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A. 中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国际经济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同时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2、带来机遇。世界格局多极化为我们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为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带来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有所影响，经济全球化也给我过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某些西方大国，控制国际经济组织，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

(1)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扩展阅读：

全球化的体现: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

B.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呈现出以调控国内均衡为主的特点。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调控模式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本文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应该选择内外兼重，双重平衡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观点，同时认为在具体模式构建上，应积极发挥人民币浮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的作用，同时重点采用浮动汇率条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较优势的货币政策实现国内均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循WTO的有关规则，强化政府在供给政策中的作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调控 外部均衡 内部均衡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开始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选择将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市场化，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显示，20年里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56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据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显然，国际间要素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据有关统计表明，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平均增长10.7%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都有很大变化。在收支规模上，1979-2000年累计进出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建国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随着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总水平不断上升，2000年底达1513亿美元。近20年来，除进出口和侨汇两个传统项目以外，其它如旅游、运输、服务承包和资本项目收支急剧增长，其中资本项目收支增长尤其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涉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为例，1988年为25.6%，2000年则上升到约40%。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二）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始于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引导，这种调控区别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侧重于对国内均衡的追求，显然这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确实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现的市场震荡和1989年供给缺口的拉大导致了1989-1991年的经济急速滑坡。1991年经济步入低谷并缓慢回升，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势头特别猛烈，但1994年发生了中国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消费价格上涨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口号，实施了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整个国民经济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长的势头。9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增长的速度却有所放慢，目前维持在7%左右，同时国内有效需求逐渐转向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状态，物价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今，但已开始表现出反弹的迹象。1988年和1989年高达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针对该种状况，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在全面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又大力紧缩信贷。在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实现经济硬性着陆，这使得经济由过热陷入过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但同时又引发了过热问题，针对这一次的投资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务院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紧缩。此次财政紧缩不是针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紧缩，而只针对引发投资冲动的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的紧缩，货币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贷紧缩，而只是针对乱集资，乱拆借的信贷紧缩，正常的生产和建设的资金供给没有受到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对此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物价的回升，目前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 在国内宏观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却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不均衡状态。国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引发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年年递增。同时，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顺差的不均衡状态，但是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呈现出贬值的状况而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事实证明顺差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的。人民币的汇率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是由中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接轨所产生的效应决定的，以往人民币一直处于名义汇率高估状况，人民币汇率体系在1996年被改革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一直高估的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向实际汇率接轨，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状态，同时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呈现出顺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必要急于改变这种状态，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经济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明显地表现出侧重于对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控之上，并且这一策略的选择有效地平抑了国内的经济周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挑战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对该国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为该国经济提供了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但要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确定经济开放的合理的程度，这样就必然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协调上的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原先只侧重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宏观调控模式必然受到开放经济下经济运行方式的冲击，带来内外均衡的冲突，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首先，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接轨，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要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其次，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 美国经济继续减速，2001年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市场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不振。日本经济，欧元区经济，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经济受美国经济大幅滑坡的影响，都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了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低于IMF原先预计的3.5%。联合国则预测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4%降为2001年的2.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从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巨大压力，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需求紧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亚洲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视。如果出现逆差的话，采用紧缩需求的方式进行逆差的调节必然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对逆差调节的政策经验，因而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将是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确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他们更能准确地对事物做出判断和预测。因而，经济全球化下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模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不致于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成为完全理性，但预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递进必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而完全归于无效。另外在出现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预期的自我持续可能酿成国际储备大量流失，资本严重外逃的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中，市场投机者的贬值预期因名义利率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成本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弃对外汇市场与汇率的干预而爆发货币危机。从这一投机者与政府的动态博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期模式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冲击与影响。因而在以上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受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第四：中国即将加入WTO，然而WTO的多边规则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首先，WTO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的规则。另外WTO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WTO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形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教育，人力资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政府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从各个不同层面塑造出研究与开发，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由此可见，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面临着对本国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合理开放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此时，当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这一措施可能会同时造成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均衡目标的干扰或破坏，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同样也会促使政府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理论研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关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则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等理论的出现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开放经济的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贬值可以明显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斯旺认为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对付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应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虽然蒙代尔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对实际经济作了相当简化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其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作用的。 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目标。最早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休谟的物价一现金流动机制学说，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法是琼•罗宾逊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分析认为，当国民收入大于国内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相应，政府对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应着手于对国内吸收水平的调节上，以扩张性的政策调节顺差，以紧缩型的政策调节逆差。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由哈里•约翰逊和雅各布•弗兰柯在货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出了名义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对逆差的调节主要在于实行紧缩的货币供应政策。货币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政府应当紧缩国内信贷。国际收支分析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长期性的供给不足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引起的，如经济结构老化，经济结构单一和经济结构落后等。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经济结构导致的话，那么调节政策的重点就应在改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政策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以实现外部均衡时应灵活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分析具体问题，吸收上述各理论正确的部分，摒弃不合理的成份，灵活地加以综合运用，力争使政府的决策与分析切合现实。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它是以标准的IS--LM模型为基础，针对开放的小国，假定总需求不足，对国际资金流动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一般都比较有效，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它会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这两者都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从而使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这就又加强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同时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相对无效的，虽然在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汇率的调整，从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财政扩张政策为例，它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顺差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升水从而削弱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论证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比较优势，对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模型还在很多方面被进一步改进，但主要理论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由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更为主动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向理性预期的递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相机诀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完全被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下的行为所抵消，这就构成了宏观经济问题中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动态不一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中解决动态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对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大众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奕。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誉又具体有委托模式，契约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论。所有的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出激励机制促使政府有维持其政策信誉的动机。在这些旨在寻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誉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之中，对策论的引进起了关键的作用。对策论方法强调预期的关键作用，以及理性预期概念的不完备性。信誉博奕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情形，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制定政策必须要从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话，将会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从而能达到防范货币危机的目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总需求方面进行经济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且还要有效地运用供给政策对开放经济的总供给方面进行调控。关于供给政策的理论重点目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的讨论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竞争也主要表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仅应该要做到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着重于克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流动的障碍，因此政府要在宏观上予以调控，建立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业制度。如果开放经济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开放经济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目前还重点体现在对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之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参与国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仅仅通过一国的政策搭配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各参与国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已受到广泛的重视。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着名的方案包括：托宾提出的各国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的托宾税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汇率目标区方案、麦金农提出的恢复固定汇率制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实现内外均衡的各国协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际间政策协调因各国的主权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碍，而且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本身也有成本收益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实践。

