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①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政治上处于军阀割据状态，经济在世界上的占比其实与现在差不多，文化上百专家争鸣属，比现在要发达，很多优秀的文学家。社会比较动荡。
军事上军事割据，拥兵自重，军事装备比较落后，与当时的军事大国比不可同日而语，签署了一些不平等条约。

② 民国时期，经济，科技，有没有发展

有发展啊有个差不多十年的小黄金发展后来被日本入侵打断了然后经济倒退

③ 求助！中华民国时期分为哪三个阶段

中华民国时期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到3月）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称中华民国。它是仿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的政权。

二、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3月至1928年）

中华民国前期以袁世凯为首的晚清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央政府，于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后正式形成。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至1949年）

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统辖全国各地的中央政府，由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建立，宁汉合流后成为中国国民党政权，1928年东北易帜后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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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意义：

一、政治上，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布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然后全国形成连锁反应，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严禁买卖人口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自由和权利。

二、经济上，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措施，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们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

这样，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实现了自身的第二次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三、民族关系上，中华民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的平等。中华民国采用五色旗为国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分别象征中国汉、满、蒙、回(穆斯林)、藏五大民族。

虽然和我们今天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但是和满清政府的一族独大相比，已经是个明显的进步。

四、文化教育上，中华民国政府主张学校不拜孔子，不读四书五经，禁止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这些措施使得新生的国家的教育不再是培养只会读书的无用文人，有利于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

在这样的教育下，民主共和的观念占据了人民的大脑，封建帝制的思想被逐步抛弃。中国人的身份开始由臣民向民转变。

④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经过了怎样的曲折历程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经过了下面四个阶段曲折历程：

1、1912～1919年，由于辛亥革命扫除了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特别是“一战”期间列强暂时放松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于是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但由于“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春天短暂，昙花一现。

2、1927～1936年，由于国民政府推出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这个时期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资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工业遭受空前残酷的打击，在沦陷区日本野蛮的经济掠夺，在国统区官僚资本的压榨，使民族工业日益萎缩。

4、民国末年，由于美国经济侵略的加剧，官僚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摧残挤压，加之国民政府不断增捐加税，民族工业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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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初期民族工业发展背景

在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后,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同时，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法令提高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

还有当时主要的社会思潮——实业救国；以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思想运动，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纺织业,面粉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其中，张謇、周学熙、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等人都为这些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国民政府前十年民族工业的发展

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1935年进行了币制改革,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小编认为美中不足的是，这段时期的发展是十分短暂的。

三、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的状况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由于抗战时期，民族工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企业。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企业。都是使民族工业遭到打击的原因。

四、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在经济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和发展非常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2、在政治方面，它导致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力量的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提供社会基础，也导致无产阶级壮大，为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3、在思想方面，它有利地冲击和动摇着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

⑤ 民国初期民族工业发展状况

（2017·荆州）1912年12月，南京临时政府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版定工艺品的发明权者有权申请专利；后又颁布了《公司条例》《家商部奖章规则》等，南京临时政府采用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日伪纺织企业合并，成立了国有的中纺公司。政治高层解释称，商民在抗战之后，对于所接收之敌伪纱厂，“即便有人承购，事实上仍需由政府予以维持，等于仍由政府自行拨款接办，国库并不因出售纱厂而有大量之收入”。这反映了此时期政府在经济中主导地位加强。

⑥ 民国时期工业发展的历程

第一阶段：1912民国成立——1918一战结束状况：进一步发展阶段（短暂春天、黄金时期）原因：① 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忙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都有所减少（客观外部条件）；②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③ 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如抵制日货等以及“实业救国”风气的形成，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但一战期间，日美加紧侵华，民族工业发展也并不顺利第二阶段：1918一战结束——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夕状况：发展受挫原因：① 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加紧对华侵略② 封建主义的压迫控制、封建军阀混战，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第三阶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状况：获得显著发展（夏天）原因：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以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开展的“改订新约运动”等措施，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得到显著发展。(但由于官僚资本的挤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民族资本的发展仍然受到阻碍)第四阶段：1937－1945年抗战时期状况：日益萎缩（秋天）原因：① 沦陷区，日伪政权疯狂的经济掠夺，日本侵华资本膨胀，毁坏或吞并民族工业② 国统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地位空前加强。官僚资本乘战时民族工业之危，吞并民营企业，进行大规模掠夺。第五阶段：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状况：陷入绝境（冬天）原因：解放战争时期，为内战筹集军费，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掠夺措施① 国民政府加紧剥削人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② 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③ 寻求美国的援助，使美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④ 官僚资本依赖垄断地位排挤压制民族资本主义

