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陷阱

1.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2.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原理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专发展方式的属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3. 论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拉美化陷阱”哪些现象相似

拉美化指的是拉美经济发展的问题，有很多现象，权贵政治，政府腐败呀，贫富差距大等，但根本是产权不明晰。

4. 如何面对中国发展中的四大陷阱简答

第一，必须防止重蹈过去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陷阱。从2008年至2010年推出的振兴经济计划来看，国家投资4万亿元拉动内需，加上地方投资，估计突破了10万亿元。现在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依然很高，都争着上新的项目，其中就包括产业投资项目，以及不少短平快的项目。如果这些投资多了，势必造成新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而没有达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前两年，三峡明珠观光塔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爆声中被拆除，这是典型的重复建设的例子，值得我们深思。另外，钢铁、水泥等产业的重复建设，使得淘汰落后产能的计划一次次落空。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应该要统筹规划，在保增长的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要制定和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对不负责任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
第二，必须防止重蹈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陷阱。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是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二是出口初级产品。现在这种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要求，因为它不仅给我国带来了许多“二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也使经济增长乏力。因此，面对后金融危机，我国在保增长过程中，千万不能走老路，尤其是不能一碰到困境就又回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老路上去。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包括经济增速减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念和决心不能动摇，必须实行集约化生产经营。投资项目，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应该主要扶持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防止高污染和高能耗产业兹生。因此，今后经济发展必须考虑主要面向投资集约化生产经营的项目，同时应该严格项目审查和监督。
第三，必须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防止单兵突进陷阱。现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中国已是“地球村”的一员，没有例外。因此，中国的经济振兴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要一提扩大内需，就缩手缩脚。如果脱离国际需要，单兵突进，就很容易招来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攻击。比如，目前我国遭到国外反倾销越来越多，还受到国际对中国“高储蓄”的批评等等。这当然与我们不熟悉国际惯例有关，但是，其内在原因是中国的一举一动，就像是下围棋一样，只顾下自己的，不太考虑别人的棋路，结果使自己很被动。接下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路途中，又会遭到国际上哪些摩擦并受其影响？恐怕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应对措施。早有预案，比仓促应战总是要好得多！
第四，必须防止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经济长期停滞等，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南美国家的阿根廷、亚洲的菲律宾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年未摆脱这一困境。中国是否会落入这一陷阱还不好说，但是目前情况不太乐观，近几年，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下降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只有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才有可能摆脱这一困境。

5. 怎么理解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6. 中等收入陷阱能用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吗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风险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在官方数据上中国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如今这两个推动机已临近崩溃。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中国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邓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几个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有三：一是打破垄断，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社会领域的改革重点有四：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二是放权于社会，加快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三是废除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破除阶层流动障碍；四是强化社会参与。政府的改革重点有二：一是限权和放权，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二是大力反腐，力争在反腐败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会触及到政治改革。事实上，发展经济仅仅是治标，政治转型才是治本。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实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因此，推进公平正义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而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的问题。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启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改革，社会将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这对新领导的权威建立非常不利。要知道，当前国民已不再满足于“面包时代”，能否让每个国民过得有尊严、活得踏实，对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是个足以名垂千古的机会

7. 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什么经济手段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一时间，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风云再起。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怎样才能成功绕过它呢？

世界银行于2006年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用来指代“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极少能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的现象。这些国家往往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很难突破1万美元，同时兼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

除去欧美，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从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但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现在，中国恰巧进入到这个发展阶段。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以后七年时间里。

客观地说， 中国具备相当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如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经济体量大等。

但不利条件或许更多，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楼继伟提到的人口老龄化。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将造成就业和消费的双重负担。

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比较合理又重视教育，就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收入也会随之提高，否则就会面临困境。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正在由过去的人口红利、投资拉动、对外贸易向新的增长动力转化，而创新驱动将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之源。

8. 我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中国社科智讯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入研究，认真借鉴，未来十几年，我国应从十个方面积极着手，以妥善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避免“转型陷阱”，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
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诱因主要包括：投资和消费失衡，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明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不很强，收入差距扩大，农业基础薄弱，就业压力大，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增长方式转型中逐渐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抓住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准确把
握发展趋势，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防止“拉美陷阱”，实现“包容性增长”
“拉美陷阱”主要指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城市的动荡和不守信用。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虽低于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但却高于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踏进上中等收入门槛的关键时刻，我们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其意义非常深远。为此，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将是确保稳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常举措。
——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社保制度将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经济增长使人们对社保的期望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因此,要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
——绕开“城市化陷阱”，保持城市化与经济水平同步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应积极采有效措施，防止掉入由人口爆炸、“贫民窟”普便存在和社会治安恶化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化陷阱”，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第三次飞跃。
——警惕“泡沫经济陷阱”，经济不能大起大落
“房地产泡沫”是最典型的泡沫经济的一种形态。尤其是2008年上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房地产市场和政策波动幅度大导致房价的快速上升，普遍认为充斥了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或称之为房地产泡沫应成为中国经济成长中应该十分警惕的一个陷阱。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平抑楼市价格和防止泡沫经济的出现,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克服“老龄化陷阱”，保持经济稳步增长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据有关方面的预测，我国未来10年老龄化趋势加剧。因此我们要继续完善社保制度，深化社保体系改革，以解决好“养老金”问题；要大力完善社会养老事业，积极解决空巢家庭等社会问题，以解决“养老服务的问题”；要积极开展“积极老龄化”，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增加劳动供给，以解决劳动投入减少的问题，要提高生产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达到提高就业率和提高产出的双重目标。
——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应慎之又慎
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一方面坚持金融改革，加大金融业的开放度，但同时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从防范危机的实际效果看，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和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进程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循序而进，同时，还要继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健康的金融环境。
——小心“美元陷阱”，确保国民经济安全。
目前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由于相当一部分是美元资产，外汇储备已成为关涉国民经济整体安全大问题。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制定应对政策，如减少顺差,将资源用于国内的消费与投资等，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到振兴内需上来；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我国应扮演好与最大发达经济体利益攸关的角色。
——谨防“捧杀陷阱”，韬光养晦不当头
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世界排名仅为第95位。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不要掉入西方设下的“捧杀陷阱”，不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以外的义务，不能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
——超越“民粹主义陷阱”，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很多案例显示，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果民族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经济社会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连续性，经济发展就必然受到影响，甚至止步，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因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使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必须的。

