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壹』 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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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内容提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英文摘要】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have remained an important issuein the study of commodity economy history.However,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must first depend on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its own rather thanjust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eudal Chinese landlord system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suzerain system.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feudal Chinese commodity economy can be seen inthe fact that it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peaks and thusformed a multi-dimensional pattem.During this 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 strongly interfered by political factors,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关 键 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commodity economy/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0)06-0121-05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二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三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 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注：李冗：《独异志》。）的说法。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

收稿日期：2000-09-18

【作 者】林文勋/杨华星
【作者简介】林文勋(1966-)，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91 杨华星(1975-)，男，四川剑阁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91

出处：《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06

『贰』 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史

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共同占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逐渐出现了剩余品，于是就有了氏族（或部落）之间对剩余品的偶然交换。当发生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时，商品交换逐渐扩大；后来发生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从而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货币，出现了商品经济；商品生产的产生使商品交换经常化，进而产生了货币。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是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生长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才完全取代自然经济，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
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中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主要产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大致上就是17－19世纪中期期间。该时期内，西方国家的经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配合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克服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观念的缺陷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经济思想和学说与重商主义的理论学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主要特点是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这意味着个人可以在摆脱封建经济制度残余和重商主义那样的国家干预情况下，实行自由经营；政府应当在保证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让市场机制自动地调节经济，配置资源。
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出现了大的变化，即发生了“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倾向，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既恢复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潮，使之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占据了主流地位，也同时存在着原先曾经占据过主流地位但在凯恩斯主义出现后暂时退居次要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经商。原始时代，人们共同对抗自然，生产力有限，未能形成分工。不断改进的劳动工具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生产物过盛衍生了原始的交换。这些交换先是偶然性，渐渐变得经常而刻意。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据《易经》所载，神农氏曾在日中设市以“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这可算是原始的市集。在远古时期，商部落就以善于交换出名，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传说他们的祖先曾驾着牛车游走部落之间，进行交易。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由此引申，出售的生产物便叫“商品”。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范蠡；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唐代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飞钱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的出现又促进了商业的便利与发展。
宋元商业的繁荣，商业要繁荣，政府就必须放松对市场的严格控制。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就是建立在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基础上的。两宋时期的商业繁荣是全方位的，不仅商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很繁华。商业的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促进了商业的继续繁荣。两宋商业空前繁荣，商业环境相对宽松，概括而言：首先，北宋建立以后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的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从杭州直达大都；开辟了海运，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抵达直沽（天津）；元政府还在各地遍设驿站，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些都促使元代商业继续繁荣。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来到大都。城内各种集市三十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
明清时期。政府对商人征收沉重的商税，并施行种种压制政策，相比于宋元，有明显的退步。这需要补充一定的资料，加以说明。明清时期，政府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对民营商业征税不仅税率高，税目繁多而且关卡林立。明清政府还继承了专卖专营的传统，限制了民营商业的经营范围，从而阻碍了工商业发展。
明清城镇商业依然呈现繁荣景象。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体现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只有这样才能使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迅速。其次，随着商业的繁荣，商人的情况发生了新变化，明清时期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和扩大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工商业阶层。他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立足于社会历史舞台。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和经营，构成了新型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叁』 从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你能得到那些启示

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肆』 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原因

以我的理解，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利益、其次是考虑环保利益。我国确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社会进步等因素相结合、协调，反对“杀鸡取卵”式的、不顾环境保护、引起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道路。
但是，必须同时看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不是并驾齐驱的。经济建设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中心，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矛盾决定的，除非发生外族大局入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决不动摇的！
再者，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经济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历史使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国家富裕了，军队强大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繁荣了，工，农业生产效益高了；这是国人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如：
1，官僚主义滋长迅速，干群关系日益疏远。
2，公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现象猖獗。
3，社会矛盾逐渐复杂，社会等级观念凸显，社会公平如同口号。
4，人心涣散，信仰危机。传统美德缺失，传统文化淡化。
5，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经济结构有失平衡。
从五中全会看中国发展走向
金秋时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胜利闭幕。

这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宏伟发展蓝图。

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十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建议》，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时期：“十一五”时期的历史方位

