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变化和发展趋势论文
近10年来，中国M2增长率平均为17%，但GDP平均增速不及10%，两者之差高达7%；美国M2增长率为6.24%，GDP增速约为 3.55%，两者之差不及2.7%。7%与2.7%两个数字表明，将人民币与美元发行量对比，剔除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后，人民币相对美元而言，超发了4.3%。这4.3%就是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应当对美元贬值的幅度。（其中，4.3%=7%-2.7%。计算依据：费雪货币方程式PY=MV; 购买力平价理论et=(pt/p0)*e0. ）
从货币超发的角度，运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计算，最后得出，从2005至2014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应当贬值4.3%至8.64，这里保守假定自2005年至2015年底人民币兑美元的理论贬值幅度也为4.3%。但事实上，人民币2005年前兑美元汇率约为8.28，2015年底汇率收至6.5左右，这十年中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贬值4.3%至8.64，反而升值了逾20%至6.69。
自2015年下半年始，外汇占款持续下跌，尤以7、8两月下跌幅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央行用于收购外汇资产而投放的人民币大大减少，预示了人民币需求低迷，有着明显的贬值压力。“811汇改”国家首次放开人民币中间价，就是对贬值压力的首次妥协。
2016年开市的人民币暴跌，人民币中间价随之大幅下调。面对此轮人民币暴跌，显然，资本管制这只手的运用空间有限，汇率干预那只手使起来又有点力不从心。外汇储备在过去的一年半内缩水近7000亿美元，去年12月更是在一个月内缩水1079亿美元。我们一向引以为豪的充足的外汇储备，真的还够用吗？
汇率干预可以有，但干预的空间已经遇到很大瓶颈了。贬值势不可挡，干预只能调控速度与节奏——如果市场形成一致预期，速度与节奏甚至也无法调控。
以前说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说的是外储绝对额高，与进口额、短期外债总额相比外储规模仍然远远超过充足额度。然而，若以外汇储备与因超发货币而飞速增长的M2相比，外汇储备未必够用。使用外汇储备与M2比率衡量外汇储备充足度时，固定汇率国家的比率需达到10%-20%，浮动汇率国家需达到5%-10%。中国目前的该比例约为16%，目前是较为充足的。但是，一旦为了稳定汇率而大量使用外汇储备，消耗储备超过1.2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充足了。对比过去1年半缩水6000亿的速度，消耗掉1.27万亿美元的外储不过也就是两年的时间。更何况，为解决过剩产能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预计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上还会花掉更多的外储。
如果中国还在走过去的老路子，不断地用外储来持续干预人民币汇率，且不说是否能守住汇率，光是如今的外汇储备就已经捉襟见肘了。用外储来填补资本出逃的漏洞，用资本管制堵住资本外流的孔，无异于饮鸩止渴。现在的人民币面临的处境与23年前英镑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中国不计后果地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那么结果可能也会如1992年英镑的那一场滑铁卢。英国在应对索罗斯出击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用33亿英镑和在国际上拆借资金来干预市场，但相对于市场投机的波澜壮阔，这点外汇储备只能是杯水车薪，最终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此时，中国还固守目前的汇率，不停地用外汇储备来填补资本外流的漏洞，那么最终的后果可能会与英镑类似，既损失了外汇储备，又没能守住汇率。
⑵ 举例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哪些重大变化
近两年，我国资源、人口、土地红利不断消减，出口、投资、房地产等拉动增长的传统引擎明显动力不足，多年快速发展累积的风险不断凸显释放。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然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增长模式无法适应，而依靠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中国经济转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仍然延续。新常态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实现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新平衡。对此，有专家提醒说，如果未来出现的是规模意义的6%，中国经济毫无疑义会陷入巨大困境；如果顺利完成增长动力的转换，实现的是质量意义的6%，那这个增速实现的成果、经济总体的含金量都会远超过去两位数的增长效果。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就是新的动力格局开始显现。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都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当然，眼下不少地方、行业和企业正在承担着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主要表现为工业增幅回落较多，投资增幅持续放缓，主导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动机”乏力，必然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困难增多。
透过这些有快有慢、有喜有忧的数据，我们一方面看到转方式、调结构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则是整体经济运行对传统增长动力的依赖仍然比较强，而其内在动能却在急剧衰减。综合分析，当前正处于新的增长动力与传统增长动力的转换更替阶段。经济结构能否实现再平衡？经济运行能否顺利爬坡过坎？都取决于动力转换更替的速度。眼下所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恰恰说明新动力尚未“跑赢”传统动力。
还需看到，这场发展动力转换更替的赛跑不仅是“国内赛”，还是“国际赛”。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出一场涉及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广泛领域的新的革命，也势必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轨迹和传统格局。在这个比拼新动力的国际赛场上，哪个国家能跑在前面，抢占科技与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哪个国家就能在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中占据有利位置，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⑶ 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一
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
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
二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
三
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⑷ 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和发展趋势3000字论文
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和发展趋势论文俺有你所需要的内容。
⑸ 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变化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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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要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就必须将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新阶段及其所表现出的新特征、需要的新改革等结合起来系统理解。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
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
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
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
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
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
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
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
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
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
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
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
“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
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
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
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
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
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
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
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
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
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
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
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
