务中，但政府又必须承担这一部分债务，所以可能造成支付缺口，从而可能对财政构成压力和风险。3.赤字财政政策孕育着通货膨胀的种子，可能诱发通货膨胀。从某种程度上说，赤字财政与价格水平的膨胀性上升有着固定的关系。其原因并不难寻。在一个社会里，赤字财政导致货币需求总量增加，而现存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却没有以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必然要使经济产生一种通货膨胀缺口，引起价格水平提高。在财政赤字不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情况下，赤字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的增长引起的。在开放型经济状态下，总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构成，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影响总需求的变动。如果赤字不断增加，促使总需求增加，以至于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产出水平，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我国建国后三次通货膨胀，即建国初期的第一次通货膨胀，6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通货膨胀，80年代的第三次通货膨胀，这三次通货膨胀虽然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其发生都同大量的财政赤字紧密相连。目前，我国经济已有过热的苗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生产资料瓶颈”的出现和价格的上涨。去年以来，随着投资的增长，我国钢材、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价格就开始攀升，并逐步在部分地区发生电力供应紧张。如果投资高涨的局面持续下去，“生产资料瓶颈”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并最终体现到消费品价格中，导致通货膨胀。再加上我国出口的增长也在加快，国际上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汇流人在增加，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这时若投资持续高增长，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更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三、赤字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中长期仍应以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为宜。赤字财政政策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来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从而恢复市场活力。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有可能事与愿违，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本是应对大危机的短期政策，但政府却不自觉的使之长期化，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足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我国与美国相比，有许多劣势决定了我国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会更大。首先，我国目前所处环境与当时的美国不同，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国家失去债务偿还能力，由此带来的金融崩溃危险对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忽隐忽现的阴影。作为通货，美元赤字使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渔利，而我国只有保持充足的财力才能抵御各种可能的国际风险。其次，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许多配套政策措施的运行和操作尚不成熟和完善，面对赤字财政可能带来的危害，缺乏应变能力。经济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这是因为赤字财政政策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目前我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银行资金存大于贷，财政用发债方式筹集适量资金，专项用于基建，可直接增加社会需求，使闲置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增加。但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超过经济承受能力，会导致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当前运用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加快基本设施建设，只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暂时性的财政政策。从中长期看，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存在大量的赤字，无论对财政本身的运作，还是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都是不利的，特别是在赤字长期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长期来看，赤字财政是今天花明天的钱，这一代人花下一代人的钱。在国民经济中，储蓄由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财政盈余)组成。财政赤字是负储蓄，会减少储蓄。长期经济增长要依靠投资，投资来自储蓄。今天的赤字支出减少了明天的储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还应该注意的是，赤字筹资的钱一定要用于有利于长期增长的项目。如果把这些钱用于错误的投资，财政支出就会成为浪费，结果是付出了代价又无所收益。在社会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兴建铁路、机场、港口等公共基础设施是适当的，它既能增加有效需求，又能增加长期供给。但从长期看，也不能持续不断地采取兴建大型工程的法，特别是不宜把建设周期过长的公共工程作为稳定政策的工具，一是公共工程的刺激效应或乘数作用会呈现递减趋势，待公共工程一旦饱和时，则只有刺激需求效应，而增加供给的效应即将消失。二是当需要转入紧缩时，公共工程要么继续，则发挥不了收缩作用；要么停工，则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十分谨慎，要为将来的政策调整留下空间和余地。在政策导向上不应再鼓励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扩大投资、多上项目；同时，要选择好政府投资的项目，避免形成新的重复建设。如果政府投资项目选择不当，虽然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会增加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投资品的生产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对于今后的继续发展或者作用不大，或者成为一堆无用的废物。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适当减少“需求乘数”较高的政府投资，增加在公共卫生、农村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与此同时必须在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上做文章，在财政支出项目上必须进行科学论证，减少目前很多项目缺乏长远规划、盲目投资的现象；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应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增加支出的透明度，杜绝挪用、贪污财政资金现象；正确处理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适当转变政府财政投资方向，在坚持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新型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加快国有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四、结论财政赤字是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刺激短期内需有着积极作用。财政赤字预算只能是短期应对之策，不能作为一项长期政策连续使用。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必须为以后的财政政策留下宏观调控的空间。长期过度使用赤字财政政策必然会导致庞大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给经济造成危害。从长期看，财政收支平衡应是我国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参考文献：[1]陈共，吕忠泽.美国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刘京焕.适度国债规模研究[J]。财经研究，2002，(5)。[3]戴园晨.对财政赤字是非好坏的评价

