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提
答案B
本小题目考查的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这体现了消费能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制约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②③与材料没有关系，所以选择B。
⑵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十二五”期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此间，要处理好转变与发展的关系，即“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此主线之下，未来五年应有七大目标。分别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科技教育水平明显提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在五年规划中提出科学发展，并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它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全局，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经验，是根据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坚持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衡量经济发展得好不好，要看是否具有高的质量和好的效益。一是看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还是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如果主要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增长、低质量的增长，不是好的经济发展。二是看经济增长是否建立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基础上。如果伴随着经济增长不能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经济增长只能是在低层次、低水平上重复，经济效益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样的经济发展不是好的发展。三是看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还是由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扩大人民的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改善民生，这样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好的发展。
最后是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和重大战略的理解：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是对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经济发展指导原则的新发展新跨越。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全景式覆盖。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道路。
其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进一步扩大内需。
其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其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科学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加强生态建设。
⑶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知道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中央在准确把握国际大势的判断。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历史机遇讲的比较多，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环境，相对稳定，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中长期发展动能充足，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比较大，“十二五”规划实施将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将加快转变，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前景看好，我十分看好这些判断，但是我更愿意分析重要战略经济机遇期所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这是盛世危言。回顾这些年的发展历程，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机遇不说跑不了，而不是挑战，则有可能错过机遇，甚至丧失机遇，只有增强忧患意识，认真挑战，直面挑战，应对挑战，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化解风险，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赢得机遇。
根据去年底，《人民论坛》杂志的调查，未来十年有十个挑战，这十个挑战就是包括覆盖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贫困差距拉大，基层干群冲突，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民主政治改革低于民主预期环境污染和环境物化恶化，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以及主流价值观和边缘化危急。这十个大的挑战，我们看顺序是这样摆的，现在看来我以为第五项挑战就是诚信危机，道德示范、主流价值，价值观边缘化危机，正是我们论坛讨论的主题，其他的挑战以政治方面的居多，也与我们的企业家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因为分析挑战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分类，例如大家比较关注通货膨胀，房地产调控，国外大宗商品价格，人民币升值，过剩产能治理。2010年我国肯定会遭遇结构性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增速，大起大落的风险，有效防范系统的风险，密切监控地方的债务风险，化解结构性膨胀风险。
现在看来有的不幸言中，有的不没有出现，但是还要注意。我们知道再过四天我们就要跨进“十二五”，过去五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社会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征，今天我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些思考。
第一个挑战：特色老二麻烦
经过三十年，特别是“十一五”时期的发展，我们经济分量不断加重，2006-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1.4%，比世界同期水平高出了8.2个百分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由2006年的第四位，上升为2009年的第三位，上升为2009年的第三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4.9%提高到8.5%。
2009年我国的钢、铁、煤、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国外汇储备也连续多年雄据世界首位。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9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超过日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医院，年均增长20%，从总体来说，我们已经成了世界老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发展并不如意。截至目前引发的新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许多金融结构优很多矛盾，金融领域尚未根本消除，美国、欧洲欧洲的失业率都在9%以上，美国经济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是还不够稳定，发端于希腊、葡萄牙依然在拖累着欧洲经济的完全复苏，日本经济陷入了低迷，没有太大的恢复，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出现缓慢复苏，但发达经济体较长时间徘徊。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工业中心已经发现过转移，每次都是在西方，在同样的经济架构和文化价值当中，现今欧美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以这次金融危机为标志，伴随着经济重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变化，尽管中国兴起并不等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取代西方的霸权地位，但是中国在整个经济地位的上升，将改变传统格局，美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霸权，但不是绝对的霸权。在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兴起的讨论有一段时期，但现在他们发现中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不希望霸权逐渐的削弱。在渡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迫不及待的围堵中国，排开政治、外交不说，在经济上就有很多动作，继欧元大幅贬值之后，美元也大幅贬值，货币战一触即发，不久前他们还通过了一个法案，威胁向中国征收27.5%的关税。由于美元既是国内货币又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和触媒货币，美元贬值肯定造成全球通货膨胀，虽然美国也声称要靠贬值美元来平衡进出口，但心里想到却是冲销美国的债务，美国迫使中国货币升值，必然相继减少美国的实际债务，美国又通过发行债权向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在结局前再赚更大的钱。
