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

㈠ 中国近年来的辉煌成就

中国近年来的伟大成就：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告结束；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0月27日，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随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射落了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0的突破；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升天；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
2001年1月10日，神舟二号成功升天；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成功升天；
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成功升天；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将中国第一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2008年8月8日，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中国取得了金牌51枚、奖牌总数100枚的历史最好成绩；
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升天成功
中国21世纪取得伟大成就：
2009年：
“天河一号”成为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11月17日，国际超级计算机TOP500组织正式发布第36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榜。排名第一。
实验快堆实现首次临界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在7月21日上午9点50分实现首次临界。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亚丁湾海域，正式开始护航。
中国嫦娥一号卫星成功撞月
2010年：
1.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建设又迈出重要一步，卫星组网正按计划稳步推进。
2.我国内地首条海底隧道、全长8.695公里的厦门翔安隧道正式通车，标志着我国海底隧道自主设计、自行施工的能力跃入世界先进行列。
3.上海世博会。
2011
我国研制成功曙光—2000Ⅱ超级服务器。每秒可进行1100亿次运算，达到90年代末期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是国家863计划和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重大成果。
株洲诞生时速305公里电力机车。其动力车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的高集成化模块结构等十项国际先进水平的设计理念。
神舟八号天宫一号空间交会对接
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2012
TD—LTE—Advanced。2012年1月18日，以大唐电信集团为核心提出的TD—LTE—Advanced被国际电信联盟（ITU）确定成为4G国际标准，正式成为两大4G国际标准之一。
发现中微子振荡新模式。2012年3月8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王贻芳在北京宣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到其振荡几率。
CIT400高速列车领跑世界。2012年8月29日，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与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等10余家单位联合研制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CIT400）通过验收，其最高试验检测速度达到400km/h、可在350km/h进行持续运营，总体技术指标代表世界高速检测列车最高水平。
公布钓鱼岛标准名称，并设立三沙市。
神九飞天首次实现有人对接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区域，成功下潜至7020米深度
首艘航母入列，歼15成功在航母上起落。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胜利召开。
2013
神舟十号再次飞天实现对接。

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1)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
(2)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3)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4)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
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
(5)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6)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7)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8)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㈡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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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布者:维普网
Forum学术论坛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河池市委党校梁祖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时至今日，GDP增速呈现出逐渐放缓的趋势。自2011年之后GDP的增速下跌到了摘要：1位数后，开始呈现出回落之势。部分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失业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较多企业经营遇到困境，经济发展的压力变大，因此，如何对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变得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形势经济增速GDP关键词：F201A2096-0298(2017)04(c)-154-02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冷静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会到来，也决然不会出现西方媒体的那种说法，“中国经济会崩溃”“中国经济会硬着、陆”，没有必要产生过度的“低增长恐惧”，而是要冷静看待，分析其中的原因。1.1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面临考验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项具体内容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在当今形势下都面临着严峻考验。出口方面，中国已经多年没有完成预定目标。如2015年中国进出口增长目标为6%，但实际上没有增长而是下降了7%。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排名前四的贸易伙伴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欧债危机使得欧洲需求萎缩；东盟的一些贸易伙伴与我国在南海的争端愈演愈烈；和日本的关系不断恶化；美国制定了新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壁垒加强。二是出口企业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环保等

㈢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1、首登月球暗面

2019年1月3日上午10点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2、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位于中国广东省伶仃洋区域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南环段，于2018年10月24日上午9时开通运营。

3、人造瀑布

人造瀑布是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烈变广场的一个城市景观，楼高121米，瀑布设计高度达到108米，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人造瀑布。

4、渤海之眼

“渤海之眼”摩天轮，位于山东潍坊，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无轴摩天轮。有别于传统的有轴摩天轮，渤海之眼摩天轮中间没有任何支撑，运行时轮盘不转动，轿厢自带行走机构，通过轨道沿轮盘转动。

5、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

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是世界首个建造在废石坑内的自然生态酒店。被美国国家地理誉为“世界建筑奇迹”。

㈣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新成就

中国人权事业抄取得新成就

一、是改革红利更多惠及全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有效推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三、是人人平等原则得到切实贯彻，各类群体的权利保障力度稳步加强。

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弘扬，人权教育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五、是国际人权交流合作广泛开展，人权理念、政策和成就更受尊重。

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取得新成就

一、是不断健全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司法职权配置进一步优化。

二、是进一步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程序。

三、是努力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执行力。

四、是切实保障被羁押人合法权利。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取得新成就

一、建设目标向信息化整体转型。

二、编制构成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三、军事训练向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发展。