“关键时期的一次关键会议”——这是舆论对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基本定位。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三年前，党的十六大作出的这一重大判断，吹响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号角。

弹指之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五年即将过去。“十五”时期的中国，以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全世界的赞叹。“十一五”时期能否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为下一个十年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于能否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第一个“五年时期”。如何适应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趋利避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继续乘风破浪？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后的第一个“五年时期”。一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的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

面对战略机遇期，我们耽误不得；处于发展关键期，我们失误不起。五中全会在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后，突出强调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一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灵魂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由理念全面转化为实践的第一份“五年路径图”。针对“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会突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发展取得的成绩，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发展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我国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不断拉大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严重制约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不少地方在发展中单纯追求增长规模，经济质量和效益低下，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重大安全事故接连发生，安全事故损失已占全国GDP的2．5％……

坚持不同的发展观，就会有不同的发展前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的、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传递出的鲜明讯息。全会突出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五中全会对“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6个“必须”：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并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

以人为本：提纲挈领的发展本质

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重大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决策、举措的中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从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嘘寒问暖、解困救急，到有关部门频频出台便民利民举措；从全国28个省区市免征农业税，到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利益观、地位观产生深刻的影响，更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引发广泛的变化。

发展的力量来源于最广大人民，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最广大人民。专家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坚持以人为本，亲近民生、关注民生，对“十一五”的中国而言，仍然是紧迫而现实的重大课题。

5年前，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是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5年后，十六届五中全会高扬“以人为本”的大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层面，提出了诸多新的思路。这预示着，“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将从过去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就业、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会指标，正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规划编制者的视野。

和谐社会：进入操作、实践的新阶段

“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五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就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

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面临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日益引人关注，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从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使“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到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从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深刻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到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思路和举措……回顾这一发展轨迹，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在不断深化，和谐社会建设这个宏大命题，已逐步从初步破题进入操作、实践的新阶段。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五中全会从这6个方面，对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全面规划。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基于对国情、民情的深刻洞察而作出的重大部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达到新的高度。

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推进器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五中全会公报关于自主创新的叙述，让人印象深刻。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VD行业，大批企业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1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党中央一再强调，必须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对我国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既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又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

全会明确要求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强调科技发展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使得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更加系统、更加具体。

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工作迈入新境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五中全会公报中的这一表述，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近年来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并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农、惠农的政策。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切实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放到国民经济全局中统筹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格外引人注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仅仅意味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五中全会突出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意味着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也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城乡差距有望逐步得到缩小，农村面貌将迎来新一轮的历史性巨变。

改革攻坚：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寻求突破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五中全会的这一科学判断，形象地揭示了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然而，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两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精神，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改革开放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

改革的本质，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农村税费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的关键改革加速推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摆上突出位置……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使得2005年成为“改革攻坚年”。

但“攻坚”还仅仅是开始。从现实看，有些改革进展不快，处于滞后状态；有些改革仍止于表层，整体上没有实现质的突破。全会号召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全会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等7个方面，对攻坚阶段的改革作出具体部署。

全会同时强调，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谈成绩，实事求是；讲问题，切中要害。五中全会会场内外，求真务实的清风扑面而来。

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强调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智、清醒的科学态度。

诞生于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风雨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六大告诫全党，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强烈的忧患意识，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与正确判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十一五”时期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我们要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心存忧患，方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居安思危，才会始终挺立时代潮头。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使命的清醒把握，是中国人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之源。