㈣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凡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使是对中国再有成见的人，也都承认是铁的事实。从世界经济史看，中国这样长时期的、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发展，都是罕见的。据笔者看来，主要的原因是： 一、中国的经济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的禀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人口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资金、资源相对非常短缺。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这从当时的静态来看确实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判断，但对动态的经济发展是个非常好的情况。因为巨大的人口基础可以提供潜力巨大的社会需求，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可以有效吸引外来资金、资源的组合，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可以迅速地、有效地迅速提高社会供给。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工业化起步到基本完成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最快的。 释义：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就象是个七、八岁的孩子，虽然个子很小，但是能吃饭，精神头足，只要营养跟得上，不要折腾他，长个子的速度比成年人会快得多。 二、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原因。简单地说，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是动员式的，高度中央集权，地方服从中央。毋庸置疑，这样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多的、严重的问题，但在工业化起步到基本完成阶段是非常有效的。中央制定基本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到地方能够得到基本切实、有效的执行，在这过程中遇到的偏差、困难和问题也能够基本及时地得到应对和处理。从这三十多年的历史看，虽然个别时候出现反复、错误，但推动经济发展的总体路子还是大致对头的。 释义：企业发展处于起飞阶段时，其实集权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就象当前的福特，大小决策出于老福特一人，似乎不太符合管理学的原理，但是在很长阶段内福特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正如当前许多家族式的中国民营企业。 主要的原因是，这样有利于快速制定正确的战略，并摆脱各类掣肘和约束，有效地付诸实施。 三、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原因。中国自唐宋以来，一个基本的国情就是人多饭少，生活不易。从民族文化和性格的角度，除了中国独特的“士”这个阶层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较为超脱的精神追求之外，多数普通中国人形成了务实、勤奋、节俭的特点。这个特点，非常有利于通过以追求和实现利益为导向，把多数中国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 释义：文化其实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远超多数人想象。笔者认为，美国与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在发展初期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人口状况、资源禀赋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后来之所以分化很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教文化主导和天主教文化主导的综合影响。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其实非常适合发展市场经济。 四、国际经济发展阶段和格局的原因。或许是对数百年来多灾多难中国人的眷顾，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国际环境也非常适合中国作为后起国家加快发展。首先，没有对中国和平构成实质性阻碍和影响的战争或威胁。其次，主要发达国家当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向后工业化和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变，具有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动机和条件，而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低资源环境成本和迅速壮大的市场在承接转移中具有强大优势，并且中国的体制机制又成功地把这种优势发挥了出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收益者，有力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五、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结构的原因。宏观再有利，经济的发展仍需要具体的微观主体去推动。中国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是地方政府。从经济学的眼光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发展经济、增加税收的冲动很强，这虽然会造成很多问题，但客观上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完善市场化的环境，促进资本形成。二是国有企业。建国初期，中国建立的众多的大小国企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同时也造就了具有一定基础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自身的现代企业群体提供了难得的、良好的产业基础。现在许多著名的国有或民营大企业，都有当前国企历史传承的影子。