四、人才培养向素质能力跃升。

五、政治工作向提高战斗力聚焦、

六、后勤保障迈向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

七、武器装备建设更加注重顶层设计。

㈤ 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发展趋势

学科前沿经济所董志凯武力
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即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今天这个时段。就研究队伍来看，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研究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史学工作者；二是研究经济学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学者则不多。从研究方法来看，由于学者的学术背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采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几乎各占一半。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围主要是1949年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其经验。其中还包括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也包括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包括中外经济关系史、中外现代经济史的比较研究。
就“十五”期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来看，仍然是“言于古必有验于今”，即跟随这几年现实经济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而推动经济史的研究。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1）“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包括城镇化）；（2）政府经济职能演变；（3）对外经济关系演变（配合加入WTO）；（4）区域经济史研究（配合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由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而这段历史不仅时间跨度在不断延长，目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本学科兴起时的30余年延长到今天的50多年；同时内容也日益丰富。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西方经济学的“西学东渐”浪潮过去后，注重实证研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以后，就导致了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逐渐升温的现象，许多研究现实问题或对策性的论著，也更加关注其“历史渊源”。从本学科未来5年或10年的发展趋势看，有下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是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理论与正确评价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搞早了”，是否“搞错了”？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评价，它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如果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角度看问题，必须说明当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建立与后来改革开放及今天经济体制的关系。因此，它就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一个难题。
二是怎样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新中国56年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配套体制的历史，怎样认识这个历史，中国能否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怎样认识中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则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这里牵涉到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表现形式的认识问题，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对于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
三是怎样认识建国以来的党政关系以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中国56年的经济史，就会遇到怎样认识与评价中国的特殊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着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怎样与时俱进，推进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结果是否采取世界大多数学者公认的评价标准等，都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总结。
四是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问题。这也是困扰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回顾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大跃进”；从20世纪60年代的“包产到户”、“托拉斯”到“文革”期间的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从20世纪80年代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的“863扶贫计划”、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最近减免农业税等，都反映出党和政府长期在探索和调整有关政策，以实现二者兼顾的目的。怎样认识和评价新中国56年来出现的上述问题，既需要经济史研究的努力，也需要理论界的努力。
今后5年或10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以下四大问题：（1）围绕解决“三农”问题而开展的关于农村经济发展史、城乡关系演变史（包括城镇化）、劳动力流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史（包括户籍制度演变史）。（2）围绕政府经济职能转变而开展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史、国有企业史、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史。（3）围绕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而开展的跨学科的人口、环境、资源、科技等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研究。（4）围绕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展的中外经济关系的历史研究。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㈥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㈦ 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有哪些

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稳健中性，今年赤字率保持不变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减税降费。一共包含如下5个方面的要点：

一、宏观政策：

① 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

② 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③ 将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降低企业杠杆率;

④ 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为1100万人以上, 城镇失业率计划控制在4.5%以内。

二、人民币汇率：

《政府工作报告》对人民币汇率的表述较去年出现变化，新的表述为“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2016年的表述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三、房地产：

2017年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将因城施策。拟在房价上涨压力较大城市增加土地供应;拟在三四线城市支持自住房需求。此前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称，今年“两会”没有把房地产税草案提起审议安排。

四、国企改革与市场准入：

① 加快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采取切实举措;

② 2017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③ 鼓励大中型银行设立普惠金融部门;

④ 凡向外资开放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

五、地方政府债务：

① 计划发行8300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② 将把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③ 研究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中长期政府支出事项纳入系统检测。

(7)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扩展阅读

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重要突破口

会议提出：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房地产市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㈧ 中国近年来的辉煌成就

截止2019年，中国的辉煌成就：

1、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切，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2、坚持改革开放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功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经受住考验和挑战

经受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严重洪涝灾害、2003年“非典”疫病灾害、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一系列严峻考验和挑战。通过持续努力和奋斗，中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军。到本世纪中叶，当我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5、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秦皇岛、青岛为协办城市。香港承办马术项目。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有参赛国家及地区204个，参赛运动员11438人，设302项（28种）运动，共有60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

㈨ 你觉得近年来中国省内经济发展快速的城市是哪几个

苏州：这座城市是我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它有着将近2500年的历史，是我国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城市的名号，更是有不少人被它所吸引，在苏州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就是苏州园林，很多人到苏州旅游都是为它而去。当然，苏州身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一员，那么经济实力和地位也是不容小觑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它会有机会赶上北上广深了。这三座城市可以说是黑马相十足，潜力更是被所有人看好，实力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有望晋升超一线，作为网友的你怎么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