C. 谁能讲一讲关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在战后特别是80年代后才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其实人们用来衡量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程度的许多核心指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是到了90年代才略高于1914年前的水平。其他指标，比如对外投资在可比总量中占的比重等，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就上述这些指标而言，目前这场全球化的浪潮带有某些恢复性的特征，把由于两次大战而中断了的一体化过程恢复起来。
当然除了这些主要数量指标以外，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与19世纪在金本位制下所达到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也有质的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卷入这场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地区更多，更广泛，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所涉及的领域更多，更深入，层次更高。尤其重要的是，企业的全球化过程，跨国公司的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是空前的。我习惯于用公司一体化的概念来概括这一过程（corporate integration）。 根据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把公司一体化分成若干层次，我们这里不去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但概括地讲，全球范围内公司一体化网络的建立，使得从R&D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整个价值增值链的各个环节，被按照最有利的区域布局安排在世界各地，使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再加上相关企业的战略联盟，又大大扩大了企业（公司）一体化的外延。企业的国际化、一体化的这种趋势，已经使世界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真正象微观经济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纯净的市场机制所涵盖的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小。世界市场已经由跨国公司这一只只“看得见的手”给组织起来了，变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产品出现了。这种产品，由于它的价值增值链占据了世界各地最有利的区位，所以在它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全球的集合优势，而不单纯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

这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理论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特别是以要素禀赋论为核心的经典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这样一种全球化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很难用反映一国区位优势的要素禀赋论来解释。如果做实证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理论对当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和商品流向的解释力一定要大打折扣。最终商品的出口国或许只具有加工组装方面的优势。

