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动力

① 如何培育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

培育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闭幕，新常态成为这次会议的核心词之一。以新常态为统领，中国正在形成指引未来经济改革与发展，涵盖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政策的战略大框架。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这个大逻辑下，抓住新机遇、培育新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经济语境下的新常态带有“结构优化，经济均衡，全面转型”的深刻内涵，这与发达国家所指的金融危机之后进入“经济增长较低、周期波动较大，结构调整缓慢痛苦”的新常态存在着很大不同。新常态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规律的描述，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新路径、新要求的阐述。
新常态蕴含着内外客观条件的趋势性变化。过去30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2000年至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然而，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中国需要克服速度焦虑，主动调试心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泉。
新常态具有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全局性特征。新常态不仅仅是增长速度变化，还包括经济增长动力变化、经济结构调整、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国民福利共享等丰富内涵和特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全局，迫切需要全新的思考框架、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全新的动力机制，需要进一步提出中国深化改革、全面转型的顶层设计方案，以及具体实施时间表和路线图，全面协调推进各领域改革，摆脱旧有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束缚。
新常态实质是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如果说过去的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经济，那么新常态就是要从一个不均衡的经济迈向一个新的均衡经济。过去30多年的全球经济繁荣，带来了显著的结构性失衡，中国同样不可避免。新常态意味着必须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内外部失衡和非均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扩大进口，提高国民收入和消费比重，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公共产品投资、现代服务业升级，以及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和跨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实现经济结构平衡。
特别是随着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中国需要从传统的“眼睛向内”转向“眼睛向外”，逐步定位于“内外平衡”。通过深化“一带一路”、FTA等大战略带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加快“走出去”，将要素禀赋优势升级形成对外投资新优势，重构中国全球经济布局、产业布局、贸易布局、供应链布局等战略性布局，进而赢得下一个30年。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过渡到新常态的过程中，旧增长模式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模式的发力也是不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会出现波动，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宏观调控和政策工具，增强宏观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围绕提升潜在增速寻找新的均衡水平，使经济增长完成“趋稳”和“蓄势”，从而顺利进入相对稳定的新常态时期。
由此看来，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增长质量依然可观。如果能处理好新常态所带来的各种新挑战，不仅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且可以顺利实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张茉楠

②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

中国不应再弱化民企
纵观全球经济的暗淡前景，中国在2012年也很难不受到波及和影响。期望中国拯救衰退的世界经济不但不可能，而且与中国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吻合。中国也必须更加认真地审视未来十年的发展如何告别过去赖以高速发展的模式。香港大学的刘宁荣博士认为，在世界经济版图重组的此时，依靠稳定推进的城市化以及民营企业的扩张，中国能在未来寻得继续前行的路径。
2011年岁末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又一次巨变，巴西的经济总量赶超了英国，这是继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新兴经济国家再次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将老牌经济大国击败，而世界十强中已包括了金砖原有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此西方七大工业国G7已经寿终正寝。因为原有的工业大国不仅不能解决现有的经济危机困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这场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
然而因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诞生的G20也同样无力，G20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产物，自然无法在全球经济的战略层面赋予任何全新的意义。它既无任何实际左右全球经济方向的能力，也无任何改变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权力。构筑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国的G2幻想也只能是胎死腹中，因为现有经济超强和崛起经济超强之间现实的矛盾和过多的猜疑。
中国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中国已越来越难以依赖出口来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不单是在政治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也由于欧美自身的经济困境使得中国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2012年的世界经济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挑战性，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采取更加保护的贸易政策，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趋于自扫门前雪。这一情形还因两个传统经济大国美国和法国面临大选而更加严重，中国无疑会再次成为西方政客们最容易和最方便的攻击对象。因此中国已越来越难以依赖出口来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不单是在政治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也由于欧美自身的经济困境使得中国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更大的困境则是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实施得罪民众的紧缩政策，甚至没有太多的民众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依旧不喜欢存钱，欧洲人依旧喜欢花钱，中国人则依旧喜欢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但是这一成不变的模式已经失效，美国的两次量化宽松没有带来就业市场上的根本变化。而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借贷虽然确保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逆境下没有受到震荡，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失效，而中国刺激经济所投放的资金总量，如以GDP的比例来核算实际是美国的两倍。
除了银行系统潜在的危机，疲软的房地产市场扭曲了资金分配并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而在政治层面上2012年类似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不会就此退下舞台，且可能更为严重和更为激烈，即便类似中东的血腥革命不再发生。这就注定了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
绿色革命、绿色经济和绿色城镇
减少城乡差别使得中国的七亿农村人口获得更大的消费能力，政府还必须尽可能地缩小城乡居民在享有公民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差距。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无疑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刚性消费需求正在减弱。但所幸的是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正在不断减少。中国贸易出超所占GDP的比重也在减低，2007年中国的贸易出超约等于当年GDP总额的10%，但是到了2010年已经减少到了5%，而2011年则有可能减少到3.5%。依照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中国的出口势头在2012年将会继续减弱。一方面，这对中国是件好事，使得中国经济受到外围经济影响的面要变小;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过去30年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必须寻找全新的动力。

