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靠人口数量

❶ 中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话题，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不仅人口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对人口增长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个倒U型曲线：开始时，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增长率将随之下降。所以当你在现实中观察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联系时，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谁是因，谁是果？

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关键在于对技术进步的处理。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无限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但一旦假设存在技术进步，尤其是一旦假设存在内生技术进步，人口对经济增长就很有可能具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还可能会带来某种规模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大体就沿着这几个思路展开，你看到假设，大致就能猜到结果。

大致来说，人口过快增长会带来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储蓄率的降低、投资的减少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难度的增加。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潜在的规模效应。显然，其净影响取决于具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各种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政策应对，理论分析无法告诉我们答案。

理论不能解决争论。但这个方面的实证也很麻烦：因而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实证模型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内生性问题。07年RES上有两个港中文教授发的一篇paper，用少数民族人口比率做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得到的结果认为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一，经济增长率提高0.9%。这个工具变量同样可能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往往地处偏僻，不过他们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在回归中控制了相关因素。因而这个结果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不过他们的被解释变量是五年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捕捉到的可能依然只是人口增长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长期，过去几十年人口的低增长即将给我们带来人口老龄化和抚养率的降低，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对中国经济将带来负面影响这基本上是共识了。

另：提个可能有意思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会对当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带来很大影响吗？我觉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女性就业率/受教育水平可能已经改变了无计划生育政策情况下的出生率，并且那些因为某些传统因素坚持要生的人群，即使计划生育存在，他们也会超生吧？95年的Economic Inquiry上有篇文章“Can Government Enforcement Permanently Alter Fertility? The Case of China”，就认为政府政策并不能在长期内真正影响到生育率。不过这篇文章我下不下来，不知道它是怎么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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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晗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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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人口经济学的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对于人口经济的研究是1980年代初展开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陆续有一些人口经济研究专著问世，比较有影响的是张纯元等主编的《人口经济学》（1983年），它系统地阐述了人口经济的基本理论，然后论述了人口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考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人口和环境与资源以及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等宏观人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概念，以此来探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此后，彭松建编著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1987年）和胡鞍钢撰写的《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1989年）比较引人注目。前者系统地论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形成过程、各种流派的主要人口经济学说，以及西方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后者则对人口与劳动力就业、消费、资源等进行系统工程的分析，并探讨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问题。
进入1990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有关人口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蒋正华在1993年发表的《中国家庭生育行为转变的经济学解释理论模型》一文，从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运用孩子生产的供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理论模型，对生育转变作了实证的研究，富有创新性。郑志晓在1994年撰写了《人口经济》一书，概括地阐释了人口与人口经济的涵义，论述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人口分布的状况、人口转变以及人口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展望了将来的人口经济问题。此外，张世晴出版的《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1994年）、田雪原发表的《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996年）以及李竞能撰写的《人口经济理论研究》(2000年）等学术成果比较引人注目。总的来说，综合宏观和微观的比较系统的人口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内容和相关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由于还处于初创阶段，与日益趋向成熟化的西方人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比尚有差距，中国学者应大胆借鉴西方某些科学的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扩大人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其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❸ 从人口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经济所以能持续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和开放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两大基本原因。中国的经济体制所以比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更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是因为她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把效率低下的“官僚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市场活力＋政府动力”两个轮子肯定比一个轮子跑得快，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需要采取的最佳经济体制。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在土地、资源、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只有人口或低成本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把国外的资本、技术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生产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由于中国充分发挥了人口优势，从而把最大的人口包袱变成了最有竞争力的手段。是农民工支撑了世界加工厂，是“全民”参与的经济促使了中国的和平崛起。改革开放创造的“市场经济＋政府推动”的经济体制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在今后几十年仍然有效。

❹ 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吗

所谓"人口红利复"，是指一个国制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未来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❺ 中国人口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能缩小多少，户籍制度改革就能推进多少