第二、对企业的经营实践的影响。全球化商品的出现，使那些没有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被推到绝对被动的境地。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进行发展，它的产品充其量只能具备这个国家的区位优势（具有国家特征的优势）所赋予的竞争力。如何与集全球优势于一身的那种全球化商品相竞争，是可想而知的。过去人们所关心的是企业具备了哪些优势才能开展跨国经营，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跨国经营本身就是企业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这些企业如何生存？出路何在？一个办法是求助于政府，在对外封闭、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寻求发展，这条路显然不合潮流。

另一条出路恐怕只有在开放条件下去寻找。既然国际生产已经形成越来越密集的全球一体化的网络，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找到自己的位置，变成国际生产一体化网络中的一部分，找到这样的位置再谋求发展，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举例来说，我们说中国的汽车行业在短期内难以在整车的出口上有所作为，但是可以选择发展零部件生产。但是这显然有个前提，就是要先将自己纳入世界汽车行业国际一体化的网络中去，否则你自己生产出来的零部件是为谁配套的呢？你知道人家的规格和性能上的要求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合资合作乃至于与跨国企业的战略联盟，不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更是生存竞争的需要。 为了得到政府给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而去寻求合资合作，与上述这个主流不合拍。
第三、关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民族经济的概念也要进行必要的重新思考。首先，我们上面提到的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国籍的观念已经淡化，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消失。正象湖北大学柳剑平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其个体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实现“个体利益”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博弈规则。西方早有一种说法，判断一个企业的归属问题不仅要看它的 share holder (stock holder)，而且要看它的 stake holder。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者是重要的，但从更广的意义上，所有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们的归属问题也是重要的。美国的跨国公司来中国经营，你不把它看成是中国的，是可以的；但它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还是美国的？这也是个问题。当然跨国公司与其母国的关系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政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将成为全球化的。这种竞争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每个主权政府在它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内通过提供一整套制度性服务来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这种服务的提供是通过“准市场化”的机制来实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包括本民族的和外族的），在“国民待遇”的原则下，以税收作为代价来购买这种制度性服务，以获得在这个领土范围内发展的机会。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机会，不是给予某些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所能比拟的。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间竞争的一个特点。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直接的目标：一是税收收入最大化；二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至于财富的创造过程具体是由什么人在组织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只要财富为这个领土范围内的公民所享有，就是可取的。

当然根据这两个目标，政府也可以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但是需要注意，政府鼓励的是某个产业的发展，那么为此而制定的优惠政策应该惠及所有有意投资于这个产业的投资者，而不仅仅是外商或者内资。既然要扶持的是一个产业，而不是哪一类的投资者，那么所有投资于这个行业的投资者，无论是外商还是内资，也不论是国内的国有经济成分还是非国有经济成分，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创造真正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二是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加快重点产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基本点需要重申，政府要扶持的某个新兴产业，而不是哪一类人，哪一类投资者。

对政府职能的这种理想化的简化，还不是近期内所能实现的事。这种看法也未必马上能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回忆和对比一下，6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敌视态度，是如何转变成现在这种争先恐后地吸引外资的情形，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预期，上述过程的到来不会是太久远的事情——假设全球化的趋势不发生逆转的话。实际上，GDP取代GNP成为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的主要指标，虽然有其技术上的理由，但它同时也已经说明国土的概念比国民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关于国内企业如何增强实力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企业改革的任务就在于此。我这里只提一点，就是国内市场的统一问题。国内市场不统一，是企业实现一体化从而实现内部化优势的一个严重障碍。我们大概没有多少人关心福特汽车公司是美国哪个州的，可口可乐公司是哪个州的，熟悉这些公司情况的人可以说出这些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但仅此而已。中国的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人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天津夏利、南京依维柯、广州标致等，光是个名字问题倒也无所谓，问题是这背后有着浓郁的地方主义的色彩。连“全国化”的眼光都没有，就更不要谈什么全球化了。有人说美国的企业能够率先开展跨国经营，与其国内市场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国内市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内安排它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这使得美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内就可获得某些欧洲的企业只有跨国经营以后才能获得的经验。几年前我对欧洲企业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发现，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推动了欧洲范围内的企业一体化。