所以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强化，加上非经济干扰因素不断增多，导致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热钱大量流入，国际压力明显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起一个名字叫做特色老二的麻烦。
第二个挑战：需求结构失衡。需求结构构成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出口需求拉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短版，同一数字显示，2000年到2008年，我国投资增长17.9%，进出口增长34.7%，分别比消费快7.2个百分点和24个百分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次暴露出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出口驱动性的模式难以再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机构逐渐演变为过渡以来外贸出口驱动增长，加入WTO后，从2001年到2008年，我国外贸平均增速比世界平均增速高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上升了20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出口总额已经接近国内市场消费平零售总额，贸易依存度仅次于德国，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过渡负债消费，过渡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造成严重冲击，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再工业化和扩大出口力度，全球供需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贸易摩擦会大量增长，未来我国出口难以再现前些年持续增长的风光。按
二是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缺乏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需求推动，1980年到2008年，资产投入平均增长10%以上，年均贡献率达到53%。2003年到2008年，投资领域平均超过42%，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近两年来，我们把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两年来新增政府公共投资1.18万亿，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素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而投资，基础设施过度超前，因扩大投资也产生了加剧产能过剩，信贷扩张，产生了地方债务和通货膨胀等压力等相继后果。
三是消费不足是内需的最大顽症。1979年到2007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9.4%，远远低于GDP平均增长10.5%+水平，也低于投资平均增速11%的水平，消费与投资失衡非常严重。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3%，远低于美国的70.1%，也低于印度的54.7%，随着我们着手扩大国内居民消费，但是由于市场不成熟，贫富差距大，未来消费市场还存在着由外商和国外进口产品主导危险。过去30年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较大作用，现在大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怎样驾驭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实现投资大国、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大幅度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稳定出口率就成为需求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尽管我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还很牢固，但前一段时间出现的一些事情已经使中国制造的声誉受到损害，富士康在大陆的工人有80万人，为世界顶级IT公司生产产品，但前不久出现员工接二连三自杀事件，表明中国制造的人力资本制造优势将不负存在。从长远来看，要加快推进外贸方式改革，下大力气推动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出口创汇为主向进出口平衡发展转变，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链的地位。
第三个挑战产业结构缺陷。
“十一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结构加快，农业生产连续七年增产，主要工业行业整体素质明显提高，服务业稳定发展，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核心技术，管理方式粗放等问题，我国服务业比重比世界水平低10个百分点，2009年全研究开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比例为1.7%，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发明专利比例中不少行业和企业缺少高新技术。在全球产业链上，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升处于中低端环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外资和外资萎缩，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无遗，在实施一揽子计划过程中，我们更多依赖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消费，部分产业出现了逆向调整，许多地方继续盲目扩张，包括钢铁、水泥、玻璃等产能，致使传统的粗放式扩张重新显现，即使一些现行产业，如多金进硅、风电设备也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
目前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各国正向步入战略新型产品，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全球进入了全球创新一级时代，可能引发全球新一轮变革，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面临的技术竞争与资源争夺将更加激烈。
第四个挑战资源环境约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要依赖大量的资源，如能源、土地、矿山，自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虽然我们经常讲我国是地大物博，但我国仍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征。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付出了过高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2009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是美国的2.9倍，是欧盟的4.3倍，是日本的4.9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8.5%，但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占世界消费总量的比例分别达到了54%、43%、34%和52%，其中三项都接近一半。我国的水、大气、土壤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原有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所以针对“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完成的问题，“十二五”规划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指标作为约束性的指标。2009年我国对“十一五”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了中期评估，当时感觉到各项指标都可能完成，但是现在执行的结果除了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指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是肯定完不成，因为定的是2%，但我们实际今年计划只完成的1.7%，那么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原来估计能够完成，但是今年初指标发生了反弹，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这个指标能够完成。当然，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指标有所反弹，所以国务院专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在国务院三令五申的高压之下，要求国家统计局参加统计，年底算帐要同当地领导的乌纱帽挂钩，下面一些地方没有把劲弄到节能减排上，而是弄到拉闸限电上，严重的败坏了节能减排的名声。所以“十二五”时期我国扔处于工业化的时期。发展技术已经较高，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也同步提高。