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Ⅰ 我国人口的增长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仍未明显减弱，而一些新的有利于增长的因素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转换逐渐显现出来。促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因素，有些是经济发展新阶段客观形成的，有些是需要加以引导才能显现出来的。利用、发掘这些有利因素，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的目标。这个目标充分考虑了需要与可能，是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为基础的积极而稳妥的目标。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十五”时期，但总体上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方式逐步完善，反过热和反衰退的能力提高，同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不断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十一五”乃至2020年之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不会出现明显衰减，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因素如技术进步、服务业加速发展等，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提升而逐渐显现出来。

快速推进城镇化不断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仍将快速推进。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存在一个“S”形发展规律：当城市化率达到30％以前，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当城市化率超过30％而未达到60％的时期，城市化进程出现持续加速趋势；而城市化率一旦超过60％，城市化进程又会相对慢下来，进入平稳推进阶段。我国城镇化率1995年以前在30％以下，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大约0．65个百分点；1996年达到30％以后，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左右。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时间可能会在2025年前后，在这一期间的2012年前后将达到50％，从而出现城乡人口变化的“交点”；在“交点”之后，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于农村人口规模，就像剪刀一样，开口越来越大。因而，“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一直保持快速推进的势头。城镇化快速推进，必然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因为城镇各类建设需要巨额投资，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不断增加的城镇投资和消费需求，构成“十一五”内需快速扩大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效应日益显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举措。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它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继续采取城乡非均衡增长政策，那么“单打一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打折扣。因为经济资源过度向城镇集中，将导致农村经济陷入慢性衰退，而农村经济的衰退势必部分抵消城镇经济的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城乡相对均衡的增长政策，在城镇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就会在不断扩大城镇需求的基础上，使农村需求不断扩张。无论是加大对农村路、电、气、水、信息等硬件性基础设施投入，还是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软件性基础设施投入，或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都会显著增加农民的实际投资和消费需求。即使留在农村的人口每年减少1100万人（最近10年农村人口累计减少1．14亿，城镇人口累计增加2．1亿），到2012年前后城乡人口各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时，也还会有6．75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投资和消费不断增加，以及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带来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大宗消费增加，将使农民的整体购买力不断提高，并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大、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必然会促使人员、物资和信息大跨度流动，从而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为了满足这种日益增加的巨大流动性需求，改变目前供求不均衡的格局，需要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跨度基础设施投资。“十一五”时期，我国还要继续推进大跨度的地面交通、航空、水利、油气管道、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设施以及大规模技术创新设施等建设，这就需要大量投资。这些工程规模大、项目融资多的设施性投资，虽然没有制造业投资那样高的消费需求弹性，但也会形成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并通过快速扩张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创造出持续增加的国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大跨度基础设施建设是“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投资支持的重点领域。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从客观效果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地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

服务业加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质量改善

以1993年为界，我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从前13年的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加速到后13年的1．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3年以来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大幅度提高。但服务业对GDP贡献率的增长速度反而有所降低，前13年年均提升近1个百分点，后13年不足0．7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速度减慢，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加快有关。但可以预测，这种结构非均衡状况不会长期延续下去。无论是从节约资源、降低单位GDP能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看，还是从提升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要求看，我国经济都应当尽快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是尽快调整二、三产业结构。

当然，这种调整不是以工业和建筑业衰退为代价，而是要在适当调整工业和建筑业扩张节奏的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时期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我国未来工业发展的主题不是数量的扩张，而是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而提升质量和效率，要求改变制造业单兵突进的状况，逐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比如，工业制造过程要提高研发、信息和现代物流的贡献率，通过加快发展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提升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愈益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也必然为不断扩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创造巨大的需求。从消费性服务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以来，人均收入快速增加，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居民的非食品消费份额不断提高，再加上具有很强消费能力的新生代消费群体正逐步改变传统家庭消费行为而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消费，使得社会化消费的服务需求快速扩大，这个趋势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十一五”时期，在一、二产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服务业，快速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既有利于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又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改善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科技进步将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趋势看，以大量自然资源和低价体力劳动耗费为支撑的经济增长将愈加难以为继。这不仅因为资源供给跟不上资源需求增长，环境承载能力减弱，而且因为长此以往，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将面临愈益严峻的挑战。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核心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技术竞争，低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价格、低附加值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国家保护主义的限制。应对这种挑战的明智选择，是实施以创新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战略，在全面增强国民创新意识的基础上加快提升企业和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促使国民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体力劳动投入，转向主要依赖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并与现代制造及现代服务巧妙融合的技术进步。“十一五”时期，应从准入和创业、进出口调节、税制税率、信贷和直接融资等方面，坚持不懈地大力支持个人发明和创造以及企业研发，大力支持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国家标准的形成和应用，积极构建全方位的技术进步机制，从而实现快速的科技进步。即使在资源投入不变甚至减少的条件下，这种全面的科技进步也必然大幅度提升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现代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劳动力价格提升有利于拉动国民消费需求增长