⑦ 从国民初年到民国政府时期山西农业经济发展史

民国初期(1912—1923)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略作探讨,以期有助于民国初期山西农业经济的研究。一山西历史上“土厚水深,素称农产区域”,辛亥革命后当政者根据山西农业省份的实际情况,认为改良农产、发展农业经济为“救济晋省穷困最普及易收效之法”[1]40,同时也是解决财政困难和筹集军费的最好途径,因而对农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民国初期,要发展农业经济,主要依靠的是简单劳动力。然而,近代以来,山西农村人力日弛,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的加重这两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有诸多社会原因,其中以下三个较为突出。第一,灾荒使人口减少。近代的山西灾荒频仍,几乎无年不灾,至1911年全省大范围的旱灾

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以西（太行山之西）、黄河中下游之东、王屋山和砥柱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内）以北、蒙古的丰镇厅和清水河之南。平均海拔800～1500米，称山西高原，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总面积为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24万多（按乾隆二十七年统计）。

其自然地理条件，从整体上看不算优越：境内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普遍气温较低，并且北寒南暖，全年南北气温平均相差10℃多。地表水资源不足，尤其是晋北一带这些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降雨量不多，旱多涝少（且雨量分布不均），不良的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租佃关系。土地总面积为700.8万余顷，荒山荒地众多，约为654万顷，森林覆盖率不高，只有2万多顷的山地林，耕地面积也仅有53万余顷，农业生产空间欠广。农田以旱地为主，水田很少，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境内北中部产玉米、谷子、高粱、莜麦、荞麦等杂粮，其中太原县还可利用晋水育稻。晋南以产小麦为主，兼种棉花及少量水稻。

一、生产条件与耕作习惯

省内北部地区，人稀地多，农田面积稍广，中部人地比例较为适中，而南部则显得人多

地狭，不足耕种。但北部耕种条件不好，土地贫瘠，水资源短缺，且山地坡地居多，水土流失严重。中部地区，虽然平地、二阴地居多，但水肥资源仍然不够，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南部一带，相对而言，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综观全省，农业经济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晋南地方，农业生产搞得较好，晋中地区稍差些，北路农业则最为落后。

具体地讲，晋南的平阳府、蒲州府、绛州、解州一带，稼禾两年三熟，夏季收了春麦后，种一茬荞麦，或种冬麦，或歇休。如种棉花，则一般为一年一熟。故麦茬地可种花，或于花茬地种麦。再如濒临黄河的临晋、芮城、永济等县，种麦之外，又往往中稻，收获颇佳。割稻后立即翻耕，撒种菜籽，入冬可收油菜、芥菜等。平、蒲地方，人口人口密度大，农户经营农田面积相对要小些，一般为30亩左右。乡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往往取得较好的收成。

上述南路的河东地区农民，在进行农业劳动时，比较注重生产技术。通常在夏收或秋收后，要用木犁深翻田土，整理农地。其目的是将稼茬翻入深处，沤烂残技败叶，既可除草，又可得肥源培田。同时，用耱耙打碎土块，熟化土壤，为下年开播做前期预备工作。继之，到春种季节，老农事先翻地，再次熟?i，碎土保墒。对过于干旱的土壤，进行空灌，调节商情。

在下种前，或用草木灰水浸种，或用砒霜拌种，防止作物的黑穗病和虫害发生。此种传统办法，行之有效，故当地百姓长期坚持。民间注重水肥作用，在保墒的基础上，又多加底肥，以畜肥和土灰为主。即一般以牛羊粪做底肥，以猪粪做追肥。其时在江南地方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的农谚，而在山西河东地区以至平阳、霍州一带，也同样有种田须养猪积肥的说法。山西农书曾记到：“豕不放于街衢，亦不可常在牢中，宜于在牢地掘地为坎，令其自能上下，或由牢而入坎，或由坎而入牢，坎内泼水添土，久之自成粪也。”这是晋南晋中地方改散养为圈养，以利积肥壅田的一大进步。

锄禾拔草也较为认真。河东地区和晋中一带的农民有一种旱锄的经验，即选择晴天锄地，既利除草，也可松土，“阴雨天入地无利有害”。在庄稼成长期间，通常要锄禾三至五次，一次比一次浅，一次比一次精心。初锄讲究深入，有松土之意，可越往后庄稼长得越高，根浦浅层，就越忌讳深锄了。锄草或锄田，主要是在豆禾、棉花、蔬菜地里进行，麦禾因密植之故，一般不下锄，只是在旱日（晴天）入地徒手拔草，以免伤其根。