二是发展标准提高，13亿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需要更多的资源保障，三是受价格因素影响，资源消耗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维持经济高速发展需要尽可能使用有效的经济的资源，但目前价格合理的资源并不多。所以近几年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低碳俨然成为一些人的时髦词汇，根据数据，全世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264亿吨，其中我国排放60亿吨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明确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降低40%到45%，“十二五”规划要把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降低最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本质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后，美国一直拒绝加入，奥巴马上台后改革了，也是为了夺回了道德的制高点，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通过发展机制，获得商业利益。刚刚结束的坎昆会议(音)，日本要求废除京都议定书，重新制订游戏规则，就是要实现发达国家的愿望，强迫中国在碳减排上付出代价。最后美国要求对我们的风电设备补贴进行调查，也是为了与我们国家争夺市场。
所以大家知道，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我们主要使用的石化能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共同但又区别责任，同时还要注意以市场换技术，抓住机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生产更多的高附加值清洁产品，满足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国际上抢占清洁能源的商机。
第五个挑战城镇化困境。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进程明确加快，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据有关资料到2009年底，我国建市已经达到668个，比城镇化达到了44.6%，比1978年提高了28.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规模从7.64亿人增加到7.79亿人，我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里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同时要看到，我国城镇化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一是城市化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严格控制城市发展，影响了城镇化进程。
第六个挑战收入分配陷阱。
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1、劳动报酬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且不断拉差距，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呈持续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社会财富出现了过于冀中的趋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矛盾突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过大。从2000年开始，我们居民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就是收入差距较大，目前已经接近到0.5%，就叫收入差距悬殊，所以由于收入分配中一些不合理不不合法的因素，引起群众不满，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科技性、公平性仍然不高，社会碎片化问题严重，住房、食品安全等关系人民切实利益的问题尚未得到切实解决，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处理不好可能导致社会危机，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遇到了很多挑战，但是“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时期遇到的挑战可能最为严峻，所以今后五年，这些挑战是麻烦、是敢大、是确切、谁约束、是困境、只要我们认真应对，我们相信这些挑战就可能成为考验，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⑷ 消费。投资。净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这次的十二五规划之后为何“消费”会前所为有的排在了第一位
· 长期以来耳熟能详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的位置发生了悄然变化，消费第一次超过了投资和出口，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这表明，扩大内需将成为未来五年发展的新动力。
为什么要把扩大内需提高至如此高度？
从全球看，现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径，不外乎三种主要模式：一类是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模式，典型的像美国；一类是新兴国家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模式，大量提供货物，满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第三类是资源输出国的供给模式，比如中东各国。这三种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金融危机前全球经济的繁荣。但国际金融危机来临后，这种模式被打破了。
“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这对全球市场和新兴国家的出口产生深刻的连带影响。在这种新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巩固外需的同时普遍提出扩大内需，开始反思并调整固有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这对经济外向度居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而言，更要将经济发展动力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到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上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经济外向度较高，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负数，拖了增长后腿。把“消费”移至‘三驾马车’的首位，意味着要重点解决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切实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重要篇章：“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充分挖掘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
⑸ 结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谈谈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目标及其面临的困难
目标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认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着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发展海洋经济。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人才强国,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困难
农业基础薄弱，粮食安全面临挑战。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保护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农田基础设施差，部分农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全国434个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完好率不足50%。农业科技不发达，中低产田比重大。未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饲料和工业用粮将明显增加，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产需缺口将继续加大，而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空间相当有限，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经济结构性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近年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同时，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2006—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以上。二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2009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1。