我们现在没有正式的关于农民工进城数量的统计，所以，我看到的比较正式的资料显示，是1.3亿农民工进城。当然还有人说数量还要多，总之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通常人们形容它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我们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把他们的父母、孩子都留在了农村，形成了农村人口的“老少化”。就是说恰好就是中间这一块劳动年龄的人都出来了，留下了两头的人口，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本来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农村是滞后于城市的，也就是说农村人口老龄化本来要相对慢一些，由于加上人口的机械流动，造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很高。再一个由于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政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还遇到很多障碍，因此他们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农村，形成大规模的留守儿童。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彻底。应该说从80年代以来，户籍就已经在改革。户籍制度不能简单看成是一个人口登记，而是对劳动力的流动和打工条件的一个认可。那么从这个意义说，户籍制度一直是在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的很大的城乡、城市劳动力两元市场上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就说明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障碍。因此它的突破口也应该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户籍制度本身的劳动力流动的这层含义和其隐含的背后两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这两层含义互相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也构成一种两难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改善了农民工进城居住和打工的条件、政策环境；但是它也相应地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我可以进城打工了，去争取在农村得不到的高收入，但是我接下来还要考虑我的家人是不是能跟我一起来，我的孩子在城市能不能入学，我未来的养老保障，我能不能预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这些东西都提出来了。

目前有很多城市尝试着进行一些户籍制度改革，比如说把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取消，变成统一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但是接下来很多城市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城乡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有巨大差距。如果这个时候说来者不拒，我可以说取消户籍制度限制，但是我不能满足你所有的城市保障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包括从十七大到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强调在城乡之间形成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的一体化统筹，也就是说“阳光普照”。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是一个曲线的方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所以这条路是对的，也是我建议的第一条途径。就是说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能缩小多少，户籍制度改革就能推进多少。这是一个条件。

除此之外，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相应地城市少年儿童的比重和绝对人口数量就大幅度减少。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机会，城市原来形成的基础教育资源，如果只按户籍人口来配备的话，已经相对过剩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具有了一定的条件来为外来劳动力的子女解决教育服务。除此之外，从道义上说，目前城市劳动力就业中非常大的比重是农民工，农民工与本地人就业总数的比率现在是46%，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对税收作出了贡献，而税收是我们基础教育的来源，也就是说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基础教育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问题现在都认识到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财力的问题，还有制度设计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一个优先序的问题。我认为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更大的是城乡的福利差距。因此这个时候就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的迁移行为中就带有了一些追逐福利的因素了，就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转移了。因此那时就会遇到蜂拥而至、不堪重负的情况。所以不太可取也不可行。即使放开了，任何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已有的福利汇集到新涌入的人群上去。因此就变成了走两条路：一条路是缩小城乡之间的福利差距，让势能减小。与此同时，还要加速劳动力的转移。户籍制度、人口的自由迁徙是要走一个渐进的道路，渐进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历的、选择性的迁移。以前各个城市是公安部门给一个定额，这个定额是固定的，而且还要符合很苛刻的条件。而后来，大多数城市选择的改革方式是不要定额了，而是制定几个选择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可以改变的。有的城市最初根据自己的能力把标准定的严苛一些；后来根据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对外来人口需求量加大，就把标准定的宽松一些。因此，农民工进来就进行了边际上的就业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接下来，户籍制度也就跟着进行改革。因此，从就业入手、劳动力转移入手到社会保障的新设计、接续到户籍制度改革，三者就可以衔接上。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条件。与此同时，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又是创造一个大的外部环境。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现在这个逻辑了，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比较走得通的，也是比较稳妥的改革之路。

“民工荒”与农民工收入

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马上转化为消费，消费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价格上涨，有供给原因、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动。

说到宏观经济形势和人口关系，归根结底人口是一个长期的慢变量，也就是说，它总的来说不会影响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但是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因此说它们是有关系的，但在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又不会直接看到。从2004年我们就看到了“民工荒”，但是当时我们以为这是局部的，是因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造成的。但是接下来“民工荒”没有消失，而是从珠三角扩展到长三角，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在东北，在一些传统劳动力输出的地区也有严重的“民工荒”现象。去看人口结构发现，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中国人口转变提前完成。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由青少年人口负担率比较重的人口结构变成了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人口结构，但是接下来这个人口结构的增速减缓，现在是逐年减缓。预测再过一两年就不再增长，再过十年八年可能就会下降。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作为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农村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和“民工荒”现象是有关系的。

