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趋势与重点 是什么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今后五年，要确保科学发展取得新的显著进步，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要求是：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2. 中国经济近5年发展趋势
过去，邓小平为中华复兴这个中心部分，为我们设计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 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第二步，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并且明确指出，第一步是手段，第二步才是最终目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可以说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第一步战略目标。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去努力实现第二个战略目标了，而十二五就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起点。从这个战略高度去认识，十二五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无疑具有划时代的节点意义。 由此，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概括地讲，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共同富裕，全面小康。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缩小贫富差别，另一个是可持续发展。因此，十二五规划的中心内容就是围绕两个基本点做文章。 中国改革开放坚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并不是全盘西化的市场经济原则，尤其是在处理缩小贫富差别矛盾的问题上更不能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完全市场经济机制，而更应当积极发挥政府职能的行政机制去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积极发挥行政机制将是缩小贫富差别在初期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十二五规划中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举措最关键的，一是在初次分配方面强化行政法规以约束过度剥削；二是在再次分配方面完善税收机制、压缩政府开支和财政收入的GDP占比，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投入。这几方面的举措要在十二五规划中有明确的具体指标。一旦成行，我们完全有有理由相信缩小贫富差别一定会在十二五期间有一个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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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根本保证是
实现“十二五”规划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必须有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坚强有力的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明确了目标和任务、凝聚了力量和智慧。坚持党的领导，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根本保证的表现是全方位、全过程的，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求有一个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意愿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核心，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任何力量所无法动摇、改变和替代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目标任务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够树立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形成引领全社会思想和行动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社会的思想、意志和精神同我国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紧密联系起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第三，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人才优势是最有潜力、最有可靠、最具持久力的竞争优势。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各种知识、科技、资金、资源、信息、体制、环境、政策等要素和条件，只有为人所掌握、所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党和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和其他各方面人才，把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我国发展目标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
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党中央一再提醒全党，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各级党委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努力创新发展模式，加强对发展的统筹协调，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4.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跨越的关键时期。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且机遇大于挑战。只有分析“十二五”时期社会发展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才能明确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改革思路和重大政策措施。
一、人口问题将是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可以预测，“十二五”期间，规模巨大且继续增长的人口数量将给我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更加突出。
一是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我国现已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近20多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0万。预计到2010年我国超过60岁的老年人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8％；到“十二五”末期该比例将达到15%左右。人口的老龄化，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加大社会保障的压力，也会催生对老年人社会服务的巨大需求，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任务紧迫艰巨。
二是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加剧，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数量持续保持高位并不断递增。工业化发展趋势和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社会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5亿人，其中劳动力也即农民工约1.3亿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流动人口总规模达到2亿人，农民工约1.7亿人。城乡之间巨大的人口流动性，将会引发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衔接、流动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趋势，我国必须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候鸟式”地在城乡之间奔波。
三是人口居住进一步集聚，城市化深入发展。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45%，大致每年可提高1个百分点，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可达到50%左右。城市化加快发展对城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挑战，要求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同时，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缓解农民进城的压力，促进城市化的平稳健康发展。
二、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
我国正处于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成员受益不均、社会政策调整、政府管理行为失当等原因，导致利益格局多元化趋势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有些呈加剧之势。我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特别是不少利益矛盾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如果处理不好，一旦激化，很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进而诱发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所有因素中，以下因素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分配不公。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目前存在“三个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贫富失衡。古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失衡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缓解，必然引发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甚至导致社会冲突。
二是城市化进程中部分群体利益受损问题。城市化趋势不可挡，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的利益纠纷将会长期存在。要妥善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包括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特别是规范征地、实施拆迁补偿办法，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谈判机制，一般性房地产开发等非公共利益的征地、拆迁补偿要实行市场价格，防止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侵害群众利益。