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4%，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分别超过50%和70%。同时，我国大量制造业企业主要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竞争力较弱。2009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重仅为23.5%、11.2%；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比重仅为8.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69%。科技创新能力弱制约了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0%左右，部分重要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和产品还依赖进口。在出口技术和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压力加大。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5%，而消费的煤炭占世界的46.9%、钢占46.4%、石油占10.4%。与生产的高消耗相伴随的是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酸雨发生频率高。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以大量消耗资源、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突出，各种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加快的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较大，利益主体出现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增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依然较大，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趋势。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存在覆盖范围比较窄、城乡发展不平衡、保障水平低等问题。此外，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等领域的突出问题也亟待解决，化解各种问题和矛盾的难度加大。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然面临较多体制机制障碍，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审批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环保收费机制尚未建立；财税结构体系不尽合理，民生和公共服务方面支出占比偏低，中央及地方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农村金融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户籍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等等。
⑹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到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乔诺陷阱”,以及避免保护依赖症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其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绍,世界银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称为低收入国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划作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 D P低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高收入国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汇率,我国的人均G D P在当年达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称,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蔡昉表示,经济学中所说的“陷阱”实际上是一种“均衡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某种发展状态(通常是不发展状态),即使由于某种外力的推动,一度改变了原来的状态,或摆脱了初始的均衡,却总是有一种内在力量将其拉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使整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恒定状态,既难以自拔也难以借助外力解脱出来。
据他介绍,世界上1970年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国家,在30年后出现了大分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说明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门槛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这批国家与地区中跨越中等收入门槛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现在日本人均G D P3万美元,韩国人均G D P2万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现在人均G D P仍在1万美元以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拉美比东亚更发达,比欧洲的人均G D P还要高,但几十年后却仍然如此。而这些国家的历史最高人均G D P都曾超越1万美元,最终又回落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特殊的均衡状态。
是这些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问题吗?还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转变过时的发展方式?又或者是社会政治稳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问题?不管怎么说,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比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6,阿根廷大于0.5,学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关系长期未得到改善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认为,这一问题与刘易斯拐点相关,即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达到劳动力供不应求且开始短缺的转折点。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刘易斯拐点才到来,但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束了,是第二个转折点。”蔡昉说,如果几年前学界就普遍接受“刘易斯拐点到了”这个观点,就会事先预料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会上涨,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已经不够了,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入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奇迹》的报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这种资本与人力的要素投入与前苏联类似。而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是新古典主义,因为人力有限所以不断增加资本,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所以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维持资本报酬。而东亚劳动力无限供给,就不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也是东亚经济廉价增长的奥秘所在。
但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结束,正接近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如果还不转变方式,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进入低生育阶段,收入多负担少,人口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 D P就上升0.115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人口 红 利 对 人 均GDP的 贡 献 达 到26.8%,而东亚奇迹1/3-1/2的成就都来自人口红利。
但从2013年起,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开始上升,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 D P就下降0.115个百分点,人口红利瞬间成为人口负债。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从此进入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减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过实证研究,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止跌上扬,人口红利将不再支撑高储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储蓄率都要做出额外努力。