80年代就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有1.5亿。90年代又说增加了40%以上都是剩余的，有1.5亿到2亿。以后也可能还在有人说。但是这个不和逻辑。因为80年代实行家庭承包制，释放了农业中的劳动积极性，从农民公社的体制到更有活力的家庭经营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因而那个时候说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合理的。接下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目前已经超过1.4亿人，此外还有农村个体经营、私营企业，这个加起来有5000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人转移出去，转移到城市打工，至少有1.3亿人。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情况下还说有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就说不通了。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种可能的假设，在不同的假设下可以看到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充其量有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看这1亿人的年龄结构，一半以上已经是超过40岁的了。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要克服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心理成本等，也就是说过了40岁，他们转移的动力就不强了，转移能力也弱了。因此也就是5000万的劳动力可以供转移。再加上这几年“三农”政策见效，在农村务农的收益有了很大改善，因此相当大一部分人决定不外出了。因此产生的“民工荒”现象也就很自然了。

那么“民工荒”加上这几年城市就业的改善，比方说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失业率稳中有降，消除了下岗（下岗转成了登记失业），劳动参与率有所回升。整个劳动力市场形势是有所改善，和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都有关系，也和劳动力供给背后的人口结构也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逐渐丧失这个特征转向比较平衡、甚至是局部的短缺，它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上涨。

其实正规部门的城市职工的工资上涨是很快的。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也在上涨。2003年以前农民工的工资有10年基本都没有变； 2003年涨了0.7%，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2004年涨了2.8%，2005年涨了6.5%，2006年涨了11.5%，2007年有调查显示涨了20%。我自己也做了大量调研，从局部观察能验证这个变化是可靠的。这说明通过城乡居民就业的扩大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提高。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马上转化为消费，消费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价格上涨，有供给原因、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动。需求拉动这部分第一是一个好的现象的结果，是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结果。第二，它又会产生一个有利于农业、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农村扶贫的一个效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宏观经济产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防止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向明显的通货膨胀转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好政策手段的选择。一部分是说防止全面的过热、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都应该适当使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需求拉动的食品价格这个部分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它压下去。过去的扶贫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扶贫里千手段、万手段，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最见效的。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农产品价格都停滞徘徊，这个提高是有好处的。另一个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城市里的低收入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农民，因为农产品涨价，生活水平会受到一些影响，会把他们增加的就业收入抵消很大一部分。因此，去帮助避免低收入群体在食品价格涨价中丧失他们已经得到的好处，这些财政手段是必要的，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过去政府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中包括了这一部分，那还要看到底够不够。这就是我对宏观经济的一个看法，但只是局部的。

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其中构成基尼系数的40%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基尼系数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城乡差距缩小的因素，我们却没有找出来（没有计算在内）。

十七大报告讲的非常清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从两个领域着手。一个是从初次分配领域，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从继续扩大就业的角度出发去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可能是最好的能够把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途径。实际上，很多人说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是一个现实，但是也有背后的一些机制被忽略。比如以就业扩大作为一个起点来看，因为过去农民工转移到城市工作，城市再就业取得成效，新增劳动力也遇到了一些结构性的困难，但是就业增长也很快。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比较快。我们很长时间看到高收入阶层收入涨太快，低收入有一个徘徊。但是从2002年以后，我注意到，如果城市居民收入五等分，其中的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逐渐加快的，逐渐向最高的20%的增长速度靠拢。到了2006年，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达到12%，而最高的20%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则只有9%左右。低收入阶层的增长速度快过高收入阶层了，但这个的确是不足以缩小收入差距。但这也说明了通过扩大就业是可以形成一个有利于贫困者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导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增长较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加快，也导致对食品的需求提高。

