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1.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呈现出以调控国内均衡为主的特点。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调控模式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本文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应该选择内外兼重，双重平衡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观点，同时认为在具体模式构建上，应积极发挥人民币浮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的作用，同时重点采用浮动汇率条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较优势的货币政策实现国内均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循WTO的有关规则，强化政府在供给政策中的作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调控 外部均衡 内部均衡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开始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选择将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市场化，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显示，20年里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56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据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显然，国际间要素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据有关统计表明，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平均增长10.7%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都有很大变化。在收支规模上，1979-2000年累计进出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建国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随着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总水平不断上升，2000年底达1513亿美元。近20年来，除进出口和侨汇两个传统项目以外，其它如旅游、运输、服务承包和资本项目收支急剧增长，其中资本项目收支增长尤其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涉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为例，1988年为25.6%，2000年则上升到约40%。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二）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始于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引导，这种调控区别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侧重于对国内均衡的追求，显然这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确实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现的市场震荡和1989年供给缺口的拉大导致了1989-1991年的经济急速滑坡。1991年经济步入低谷并缓慢回升，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势头特别猛烈，但1994年发生了中国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消费价格上涨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口号，实施了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整个国民经济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长的势头。9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增长的速度却有所放慢，目前维持在7%左右，同时国内有效需求逐渐转向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状态，物价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今，但已开始表现出反弹的迹象。1988年和1989年高达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针对该种状况，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在全面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又大力紧缩信贷。在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实现经济硬性着陆，这使得经济由过热陷入过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但同时又引发了过热问题，针对这一次的投资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务院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紧缩。此次财政紧缩不是针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紧缩，而只针对引发投资冲动的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的紧缩，货币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贷紧缩，而只是针对乱集资，乱拆借的信贷紧缩，正常的生产和建设的资金供给没有受到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对此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物价的回升，目前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 在国内宏观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却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不均衡状态。国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引发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年年递增。同时，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顺差的不均衡状态，但是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呈现出贬值的状况而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事实证明顺差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的。人民币的汇率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是由中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接轨所产生的效应决定的，以往人民币一直处于名义汇率高估状况，人民币汇率体系在1996年被改革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一直高估的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向实际汇率接轨，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状态，同时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呈现出顺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必要急于改变这种状态，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经济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明显地表现出侧重于对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控之上，并且这一策略的选择有效地平抑了国内的经济周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挑战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对该国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为该国经济提供了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但要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确定经济开放的合理的程度，这样就必然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协调上的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原先只侧重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宏观调控模式必然受到开放经济下经济运行方式的冲击，带来内外均衡的冲突，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首先，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接轨，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要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其次，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 美国经济继续减速，2001年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市场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不振。日本经济，欧元区经济，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经济受美国经济大幅滑坡的影响，都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了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低于IMF原先预计的3.5%。联合国则预测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4%降为2001年的2.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从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巨大压力，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需求紧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亚洲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视。如果出现逆差的话，采用紧缩需求的方式进行逆差的调节必然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对逆差调节的政策经验，因而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将是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确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他们更能准确地对事物做出判断和预测。因而，经济全球化下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模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不致于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成为完全理性，但预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递进必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而完全归于无效。另外在出现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预期的自我持续可能酿成国际储备大量流失，资本严重外逃的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中，市场投机者的贬值预期因名义利率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成本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弃对外汇市场与汇率的干预而爆发货币危机。从这一投机者与政府的动态博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期模式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冲击与影响。因而在以上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受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第四：中国即将加入WTO，然而WTO的多边规则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首先，WTO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的规则。另外WTO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WTO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形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教育，人力资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政府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从各个不同层面塑造出研究与开发，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由此可见，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面临着对本国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合理开放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此时，当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这一措施可能会同时造成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均衡目标的干扰或破坏，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同样也会促使政府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理论研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关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则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等理论的出现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开放经济的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贬值可以明显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斯旺认为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对付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应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虽然蒙代尔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对实际经济作了相当简化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其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作用的。 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目标。最早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休谟的物价一现金流动机制学说，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法是琼•罗宾逊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分析认为，当国民收入大于国内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相应，政府对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应着手于对国内吸收水平的调节上，以扩张性的政策调节顺差，以紧缩型的政策调节逆差。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由哈里•约翰逊和雅各布•弗兰柯在货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出了名义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对逆差的调节主要在于实行紧缩的货币供应政策。货币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政府应当紧缩国内信贷。国际收支分析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长期性的供给不足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引起的，如经济结构老化，经济结构单一和经济结构落后等。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经济结构导致的话，那么调节政策的重点就应在改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政策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以实现外部均衡时应灵活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分析具体问题，吸收上述各理论正确的部分，摒弃不合理的成份，灵活地加以综合运用，力争使政府的决策与分析切合现实。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它是以标准的IS--LM模型为基础，针对开放的小国，假定总需求不足，对国际资金流动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一般都比较有效，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它会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这两者都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从而使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这就又加强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同时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相对无效的，虽然在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汇率的调整，从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财政扩张政策为例，它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顺差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升水从而削弱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论证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比较优势，对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模型还在很多方面被进一步改进，但主要理论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由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更为主动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向理性预期的递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相机诀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完全被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下的行为所抵消，这就构成了宏观经济问题中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动态不一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中解决动态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对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大众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奕。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誉又具体有委托模式，契约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论。所有的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出激励机制促使政府有维持其政策信誉的动机。在这些旨在寻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誉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之中，对策论的引进起了关键的作用。对策论方法强调预期的关键作用，以及理性预期概念的不完备性。信誉博奕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情形，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制定政策必须要从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话，将会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从而能达到防范货币危机的目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总需求方面进行经济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且还要有效地运用供给政策对开放经济的总供给方面进行调控。关于供给政策的理论重点目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的讨论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竞争也主要表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仅应该要做到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着重于克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流动的障碍，因此政府要在宏观上予以调控，建立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业制度。如果开放经济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开放经济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目前还重点体现在对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之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参与国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仅仅通过一国的政策搭配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各参与国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已受到广泛的重视。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着名的方案包括：托宾提出的各国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的托宾税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汇率目标区方案、麦金农提出的恢复固定汇率制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实现内外均衡的各国协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际间政策协调因各国的主权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碍，而且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本身也有成本收益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实践。