假设本世纪早期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能达到10%,但未来会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过去30年一样的高增长速度。
事实上,近两年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速度都比较快,据统计,2010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已达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农业中雇工工资自2003年后涨幅很高,侧面反映了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关系不大。
他表示,跨国投资公司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劳动力工资是否真的上涨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大量产业从沿海向内地及越南等地转移的趋势投资者有目共睹,这是企业家自己看到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后的选择。
“中国是否正在丧失竞争力?”蔡昉认为,虽然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了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东盟国家,再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雁阵转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转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类的国家。但是因为过去转移过的那些国家都是小国,这些国家的内部各地区之间具有同质性,而中国是大国经济,各地区之间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在西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资上涨的不利因素,而工资上涨带来的农民工市民化会显著扩大消费。
谨防中西部陷入“梅佐乔诺陷阱”
第二个值得警惕的,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蔡昉介绍,梅佐乔诺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岛,或泛指意大利南部。该地区传统上以农业经济为主,与意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在发达国家,意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见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长经济学家的关注对象。无独有偶,在德国统一以后,该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缩小,堪与意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经济学家写文章说欧洲有两个梅佐乔诺。
细观发达国家的这两个地区差距持续存在的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首先,不能说中央政府没有给予这些相对落后地区以高度的重视,甚至说两地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享有大规模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获得大量的资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照,促成了这些地区与其资源禀赋不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得益于投资因素,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看上去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最终这个经济趋同的趋势并未得以持续,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南北方和德国东西部之间,地区差距迄今继续存在。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陷阱”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它为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激励机制;来自外部输入的物质资源短期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由于这种增长没有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因而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两个“梅佐乔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各种战略,如西部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在这些战略的实施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能力建设投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补贴等,对中西部提供了大规模投资、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支持,大幅度改变了资源投入的区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份额,从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国有经济的部分,则从占全国的47 .0%提高到58 .2%。这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对于东部地区的趋同。
以2 0 0 3年 为 转 折 点 ,此 前 的1998-2003年期间,分省计算的人均G D P基尼系数趋于稳定提高。此后,人均G D P的基尼系数下降。这种地区差距缩小的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无疑折射出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区在与沿海地区趋同的道路上,从此就一路高歌了呢?蔡昉说,既然有了两个“梅佐乔诺”的前车之鉴,我们及时地来关心一下中国中西部赶超的可持续性,担心一下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版的“梅佐乔诺”,应该不是杞人忧天,从一些已经显示出的情况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绸缪了。具体来说,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增长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必将在未来困扰该地区的可持续增长。
最先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制造业发展重心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劳动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继续着长期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 .8%,高于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间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为23 .6%,虽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率分别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过了东部地区。然而,各种资料显示,除去金融危机早期出现的短暂农民工返乡外,劳动力流动的模式没有适应工业配置格局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一致暗示一种判断: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
接下来的观察便印证了这个猜想。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 ,具 体 指 标 就 是 资 本 劳 动 比 ,在2000年以后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业化了。与此同时,中西部制造业工资水平上涨也过快,在2000-2007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工资增长率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4.9%和13 .5%。这个趋势是正常的吗?对中西部地区增长的可持续性会产生负面效果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008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 D P平均 为1 5 9 5 1元 ,中 部 地 区 平 均 为18542元,东部地区平均为36542元,也就是说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只是东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显著。以人均收入定义的发展差距,本身暗含着一个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即发达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不发达地区则具有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时至今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仍在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流动这个事实,证明上述结论仍然是有效的。