③ 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什么又在哪里

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要打好各种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版。除此之外，要坚持需权求管理政策，积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加快清理各种债务问题；积极减轻企业负担，解决僵尸企业，尤其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化解产能过剩的退出机制。从长期发展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解决资源错配，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创新效率，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实施破产机制，必须实施好五大政策支柱，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尤其是要通过有效需求拉动有效供给；发挥新型城镇化巨大的潜力和需求空间，实施好收入分配政策；特别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精准的货币政策。第二：即宏观政策要稳，笔者认为，第一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④ 为什么说跨境电商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

因为跨境电商是参与了国外市场的竞争，不仅仅限于国内市场

⑤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

纵观全球经济的暗淡前景，中国在2012年也很难不受到波及和影响。期望中国拯救衰退的世界经济不但不可能，而且与中国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吻合。中国也必须更加认真地审视未来十年的发展如何告别过去赖以高速发展的模式。香港大学的刘宁荣博士认为，在世界经济版图重组的此时，依靠稳定推进的城市化以及民营企业的扩张，中国能在未来寻得继续前行的路径。 2011年岁末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又一次巨变，巴西的经济总量赶超了英国，这是继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新兴经济国家再次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将老牌经济大国击败，而世界十强中已包括了金砖原有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此西方七大工业国G7已经寿终正寝。因为原有的工业大国不仅不能解决现有的经济危机困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这场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 然而因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诞生的G20也同样无力，G20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产物，自然无法在全球经济的战略层面赋予任何全新的意义。它既无任何实际左右全球经济方向的能力，也无任何改变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权力。构筑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国”的G2幻想也只能是胎死腹中，因为现有经济超强和崛起经济超强之间现实的矛盾和过多的猜疑。 中国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中国已越来越难以依赖出口来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不单是在政治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也由于欧美自身的经济困境使得中国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2012年的世界经济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挑战性，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采取更加保护的贸易政策，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趋于自扫门前雪。这一情形还因两个传统经济大国美国和法国面临大选而更加严重，中国无疑会再次成为西方政客们最容易和最方便的攻击对象。因此中国已越来越难以依赖出口来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不单是在政治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也由于欧美自身的经济困境使得中国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更大的困境则是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实施得罪民众的紧缩政策，甚至没有太多的民众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依旧不喜欢存钱，欧洲人依旧喜欢花钱，中国人则依旧喜欢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但是这一成不变的模式已经失效，美国的两次量化宽松没有带来就业市场上的根本变化。而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借贷虽然确保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逆境下没有受到震荡，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失效，而中国刺激经济所投放的资金总量，如以GDP的比例来核算实际是美国的两倍。 除了银行系统潜在的危机，疲软的房地产市场扭曲了资金分配并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而在政治层面上2012年类似“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不会就此退下舞台，且可能更为严重和更为激烈，即便类似中东的血腥革命不再发生。这就注定了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 绿色革命、绿色经济和绿色城镇 减少城乡差别使得中国的七亿农村人口获得更大的消费能力，政府还必须尽可能地缩小城乡居民在享有公民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差距。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无疑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刚性消费需求正在减弱。但所幸的是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正在不断减少。中国贸易出超所占GDP的比重也在减低，2007年中国的贸易出超约等于当年GDP总额的10%，但是到了2010年已经减少到了5%，而2011年则有可能减少到3.5%。依照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中国的出口势头在2012年将会继续减弱。一方面，这对中国是件好事，使得中国经济受到外围经济影响的面要变小;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过去30年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必须寻找全新的动力。 