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正确认识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发布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② 强劲的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机制促进政治稳定
这个是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中学的政府能够以多种方式影响经济的增长率：一，鼓励储蓄和投资。如果经济今天生产了大量新资本品，那么，明天它就拥有大量资本存量，并能生产的物品与劳务。因此，提高未来生产率的一种方法是把的现期资源用于资本的生产。不过，根据收益递减原理，在长期中，高储蓄率引起高水平的生产率和收入，但在这些变量中并没有高增长。不过在短期中，提供储蓄率可以在几十年中引起想当高的增长。二，来自国外的投资是已过增长的一种方法。机试来自这种投资的一部分收益要流回到国外所有者中，这种投资也增加了一国的资本存量，这就提高了生产率和工资。此外来自外国的投资也是穷国学习富国开发并运用先进技术的一种方式三，促进教育，即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特别重要，因为人力资本带来正外部性。例如，一个受教育的人会产生一些有关如何最好的生产物品与劳务的思想。如果这些新思想进入社会的知识宝库，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利用，那么这张思想就是交易的外部收益，而且远远大于个人的收益。不过，穷国还面临着人才外流的问题。人才外流会进一步减少穷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四，维护产权和政治稳定。如果一家铁矿公司预计铁矿会被偷走时，它就不会努力开采铁矿。对产权的一个威胁就是政治的不稳定性。当革命和政变很普遍时，产权在未来能否得到尊重就很值得怀疑。外国人也很少有在该国投资的激励了。因此，经济繁荣部分取决于政治繁荣。五，允许自由交易。不过，为了支持本国企业的一些发展，许多贸易都实施了纳税。六，促进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政府政策鼓励研究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专利制度。通过允许发明者从他的发明中获得利润——尽管只是暂时的，专利制度提高了个人和企业从事研究的激励七，控制人口增长。人多就意味着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工人多，也意味着的人消费这些物品与劳务。人口增长会引起自然资源紧张，还淡化了资本存量。不过世界人口增长一直是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发动机。人口多是技术进步的前提。所以，人口的增长具有两面性。
③ 都说政治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日本的政治如此不稳定，对经济的影响看上去不那么大啊
相辅相成是宏观上的变化相关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政内治不稳定相对于其同容等其余条件时政治稳定的情况，经济是较弱的。在大方向上如此解释。
而至于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则要看区域和行业对于政治波动的敏感度如何，如果各项制度较为健全，政治上表面的波动不会对这些既定的法律条理规章制度等东西有很大或者很快的影响，因此政治波动对于经济的影响远没有海啸来的剧烈~
④ 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内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社会贫富问题外部：各国反华势力。其实这些问题不会很严重。中国政治安定，发展迅速，是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
⑤ 影响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一、政治稳定的界定和实质
在西方政治学理论界, 研究政治稳定问题的权威当数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亨廷顿, 他在20 世纪60 年代末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稳定理论。而我国政治学界对政治稳定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者们才逐渐从政治学的角度运用政治稳定这一概念来分析政治现实。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 年国内政治
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事件以后, 国内对政治稳定的研究具有了更迫切的现实意义。
对于如何界定政治稳定, 以下的几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种观点认为, 政治稳定主要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就是指没有发生暴力、压抑或体系的解体。继承性指的是没有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的消失, 以及导致政治体系根本变动的政治运动。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正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他主要是从政治稳定的反面解释秩序型和继承性。第二种观点认为: “政治稳定是指面临社会环境系统种种变化和压力的政治体系, 在内外一系列调整机制的调节下, 维系其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的结构功能有序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稳定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体系中各个部分、各个层次之间保持相对协调和平衡, 社会呈现出一种有序的运作和发展状态。第四种观点认为,政治稳定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综合概念,包括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固,国家大政方针上的相对连续性、一贯性, 利益群体之间无根本性冲突和明显对抗,社会生活、社会治安正常有序;政治体系在运转过程
中能保证政令畅通, 政治信息的反馈比较及时、准确,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程度较高。
上述观点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治稳定内涵的界定, 有的着重于政治稳定的本质分析, 有的着重于社会环境与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 有的着重于特定时期政治稳定的特性的分析等。笔者认为政治稳定的内涵应当包括: (1) 政治系统的连续性。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权性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国家政治系统正常运转, 政治过程按照既定的程序不间断地进行。(2) 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指的是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有序性, 即社会政治发展的有序状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它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社会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政府更迭的连续性的统一,即统一于社会的有序发展。(3)政治局势的可控性。主要是指国家的权力主体( 主要是政府) 能够完全或基本控制国家政治局势, 能够把社会冲突控制在其所允许的范围内, 使其不至于酿成严重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后果。(4) 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性。主要是指政治稳定作为政治系统运行的一种表现形态,还需要公民形成较为一致的政治共识、政治认同感和支持感,在
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变革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社会政治心理因素。