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按照传统雁阵理论的预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渐次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而事实上,近年来也的确出现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转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趋势。虽然这种外资流向的变化并不足为奇,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更为合理的雁阵模式应该主要不是国际版本而是国内版本,即中西部地区凭借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中西部地区没有走劳动密集型的路径,而是制造业的日益资本密集化,原因是这里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如果我们吸取国际上的教训,避免中西部地区的赶超陷入“梅佐乔诺陷阱”,就应该及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将这些地区的发展拉回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
警惕保护依赖症与“未富先老”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保护依赖症。
蔡昉认为,人们猜测日本之所以会有“失去的十年”是因为泡沫经济或高龄少子化趋势,但事实上日本在这10年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投资、补贴等手段保护了应该消亡的企业,这些干预保护措施越来越多,使得日本经济无法进步。
而中国的问题是在目前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有时为了保护企业而忽视工人的诉求。蔡昉认为,工人提出诉求是因为到了刘易斯拐点,过去没到拐点的时候,农民工没有退出权,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诉求。而达到刘易斯拐点后,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多了,开始拥有退出权,如果是“血汗工厂”,他们就有可能直接选择离开,而如果是对在世界品牌工厂的工作不满又不特别害怕被裁员,才会体现忠诚原则,采取向企业诉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所以劳资纠纷多发不是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变坏而是变好了,关键是建立解决问题的平台。”蔡昉说。
他介绍,日本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收入分配问题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纪10年之后的70年代,人均G D 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韩国在7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消费率却出现了下降,直到80年代后期消费率才逐渐提升,但仍然没有日本快。这十多年的时差有可能是因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让政府、企业、工人三方斗争,形成工资协商结果,而70年代韩国朴正熙执政时,压制工会、企业与工人利益分享的问题,结果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还需要避免的错误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如果20年后顺利成为发达国家,或许能解决人口日益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但如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就将很严重。
目前我国低端就业岗位多,农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选择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上学获得更高学历而是提前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使得人力资本下降。
而蔡昉认为,这方面的坏榜样可以看看美国。早在1991年,美国就出现了“无就业复苏”,连续10个月的“无就业复苏”让布什没能连任总统。2009年,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是失业率高达10%,而失业人群中,有大学学历的只有4%的失业率,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失业率高达14%-15%。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事实上是美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在不断地升级,但美国确实有一批人不上大学,所以美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已经无法容纳低端人才,这部分劳动力没有适应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蔡昉说:“美国病还是富裕病,如果我们国内的下一代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动产业升级,那中国‘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乐观了。”
现场问答
问:中西部地区还有环渤海,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方面现在有很大的区别,根据您提到的存在老龄化问题,还有以后的城市化进程问题,请问在未来它们的差别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答:实际上我们除了看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2003年以后,地区之间,省际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缩小。这个差距在缩小,也就是人均G D P在省和省之间的基尼系数呈现了缩小的趋势。当然资源禀赋上,人口转变的阶段上还是有差距的。也就是总体来说,中西部农村生育比重高。我们也知道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政策是有差别的,同时,不同的发展水平生育意愿也有差别,因此,农村的人口转变慢。
我们曾经做过分析,农村的人口转变比城市滞后20年。过去10年里这个差距肯定大幅度缩小,但是仍然有差距。沿海地区或者说城市化地区人口转变已经比较早地进入老龄化的阶段,劳动年龄的优势比较早地丧失的同时,农村地区仍然还会有人口红利,也就是它的劳动力增长还会持续。实际上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也是各有比较优势的,因此其实可以判断,仅仅因为人口结构的不同也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如果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话,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力进行产业转移的最有优势的资源。
我想如果我们看未来的图景的话,其实沿海地区在逐渐地实现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可能需要承接更多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不是把自己的产业结构一下子升到资本密集度很高。
问:现在很多专家提出中国为避免将来老龄化社会,应该改变生育政策。网上流传有可能今年开始在某些地区实行夫妻双方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您认为高层有哪些考虑?
答:高层的考虑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这么说,我们改变生育政策改变不了老龄化的趋势。这一点我相信,其实人口转变,也就是说从高出生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在任何国家,有计划生育的也好,没有计划生育的也好,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政策只起一个适度的助动作用,最终它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改变生育政策不改变人口趋势。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不赞成生育政策调整。1980年的9月份,中央给共产党员加共青团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实行计划生育,最好生一个孩子。从那时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开始,过去三十年了。
现在我们考虑改这个政策,有两个理由就充足了。一个是取信于民。因为三十年后情况有所变化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实行其他的政策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生几个孩子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还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育意愿,我们要尊重大家个人的意愿。
因此,我认为这个政策肯定要调整。而且实际上,政策已经在调整。其实中国现在有很多政策调整,地方是有自己的相机决策权的,地方根据自身的特定的人口发展阶段,人口转变阶段,自身的需求,适度地渐进式地调整生育政策,我认为也不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上海已经接近二十年户籍人口是负增长,它也许会在某些生育政策上率先调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底决策是怎么安排的,我不了解那么多。
问:我想问的问题是当中低层收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趋势是什么?