创新无疑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十年增强竞争力的不二法门，虽然中国在品牌创新上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技术创新是中国最有可能领先它国的领域，如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上的开发在许多方面都比美国走在前列。虽然中国的高铁出了事故，但是中国的高铁技术现在也领军世界各国。因此政府应全力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而绿色技术和绿色革命应是最有潜力的领域。 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则是赶上了末班车，并因此为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中注入了动力，中国必须在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革命中遥遥领先，这不仅能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打开一条出路，而且还能因此改变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发展之路，并借此告别中国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的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希望在2015年实现新兴工业对GDP的贡献可以从2010年的4%上升到8%。 而绿色革命可以在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城镇化被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最重要事件，城镇化可以拉动中国的内需，同时绿色城镇将能帮助绿色技术提供市场。目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一半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的支出都不到城镇的1/3。根据官方的数字，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00年时为36.2%，而到了2010年则达到了47.5%。虽然这组数字含有水分，但是，即使按照偏高的城镇化率，中国的城镇化之路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如果可以将绿色城镇化作为2012年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将从多方面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一，改变以往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新动力，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架构;第三，减低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的过度依赖;第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创建更加平等的社会。 减少城乡差别使得中国的七亿农村人口获得更大的消费能力，政府还必须尽可能地缩小城乡居民在享有公民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差距。至今我们在教育上的支出依旧没有达到GDP的4%，与全球5%的平均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中国百姓不会将大量的储蓄用于教育、医疗、及养老，他们才有可能拿出钱来拉动中国的内部消费。中国的内需只占GDP的36.6%，与美国的70%有很大的差距，与日本的57.6%和印度的57.2%也有不小距离。 民企的扩张和中国的张力 尽管目前从国内到国际看衰中国经济前景和唱空中国的大有人在，但是我们应有信心：中国可以在未来十年寻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过去几年里民企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发展困境，这一方面离不开国际大环境，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了相当多一批以出口加工为主的民企首当其冲，人民币的升值又造成了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国企的垄断地位置民企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且相当多的行业属于民企不可进入的领域。内部的国进民退，外部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过去三十年民营企业是中国就业机会的最大提供者，中国民企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践了社区资本主义(community capitalism)的发展战略，在发展模式上从本地社区起步，许多时候在缺乏银行支持和健全融资体系的情况下透过民间集资获取发展。民企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提供就业、税收和创造财富，中国民企在创业模式、融资模式、管理模式上都独树一帜。帮助民企摆脱目前的困境，使得更多的民企成为世界级的企业，跻身国际舞台参与竞争，就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对外扩展提供张力。政府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应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新方向。美国的发展表明，大企业往往可以透过对研发的投入而进行创新，而中小企业就必须有政府资金的支持，硅谷就是美国政府透过向斯坦福大学注入研究资金帮助了今天诸如思科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的诞生。 韩国企业的发展之路已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三星也好，现代也好，都是依靠“国家意志”建立起的名牌企业，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与老牌经济大国进行有效竞争的必要手段。三星在智能手机等领域可以和苹果分庭抗礼，除了有极强的研发能力，还有苹果没有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跻身世界级企业的方向是类似的，只不过中国依靠的是国有企业，而韩国则是民营企业。 这一分别将会极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对外张力，因为民企的壮大比国企更加有利于实施中国“走出去”的战略。过去三十年中国是以吸引外资获取发展的资金，而未来的十年中国的资金流动应该是逆向的。实际上，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兼并增多。2010年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总量已跃居全球第5位，达到了688亿美元，连续九年的年均增速都达到了50%，而投资存量突破3000亿美元。近几年民营企业在对外并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浙江民企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就是一例。民企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扮演国企无法承担的任务，民企可以避免被欧美政客标上“红色”的标签，在海外并购中可以减低政治上的不必要阻力。因此，2012年的中国不应该继续让民企变弱变小。 尽管目前从国内到国际看衰中国经济前景和唱空中国的大有人在，但是我们应有信心：中国可以在未来十年寻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绝不能步欧美之后尘，以为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希望大把印钞票就可以避免经济下滑，这是不现实的。