参考：社科院专家建议:应从十方面着手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7/03/c_123364915.htm

9.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陷阱

以毛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创和建立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成功应对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历史性挑战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果。这个制度不可动摇，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由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是成功应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挑战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功，这条道路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我们将永远走下去。而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遇到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性挑战。这些挑战概括起来讲就是“三大陷阱”：一是国际关系上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国内经济发展上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在政治与文化领域面临的“话语霸权陷阱”。成功地应对这“三大陷阱”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下中国人民新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弄清“三大陷阱”的历史由来
1. “修昔底德陷阱”。
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是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必然表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美国离不开中国，因为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垄断资本必须依靠吸收全球剩余价值才能生存，而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全球剩余价值的一大源泉。正因如此，美国希望将中国永远固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通过其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中国的发展，同时迫使中国永远接受美元霸权的盘剥，永远受到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严格限制。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正在通过实行自由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型，通过“一带一路”打破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亚投行与人民币离岸结算部分地摆脱美元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国财阀利益的美国鹰派人士必然要千方百计挑动中国周边国家围堵中国，造成中国周边环境紧张与动荡，从而诱导中国资本流出，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实力增强。这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本性使然。美国实现围堵中国的手段，一是靠其“软实力”，即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话语权。二是靠其“硬实力”，主要包括美国的军事实力、高科技实力及其知识产权。 软硬实力的相互配合，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能不能克服这一陷阱，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严峻而复杂的历史性挑战。
2. “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后发展国家特有的经济发展现象，即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收入水平达到国际中等或中下等水平之后，经济发展潜力逐步丧失，从而陷入生态危机、经济停滞、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之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表现形态。
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国际资本迅速发展起来，国际资本通过生产占有最大化的剩余价值，然后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增资本，新增资本又继续投入扩大再生产，由此不断进行循环。为了使这种循环不断进行下去，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压低成本，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市场上取得低价格的竞争优势。这一方面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却付出了三低（低工资、低福利、低效益）和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的代价，并且由此产生出整个国民经济对低端产业资本高投入的依赖性，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固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不可持续。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最后难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 “话语权陷阱”。
这是在政治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我国面临着的严峻挑战。话语陷阱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得到的个体价值观，上升为源于天生的“人类本性”，而这个“本性”则被认为来自于某种宇宙的“普遍法则”。由此产生的所谓“普世价值”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凌驾于一切社会和一切人之上。
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一旦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便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放大器。因为人们利用这种“平等权利”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机会，与其拥有的资本和货币数量成正比。这种“普世价值”被国际资本力量以铺天盖地的国际传媒体系与教育体系为管道，以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国际评价标准”为其具体形式，占据着所谓“人类道德的制高点”，垄断着全球政治与思想文化的话语权。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普世价值”，便必须遵从按照这种“普世价值”制定的各种“国际标准”，由此我们的行为便陷入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陷阱，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主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
二、应对新的历史性挑战，跨越“三大陷阱”
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性挑战，其实质是实现中国的“强国梦”。
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熟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强化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一面，努力建立中国、美国与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坚决而妥善地应对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建立中美之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沉着应对美国围堵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把美国围堵中国的压力转化为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坚持“永不称霸”的政治承诺，不惹事，也不怕事，用一切手段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并增强国际话语权 “软实力”与科技、军事 “硬实力”建设。可以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一些鹰派人士围堵中国的错误战略图谋必将破产，必然要回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因为这才是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挑战，其实质是实现中国的“富民梦”。

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称为“新常态”，既看到这种新常态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一面，也看到它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上的积极因素。以“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改革是应对这种挑战的重要方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

更要看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习同志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优势的体现，这对我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应对“话语权陷阱”的历史性挑战，其实质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之梦”。

中华民族自近代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之后，产生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不息的民族梦。经历了革命与建国时代，中华民族结束了“挨打”的历史，在政治上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过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结束了“挨饿”的历史，在经济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应对当下的“话语权陷阱”，则是要使中华民族结束“挨骂”的历史，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不会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头上，而是力图建立各个民族相互尊重的世界大家庭。面对西方话语权的挑战，习同志提出建立世界各民族之间平等互利、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所奉行的“亲诚惠容”的国际关系价值观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诚哉斯言！

三、中国战胜新的历史性挑战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三大历史性挑战相互关联，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从全局上进行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强军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是从整体上应对历史性挑战的强国富民方略。而这些强国方略能够提出和执行，最根本的还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历史能量积蓄，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优势。综观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这些历史能量与独特优势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第二个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第三个优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第四个优势是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多元一体。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国的重要优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四大优势汇集到一起，形成了合乎世界历史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潮流的强大力量，从而为克服 “三大陷阱”的历史性挑战提供了基础条件。
应对这三大历史性挑战所要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正是作为“强国梦”“富民梦”和“民族文化复兴之梦”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追求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但是真正实现和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时代，正是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习近平同志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成功应对 “三大陷阱”的历史性挑战，而应对这种历史性挑战的过程，正是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过程。

10.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10)经济发展陷阱扩展阅读：

中等陷阱的陷入原因：

1、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

2、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

3、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