『伍』 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变化

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

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中，商品经济的提出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是相互依托，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一种综合性经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自然经济在形态相对饱和的状况下才得以迅速发展的，例如一户依靠"男耕女织"为生的小农家庭，它每天所生产出来的布匹仅仅能够满足家庭成员的日常供给时，便不会出现剩余产品的现象，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商品经济，只是停留在自然经济的层面上；当它通过改革生产技术，提高了每天生产的数量，除了家庭成员的供给之外，还能剩余更多的劳动产品，便会拿剩余的劳动产品到市场上进行买卖交易，从而实现了商品经济。相反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便会刺激小农家庭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他们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正是在这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互为依托的发展形势下，才促使了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步。明清时期虽然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是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优越于以往的任何朝代，自然经济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断增多，市场贸易繁荣，商业市场增多，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实体不断增多，这便促进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受到世界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主要涉及到新航路的开辟、三角贸易、澳门贸易圈、荷兰占领台湾、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等方面。早在
15世纪以前，欧洲与亚洲的中国、印度及东南等地就有了贸易往来，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得到欧洲人的青睐，后来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建立，陆上交通受到阻碍，这就迫使欧洲人寻求新的通往东方的道路，这便出现了新航路的开辟。新航路的开辟促使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并且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西班牙和葡萄牙是率先开始新航路开辟的两个国家，后来欧洲的其它国家也紧随其后纷纷进行新大陆的探索。
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耕地面积和农作物产量的不断扩大，使得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得到显着发展，促进了农产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的次数，再加上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共同促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新发展，并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优势。在中学历史教材中，也已经明确了商品经济所涵盖的领域，主要表现为农业领域、手工业领域、商业领域、城市发展、金融信贷、国际贸易等各个领域。……以上供参考。

『陆』 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高峰期

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高峰期是宋朝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全球四分之一

『柒』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夏商西周
奴隶制经济产繁荣
①产力提高掌握青铜冶铸技术称青铜代；②实行井田制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作；③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都较发展

春秋战
奴隶制瓦解封建产关系确立
①产力巨进步铁农具牛耕始推广铁器代；②公田转化私田封建剥削式确立；③农田水利、手工业商业都较发展；④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
封建经济迅速发展
①农业迅速发展：农具改进、牛耕广泛推广农区扩；②手工业辉煌：规模、工细、工艺精纺织、冶铸、制漆、煮盐、造船等部门突；③商业空前繁荣：商道发达城市设市与少数民族贸易频繁汉武帝铸五株钱统货币；④外贸易始：与朝鲜、本、越南贸易频繁通丝绸路海丝绸路与亚洲、欧洲家展贸易

魏晋南北朝
封建经济曲折发展
①江南迅速发原发展相缓慢南北趋向平衡；②士族庄园经济寺院经济占重要位；③商品经济水平较低；④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

隋唐
封建经济空前繁荣
①农业较快发展：土资源进步发水稻产量提高经济重始南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②手工业发达：布广；规模产量；工细品种；技艺水平高且融入外风格；③商业繁荣：交通发达货币统市场规范；④外贸频繁：交通发达政策明；同朝鲜、本、东南亚、亚、西亚、欧洲、非洲贸易往；⑤城市兴旺：安、洛阳全商业都扬州、都江流域商业都市东西两

宋元
封建经济继续发展
①农业重发展：南北作物交流经济重由北移南；②手工业：产技术规模进步发展辽、夏、金、元手工业产品鲜明民族特色；③商品经济跃：宋代现纸币辽、夏、金同汉族商贸联系增强元朝商业空前繁盛；④外贸易频繁：宋代设专门机构管理外贸易元朝外贸港口世界名；⑤封建产力式继续向边疆区扩展

明清
封建经济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现
①农业发展：农作物引进、推广种植面积扩形些专业产区域；②手工业进步：工具革新技术提高工细密规模扩产量提高；③商业繁荣：市场扩品种增途贸易发展快商贸城市增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④外贸易受限制：实行闭关政策外贸易额极

一项新的技术出现，或者新的观念，古代封建皇帝与地方官员的高压政策。

『捌』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有什么特点

（1）起源早，并不断发展（2）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发达。（3）商业市场形式多样。（版4）商业交通发权达，水陆商运兴盛，长途贩运发达。（5）自汉代以来，各朝代都出现不同数量规模的商业大都市。（6）类似于银行的柜坊、类似于汇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7）商业长期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商人社会地位地下。（8）始终处于封建政府的压抑和控制之下，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 农业、手工业是商业发展的基础，商业的发展有力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即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我国古代虽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但没有商业，国民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我们既要繁荣市场经济，又要规范市场秩序。

『玖』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

1.经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政治上：结束分裂走向统一，政局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3.政策：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以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之类政策都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4.交通：水陆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内河航运、两条丝绸之路）

5.金融：纸币的出现和应用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拾』 我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商品经济能够迅速积累财富 带动经济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