我们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但是总体上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总体结果是满意的，为什么这个警戒线没有起作用？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我们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我们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也在涨。还有一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把经济增长中缩小差距的一些因素忽略掉了。比如说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其中构成基尼系数的40%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基尼系数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城乡差距缩小的因素，我们却没有找出来。因为任何政府实施的再分配政策都是有利于改善贫富差距的。但是历史上一个国家从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走到城乡差距缩小，以至消失，归根结底不是靠再分配政策。这个历史过程靠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我们也遇到了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劳动力流动，但是这个流动所产生的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从我们目前的统计中还没有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亿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是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80%左右，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差不多两倍。正好处于一个中间力量，是缩小差距的因素。但是这批人的收入既没有在城市住户调查中得到反映，也没有在农村住户调查中反映出来。因此这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没有得到反映。如果把这重要一部分的因素加进来的话，我猜想城乡收入差距会大大缩小。与此同时，由于它在计算基尼系数中占有很大比重，就也会缩小我们的收入差距。我说出这两个因素并不是说大家说的趋势不对，而是说我们通过分析这种机制，能够找出缩小乃至消除收入差距的路径。即继续保持劳动力的流动，通过这种途径从初次分配中解决差距缩小的问题。再分配中则可以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出来，把富裕地区的一部分收入进行转移致富，特别是通过覆盖城乡、覆盖所有地区，所有人群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形成一种普照之光，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缩小实际的差距。

❻ 人口因素如何影响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增长速度，更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和增长的质量。在通过改革开放连续27年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高储蓄率，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逐渐弱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面临转换。突破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各种制约，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二、为什么中国能保持高速增长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奇迹，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其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贡献比率为1/3-1/2。对欧美17个国家1870-1913年期间增长的分析，平均起来，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差别的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主要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新大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较早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经历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变化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在滞后大约20年后，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目前中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估计，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 三、今后这些增长因素还存在吗 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中国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动态，从而对享受人口红利设定了较早的时限。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人口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事实，同时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即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例，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观察2002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墨西哥为11.2，巴西为12.0，韩国42.9，台湾省25.4，香港特别行政区27.3，新加坡34.1。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2.9%，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则更低，仅仅为美国的1.9%左右。但是，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异常迅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轨国家进行比较，都有更快的增长率。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很难继续保持低工资水平及其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 四、未来持续增长靠什么 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逐渐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然的要求。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所诱致形成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在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依赖于很多方面。 （一）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增长源泉。人均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现为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高速增长的支撑能力日益减弱。1998年中国GNP总量占世界的2.1%，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世界的13.6%。虽然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排放水平并不高，但按照单位产值计算，中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7%。此外，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趋势的严重制约。 面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政绩评价体系相容的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环境治理中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激励机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资源的所属和环境的责任无法界定清楚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当事人往往追求个体或局部的短期经济利益，而以整体和全局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造成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利用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进行规制，利用直接或干预定价等方式加以抑制。 （二）充分利用和延长人口红利。中国在改革时期出现的失业现象，更多的是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产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具有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种情况意味着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 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场机制诱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为空间，即在不妨碍市场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政府行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应该以促进稀缺资源的最大化节约，以及促进丰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原则。鉴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是为了最大化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切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通常所说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就能保证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 同时，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养老挑战。针对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尽可能延长人口红利。 （四）清除制度障碍，保持劳动力源泉。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已经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尚未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危机。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性障碍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一旦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还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

❼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多越频繁,为什么南北差异还明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饮食习惯，风俗习惯，长相，都会自然存在于遗传基因里，需要慢慢代谢的。
等到跨一代再出生的孩子，或许就会有改变了。

❽ 中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中国的人口问题会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专遇到的许多问题，诸如吃饭属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都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对人口增长的合理控制，没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很困难的。在人口、资源与环境中，人口与计划生育是中国社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要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提高产量，而忽视了成本和效益。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直到80年代，世界各国才逐步形成共识，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优化。

❾ 为什么13亿人口的中国，经济居然还干不赢3亿人口的美国呢

一个打了一百多年仗，错过了两次科技革命，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工业版一穷二白，大部分人口权是文盲，又受过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封锁的国家，好不容易才获得独立，历经六十年建设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战后，没有一个大国的发展比中国更快。印度有11亿人口，现在还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❿ 论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关系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能力也在增加，中国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当然非常之大。发展中国家需要相对发达的市场来带动快速的发展。越南只有三个邻国——中国、老挝、柬埔寨。后两者的消费能力即使加上邻国的邻国——泰国，其相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微乎其微。越南与中国边界线很长，陆路运输很方便，所以说中国才是越南经济快速发展的靠山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