D. 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我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体系转型、和谐世界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一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主要有：

（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公司已发展到在全球布设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全球公司阶段。经验显示，一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与其人均GDP增长之间成正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何调整变化，不考虑全球化因素，不利用全球化机遇，就不可能探索出先进的发展模式。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出于不同利益而形成的不同“志愿者联盟”不断出现。谋霸权、搞对抗，坚持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

（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如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美国在反恐中不得不多方借重国际社会。又如，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矛盾尖锐，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总的来说合作顺利。

（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26656个增至4835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者。WTO在其《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全面规定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的政治方法、法律方法、裁决执行与监督以及救济办法等，并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确，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主权仍然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在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转移。比如，向联合国、地区组织转移政治、外交和军事权利，向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全球公司转移经济权利，向各种各样的其他非政府国际组织转移社会权利。全球化还促使一国的国内规则尽可能与国际规则协调与一致。

（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由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振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多强不利于“一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变化，“一超”与多强、南方与北方两个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有望最终解决。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202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大国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将跃入前10名，另有部分发展中大国将跃居前20名。美、中、欧、日、俄、印度、巴西等新的各极之间利益融合与相互依存度提高，彼此发生尖锐对抗与全面战争的危险性降低。二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共同主导。将来随着美国“一超”地位和西方力量优势的逐步丧失，西方的主导地位将难以维系，多极、西方与非西方将共同主导新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将得到发展。三是国际组织作用增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将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强化，对大国和“问题国家”的约束将得到加强。四是国际治理多样化。全球性问题增多将促进国际治理模式多样化，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大国共治与中小国家共治、全球性国际组织治理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治理等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五是和平渐进性。以往国际体系的变革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可能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通过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间的斗争、协商、妥协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
二

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

（一）经济危机。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其传导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动乱。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如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失业问题突显，社会风潮增多。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

（三）大国对抗。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搞霸权主义，没有放弃搞战略扩张，没有放弃搞军备竞赛，没有放弃遏制其他新兴大国。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

（四）地区动荡。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局部动荡继续加剧。

三

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完善国家发展观、利益观、安全观、主权观与国际秩序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化发展间良性互动。摒弃绝对排外的国家利益观，远离霸权主义那种维护一己私利的国家利益观，把更多的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视野，在推进与外部世界互利共赢中发展并延伸国家利益。创新国家安全观，促进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协调，促进维护传统安全与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协调，促进维护本国安全与维护国际安全的协调，促进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间的协调，力争摆脱“安全困境”羁绊，推进安全与发展统一，努力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妥善应对国家主权转移的趋势，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发展取舍国家主权让渡，以是否有利于本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决定对国际干预的立场。充实国际秩序观，在适当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增强，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促进国内发展，善于利用全球化压力推进国内制度创新，善于规避全球化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善于防范国内问题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与发展。

E.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关系

这个很难在几句话中说清楚。可以简要分为以下几点：
1。全球化是一个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
2。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在当今国际合作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发展的
3。全球化必然会给中国带来发展的有利条件，如加入WTO，国际间贸易和合作的加强，会使中国的发展有所促进
4。但是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如在中国技术性水平发展不够高的情况下，本国的企业会在全球化浪潮下受到冲击。国际竞争必然会带来一些中国企业的优胜劣汰。
以上观点比较简单，具体的要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是一本教材，如果想深入了解，可能需要读一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和实务，当然更直接的方式是看一看报纸。