三是一些公共部门通过执掌的公共资源分配权，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引发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领域的矛盾和纠纷，将继续较快增加。
四是一些劳动者权益受损，劳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改制破产、劳务纠纷、工资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将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五是司法不公成为引发上访、群体性事件新的突出因素。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反映强烈，成为信访上访的新热点。司法不公问题有着复杂的成因，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六是公共安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面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公众对安全的要求越来越突出，迫切要求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三、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社会保障迫切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快制度整合
可以预测，未来15年之内，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将逐年上升，其中到2013年城乡劳动人口达到峰值10亿人左右，到2025年前后才会逐年下降。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大致稳定在2200万—2400万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大致每年可新增就业岗位800万—1000万个；这样，每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缺口在1200万—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尤为严峻。2009年高校毕业生为611万人，2010年为652万人，2011年激增为758万人， 2012—2015年每年持续在700万人以上，整个“十二五”期间，总共将有超过3500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同时，每年还有中职毕业生约600万人，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约200万人，农转非约250万人，复转军人约50万人，下岗失业职工也有相当数量。再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就业群体就是农民工，每年大致有1.5亿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可达1.7亿人。这些都说明，城镇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十分突出，还有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容忽视。总之，就业形势长期不容乐观，必须把扩大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社会保障方面目前的最大问题，是制度体系零乱繁杂、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不高。虽然我国现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项目累计超过30种，其中，养老保障方面有分别适用城镇企业职工、事业单位职工、机关工作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农民等不同群体的不同制度安排，医疗保障方面有分别适用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民、机关工作人员等不同群体的不同制度安排等。但总体上看，国民中享有基本而有效的社会保障的人群不足四成。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居民和城乡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基本缺失。应该看到，社会保障不仅是经济危机条件下消除民众恐惧、安定人心、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而且对于拉动消费、遏制衰退、刺激经济复苏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分别促成两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最终帮助两国战胜萧条、走出经济泥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长达10多年的经济停滞期间，国民仍能保持很高的生活水准，社会保障体系功不可没。目前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十二五”期间要重点深化改革、整合制度、完善体系。
四、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设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迫切要求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到目前为止，在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三大体制改革中，社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初步形成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现在，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城乡之间不均衡，农村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之间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不同公共服务领域之间不均衡，如基本医疗服务覆盖面明显低于义务教育覆盖面；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均衡，流动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大大低于户籍人口，城市大医院、城市重点学校等集中了过高比例的公共资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水平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十二五”期间，要着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总量，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快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逐步放宽对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相关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二是行政成本日益膨胀。主要原因是机构编制膨胀、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等。要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重点是控制楼堂馆所建设，推进公务接待、公车使用、公款出国三项制度改革。
三是社会各领域的行政化倾向日益严重。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切断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直接行政隶属关系和利益连带关系，形成基本服务优先、服务公平公正、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的现代公益服务体系。
四是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设，尤其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实质不仅是依法办事，更重要的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坚决消除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倾向。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解决粗暴执法、与民争利等问题。健全政府责任体系，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形成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5.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第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7%。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中国经济到了“十二五”就没劲了呢？不是。如果按照过去那么干，10%都是可能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7%呢？我的理解，这就是体现了“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面来，要把发展和所得的成果更多的用到民生上来的这种坚定的决心。“7%”标志着“十二五”期间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过量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不能再盲目地铺摊子，要防止在地方上把“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层层加码的现象，要把“十二五”规划落到实处。不追求高速度不等于可以轻松一些、可以偷懒一些，绝不是这样。相反，坚持科学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建设“两型社会”，需要我们下更大的苦功夫，做更深入、更艰苦的工作才能够做到。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要靠科技进步，要增强科技创新的能力第三，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哪里呢？我认为应该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我研究分析了近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额、固定资本形成、最终消费、企业利润，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倍数关系，各增长了多少倍。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情况，增长倍数最低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其次是最终消费，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结构，也说明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比较多的以利润的形式流向了企业，以税收的形式流向了财政。居民收入本来增长不多，由于社保体制还不完善，居民消费有后顾之忧，所以又把很多钱存在银行，储蓄的增长倍数也是很高的。企业和政府就利用利润和税收以及居民的储蓄存款大量增加投资和发展生产，增加出口，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动力。这种形式和发展方式，也可以说是我们发展方式的一个基本特点。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两个提高”，即：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两个提高”、“两个同步”非常重要，我理解是“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之一