按其农作习惯，在植物生长期间，要应时施肥、浇水，及时防治虫害。人们有时把烟草茎杆剪成小段，约三寸长，搜入田土里，以其毒性杀虫。或用浸泡过烟草的水，喷洒到棉花或小麦的茎部和根部，以治虫害。乾隆年间，山西地方，特别是晋南、晋中一带农民从实践中摸索灭蝗技术，进而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消灭蝗虫办法――除蝻术。时人声称：“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灭种。”一些地方官在境内提倡于水涸草草枯之时，焚烧丛秽之区；或于春暖土松之时，集民于生蝗处掘地取卵种。平阳、蒲州、绛州各地积极响应。乾隆十七年（1752年），言官周焘曾将这种经验奏报给朝廷，引起了统治进的重视。

平阳、蒲州、解州、绛州地方种植棉花，一般采取穴种，壅肥较厚，采用摘头（打天心）、整枝等一系列技术。并严格控制棉株高度、棉田水分和棉株密度，强调稀科、通风，对田间管理精细。这一套棉生产技术，是明代从邻省陕西引进的，在晋南运用确当，甚至有所发展。康、乾之际，棉花的播种和管理方法又流传到晋中，在平遥、介休效果良好，收获颇佳。

晋南地方，在清代不仅认真培育传统的粮食品种，而且于康、乾之际，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最早出产于美洲墨西哥、秘鲁的玉米和出产于墨西哥、哥伦比亚的蕃薯，曾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分别传入我国，先后在江苏、山东等地种植。康熙十一年（1672年），玉米种子引入晋南，试种成功，产量较高。其生产方法逐步向晋中、晋北推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境内陈云、陈燮兄弟俩将蕃薯从河南朱仙镇引入三晋河东，先在解州试种成功，逐步向北推广其栽培技术，使晋中、晋南地方百姓喜获丰收。

晋南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较多，水肥并进，精耕细作、精收细打，往往获得较为理想的产量。通常年景，河东地方亩产小麦2石左右，亩产水稻3石，玉米2石多，棉花50～60斤（皮棉），农业生产水平较高。

他们为了改良土壤，曾合理利用汾水和霍泉水浇灌稼禾。其中在晋南平阳府，洪洞县和赵城县农民本着互利的原则，经过官方许可，采取自由联合的形式，互相协作，合力开发霍山南麓的霍泉水，浇溉两县的农田。雍正年间（1723～1735年），霍泉上有引水溉田的渠道5条：南霍渠、小霍渠、副霍渠、清水渠、丽泽渠（现在称之为霍泉渠），灌溉洪洞县李卫、永宁、湾里等33村土地和赵城县各村土地4.5万亩；到道光五年（1825年），洪、赵两县疏引霍泉溉田面积扩大到7.5万亩，创霍泉水溉田的历史之最。霍泉流量比较稳定，当地人民积极利用，不断开发，使霍泉灌区常获丰收，成了洪、赵一带粮食生产的重心所在。

比较而言，晋中地方，耕地稍多，土壤的熟化程度较高，水利条件一般化。农民的耕作技术比晋北好，但却逊于晋南。生产高梁、玉米、黍子、谷子、水稻、莜麦、小麦等杂粮，两年三熟，少数作物如荞麦、蔬菜等可一年两收。水地占15%，旱地占85%，水田亩产杂粮2石左右，旱地亩产杂粮7斗～1石。该地区的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属于山西普通的产粮区。

晋中的太原县、榆次县、清源县等处的农民，还积极引用汾水、晋水既田，增进地力，提高产量。当地从康熙初年（1662年）开始兴筑汾水第一坝堰――广惠渠（堰）后，沿河各县相继效仿，又逐渐建起广济、广义、利义、天义、天顺、公议等大堤坝，号称“汾河十大堰”，是其时开发汾河资源的最为典型的灌溉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灌溉范围，包括晋中地方的太原、清徐、太谷、交城、文水、祁县、平遥、介休等县之190多个村庄的40多万亩土地。

与“十大堰”配套使用的是引水沟渠，最为突出的工程举措是在太原县，清雍正以后至道光年间，太原县东之汾河上先后有用以溉田的引水渠27道。其中长安渠、龙首渠、白马渠三渠总长355里， 同时，晋中农民在潇河流域，建起了“上五道、中四道、中三道、下五道和另外十八道泥渠的灌溉系统，整个流域的灌溉面积达到二十万亩”，对晋中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榆次县农民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潇河（洞涡河）上修浚了31里长的官甲口渠，浩荡之水流向郭家堡、寇村、荣村、高村、韩村等处，溉田2.6万亩，成为县民世代所乐道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地每年收成都较为可观，平均产粮皆在2石以上。