内需是大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人均GDP水平越低，内需扩张力越弱；一旦人均GDP水平提升加速，内需增长亦会随之加速。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分配问题。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如果GDP的分配更多流向利润而不是流向工资（尤其是产业工人的工资），甚至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形，那么实际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会慢于投资需求的增长。在这种分配格局下，人均GDP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国民消费需求以同样速度增长。反之，如果人均工资增长加快，即使GDP总量、利润、投资保持既定增长，也会使国民消费需求增长加快，从而使内需得到有效扩大。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外资企业利润存在境外转移现象，外资利润侵蚀工资具有更为明显的紧缩国民消费需求的效应。“十一五”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扩大国民消费需求上，运用法律和政策措施，保障劳动者权益，改变目前劳动力价格低廉、利润侵蚀工资的分配格局。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最新情况看，企业增加员工的薪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将为“十一五”时期工资增长拉动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进之间建立协调均衡作出贡献

Ⅱ 地理题：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什么关系

人口增长包括两种主要方式：
1、人口自然增长：即由于人口出生率、专死亡率、自然增属长率影响下，造成的人口数量变化。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生产效率高，对劳动力的数量要求较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则非常高，另外加上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受教育年限较长而造成妇女生育率低，社会保障能力高则人均寿命长，因此经济发达区一般具有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低的特点，人口数量增长速度较慢，甚至还会现出负增长的现象。
2、人口机械增长：即由于人口迁移造成的人口数量变化。一般情况下，现在世界上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由经济落后区迁向经济发达区，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人口迁入区，所以从机械增长的角度看，经济发达区的机械增长率较高。
从总体看，经济发达区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慢而机械增长速度较快，不过相对而言，如果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大于机械增长的影响，即随着范围的扩大，人口迁移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逐渐减弱。所以，我的结论是：一般情况下，经济发达水平与人口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即经济水平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缓慢。

Ⅲ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Ⅳ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一是人口数量增加，对资源的需求量必然增大，人口数量增长给资源带来的压力是对其环境产生的最基本影响。

二是伴随着人口数量增加，人口的分布也越来越集中于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消费水平上升，使生活排污剧增。有资料表明，城市人口的人均生活排污量大大高于乡村，如果这些排污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就会造成环境污染。这是人口数量增多，从生活方面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是伴随着人口数量增长，人类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扩大当然要带来更多的废弃物，处理不当也会造成环境污染。我们虽然没有理由把人口数量增长完全等同于生产活动扩大的原因，但人口数量增长应该说是生产活动增加的推动力之一。这是人口数量增多，从生产方面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4)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扩展阅读

环境影响，是指人类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导致的环境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人类杜会和经济的效应。

环境影响的概念包括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和环境对人类的反作用两个层次，既强调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即认识和评价人类活动使环境发生或将发生哪些变化，又强调这种变化对人类的反作用，即认识和评价这些变化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作用是认识和评价环境对人类的反作用的手段是基础和前提条件；而认识和评价环境对人类的反作用是为了制定出缓和不利影响的对策措施，改善生活环境，维护人类健康，保证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数量是当前环境影响的一个主要驱动因子，环境影响与人口数量近同比例变化，富裕程度或现代化程度增加也将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Ⅳ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Ⅵ 人口增长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人口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不同时期争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有些文献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有些则强调积极影响。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最有影响的文献当推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马尔萨斯的先验假设是，粮食生产充其量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其结果是产生大量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只能以饥荒、瘟疫、战争等消极手段或独身、节欲等积极手段来消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隐含：1）人口增长受到粮食供应或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当因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失衡时，只能通过消除过剩人口的办法实现平衡；2）从动态来看，如果经济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口的加快增长会将消费水平重新拉回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即所谓的“贫困陷阱”。一方面，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被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补充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马尔萨斯的假设也未能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