6.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
主题和主线
在“十二五”期间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这就要求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主题和主线之间，主题决定主线，主线体现主题。所谓主线，就是贯穿事物发展过程的主要线索。要突出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就要抓住经济社会中影响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作为突破口，扭住不放，一以贯之，这就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却有不同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新任务、新特点和新要求，在发展理念上，倡导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并举和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属于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持续多年的高增长率使得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难以满足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需求。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要求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做到这“五个坚持”，是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切实保证。
7.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 。
自召开以来，五中全会就受到了来自世界的关注。此前日本时事社报道称,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追求稳中求进，“十三五”规划如何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举世瞩目。“十三五”规划将如何开局？五中全会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成果？对此，10月29日下午，海外网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做客视频访谈节目，就国内外舆论对五中全会的关注焦点进行了解读。五中全会会议公报称，全会高度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卞永祖也认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时至今日，“十二五”规划的许多目标已经超额完成，我国经济整体的实力得到很大提升。”他还谈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五年”，也是最后冲刺期，“十三五”也将继承“十二五”的发展思路，并将更加强调民生的改善。法国回声报也密切关注五中全会，日前该报发表题为《中国的规划》社论强调，中国稳定地继续其发展道路，符合世界的利益。预计中国今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中国的投资占全世界投资总额的30%。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中国经济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谈到“十三五”规划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卞永祖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拥有着许多国家没有的投资实力，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利好；而“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拉动中国内需市场，对世界也将产生极大的影响。针对五中全会深入分析的“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卞永祖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而“十三五”也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会在民生上大作文章，在一些诸如城乡差距、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问题上取得的突破。”五中全会发出的公告称，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老百姓最关注的民生改善问题，卞永祖表示，民生是政府的大事。拉动内需必须要首先提高社会保障。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等民生工程终能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8. 十二五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
我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了，然后经济不断发展
9.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从又快又好发展转为又好又快发展,你如何理解
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并不是十二五期间提出来的。
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1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征求对经济工作意见建议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06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0.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到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乔诺陷阱”,以及避免保护依赖症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其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绍,世界银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称为低收入国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划作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 D P低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高收入国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汇率,我国的人均G D P在当年达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称,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蔡昉表示,经济学中所说的“陷阱”实际上是一种“均衡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某种发展状态(通常是不发展状态),即使由于某种外力的推动,一度改变了原来的状态,或摆脱了初始的均衡,却总是有一种内在力量将其拉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使整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恒定状态,既难以自拔也难以借助外力解脱出来。
据他介绍,世界上1970年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国家,在30年后出现了大分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说明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门槛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这批国家与地区中跨越中等收入门槛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现在日本人均G D P3万美元,韩国人均G D P2万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现在人均G D P仍在1万美元以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拉美比东亚更发达,比欧洲的人均G D P还要高,但几十年后却仍然如此。而这些国家的历史最高人均G D P都曾超越1万美元,最终又回落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特殊的均衡状态。
是这些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问题吗?还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转变过时的发展方式?又或者是社会政治稳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问题?不管怎么说,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比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6,阿根廷大于0.5,学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关系长期未得到改善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认为,这一问题与刘易斯拐点相关,即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达到劳动力供不应求且开始短缺的转折点。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刘易斯拐点才到来,但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束了,是第二个转折点。”蔡昉说,如果几年前学界就普遍接受“刘易斯拐点到了”这个观点,就会事先预料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会上涨,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已经不够了,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入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奇迹》的报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这种资本与人力的要素投入与前苏联类似。而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是新古典主义,因为人力有限所以不断增加资本,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所以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维持资本报酬。而东亚劳动力无限供给,就不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也是东亚经济廉价增长的奥秘所在。
