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人民币贬值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
一：导致国外资金大量撤出，将造成国内通货紧缩。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可能。
二：对于人民花同样的人民币，将得到更少的外国商品。而外国恰恰相反。
三：减少我国对外国商品的购买量。
②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中国而言
——产业结构有所改善
——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有一定提高
——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增强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形成
.
——对外开放日益扩大
——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对过剩
生产力有所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发展中存在众多的困难与问题
总的看,在中国步入21世纪时,全国经济已进入全面、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在取得巨大的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集中表现为明显的、多侧面的二元现象：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开始运行,但旧体制仍然在许多领域起作用,新旧体制双轨运行并存,转轨缓慢,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面临巨大困滩；经济高速增长与低效率、低质量并存,经济仍然以粗放型增长为主,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规模经济效益差；在国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相当部分的国产商品生产能力过剩,销售困难与部分商品大量进口并存,国产名牌不断消失,一些“民族工业”被外资打压兼并,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出口高速增长与传统的低附加值产品占主导地位并存,高档名牌产品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国内市场占有率日益下降：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奔向富裕与中西部多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收入水平相对低下并存,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日益拉大；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与全社会的失业率上升并存,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与困难加大并存,这将使得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加的趋势；少数人暴富与相当部分的城乡贫困人口并存,社会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工农业产品积压,产销率不高与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有效购买力不足并存；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并存,能源和水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对科学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日益提高与大量低素质的剩余劳动力并存.
这些问题都是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和精心的操作才能逐步解决.这表明,我国的未来发展前景是美好的,但面临的困难也是很大的.
21世纪上半叶（2000～2050年）中国经济长期预测
对2000～205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预测是超长期预测.未来50年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我们只能在一定的假定条件下（如不发生世界大战,国内基本保持社会安定等）,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预测.这里我们使用了系统动力学、投入产出、经济计量三者相结合的模型,预测中国在2000～2050年间人口、经济增长以及结构变化情况.
一、人口预测：总量不超过16亿,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二、经济增长以及结构变化放缓,加大环境恶化
三、资源更加短缺
③ 经济发展对职业的影响
1．坚持终身化和多样化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 科技的不断发展，市场的不断变化，要求人们树立人力资源开发终身化的观念。在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性质智力的成长与成熟速度是不同的，只有注重终身化开发的科学性研究，才能使人力资源开发由感性阶段步入理性阶段。 在坚持人力资源开发终身化的同时，应坚持人力资源开发手段的多样化，以保证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应用。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不但对自然界的认识更深、更广，而且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刻。为此，对作为当代第一资源的人力资源的开发，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将更趋多样化。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应在传统的学校教育基础上，发展在职培训、考察学习、网上大学、远距离教学、学术讨论、人才沙龙等多种手段，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对人力资源的要求。 2．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人力资本在生产力要素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也是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武器。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应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在保证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持续增加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结构，把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整体素质作为政府教育投资的第一要务，逐步提高国家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扩大教育投资渠道，尽快出台《民办教育法》，明确社会办学主体的法律地位，发挥企业和社会资金在非义务教育领域的作用。 3．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教育培训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部分，应以市场需求为目标，为市场服务。即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市场导向的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解决人才与职业和岗位不适应、教育培训毕业结业人员无法就业的问题。 引进国际先进模式，加强教育培训方式改革。要使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服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中国教育培训事业要按照国际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产品标准、生产方式、产品质量的要求，制定新型的教育培训规划。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也要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要加强教学培训方式的改革，引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应用性、实用化教育培训模式。近年来，在中国引进的国际劳工组织模块式训练模式（MES），加拿大CBE教学体系和DACUM课程开发模式，以及德国双轨制教育模式等，都取得过积极的效果。现阶段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应加强对各种先进教育培训方式的引进、研究与探索，争取早日建立适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培训模式。 为此，在各个层面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中，有必要统一在以下规范之下进行：（1）系统的人力资源培训需求分析；（2）合理有效的培训方法和培训手段；（3）及时的培训效果评估及跟踪反馈。 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急剧下降的危机。但中国和新兴经济国家有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希望。 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只有5-6%，在世界经济中也还是第一位的。 从技术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内部需求，特别是国内的投资推动的。2009年“保八”的可能性较大。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2009年增长7.5%似乎是比较客观的。但中国政府给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经济增长保持在8%。这一方面，因为2009年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几十周年纪念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敏感期。另一方面，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表明，“保八”（经济年增长达到8%）就能保证最低的就业增长率，中国社会就能稳定。过去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率，平均每年创造了17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中国现在仅每年进入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就达到600万，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将会带来严重的就业困难。