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三大发动机是指什么问题

㈠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的由来

本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逊（D．H．Robertson）提出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的命题。①在50年代，诺克斯根据对19世纪英国与新移民地区的经济发展原因的分析，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这一命题。他认为，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因为各国按比较成本规律进行国际贸易，通过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办法进行专业化分工，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增加了产量。通过交换，各国都得到了多于自己生产的消费量。他认为这是对外贸易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外贸易产生间接的动态利益，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把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他指出，19世纪的国际贸易“具有这样的性质：中心国家经济上的迅速成长，通过国际贸易而传递到外围的新国家去。它是通过初级产品的迅速增加的需求而把增长传递到那些地方去的。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的配置的手段，它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补充了这一学说。他们认为，对外贸易较高速的增长、特别是出口的高速增长会带来以下几个重要的动态利益：（1）出口扩大意味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地节约了社会劳力。另一方面，资本货物的进口，尤其是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可以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经消化后，会大大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的投资流向发生变化，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专业化生产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3）规模经济利益。一国国内市场相对来说总是狭小的，出口的扩大克服了国内市场的狭小性，生产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以达到最佳程度，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单位成本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会增强国际竞争能力。（4）出口扩大还会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一点对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尤其重要。出口的扩大，特别是加工程度较深的制成品出口的扩大，会增加对向出口部门提供投入物部门的需求。这些部门转而向其他供给部门增加需求。如此反复下去，不但能带动所有部门的发展，而且会大大地促进国内经济的一体化。（5）出口的不断扩大会鼓励外国资本的流入。这对普遍缺乏资本的落后国家日益重要。外资的流入不但能解决国内投资不足的难题，而且会促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6）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激烈的斗争会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改进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①

但是，诺克斯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学说，适用于19世纪，其主要论据是英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带动了新兴国家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到了20世纪，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一学说不再适用。即在20世纪，中心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通过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而把它们的经济增长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去。诺克斯认为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有6个：（1）发达国家工业结构的变化，由轻工业结构转向重工业结构（技术和化学工业），即从制成品中原料含量高的工业转向原料含量低的工业；（2）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劳务部门所占的比重增加，因而对原料的需求落后于生产的增加；（3）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4）农业保护主义的蔓延；（5）工业原料的节约使用（如电解镀锡，金属回收和再加工）；（6）合成原料和人造原料越来越多地代替天然原料。

60年代以后，随着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导向型而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后，这一学说再度流行。
对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的评价

（一）就对外贸易能带动或激发经济增长这点来说，它是正确的

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商业的扩张往往推动着工业的进步，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是在16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在产业革命以前的时期如果没有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工业进步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商业上的产业大革命是革命的历史前驱。在战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以发展对外贸易为突破口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该学说不谈生产对对外贸易的决定性作用，只强调对外贸易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就此而言，这个学说有些片面性。

（二）这个学说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过分夸大了对外贸易的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们的经济发展除了生产关系改革这个重要条件以外，还有四个主要因素，即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管理。这些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只有综合起来，经济才能取得迅速的发展。

2．忽略了对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

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刺激和带动作用，但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条件具备时才能充分发挥这种作用。对外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是它的一个必需条件，而不是它的先决条件。在19世纪西欧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之所以能带动少数白人移民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存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而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尽管它们的对外贸易也增长了，但是并没有导致经济发展，原因就是它们在国内还不具备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条件。

3．掩饰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中的生产关系

他们只抽象地谈论对外贸易给一国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国际交换，剥削、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历史事实，抹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借助其经济优势在国际贸易中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现实。

㈡ 谁提出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理论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在20世纪30年代回提出的，又被称为答“增长引擎”理论。20世纪50年代，诺克斯根据对19世纪英国与新移民地区经济发展原因的分析，进一步补充了这一理论，其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㈢ 经济新常态下认为那些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只要新动力找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就基本无忧。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㈣ 把什么作为经济加速增长的发动机

就是投资、消复费、净出口 。按制“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及净出口（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减去进口）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即平常通称的内需）组成，GDP的增长也是由三大需求的此消彼长的增长组合决定，即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也称贡献率）是三者当年的增量分别占GDP总增量的比重。

㈤ 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指什么

人们把风险投资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㈥ 根本动力是经济发展中的哪些因素

李佐军谈中国大势·发展动力（24）李佐军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只要新动力找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就基本无忧。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笔者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为什么“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首先，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创业者、劳动力、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赖于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表现为权责清晰、责权利对称、实施机制明确、各方共识度高。长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形成，需要通过社会主导群体良性博弈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执政者的长期理性和民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现实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或者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因此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其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所谓“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构优化是如何带来经济发展的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就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再次，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来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面已提到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信息化等。技术进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想想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显著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上面分别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进行了简要分析，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数关系式Q＝f（L、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数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是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好的制度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则不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社作者：李佐军编辑：曹阳

㈦ 为什么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

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世界1/3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加强，中共“全会”的世界意义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成为全世界经济的风向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就分析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1%，有些亚太国家的GDP增长会相应下降0.8%。

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全球市场’。近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是世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商机无限。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良好示范作用。

(7)经济发展的三大发动机是指什么问题扩展阅读：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40年，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彼此融合，有望创造22万亿至37万亿美元经济价值，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5%－26%。

搭乘“中国号”快车，是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明智选择。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评论称，70年间，中国已壮大为全世界——尤其是东南亚诸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东盟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在东盟国家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超过15%。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自由州省主席马西尼尼表示，南非十分渴望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实践于自身的发展。“保持南中两国互利互惠的关系，对我们建设一个繁荣的南非十分重要。”

㈧ 新常态下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李佐军谈中国大势·发展动力（24）
李佐军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只要新动力找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就基本无忧。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笔者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为什么“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创业者、劳动力、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赖于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表现为权责清晰、责权利对称、实施机制明确、各方共识度高。长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形成，需要通过社会主导群体良性博弈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执政者的长期理性和民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现实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或者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因此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其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
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所谓“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构优化是如何带来经济发展的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就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再次，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来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面已提到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信息化等。技术进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想想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显著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上面分别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进行了简要分析，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数关系式Q＝f（L、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数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是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好的制度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则不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社 作者：李佐军 编辑：曹阳

㈨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发动机

加大投资，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发展重要产业的战略投资；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拉动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

㈩ 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两个经济发动机中的一个呢

首先 中国为世界抄上最大的发展袭中国家 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这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相反 同时也是世界多极化的力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在30年来均以8% 的速度增加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至于超过美国贡献则是由于中国的国体 首先是人民民主专政 再这则是中国的经济政策 它不同于西方的部分干预 而是有限度 简单的说就是股票跌的有底线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地位似乎动摇了 这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减少而是宏观的将来动向
众所周知次贷危机引起了本次金融海啸 而房地产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当然也包括金融业》 美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停滞甚至萎缩状态【虽然到了一定的时期所有国家都会有这种状态】 但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仍旧受到关注 这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龙头的中国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一方面可以减少国际社会的影响【见于多年前提出的“连通器”原理】 一方面又可以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对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还不是特别依附 还是趋近实体业的
就是这样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了美国
可能会看不懂 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