⑥ 下列属于培育发展新动力的内容有()。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在速度变化的背后，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在原有发展动力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培育发展新动力，实现新老动力的平稳转换，成为“十三五”时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要求，加快培育和形成发展新动力，在供给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在需求方面，要有效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必须加快相关领域改革，切实转换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由以往主要依靠成本要素驱动，转入更多依靠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轨道。
一、优化要素配置，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出现了重要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已经连续多年下降，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重要工业产品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等，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到提高要素生产率上。这样，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就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需要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合理流动，进一步提高其配置质量。理论分析和实际经验都表明，那些效率低的行业、地区和企业，通常都存在要素流动不畅的问题，或者流动不了，或者流动不足。低效的要素出不去，高效的要素进不来，长此以往，落入了低效率困境，且难以摆脱。其原因还是体制机制和政策的问题，如行政性垄断、准入限制不当、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企业体制僵化、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
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更多地要着眼于新领域，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新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将可能催生某些新产业，但从大的方面看，出现类似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上大台阶的支柱性产业的可能性较小。新常态下，新增长点将主要以新技术、新机制、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形态出现，如“互联网+”、绿色发展、机器代替人工等。
二、调整需求结构，更好发挥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
我国经济已经转变为更多依靠消费和内需带动的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对稳需求、稳增长意义重大。
消费在增长中的基础作用更为凸显。随着整体经济速度放缓，特别是投资的明显减速，消费增速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消费相对较高的增速，对稳需求尤为重要。在稳定传统基本需求的同时，要重点关注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要着力提高消费质量，引导消费向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在产品消费逐步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增长的重点将转向服务消费，包括旅游、养老、休闲、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应当保持和加强这些领域已经出现的增长加快势头，带动居民消费结构上一个大的台阶。
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仍为关键。要使经济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保持中高速而非中低速以至低速增长，投资依然起着关键作用。在稳定并适应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变化态势的同时，投资重点要相应转向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多方面投资、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信息消费投资和服务消费投资等。在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保持适当投资增长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改进投资效率，扩大有效投资，使投资更好地成为提升效率、创新驱动的载体。
出口对增长的支撑作用也不可低估。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此必须加快出口产品和服务的转型升级，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与资本的引进和输出相结合，有效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一方面，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的结合度，使二者相互支撑、相互推动；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引进外资、增加进口，更好利用境外的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人才等，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推动我国一批行业和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
三、切实促改革、转方式，使我国经济转入效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轨道
培养新的发展动力，不论是供给方面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要素生产率，还是需求方面协调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都要求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进而实现发展动力的平稳转换。
首先，按照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改革商事制度，便利小微企业的进入和发展；也要“放大”，重点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金融等领域破除行政性垄断。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改革。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使以往孤岛式城市变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网络型城市体系，并以此拓展新的投资空间。
其次，加大严重过剩产能调整力度，积极推进产业重组。加快违规、低效产能的退出，妥善解决人员安置、债务负担等问题。积极探索“互联网+”优化配置资源的有效途径，着力破除行政区划、所有制等方面的阻隔，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加快产业重组，培育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再次，促进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营造创新创业的有利环境。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尤其重视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集中，形成若干个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政府要从以往的“重扶持”转向“重环境”，避免制定具体技术路线，尽量不搞对特定企业的扶持，着力形成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适宜环境。
第四，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为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避免或减少资本市场大的起伏，重点发展与转型升级、创新创业相适应的金融工具，提高企业的股本比例。将“去产能”与“去杠杆”相结合，降低并化解金融风险。发展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工具，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探索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有效方式。
第五，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转型。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的态势下，要争取占领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制高点，由以往的被动应对逐步转到主动引领。加快国内自贸区的创新和发展，吸引外资企业将高水平研发中心和其他优质资源布局到中国。对外投资应将重点放在吸收利用国内短缺的技术、管理、品牌、供应链、营销渠道等要素上。在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激发竞争活力和需求潜力，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扩展新的空间。