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推进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袭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 破除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等，都是需求侧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则可以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⑻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产业结构更趋优化。分产业看，第一至第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7996亿元，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5787亿元，增长7.4%;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96125亿元，增长7.9%，增速高于第一、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6.7%。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而且占GDP的比重也超过第二产业，这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经济缓中趋稳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第三产业的比重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速度快于工业。201 3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第一次超过工业以来，今年第三季度继续延续了这样的趋势。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这种趋势将对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其他方面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目前，我国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也在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整个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
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今年年初以来，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5%，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整个经济再平衡的态势比较明显。在世界经济复苏弱于预期、出口增速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内需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是多年来宏观调控希望达到的效果。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9，比上年同期缩小0.05。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积极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在提升的;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这一变化趋势对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意义十分重要。
资源环境成本的消耗有所减少，节能降耗取得新进展。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严格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上升。经济发展的方式由过去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态势比较明显。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6%。
中西部经济加快发展，区域结构有所改善。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地区发展潜力得到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不断增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增强，东部地区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中西部地区在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后发优势继续得到发挥。
⑼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不好的变化
我回答第7个财政赤字: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在短期内，赤字财政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不应忽视。赤字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目前应适度从紧。关键词：赤字财政；政策，作用，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赤字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它是国家职能的必然产物。纵观世界各国，在经济增长缓慢、市场萎靡的时候，一般都以财政赤字的增加为代价来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赤字财政政策。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财政赤字，1998年至2001年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达到62.4%，赤字达到2473亿元，占GDP的2.578%。2002年中国赤字规模为3098亿元，赤字水平相当于1997年(财政赤字为582亿元)的432%，即6年时间翻了两番，年均增长高达27%，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004%，达到国际公认警戒线(3%)。毫无疑问，财政赤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缓解财政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赤字财政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其消极作用不应忽视，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如果不合理，会由此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进而导致经济的崩溃。历史上，1918～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哥伦比亚的经济衰退，20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经济的衰退及我国建国后的三次通货膨胀都是与过高的财政赤字有关。因此对赤字财政政策应辩证地来看待。一、赤字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的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1998年以来，为有效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抑制经济下滑趋势，我国实施了以扩大国债投资为重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行：一是增加政府开支，二是减税。在减税不太可行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赤字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政府投资，刺激社会需求。1998年8月我国首次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1999年发行1100亿元，2000年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均为1500亿元，2003年增发1400亿元。截至2002年，我国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安排的国债项目总投资规模已达到6600亿元。这些国债重点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城市公用事业和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国债的发行，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等投资。通过国债项目的建设，成了许多想而限于财力未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对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对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据统计，1998年以来增发国债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38、1.44、1.81、1.66和1.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3.2万亿元，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说，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财政赤字是国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目标，依靠国家坚实和稳定的国家信用调整和干预经济，是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二、赤字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不可小视1.赤字财政政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刺激投资，就是扩大生产能力。实行扩张性政策，有可能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生产过剩的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因此，长期扩张积累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危机的暴发。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过热状态，其表现形式是投资过热。目前全国有86条地铁线正在施工或在计划筹备中；全国手机年产能约为1.3亿部(约为世界总需求的35%)，三年后产能预计翻番；中国汽车产能三年后预计翻番；化纤产能三年后接近翻番，此外还有钢铁、水泥、港口等大批在建项目。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资源配置亦趋合理。但是资本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二是资本项目不开放，导致过剩的资金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又不能去海外，最终资本投在不该投的地方，三是外资，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有些地方外资泛滥，有时甚至成灾(如某些城市的房地产)。2.财政赤字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时，轻者导致财政人不敷出，重者引起财政危机和政府信用的丧失。财政赤字规模存在着一个具有客观性质的合理界限，如果赤字规模过大，会引发国家信用危机。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用四个指标：一是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3%为警戒线；二是债务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60%为警戒线；三是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当年到期国债还本付息)，一般以不超过30%为警戒线；四是国债偿还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当年财政支出，一般以不超过10%为警戒线。