晋北地区包括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保德州一带。人少地多，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势高，气温低，冬季酷冷，夏无炎暑，且春迟夏短冬来早。就全省来说，当南路桃李花谢之时，该地区草木方萌。史称：宁武、偏关、神池、五寨等县，“终岁多大风，惟五月后至中秋初则少杀，季春孟夏时尚雨雪旦日，晴霁郡国诸山岚气蒸吐，触之若瘴”。雁北之左云、右玉、各县，立春节后仍旧寒风大作，春风节后，东风开始解冻，农事方兴。清明节后，草木甲拆，开始下种。立夏节后，天气方为和暖，坚冰始消。虽三伏盛暑，少穿葛纱。“早晨夜暮不离棉衣，立秋节后，天已深凉”，“寒露节前百草皆枯，人皆衣裘”。在晋中、晋南，庄稼两年三熟，而晋北地方则因夏短冬早，地气寒冷之故，田禾一年仅有一熟。

因为温差大，一年四季早晚皆冷，不能栽桑养蚕、种棉种麻，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纺织业）的结合，在晋北则视为不可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晋北难以存在。清代官府认为晋北妇女懒惰，不兴织业，实际是地势使然。如（清）光绪《天镇县志?风土记》上讲：“独塞北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织，天寒地冻，不能树桑养蚕，固其所耳。而棉布亦以粟易。”光绪《续修崞县志》也记到，原平一带，“地寒不产棉花，女不晓织纺”。山阴、广灵、灵丘、大同、阳高、偏关、代州、繁峙各县皆是如此，甚至连靠近忻州、定襄的一些地区也是早燠迟不宜棉，农地多沙不宜麻??，田碱不宜桑柘。由于地理和习惯的缘故，织麻、纺棉、织丝都不流行，绝大多数的农户是用自产之粮来换取棉布，或直接买取袄、裤。

因地理和土质的关系，不仅难栽桑麻，就是水稻也不能种，种植旱稻也很少。百姓仅就土宜，种植五谷杂粮，也栽培一些耐寒性的果蔬植物，如大麦、莜麦、稷、黍、糜、秫、籽麻、萆麻、大豆、小豆、莞豆、黄豆、绿豆、谷子、葡萄、西瓜、茄子、南瓜、芥、蔓菁、苤兰、白菜、萝卜、土豆、黄花、茴子白。其中，莜麦为主要食粮，适宜当地水土，耐寒耐旱，能相对保证产量。鉴此，晋北的莜麦播种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80%――90%，无论贫富皆食之。在静乐、岚县及宁武府各县，“每百亩之田种者（莜麦）十之八九”，左云县，除了莜之外，粟谷不过占20%。即使是种植最少的神池县，“莜麦……种百亩者（指农户），即居其半”。意为50%的农民种植莜麦可以达到100亩。当地人们认为莜麦是最为经济实惠的粮食，因为莜麦面耐消化，有终日食一餐者。

山西北部地方，土旷人人稀，百姓广种薄收。大同府2 州8县，共有民田54249顷（每顷为100亩），而民户仅45220丁，每丁平均可种120亩土地。朔平府的朔州、马邑、左云、右玉、平鲁5州县，官民屯田2.5万多顷，丁口2.06万，每丁平均耕地约为100亩。由于地阔民少，不忍弃耕，农民广泛经营土地之现象，十分普遍。其中偏关县，田阔地多，民不胜耕，大抵“一夫犹有百壤（壤即垧，每垧地约为2亩多）可耕，尚足支终岁耳”。表明该地每户农民一般要耕种200多亩田。附近的河曲、平鲁县，户种100―200亩农田也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晋北和晋西北地方，每户或每丁耕种70―100亩土地者处处可见，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农业习惯。在这一带，有的是自耕农种田，也有的是佃种土地者。当时租田赁耕者人数较多，也同样是大面积耕种。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岚县人李京佃种田主之土地120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岢岚州人吴应强佃种田主土地140亩[21]。常常见民间一户经营一面坡，数户耕种一道山梁者。