F. 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 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简单的说也就是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
我们先分析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有利因素：
1、有利于引进外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步，我国已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0年我国利用外资407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603亿美元，到2005年底累计利用外资6224亿美元（张强莉等，2006），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实现了由对外借款到外商直接投资的转换，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2、有利于促进对外出口，平衡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有力拉动作用。扩大对外贸易，以出口带动进口，进口促进出口，进一步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进出口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更加促进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使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3、有利于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解决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促进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合理解决，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安定的政治环境，不但有利于解决了就业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
4、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有利于促进我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和完善,缩短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时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律性和开放性；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特性，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促进国家发挥更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作用，最终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制度的完善。
6、有利于中国更好的融入世界市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的变化和相互作用，调节人、财、物在市场中的投放方向和数量比例，促进无形的手对我国经济的调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7、进一步节约劳动成本，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吸收引进当代先进科技成果，增强经济实力；接受来自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的挑战，促进国内企业不断更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8、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外资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助于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和产业竞争，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技术合作，可以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差距，增强我国经济技术的竞争力和创造力。
再分析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1、 被进一步卷入世界市场后，不可避免的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受国际性经济危机冲击概率会变大，受到的损失也会随之变大。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后，受整个市场的变动性影响也会增强，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
2、由于外资投入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好、回报利润率高的地区和项目，将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因而也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区域经济不能协调发展的问题，甚而至于会造成经济波动，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可能会挫伤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东西部差距过大，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不利于共同富裕的最高理想的实现，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3、我国外贸出口主要是靠低价竞争和大量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点,却为之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消耗宝贵矿产资源的沉重代价。出口产品类型的限制，让我国外贸增长方式无法由粗放型转化为集约型，因此，国内生产资料在不断损失，生态环境也被破坏的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出口却没有为我国争取到相应的回报，长此以往，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4、外资垄断性并购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优势，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工业与农业，削弱了国内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国际出口产业链上仍处于低端的水平，对于国际垄断资本的侵入，民族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中国廉价的出口产品又容易受到国际上反垄断的限制，因而不利于出口业的长久发展，更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利用，产生的经济纠纷也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

G. 请大家谈谈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最好就经济个案进行分析）

1。全球化是一个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
2。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在当今国际合作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发展的
3。全球化必然会给中国带来发展的有利条件，如加入WTO，国际间贸易和合作的加强，会使中国的发展有所促进
4。但是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如在中国技术性水平发展不够高的情况下，本国的企业会在全球化浪潮下受到冲击。国际竞争必然会带来一些中国企业的优胜劣汰。
以上观点比较简单，具体的要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是一本教材，如果想深入了解，可能需要读一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和实务，当然更直接的方式是看一看报纸。

H.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抓住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结合中国的国情，
使外资更好地为经济服务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总的来看还不高。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进程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我们要打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的旧观念。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不仅可以壮大我国的国力，而且可以解决十分重要的就业问题。ＯＥＣ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至少在今后３０年可以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投资市场。这一优势是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不可比拟的。
第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在世界上最新的产业部门中我们应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要通过吸引外资，特别是与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要做到这一点，关起门来引进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特别在电子、通讯、计算机、生物制品、精密仪器这些新的技术产业中，关起门来搞引进，等我们花几年时间自己搞出产品，技术早已落后，更不要说成本、市场等问题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中来发展这些产业，捷径就是外资，与有资金、技术的大的跨国公司合作，成为跨国公司的国外生产基地，成为它们整个国际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和国际销售网络的一部分，并在这一过程中壮大我们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从而建立和发展我们的新技术产业。
总之，由于发达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实行自己的产业升级，发起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向外投资，寻求出路的整体战略，为我们大规模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遇，这是日本、韩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不可能得到的机会。 从全球化的新视野出发，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
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生产和销售，已大大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的分工模式。一个国家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已不再一味地追求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尽力抢占一个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同时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它国家，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我们要从这个全新的视野，看待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不要片面地认为在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比率高了，农副产品的比率下降了，出口结构就“优化”了。现在世界农产品的出口大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出口结构的优势不完全在于出口什么产品，关键是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看出口产品所包含的零部件中，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中有多少是自己生产的，因为这才真正反映对外贸易的效益，反映外贸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从观念上走出传统的关于优化出口结构的误区，不仅对于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为了优化出口结构，而笼统地提出发展外向型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样有可能使各地一窝蜂地大搞某种出口制成品的项目（比如ＶＣＤ），从而造成重复建设。