上述各层次的政治稳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个层次发生不平衡, 都会影响其他层次的平衡。只有具备并保持了上述各个层次的稳定性的社会, 才可以被认为是政治稳定的社会。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有社会利益分配、政治腐败、政党建设和政治参与等。
二、利益分配和社会分层与政治稳定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往往伴随着利益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以中国为例,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贫富差距加大这一段漫长的路程, 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也已被打破得相当彻底。据统计, 以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为工具, 把社会上20% 的高收入户与20% 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作比较, 1995 年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为3 倍,而在1978 年差距是1.8 倍; 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在1978 年是2.9 倍, 到1995 年上升为6 倍。中73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一直是收入水平悬殊的两大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态势,以人口加权平均计, 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是5 倍, 到1996 年, 这种城乡之间平均贫富差距为5.5 倍[5]。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反映了致富机会方面的差距, 而最大的不公平是由于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期, 由于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进行资源配置, 导致腐败现象丛生, 权力寻租活动猖獗。而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对应的则是社会分层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人群中已经形成高收入者群体和低收入者群体。
收入分配的一定差距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但差距过大或者说两极分化, 则又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低收入者面对一小部分非常富裕的高收入者, 必然会对现行的社会经济状态产生不满和抵触, 并期望通过某种制度变迁得到彻底的改变。在制度变迁呈刚性状态的情况下, 更大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当然会导致各种不稳定事件, 如社会动乱、利益集团对抗、群体暴力、非法侵权等。
这种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层拉大对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稳定无疑是不利的,要想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就必须遏制利益分配的不公, 调控过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层。本文认为, 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快经济发展, 尽可能地增加社会总财富。二是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整顿不合理收入, 努力减少体制方面的分配不公。三是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保障制度, 扩大就业, 千方百计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四是完善个人所得累进税、遗产继承等制度,利用法律手段调节过高收入, 缩小贫富差距。
三、反腐倡廉与政治稳定
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追赶型后发国家需要一个权威、廉洁、高效的政府来领导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由于历史和制度上落后和不完善的原因, 这类国家往往又是政治腐败的易发和多发国家, 能否卓有成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搞好廉洁建设, 是关系到后发追赶型发展中国家能否保持政治稳定的重大课题。
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 一项政治决策从提出到讨论、决定、执行和修正, 必须有程序和规范, 明确政治结构在决策时的阶段性功能。政府机制的互相配套和相互协调,能够有效地排除政治体系中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从而促进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社会政治稳定与政府控制社会能力的强弱有关, 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是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一大原因。强化政府功能是政治稳定的保障, 而这种政府能力的强化有赖于政治权威的巩固和公民政治认同的加强。在发展中国家里建立这种政治权威, 不仅要求以传统习惯和个人魅力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政治权威向以理性和法律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转变, 而且要求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起
廉洁高效的政治形象, 培养国民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情感。只有这样, 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才能提高, 政治秩序才能够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
四、政党建设和政治稳定
在现代政治过程中, 政党具有建设和维系现代政治制度的功能, 政党有利于缓和阶级和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 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因此, 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制度是谋求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 莫不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政党组织能够担负建设现代政治制度的重任, 政党是组织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性机构, 它不仅能够有效地把社会分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或社会团体吸收并同化于政治系统, 而且还可以产生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化多党制或两党制来维持政治稳定, 而亚非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以强化民族主义的一党制来维持政治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则以加强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体制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亨廷顿看来, 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系的稳定, 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 而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强大、是否有力的标准主要有三个: 首先, “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表现政党力量的第二个方面是组织的复杂性与深度,特别表现在政党与社会经济组织如工会和农协联系上。”“政党力量的第三个方面是: 政治积极分子和权力追求者与政党认同的程度以及他们视政党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的程度。” 由亨廷顿的阐述, 发展中国家加强政党建设, 维护政治稳定, 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 加强组织建设,