但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结束,正接近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如果还不转变方式,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进入低生育阶段,收入多负担少,人口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 D P就上升0.115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人口 红 利 对 人 均GDP的 贡 献 达 到26.8%,而东亚奇迹1/3-1/2的成就都来自人口红利。
但从2013年起,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开始上升,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 D P就下降0.115个百分点,人口红利瞬间成为人口负债。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从此进入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减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过实证研究,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止跌上扬,人口红利将不再支撑高储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储蓄率都要做出额外努力。
假设本世纪早期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能达到10%,但未来会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过去30年一样的高增长速度。
事实上,近两年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速度都比较快,据统计,2010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已达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农业中雇工工资自2003年后涨幅很高,侧面反映了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关系不大。
他表示,跨国投资公司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劳动力工资是否真的上涨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大量产业从沿海向内地及越南等地转移的趋势投资者有目共睹,这是企业家自己看到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后的选择。
“中国是否正在丧失竞争力?”蔡昉认为,虽然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了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东盟国家,再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雁阵转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转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类的国家。但是因为过去转移过的那些国家都是小国,这些国家的内部各地区之间具有同质性,而中国是大国经济,各地区之间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在西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资上涨的不利因素,而工资上涨带来的农民工市民化会显著扩大消费。
谨防中西部陷入“梅佐乔诺陷阱”
第二个值得警惕的,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蔡昉介绍,梅佐乔诺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岛,或泛指意大利南部。该地区传统上以农业经济为主,与意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在发达国家,意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见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长经济学家的关注对象。无独有偶,在德国统一以后,该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缩小,堪与意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经济学家写文章说欧洲有两个梅佐乔诺。
细观发达国家的这两个地区差距持续存在的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首先,不能说中央政府没有给予这些相对落后地区以高度的重视,甚至说两地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享有大规模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获得大量的资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照,促成了这些地区与其资源禀赋不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得益于投资因素,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看上去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最终这个经济趋同的趋势并未得以持续,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南北方和德国东西部之间,地区差距迄今继续存在。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陷阱”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它为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激励机制;来自外部输入的物质资源短期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由于这种增长没有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因而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两个“梅佐乔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各种战略,如西部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在这些战略的实施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能力建设投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补贴等,对中西部提供了大规模投资、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支持,大幅度改变了资源投入的区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份额,从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国有经济的部分,则从占全国的47 .0%提高到58 .2%。这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对于东部地区的趋同。
以2 0 0 3年 为 转 折 点 ,此 前 的1998-2003年期间,分省计算的人均G D P基尼系数趋于稳定提高。此后,人均G D P的基尼系数下降。这种地区差距缩小的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无疑折射出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区在与沿海地区趋同的道路上,从此就一路高歌了呢?蔡昉说,既然有了两个“梅佐乔诺”的前车之鉴,我们及时地来关心一下中国中西部赶超的可持续性,担心一下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版的“梅佐乔诺”,应该不是杞人忧天,从一些已经显示出的情况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绸缪了。具体来说,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增长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必将在未来困扰该地区的可持续增长。
最先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制造业发展重心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劳动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继续着长期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 .8%,高于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间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为23 .6%,虽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率分别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过了东部地区。然而,各种资料显示,除去金融危机早期出现的短暂农民工返乡外,劳动力流动的模式没有适应工业配置格局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一致暗示一种判断: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
接下来的观察便印证了这个猜想。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 ,具 体 指 标 就 是 资 本 劳 动 比 ,在2000年以后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业化了。与此同时,中西部制造业工资水平上涨也过快,在2000-2007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工资增长率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4.9%和13 .5%。这个趋势是正常的吗?对中西部地区增长的可持续性会产生负面效果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008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 D P平均 为1 5 9 5 1元 ,中 部 地 区 平 均 为18542元,东部地区平均为36542元,也就是说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只是东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显著。以人均收入定义的发展差距,本身暗含着一个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即发达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不发达地区则具有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时至今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仍在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流动这个事实,证明上述结论仍然是有效的。