全球化带来的新的贸易格局和贸易方式，也应该改变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传统观念，而代之以“国际贸易”的新观念传统的“生产什么出口什么，需要什么进口什么”的事应该主要留给有外贸权的工矿企业去做，专业外贸进出口公司应改为国际贸易公司，成为国际化生产和销售的组织者，建立自己的国际市场网络。在加工贸易中，专业贸易公司应该承担类似“外商”的角色，在“进料”和“来料”的过程中，在销售出口产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国的加工贸易逐步走出只拿一点工本费的初级阶段，从而大大地提高加工贸易的经济效益。我们的专业贸易公司应逐步走向世界，大搞国与国之间的转口贸易，而不应只局限于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进出口，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公司。这样，我们的专业贸易公司大有用武之地，而不至于因为外贸权的全面放开而惶惶不可终日。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在美国，１９９５年最大的５０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占
了美国对外投资的６３％，英国占了７１％，德国占了５１％， 最高为澳大利亚，５０家最大公司占了整个国家对外投资的９ ６％。从量上看是如此，从掌握的技术、市场网络来看，更是如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的先进技术产业中，例如生产电信通讯产品、计算机、半导体产品、汽车、生物制品、光学仪器等行业中，全球化趋势发展更快，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可以说不参加跨国公司在这些产业的全球性生产和市场网络，就很难加入这些产业发展的世界主流。因此，我们要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后搞好利用外资工作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吸收大的跨国公司的投资。
应该说，我们和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是具备的。八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很大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主要一个变化就是当地化，技术开发、人才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当地化。跨国公司的这种“当地化”经营战略，使我们有可能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与跨国公司合作，可以用我们的一部分国内市场，吸引大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建厂，同时换取进入跨国公司国际销售网络的机会，换取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承诺。今后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批可以同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国内大企业，我们就可以在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下，搞好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在以跨国经营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批跨国经营的公司和管理人才。
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使资金、人员、技术、金融的流动更加自由、更加规范，近年来各国际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大力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措施和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了资金、货物、技术、金融、人员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表现为各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政府行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关于区域集团化问题，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候。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区域经济贸易集团和组织已达１００多个，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其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最快，影响最大，而且最具活力。区域集团化的本质就是在一个地区率先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然后以此推动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所以我们已经发现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贸组织前面。

发展壮大自己，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现在看来，全球化对我们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一般来说，政府可以依赖如下几种政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贸易政策、与国内经济活动有关的政策、竞争政策等配套使用，规范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以确保对外经贸工作对我发展国民经济有利。这一点应该看成是对外开放中的一个共性问题，从各行各业来看，我们应该不怕开放，怕就怕没有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没有一支素质优良、清廉公正的执法队伍来进行管理。
在这一方面，更具有挑战性的还是在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国内有关经济管理政策方面的协调。如前所说，随着国际投资的重要性比国际贸易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要很好地为外资政策服务。比如关税问题以后恐怕要更多地与怎样更好地促进吸引外资的工作联系起来。此外，还要针对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的垄断市场、逃避税收、违约违法等问题，充分利用符合国际惯例的国内政策措施保护我们的利益，通过制定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等法律，规范市场竞争机制，限制外资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总之，只要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规、政策体系，我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发展对外贸易，更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加快我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只要能够壮大自己，就一定能在这一进程中
趋利避害，在开放的大环境中，使中国成为２１世纪的经济大 国。

I.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
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正是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问题。
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
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赖的经济现象。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自身所面临的困难具有了新的意义，像债务、人口、能源、环境这样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整个世界资
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问题。
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
展，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可以肯定，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必将产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积极有
利的一面，也是新的发展机遇。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吸引外资。
2.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
3.有利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既有消极不利的一面,也是严峻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
空间。
2.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
3.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
4.
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如何应对成为关键。
在这一艰难的实践进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1.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适度保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条件地参加经济全球化。
3.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4.
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促进经济区域化。
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逃避的。对于发展中的中
国，参加经济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只是要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手段，来
达到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