㈤ 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

现在，在国内外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下降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下降具有惯性，由此，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对下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那么，在当前和未来5年左右的时段里，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究竟应把握在什么范围呢？从现实国情出发，为了容易形成共识和容易在宏观调控实践中把握，一种选择是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预期目标为参照系。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目标为7.5%，可作为适度区间的下限。从实践看，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降到7.5%，有进一步下滑的危险，宏观调控就实施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托住了底。关于适度区间的上限，可从物价上涨率把握，也可从经济增长率把握，而二者一般是密切相关的。根据过去30多年的历史数据计算，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8.93%；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13%；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4%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32%。借鉴这一历史数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预期目标为3.5%，相对应的GDP增长率大体为9%。因此，可以把GDP增长率9%作为适度区间的上限。

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在7.5%—9%，表明我国经济已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其含义是：
第一，从世界范围看，7.5%的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较高的速度。
第二，从国内看，与过去30多年实际经济增长趋势曲线8%—12%区间相比，下限由8%下降到7.5%，下降0.5个百分点，上限由12%下降到9%，下降3个百分点。7.5%—9%的区间可称为中高速增长区间。这体现了我们主动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使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转方式和调结构，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我国经济增长刚刚从过去30多年经常冲到10%以上的高速路走下来，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大幅度下降，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先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分阶段地逐步下降是有利的。
第四，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国内市场和需求的回旋余地很大，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推动，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我们有条件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㈥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在那一段时期 具体时间 当时发展什么行业的

1914到1918一战期间，棉纺织工业。

㈦ 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触底了吗

近期，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三期叠加”之下的经济探底引发各方持续关注。中国经济何时触底反弹？实现经济平稳触底并转型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该怎么走？

中国经济现在还有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我们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简单地说，这个底还没有探到，中高度增长的这个平衡点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要平稳地触底，并转入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第一，要稳需求，重点实际上是要稳投资。当然这个稳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些需求特别是投资重新拉回到过去那样一个水平。重新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国经济从高投资、减速到最后触底，它是要符合规律的，我们要顺应那样一个规律。之所以要稳，是我们要避免短期之内下滑得过快而带来较大的冲击，同时给我们的过剩产业调整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争取时间。

第二，要减产能。目前中国面临的所谓通缩的问题，我们已经连续测试一个月，PPI的增长速度已经是负增长，最新的数值已经是负的，大概是百分之五点四。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因为中国化工业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我们最近大概做了一个测算，光煤炭、钢铁、铁矿、石油、石化五个行业的PPI大概就达到负20%左右，占到了整个工业PPI下降幅度的百分之七八十。从去年8月份以后，整个工业的利润也是负增长，这五个行业也占到工业利润下降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既要稳增长，更重要的是要稳效益，而要稳效益的话，就一定要减产。

第三，要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点也不一定是新的、大的行业，基本上就是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怎么把这些加快培育起来。

中国经济下一步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实现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但是速度本身是说不清楚的。我们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前提是速度要具有可持续性，一定是要有质量、有效益。我们过去基本上是根据速度来决定其他的质量，以后要把这个顺序变过来，应该是先确定一些质量指标。所以顺序要变一下，先定质量指标，能够满足这些质量指标的速度指标，才是可持续的，也是一个标准的指标。所以“十三五”期间，特别是当经济触底之后，下一步，我们是要争取一个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速度。

㈧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创造巨大财富积累了哪些矛盾与问题

1.分配不均。收入差距变大。
2.产业结构失衡，对外出口依赖度大。
3.对生态的破坏版，环境污染严重。权
4.能源浪费严重，产能严重过剩！
5.产业断层，新兴产业严重落后！
6.相关经济法律法规没跟上，市场内部混乱。
7.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国内消费市场没发展起来。

㈨ 在中美贸易战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如何面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1、质量变革是主体

动力变革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条件。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之所以突出强调动力变革，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要素成本上升、环境问题严峻、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用政府主导、要素投入、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不仅无法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且会使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低效率、低质量等结构性矛盾继续累积，进一步加大经济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新j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出现、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式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把自主创新作为第一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