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联系

1. 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人口之上的，而经济的增长又往往会帮助人口增长。

2. 从总体看，经济发达区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慢而机械增长速度较快，不过相对而言，如果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大于机械增长的影响，即随着范围的扩大，人口迁移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逐渐减弱。

3.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达水平与人口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即经济水平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缓慢。
   

Ⅷ 如何理解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不仅人口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对人口增长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个倒U型曲线：开始时，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增长率将随之下降。所以当你在现实中观察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联系时，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谁是因，谁是果？
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关键在于对技术进步的处理。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无限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但一旦假设存在技术进步，尤其是一旦假设存在内生技术进步，人口对经济增长就很有可能具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还可能会带来某种规模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大体就沿着这几个思路展开，你看到假设，大致就能猜到结果。
大致来说，人口过快增长会带来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储蓄率的降低、投资的减少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难度的增加。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潜在的规模效应。显然，其净影响取决于具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各种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政策应对，理论分析无法告诉我们答案。
理论不能解决争论。但这个方面的实证也很麻烦：因而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实证模型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内生性问题。07年RES上有两个港中文教授发的一篇paper，用少数民族人口比率做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得到的结果认为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一，经济增长率提高0.9%。这个工具变量同样可能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往往地处偏僻，不过他们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在回归中控制了相关因素。因而这个结果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不过他们的被解释变量是五年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捕捉到的可能依然只是人口增长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长期，过去几十年人口的低增长即将给我们带来人口老龄化和抚养率的降低，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对中国经济将带来负面影响这基本上是共识了。

Ⅸ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于为国民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 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以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成果
由于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在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方面，全球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这里可以用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我国自1978年以来，由于成功地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国策，已经卓有成效地将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有力的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从以下两图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增不断降低，人口总量的增长也趋于平缓。
同一时期我国整体经济总量在存量和增量上的变化则是不断向上发展，这应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有专家测算了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
尽管该数据模型建立及有关结论数据有待商榷，一些学者也质疑该量化结论和推论的准确性。但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我们根据该研究报告中可以得出结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经济有效的作用。
由于全球人口自1984年以来的过度增长（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132％），已经在粮食生产，耕地面积，淡水，海洋捕捞，肉类产品，自然保护区，森林，生物多样性，气候，能源，废弃物，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城市16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1960～1998年间，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伊朗这四个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40％～50％。
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度膨胀，自然保护区开始受到威胁，大面积森林退化，大量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在全球15个主要海洋渔业区中，就有11个渔场捕捞量下降。大多忽视人口增长和忽视计划生育的非洲国家，开始被大量需要就业和受教育的问题所困扰。而在人口增长最慢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增长最快，包括：南朝鲜，台湾，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所以说，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同时开始重视人口过度增长并把经济转向环境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轨道，经济的衰退将是难以避免的。
二、人口适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发达国家人口缓慢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只要人口增长为零甚至负增长就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呢？类似观点可在各类研究报告上发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控制在16亿以内，并顺利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缓慢下降…… 这将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通过对美国，欧洲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人口与经济相互影响的关系来看，保持适度人口增长才会利于一个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同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人口和环境作为自然界中一对既互相对立，又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矛盾统一体，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始终”。
这里的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求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
我们暂时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以及适度人口增长水平都将会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规模偏离了适度增长速度，不论是高是低，都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Ⅹ 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在特殊地、历史地作用于人口规律。”人口变动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将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之，将起到延缓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与破坏的作用。

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自然变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及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人们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其三，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结构。包括人口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人口变动。一是经济发展使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使得对劳动力由数量的需求转向质量的需求。二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儿育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三是经济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城市化体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现代生育观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进步，提高了避孕节育技术，改善了人类生殖条件，从而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五是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六是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功能如养老、保障、安全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从微观角度看，经济发展同样对人口变动产生影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家庭收益最大化这一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家庭为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必须增加培养孩子的成本投入，从而产生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高，收入水平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养育孩子的收益减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们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再加上城市规模扩大，生活费用上升，增加家庭抚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们倾向于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对于我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有宏观环境的变化、政策变化只有落实到微观利益机制的变化上，才会最终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育率的自发下降，这在农村尤为明显。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在家庭这一微观层次上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把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结合”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