⑦ 如何促进工业经济健康发展，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能够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而限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则有可能在中长期导致效率和平衡兼失的局面。1、首先，让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为可以跨省（区市）流动的资产，特别是应允许跨省（区市）进城的农民工在自愿的前提下放弃家乡的宅基地，将其整理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给就业所在地使用，并相应获得当地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2、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要适度推进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不再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差异，而是基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需求。3、相应地，应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削弱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的职能，对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分别赋予GDP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的不同权重，对人口流出地的政府应考核人均GDP的增长，而对于人口流入地，则考核总量GDP的增长,。

⑧ 夜间经济成为城市发展新动力，夜生活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自从现代化越来越明显后，夜间经济也走向了一个稳定的趋势。为何在我国，夜间经济会越发的好了呢？从何时开始夜猫子也变成了一个发展的趋势了？这也说明我国的生活元素越来越自由化，当然也表明了白天的日常生活已经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了。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夜生活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夜间经济有提升空间吗？

“夜消费”、“夜商圈”、是一个城市的夜灵魂，尤其是一些城市“夜文化”品位的提升，让外来游客的异地体验更加完满，给旅游者以美好、不可复制、转瞬即逝的旅游体验。说明夜生活不单单是消费者的天下，也是经济的源泉。

⑨ 经济新常态下认为那些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只要新动力找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就基本无忧。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⑩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新动力有哪些

思路一：对传统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升级。
纵观整个制造业，从农副产品加工业到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再到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总共涉及多达30个子行业。一方面，在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一定的回落，有大量的陈旧生产设备需要淘汰，大量的闲置车间和工厂需要关闭。另一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再廉价，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线将面临由人工向机器自动化的改革。因此，未来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将指向对原有生产线的改造升级，用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线代替之前的人工生产线，就如同80年代的美国将计算机技术引入钢铁、汽车工业的生产线，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人工成本的节约，将使中国传统制造业商品在全球贸易中保持优势竞争地位。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分析，对制造业生产线的改造升级，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代替原有的手工劳动，将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出口贸易两个方面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思路二：产业格局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
我们认为，产业格局由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的转变，关键因素在于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低附加值制造业支撑了我国长期以来“走出去”的贸易出口战略，拉动了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但如果从制造业商品的生产链角度来看，中国“世界工厂”的称呼似乎并不是什么美誉，用最通俗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劳动力在整条生产链中付出了最多血汗，却赚回了最少的报酬，唯一欣慰的是，中国经济的确一直被这样的方式所拉动。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种“受累不讨好”的增长方式已经开始变得难以为继，未来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才能从制造业中创造更多附加值，从而使高端制造业及其出口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思路三：风险资本进入高新科技。
不管是从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经济衰退的过程(尤其是美国八九十年代的例子)中看，发展高新科技对于一国经济的强大支撑都毋庸置疑。而除了政府直接加大对高新科技研发的投入和扶持以外，民间资本是一股必须要被利用的关键力量。如上对美国90年代发展高新科技经验的分析，将风险资本注入中小型高新科技研发企业，对于它们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成就了一批世界范围内的顶尖高科技企业(如苹果)，而且这些高新科技支撑了美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市场上，风险资本进入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制度并没有那么完善，并且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科技公司是否真正在做核心技术的研发，或者研发出的技术是否真的具有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