在我国，总体上暴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国债规模扩大，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相当高，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3.004%，达到国际公认警戒线3%，财政债务依存度为36.32%，超过国际警戒线上限6.32个百分点，国债偿债率18.78%，超过国际警戒线上限8.78个百分点。政府还债压力增大，财政运行面临的风险度提高，一旦负担超过一定限度，必然引发财政危机，造成财政风险。当前的国债运行正在步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高度债务时期，可用于国家建设性的债务支出比重逐步下降，而且投资经济效益不佳，这就进一步弱化和降低了未来政府的偿债能力。另外，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存在大量“隐性赤字”。部分隐形债务构成潜在财政风险，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建设贷款，未纳入预算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以中国政府名义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借人的政府主权外债，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亏空，粮食亏损挂账和社会保障支付缺口等。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2002年隐形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0%至70%。这些尽管没有被纳入到政府债务中，但政府又必须承担这一部分债务，所以可能造成支付缺口，从而可能对财政构成压力和风险。3.赤字财政政策孕育着通货膨胀的种子，可能诱发通货膨胀。从某种程度上说，赤字财政与价格水平的膨胀性上升有着固定的关系。其原因并不难寻。在一个社会里，赤字财政导致货币需求总量增加，而现存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却没有以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必然要使经济产生一种通货膨胀缺口，引起价格水平提高。在财政赤字不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情况下，赤字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的增长引起的。在开放型经济状态下，总需求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构成，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影响总需求的变动。如果赤字不断增加，促使总需求增加，以至于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产出水平，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我国建国后三次通货膨胀，即建国初期的第一次通货膨胀，6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通货膨胀，80年代的第三次通货膨胀，这三次通货膨胀虽然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其发生都同大量的财政赤字紧密相连。目前，我国经济已有过热的苗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生产资料瓶颈”的出现和价格的上涨。去年以来，随着投资的增长，我国钢材、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价格就开始攀升，并逐步在部分地区发生电力供应紧张。如果投资高涨的局面持续下去，“生产资料瓶颈”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并最终体现到消费品价格中，导致通货膨胀。再加上我国出口的增长也在加快，国际上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汇流人在增加，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这时若投资持续高增长，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更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三、赤字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中长期仍应以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为宜。赤字财政政策作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对市场的补救，只能作为启动力量来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资带动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从而恢复市场活力。如果超过启动力量的定位，变成政府代替市场，则有可能事与愿违，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本是应对大危机的短期政策，但政府却不自觉的使之长期化，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足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我国与美国相比，有许多劣势决定了我国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会更大。首先，我国目前所处环境与当时的美国不同，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国家失去债务偿还能力，由此带来的金融崩溃危险对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忽隐忽现的阴影。作为通货，美元赤字使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渔利，而我国只有保持充足的财力才能抵御各种可能的国际风险。其次，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许多配套政策措施的运行和操作尚不成熟和完善，面对赤字财政可能带来的危害，缺乏应变能力。经济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这是因为赤字财政政策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目前我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银行资金存大于贷，财政用发债方式筹集适量资金，专项用于基建，可直接增加社会需求，使闲置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增加。但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超过经济承受能力，会导致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当前运用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加快基本设施建设，只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暂时性的财政政策。从中长期看，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存在大量的赤字，无论对财政本身的运作，还是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都是不利的，特别是在赤字长期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长期来看，赤字财政是今天花明天的钱，这一代人花下一代人的钱。在国民经济中，储蓄由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财政盈余)组成。财政赤字是负储蓄，会减少储蓄。长期经济增长要依靠投资，投资来自储蓄。今天的赤字支出减少了明天的储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还应该注意的是，赤字筹资的钱一定要用于有利于长期增长的项目。如果把这些钱用于错误的投资，财政支出就会成为浪费，结果是付出了代价又无所收益。在社会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兴建铁路、机场、港口等公共基础设施是适当的，它既能增加有效需求，又能增加长期供给。但从长期看，也不能持续不断地采取兴建大型工程的法，特别是不宜把建设周期过长的公共工程作为稳定政策的工具，一是公共工程的刺激效应或乘数作用会呈现递减趋势，待公共工程一旦饱和时，则只有刺激需求效应，而增加供给的效应即将消失。二是当需要转入紧缩时，公共工程要么继续，则发挥不了收缩作用；要么停工，则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十分谨慎，要为将来的政策调整留下空间和余地。在政策导向上不应再鼓励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扩大投资、多上项目；同时，要选择好政府投资的项目，避免形成新的重复建设。如果政府投资项目选择不当，虽然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会增加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投资品的生产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对于今后的继续发展或者作用不大，或者成为一堆无用的废物。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适当减少“需求乘数”较高的政府投资，增加在公共卫生、农村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与此同时必须在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上做文章，在财政支出项目上必须进行科学论证，减少目前很多项目缺乏长远规划、盲目投资的现象；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应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增加支出的透明度，杜绝挪用、贪污财政资金现象；正确处理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适当转变政府财政投资方向，在坚持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新型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加快国有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四、结论财政赤字是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刺激短期内需有着积极作用。财政赤字预算只能是短期应对之策，不能作为一项长期政策连续使用。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必须为以后的财政政策留下宏观调控的空间。长期过度使用赤字财政政策必然会导致庞大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给经济造成危害。从长期看，财政收支平衡应是我国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参考文献：[1]陈共，吕忠泽.美国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刘京焕.适度国债规模研究[J]。财经研究，2002，(5)。[3]戴园晨.对财政赤字是非好坏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