为了努力避免社会的不稳定性，政府势必努力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和金融实力已大大加强，中国具有占世界28%的政府的外汇储备，每年6万多亿人民币的财税收入，2008年上半年1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剩余，即使出口的外部需求疲软，中国政府也完全有体制上和经济实力上的能力，来保证2009年达到8%的增长目标。 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还正处于城镇化过程的中期，还有几亿人口会在未来十年中从农村移往城市，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推动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保八，是有可能的。但从短期来看，由于体制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突发性社会事件日益增多的问题，失业的急剧增长，有可能加剧社会的短期动荡，政府必须正视并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 怎样才能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采取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刺激中国经济发展。这一次，由于中国具有良好财政盈余，强大的外部平衡，和现金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总理显然要轻松得多。因此，在11月9日中国政府能迅速地大方提出吸引世界眼球的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 这一财政刺激方案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1）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房；2）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供水和水质保护，农村道路，电网；3）交通基础设施，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4）医疗保健，和教育；5）生态保护，和环境项目；6）技术创新，研究和开发，产业升级；7）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在未来的两年里，中国将向这些项目投入四万亿人民币，占中国2007年GDP总额的15%。中央政府承担1.18万亿人民币，其余的将由地方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发债券，等各种方式自筹。这一财政刺激方案正在完善成扩大内需的十条规划。 在中央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公布后，几个富裕省份，如广东，江苏，山东，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上万亿元的开发项目，全国项目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4万亿人民币。很显然，财政刺激计划的成功最后的落实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地方政府。 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在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11月份刚宣布把利率大幅度降低103个基点后，再次宣布降低利率23个基点。中国的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利率和调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其目的是在经济中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帮助企业界和房地产市场。 其次，中国正在制定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受惠产业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推行的措施包括降低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收入，帮助企业获得必要的融资途径等。 从这些政策的力度看，中国政府是有可能在2009年达到GDP增长8%的目标的，尽管有些方面还要看全球经济的走势。但北京至少已经清楚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恶化，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更多的措施。 但是，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很可能不是那么有效的。中国从2002年以来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新创造了1740万个就业岗位，增长和就业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189，也即是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创造3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相反经济增长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减少300万个就业机会。2009年初，经济发展速度的持续下滑，将可能会造成数百万的失业者。 预计2009年春节后首先会面临返城农民工的就业困难问题，然后接踵而来的是春夏之交的是“受教育的失业者”，预计在中国2009年的600万名新的大学毕业生中，会有三分之一可能找不到工作。在2009年的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应付可能激化的失业问题。下半年后，随着经济增长的回升，就业和社会的压力将有可能逐步缓解。世界的关注将从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国内的困难转为中国如何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引领世界经济走向新一轮的增长。
④ 社会经济发展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物价上涨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回很大的依存关系。答研究消费水平，对于确定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的比例，积累与消费的比率，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长，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我国今后的消费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⑤ 新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生活的积极影响
精心精益发展对人们生活。那积极影响。我看着是真的，已经是积极影响了。人们在发展了。
⑥ 人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好处：
1.人口密度高，劳动力资源丰富；
2.大量的人口经过教育，将来会转变为宝贵的人力资源
3.人多了，市场就大，商机也就多。
4.人口基数大，敌对国家或集团对我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国家被征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坏处：
1.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
2.人口多，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多，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就业问题突出，竞争越来越激烈；
3.人口素质低，贫困人口多；
4.人口多，住房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老龄化问题突出。
采纳哦谢谢
⑦ 经济对个人有什么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⑧ 经济新常态对我国经济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新常态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
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飞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确实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再追求高速度、依赖强刺激，显然不合时宜，还会耽误未来发展机遇。
“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
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
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
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权威阐释：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到新常态，就不会因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风险抬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惊慌失措乃至丧失信心，从而能够积极调整心态、采取措施，逐步适应新常态。然而，仅仅适应新常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
“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突出战略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王军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在采取措施稳增长、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挖掘新的潜力，增添新的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二是创新要实，三是政策要宽。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提出八个“更加注重”中，有三个更加注重与创新驱动有关，分别是：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驱动能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动力。
放眼环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欧洲正在大力推进“工业4．0”，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如果再走过去发展的老路，不仅无法走出产能严重过剩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要与旧有发展模式告别，要求我们要加快打造新的驱动力量。以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才能引领新常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⑨ 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