然而，多种并未多收。北路地瘠民贫，稼获甚少，终岁劳作，亩产杂粮仅仅几斗，整体效益比较低下。从当地的文献资料看，偏关农户每家虽然大都耕种200来亩土地，可据民国《偏关县志》讲，有清以来，该地一直是“十室九空”，可见田间收之极低。就连靠近晋北的临县地方也受其影响，广耕田，少打粮。该县之田以垧计，东区南区以3亩为一垧，西区以4亩为一垧，“数垧之田，不能当川原一亩之入”]。由于晋北人民经营土地面积广，所投资金不足，工本难免有缺，产量势必减低。如乾隆时雁北文人声称，大同府所属2州8县，“其农力作勤苦，然薄于粪壅”。朔平府、宁武府地方也有“肥力不达而敛薄”的说法。这一带的农民种田，往往简单从事，常有既无底肥又不追肥的现象。春耕时机，一个成年男子大手抓起杂粮种子（除了玉米外），用力挥动胳膊，飞撒于田中，然后驾牛犁耕一次，将作物籽籽儿翻入土中，听其自生，以待秋获。这种撒播方式，所用籽粒也少，往往1升或2升种子就能撒播一亩多地。较之晋中寿阳、榆次等地用粪肥拌籽下种每亩5～6升或7～8升种子要省得多。一般是地少肥足者才用灰粪拌下种。撒播出苗后，除黍、谷外，皆无暇顾及锄草、灭虫等事。如此粗种粗收，是导致晋北农田产量低微的主要原因。

晋北地方之所以广种薄收，除了以上人稀地阔、人力工本不继诸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利不兴之故。历来“晋北土质干燥……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借者雨泽耳！故晴雨稍失时，便成灾歉”。我们知道，山西北部尽为山田坡地，不仅绝少水田，而且就连平地也是极为少数。静乐、兴县等处皆为荒山野坡，附近的岚县也是如此。故（清）雍正《岚县志》曾讲，该县四境还山，“全无三五里平田，涧湾山转，即为膏腴良田，历年来淫雨漂冲，尽成沟渠，寸土难耕。若夫山田，高者五六十丈，低者二三十丈”，实不能引水上田入灌。在雁门关外的应州，水害未除，水利未兴。长期以来，境内浑河两岸，田地俱高出河身三至四尺或五至六尺不等，桑干河两岸田地又俱高出河身四至八尺不等。此两河，雨缺则细如带，不能上引入地，雨多则惊涛急涨，往往漫溢两岸，或倒灌小溪，可也是随涨随落，很少获得水利。即使打井汲水，又地多盐碱，浇地反损田苗。百姓也没有能力治理盐碱地。并且，北路地土砂碛，遇雨下渗为速，保留水分较差。山田易干，雨多又往往造成水土流失，若遇山洪暴发，还将淹没田禾，不得水利，反罹水害。

总之，山西北部因天寒地冷、夏短冬旱之故――有限生产时间较短，势必迫使当地农民去广种田土。换句话说，地土砂瘠，水利难兴，收获低微，再加上田禾一年又仅一熟，为此百姓必须抓紧时间抢耕多种，即人们要在一次收成中，取得全年的粮食，故而不多种是不行的。整个关外（雁门关外）七厅及大同、朔平、宁武、代州、保德州等各府各直隶州地方，向无春收和夏收，只有秋收。通常是三月开种麦、豆，五月种黍、稷，七月种荞麦，七月下旬即降霜。在这三至四个月中，常常忙于犁地下种，播足“七八十亩至百亩”，才会休止。尔后又要抢收秋禾，中间时间很短，往往顾不得锄草、壅肥。俗称北路人与天气抢食，而抢食的办法就是抢耕抢收。所谓抢耕就是多耕，向田野抛撒籽种。忙于种田，而不治田，当然难免薄收。如此则农业落后，百姓贫困。

⑧ 民国时期经济状况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全国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

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

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美元， 1936年是6.97美元，比印度和拉丁美洲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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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领土范围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但其中并未列明何为固有之疆域。中华民国在1946年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在1953年重新将蒙古地方作为中华民国领土。

若包括蒙古地方，其面积为1141万8174平方公里，是世界领土面积第二大国（仅次于俄罗斯）；若依1947年之疆域而不包括蒙古地方，则是世界领土面积第三大国。

中华民国(败退台湾时期)实际控制领土包括台湾岛、澎湖群岛、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南沙太平岛和中洲岛，总陆地面积36189.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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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民国经济史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1、民国经济概述

2、民国初期社会经济的初步发展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

4、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

5、民国末期社会经济的崩溃

中国经济发展史-现代卷

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新中国建立时的经济背景和发展条件

2、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3、国民经济的恢复

4、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5、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

6、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遗留的问题

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变

1、“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

2、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发展

3、“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艰难发展

4、徘徊中前进的国民经济

1978--199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1、经济调整和开始改革开放

2、全面改革的实施和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曲折

3、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4、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希望对你有帮助

⑩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划分为哪几个阶段

一、抗战时期的民营厂矿内迁
二、民国时期的铁路交通建设
三、抗日烽火下的水利建设
四、抗战中邮电事业的起步
五、中国邮政的缓慢发展
六、战时中国的能源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