争取大众的支持并将这种支持组织化、制度化。其次, 加强与社会其他力量集团的联系和整合, 使这些力量集团成为政党的支持性组织, 进一步发挥政党对工人和农民的号召力。最后, 强调政党的忠诚和内聚力, 吸纳更多的社会积极分子和优秀分子。
五、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
现代社会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 可为公民或利益集团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促使政治维护自己的利益等方面提供正常的、合法的、多样的、宽阔的渠道, 这无疑可为社会的政治稳定提供保障条件。首先, 政治参与满足了公民日益强烈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 增强公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公民对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权威的认同, 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并及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或问题。其次, 政治参与本身是一种广泛而有力的社会监督, 这有利于克服各种政治机构的官僚主义,扼制政治腐败现象的滋长。政治参与在总体上和长远上来看是能够促进政府所希望的社会政治稳定的, 是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而且, 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减压阀”和“稳定器”。如果
政治民主化改革滞后, 不能给人们提供合法正当的政治参与渠道, 反而给予压抑和堵塞的话, 只能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 不稳定因素如同火山口下内应力的积聚, 有可能因偶发事件而爆发, 直接危害政治稳定。
但是政治民主化改革超前, 政治参与过度, 也会导致政局失控, 政府权威丧失, 社会动荡混乱,从而严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指出, 伴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需要必将加强, 但是政治参与必须与政治制度化建设相适应, 如果在这种政治参与迅速扩大的同时, 该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并未相应提高, 就会造成政治动乱。他认为, 20 世纪50～60 年代,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普遍的政治动荡, 其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扩张过快, 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却并没有相应发展, 结果使得政治体系不具有组织和疏导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这种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制度化的比例失调是造成政治动乱的根本原因。
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现阶段的政治参与即民主化进程还需要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 作为后发国家, 当前的中心任务仍然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是由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政治发展的近期目标仍然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它不仅需要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 而且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发展具有民主和稳定两大目标, 但因不同的时空条件, 在目标设计上应有轻重缓急。
⑥ 怎么认识世界经济形势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发布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⑦ 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政治因素有哪些 如何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维护政治稳定
哲学：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1）历史解释：政治背景｛国内｝政局，制度，体制，政策，阶级，民族，外交，军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
2）政治解释：A唯物辩证分析，矛盾分析法，国家｛国内｝初级阶段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国外｝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资源、财富与权力的争夺是永恒的主题，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B个人政治权利与义务：选举权，被选举权，游行示威，出版，结社，监督；服兵役，维护国家尊严与利益，维护宪法与法律。
⑧ 急需如何保持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致使国家政治过程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政治稳定不仅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治国安版邦的理权想目标,更是当代世界各国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前提务件.政治参与、财富分配、利益冲突等都是政治发展中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政治稳定是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维护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⑨ 政治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政治史国家行为，权利的规则化，就像你学习的时候不能有人打扰一样，专经济的发展如果属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个有序的市场来支持经济行为的话，经济是不会发展的，这个题目写论文都可以了。大概说来我觉得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强力而有效的行政权力可以维护经济市场的稳定性和公平性，保证经济市场各行为主体公平公开，有序的进行活动
2 政治稳定，经济市场受到的外来的活着内在的冲击会减少，市场抗冲击能力也会有保障（98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
3 政治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保证国家社会的秩序与安全。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的一个重要推动，因此更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的保护，因为政策的变动和导向作用对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⑩ 如何理解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