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

1. 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新特征是什么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2.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一
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
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
二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
三
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3. 如何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下，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传统经济动力逐步减弱，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重点在于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制度活力、规避资源错配释放要素潜力、激活微观主体夯实创新动力、挖掘消费潜能发挥市场引力。
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制度活力
我国经济正面临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的凸显和释放，既受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影响，也受到自身经济体制性约束。要化解短期困难、引领经济新常态，关键在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但提高效率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在观念、体制、机制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空间，主要体现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有效监管缺位并存、财税与金融体制不完善、民间投资与创新动力不足等制度性障碍。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的制度动力。释放制度活力，一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向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转换。二是必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地为不同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完善市场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规避资源错配，释放要素潜力
中国利用劳动力、资金、能源等传统要素驱动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传统要素的资源错配造成了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间的缺口，发挥要素潜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由于要素价格机制不完善、政府管制、要素流动限制、市场分割以及财税体制等因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受到限制，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直接表现在行业间和行业内要素回报率差异很大以及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趋同。为规避要素在行业间的错配，释放要素潜力，就需要：完善劳动力、资金、能源等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规避要素市场扭曲，实现要素在各行业间的合理配置；打破行业行政垄断，拓宽私有资本准入领域，以实现资源在各行业的自由流动。从生产要素的产业内配置看，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低于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以及国有企业在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强大的话语权和资源获取能力，使得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为此，需要营造不同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也需要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育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激活民间投资，进一步释放被抑制的要素潜力。从生产要素的区域配置看，重复建设导致不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仍妨碍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此，需要改革财税体制和财政分配格局，促进区域经济结构向着合理方向发展。也需要通过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推动产业结构的空间合理布局，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激活微观主体，夯实创新动力
创新是改进质量效率、进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引擎，创新动力的释放又依赖于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因此，如何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内容。只有足够的创新压力和充分的创新收益，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在强化创新的必要性方面，着力点在于规避“寻租获利”“投机获利”以及“低质产品获利”的空间，构建“只有创新才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首先，通过简政放权等规范政府行为、降低寻租空间，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其次，打破行政性垄断，规避投机空间。这就需要拓宽行业准入，告别“高度集中”和“行政性垄断”，走向“充分竞争”，迫使企业以创新求生存。再次，理顺要素价格，压缩同质、低质产品的利润空间。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会导致厂商在隐性补贴的成本体系中弱化创新动力，保障了低质产品利润空间，固化了企业对低价要素的路径依赖。在保障创新的可行性方面，着力点在于降低创新成本、确保创新的预期收益。需要通过透明、有效的产权保护体系和创新激励机制确保创新的预期收益，通过透明、开放的金融系统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撑，通过放宽对创新要素合理流动的诸多限制使得创新要素合理集聚，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的政策环境。
挖掘消费潜能，发挥市场引力
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和不断释放的内需潜力，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动力。从需求规模看，中国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可以支撑起任一产品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需求结构看，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市场需求结构不断升级，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这为技术、产品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需求保障。为挖掘这一巨大的消费潜能，要把促进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不仅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确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消费环境、创新消费模式、支持发展网络销售等新业态，释放有效需求。

4.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是什么

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是不断地推进，中国快速发展是贫穷，不再在中国出现。

5. 简述新中国发展四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2，经济扩张和衰退期（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4，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5)经济发展新扩展阅读：

中国发展的最新阶段：

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依法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

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企业投资自主权；进一步健全商品市场，发展要素市场，加快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

6. 加快发展新经济具有什么样意义

“新经济”概念并不新，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不过，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却是首次。当然，“新经济”一词早就在中国使用，高层也早就在讲话中谈及。
“新经济”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快速发展。美国、德国是领头羊，中国这几年新经济发展蓬勃汹涌。美国有苹果、谷歌、脸谱，中国有阿里巴巴、腾讯和网络。这也就决定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经济概念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应该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传感感应技术作为新经济的核心元素等。当然，新经济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即IT革命、全球化、知识经济、智能化打造的新型制造业为一体的，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为特点的一种新经济现象。新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趋势。
凡是新经济发达、发展快的地区，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强，经济持续性良性发展动力就十足。美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大战后罕见的持续性的高速度增长。美国失业率在1991年上升到6.7%，1992年就业形势继续恶化，全年失业率高达7.4%，失业人数多达900多万人。然而在信息技术部门的带领下，从1993年开始，美国就业状况开始改善，失业率稳步下降，1998年12月降到了4.3%，如果食品和能源不计在内的话，美国1999年的消费品通胀率只有1.9%，增幅为34年来的最小值。这种经济现象就被人们表述为“新经济”。美国经济出现了梦寐以求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最佳经济状态。这是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经济”的最大贡献。
引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在全球其它地区经济仍在苦苦探底低迷之时，美国经济却率先复苏。动力仍然来自于新经济。美国的谷歌、脸谱、苹果、微软、IBM、英特尔等公司给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动力。美国吃尽了新经济的甜头。
德国经济能够在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后受到的创伤最小，同样得益于新经济对传统制造业的革新和升级。德国工业4.0就是在此中孕育而生的。德国所谓的工业四代(Instry4.0)是指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这就是新经济。
中国虽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没有反应过来，但却抓住了本次新经济的机会。虽然新经济在制造业上尚需像德国一样加力，但是在服务业上新经济运用却领先世界，BAT在世界IT企业中也是举足轻重的。电子商务、物流供应、O2O、互联网金融等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试想，如果没有新经济业态的大发展，那么，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或更大。新经济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强动力，而且后劲潜力非常之大。
在这个关键时刻，新经济进入《报告》其意义非常重大，对处在“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非常重要。新经济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待新经济一定要有新思维。
新经济一定程度上会对传统经济与传统经济金融监管带来一些挑战，使其深感不舒服，或者既得利益遭受损失。传统旧势力肯定会反扑或者阻挠甚至扼杀新经济发展。因此，决策层、监管者以及传统经济业态都应该以新思维对待新经济。新经济给所有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没有理由不转换思想大力支持。这就是新经济的分享共享特性。《报告》两次提到分享经济。一处说，“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另一处讲，“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比如，网路约车模式就是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充分利用了闲置私家车资源，满足了不同层次乘车需求，同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在去产能造成一部分职工下岗情况下，发展网络约车等新经济共享模式非常迫切。此前，笔者乘坐专车听司机讲，许多专车司机都是做生意的商户，由于生意不景气都开始兼职专车司机了。
总之，无论从当前中国经济现状，还是从经济发展长远之计，发展新经济都已经迫在眉捷了。通俗地讲，新经济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

7.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要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就必须将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新阶段及其所表现出的新特征、需要的新改革等结合起来系统理解。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
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
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
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
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
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
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
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
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
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
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
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
“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
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
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
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
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
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
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
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
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
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
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
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
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8. 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

9.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哪几个特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1.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3.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2014年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5.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2014年以后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2014以后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2014以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