答:其实在“十二五”时期,我们的主线叫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落实这个主线其实核心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里其实我们不想扩大的是投资需求,我们想扩大的就是消费需求。因此,很显然扩大消费需求成了“十二五”最迫切、可能也是最艰难的一个任务。
你如果看中央的建议,它的逻辑特别清晰。什么叫主线?主线就是贯穿到所有的部署和安排中,因此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的部分,它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其实都是和扩大消费需求有关系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也好,再分配也好,我们做的一些安排,都是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的调整高收入,都是有利于消费的。我们另一个措施就是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我们叫“教有所学,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五有得到保障,百姓就没有了后顾之忧。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又有社会保障程度的不断提高,我认为今后五年,消费会更快增长,而且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⑺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趋势与重点 是什么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今后五年，要确保科学发展取得新的显著进步，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要求是：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⑻ “十二五”经济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
十二五计划，也就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起止时间为2011-2015年。 规划编制工作大体包括前期调研、编制起草、论证衔接、审批发布四个阶段。在制定程序上，各部委省市区在2009年下半年初步完成本领域、本地区的规划统一汇总到国务院，编制全国的“十二五”规划，已经在2010年下半年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建议稿，而后提交2011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审议通过付诸实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1）“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正确而有力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我们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良好态势，并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战胜了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胜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经过五年努力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五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 （2）“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我们必须坚持以更广阔的视野，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从国内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3）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基本要求是：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4）“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十二五”规划要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与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消费率上升，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要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二、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5）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防范各类潜在风险，避免经济大的起落。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各项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6）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要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 （7）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机制，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十二五”前期要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完成并发挥效益。发挥产业政策作用，引导投资进一步向民生和社会事业、农业农村、科技创新、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等领域倾斜。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引导投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用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准入标准，有效遏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促进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把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最终需求。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加强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防范投资风险。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 三、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8）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大粮食主产区投入和利益补偿。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现代种业，加快农业机械化。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促进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规模种养，加快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发展节水农业。推广清洁环保生产方式，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9）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水利为重点，大幅增加投入，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推进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搞好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完善农村小微型水利设施，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继续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公路、沼气建设，继续改造农村危房，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深入推进开发式扶贫，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投入，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有序开展移民扶贫，实现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10）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优化种养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在产区布局，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 （11）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和宅基地管理机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社区银行，发展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健全农业保险制度，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集体林权和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认真总结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验，积极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途径。 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12）改造提升制造业。制造业发展重点是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完善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发展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合理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提升小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促进企业组织结构优化。 （13）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判断未来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突破重点领域，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发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引领支撑作用，实施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推动高技术产业做强做大。 （14）加快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15）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加强电网建设，发展智能电网，完善油气管网，扩大油气战略储备。按照适度超前原则，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发展，构建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推进国家运输通道建设，基本建成国家快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发展高速铁路，加强省际通道和国省干线公路建设，积极发展水运，完善港口和机场布局，改革空域管理体制。 （16）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发展和提升软件产业。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加强重要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地理、人口、金融、税收、统计等基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现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物联网研发应用。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重点，大力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整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确保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17）发展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18）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加大支持西藏、新疆和其他民族地区发展力度，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挥产业和科技基础较强的优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发展。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改善投资环境，壮大优势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强化交通运输枢纽地位。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发挥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加强和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消除市场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实行地区互助政策，开展多种形式对口支援。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加强国际通道、边境城市和口岸建设，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 （19）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对人口密集、开发强度偏高、资源环境负荷过重的部分城市化地区要优化开发。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化地区要重点开发。对影响全局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对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要禁止开发。基本形成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划体系，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和利益补偿机制，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 （20）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 （21）加强城镇化管理。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加强土地、财税、金融政策调节，加快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加强市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⑼ 十二五规划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是什么急需答案
政策导向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紧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兼顾，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明确重大政策导向：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完善投资体制机制，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有效遏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促进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把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最终需求。 ——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辐射带动作用，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作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产业有序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健全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健全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和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建设各领域各环节，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 ——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问题，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和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