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按照传统雁阵理论的预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渐次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而事实上,近年来也的确出现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转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趋势。虽然这种外资流向的变化并不足为奇,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更为合理的雁阵模式应该主要不是国际版本而是国内版本,即中西部地区凭借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中西部地区没有走劳动密集型的路径,而是制造业的日益资本密集化,原因是这里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如果我们吸取国际上的教训,避免中西部地区的赶超陷入“梅佐乔诺陷阱”,就应该及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将这些地区的发展拉回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
警惕保护依赖症与“未富先老”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保护依赖症。
蔡昉认为,人们猜测日本之所以会有“失去的十年”是因为泡沫经济或高龄少子化趋势,但事实上日本在这10年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投资、补贴等手段保护了应该消亡的企业,这些干预保护措施越来越多,使得日本经济无法进步。
而中国的问题是在目前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有时为了保护企业而忽视工人的诉求。蔡昉认为,工人提出诉求是因为到了刘易斯拐点,过去没到拐点的时候,农民工没有退出权,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诉求。而达到刘易斯拐点后,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多了,开始拥有退出权,如果是“血汗工厂”,他们就有可能直接选择离开,而如果是对在世界品牌工厂的工作不满又不特别害怕被裁员,才会体现忠诚原则,采取向企业诉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所以劳资纠纷多发不是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变坏而是变好了,关键是建立解决问题的平台。”蔡昉说。
他介绍,日本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收入分配问题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纪10年之后的70年代,人均G D 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韩国在7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消费率却出现了下降,直到80年代后期消费率才逐渐提升,但仍然没有日本快。这十多年的时差有可能是因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让政府、企业、工人三方斗争,形成工资协商结果,而70年代韩国朴正熙执政时,压制工会、企业与工人利益分享的问题,结果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还需要避免的错误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如果20年后顺利成为发达国家,或许能解决人口日益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但如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就将很严重。
目前我国低端就业岗位多,农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选择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上学获得更高学历而是提前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使得人力资本下降。
而蔡昉认为,这方面的坏榜样可以看看美国。早在1991年,美国就出现了“无就业复苏”,连续10个月的“无就业复苏”让布什没能连任总统。2009年,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是失业率高达10%,而失业人群中,有大学学历的只有4%的失业率,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失业率高达14%-15%。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事实上是美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在不断地升级,但美国确实有一批人不上大学,所以美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已经无法容纳低端人才,这部分劳动力没有适应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蔡昉说:“美国病还是富裕病,如果我们国内的下一代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动产业升级,那中国‘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乐观了。”
现场问答
问:中西部地区还有环渤海,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方面现在有很大的区别,根据您提到的存在老龄化问题,还有以后的城市化进程问题,请问在未来它们的差别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答:实际上我们除了看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2003年以后,地区之间,省际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缩小。这个差距在缩小,也就是人均G D P在省和省之间的基尼系数呈现了缩小的趋势。当然资源禀赋上,人口转变的阶段上还是有差距的。也就是总体来说,中西部农村生育比重高。我们也知道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政策是有差别的,同时,不同的发展水平生育意愿也有差别,因此,农村的人口转变慢。
我们曾经做过分析,农村的人口转变比城市滞后20年。过去10年里这个差距肯定大幅度缩小,但是仍然有差距。沿海地区或者说城市化地区人口转变已经比较早地进入老龄化的阶段,劳动年龄的优势比较早地丧失的同时,农村地区仍然还会有人口红利,也就是它的劳动力增长还会持续。实际上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也是各有比较优势的,因此其实可以判断,仅仅因为人口结构的不同也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如果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话,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力进行产业转移的最有优势的资源。
我想如果我们看未来的图景的话,其实沿海地区在逐渐地实现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可能需要承接更多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不是把自己的产业结构一下子升到资本密集度很高。
问:现在很多专家提出中国为避免将来老龄化社会,应该改变生育政策。网上流传有可能今年开始在某些地区实行夫妻双方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您认为高层有哪些考虑?
答:高层的考虑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这么说,我们改变生育政策改变不了老龄化的趋势。这一点我相信,其实人口转变,也就是说从高出生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在任何国家,有计划生育的也好,没有计划生育的也好,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政策只起一个适度的助动作用,最终它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改变生育政策不改变人口趋势。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不赞成生育政策调整。1980年的9月份,中央给共产党员加共青团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实行计划生育,最好生一个孩子。从那时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开始,过去三十年了。
现在我们考虑改这个政策,有两个理由就充足了。一个是取信于民。因为三十年后情况有所变化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实行其他的政策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生几个孩子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还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育意愿,我们要尊重大家个人的意愿。
因此,我认为这个政策肯定要调整。而且实际上,政策已经在调整。其实中国现在有很多政策调整,地方是有自己的相机决策权的,地方根据自身的特定的人口发展阶段,人口转变阶段,自身的需求,适度地渐进式地调整生育政策,我认为也不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上海已经接近二十年户籍人口是负增长,它也许会在某些生育政策上率先调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底决策是怎么安排的,我不了解那么多。
问:我想问的问题是当中低层收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趋势是什么?
答:其实在“十二五”时期,我们的主线叫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落实这个主线其实核心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里其实我们不想扩大的是投资需求,我们想扩大的就是消费需求。因此,很显然扩大消费需求成了“十二五”最迫切、可能也是最艰难的一个任务。
你如果看中央的建议,它的逻辑特别清晰。什么叫主线?主线就是贯穿到所有的部署和安排中,因此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的部分,它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其实都是和扩大消费需求有关系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也好,再分配也好,我们做的一些安排,都是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的调整高收入,都是有利于消费的。我们另一个措施就是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我们叫“教有所学,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五有得到保障,百姓就没有了后顾之忧。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又有社会保障程度的不断提高,我认为今后五年,消费会更快增长,而且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