2. 中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国际经济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同时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2、带来机遇。世界格局多极化为我们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为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带来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有所影响，经济全球化也给我过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某些西方大国，控制国际经济组织，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

(2)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扩展阅读：

全球化的体现:

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

3. 中国是否应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所谓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概念直到80年代才出现，不过早在19世纪末期就曾经出现过贸易与投资高度自由化的世界市场，但这一进程被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随着国际贸易壁垒不断削减，国际商品贸易高速增长，1980年-199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6%，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均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国际投资日趋活跃，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生产经营活动，其累积输出资本已达35000亿美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金融国际化加速发展，国际金融市场交易量突飞猛进，各主要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形成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连动的交易网络；国际互联网迅速扩张，国际间信息流动快速便捷，信息交流意义上的“地球村”正在形成之中。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经济全球化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分工的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张。这一要求推动着生产从国内区域间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跨国公司在追逐规模效益与分工效益的过程中，通过跨国投资活动，形成了在全球配置资源、跨国协调其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格局，推动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的高速发展。同时，跨国性投资、生产与贸易活动的大量增加，必然要求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以保障这种跨国经济活动的高效运行。远洋运输技术与航空货运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国际货物运输与信息交流的成本，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例如，据世界贸易组织估算，1990年-1997年间，世界出口商品的运输成本仅占其价值的2%；按1996年美元计算，1930年从纽约到伦敦的3分钟电话，话费为330美元，现在只需1美元。
其次，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发达国家凭借其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实力，在国际双边与多边经济关系谈判中不遗余力地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二战后，前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在探索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上大多屡遭挫折，但一些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与地区，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示范作用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贸易、投资与金融自由化改革。伴随着国际产业分工与技术扩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不再仅仅输出初级产品，逐渐成为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商品的重要供给者，一些新兴经济体也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也对进一步削减贸易与投资壁垒提出了新的要求。冷战结束后，前苏东国家走上了经济转型道路，为尽快摆脱原计划经济的约束，在全球范围谋求发展机遇，这些国家也纷纷选择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主动选择。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自由化政策，为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创造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由于世界各国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经济自由化进程不可能同步推进，因此，一些地缘相邻、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与地区相互提供贸易与投资便利，促进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如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对于如何评价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学术界尚未成形成定论。但是，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宗旨并行不悖。只要不出现排他性趋势，区域一体化也会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并非一首各国共同繁荣的田园牧歌，而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既可能带来巨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又蕴含着风险。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主动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会更大。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经济周期波动、结构调整与价格起伏不可避免地会传递到国内市场，使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现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风险管理能力难以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投机性资本的大量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80年代拉美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实践已经证明，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在全球化当中获取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否趋利避害，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既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又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开放战略。过去20年里，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实行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我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20年里扩大了约16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现在的第十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约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我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国际石油价格的大起大落，主要货币汇率的急剧变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曾对我国经济产生过负面影响。因此，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我们要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改革，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二、世贸组织适应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的形成与发展，适应了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30年代大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构筑贸易壁垒，严重阻碍国际贸易，使世界贸易急剧萎缩，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最终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结束后，为了防止重演这一悲剧，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倡议，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削减贸易壁垒，促进公平竞争，发展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发展。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当时未能建立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只是以一种多边协议的形式，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直到1995年，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经历了长达七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才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正式国际组织。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使国际经济活动的内容日益丰富，推动多边贸易体系调节的内容与范围不断扩展。战后初期，货物贸易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演变，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扩大，国际间产业转移与技术转移加快，服务贸易、国际投资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这一转变要求各国不仅要削减关税壁垒，而且要削减非关税壁垒，推动服务贸易、投资与金融等领域的自由化。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要求，经过八轮的多边谈判，特别是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多边贸易组织所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广，内容从其成立之初的关税减让，逐步扩展到非关税壁垒的削减、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规范等新的领域。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被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世贸组织的成员数量也从关贸总协定创始时的23个，增加到现在的135个，中国、俄罗斯等前苏东国家也正在申请加入这一组织。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将可能被纳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世界贸易组织地位将更加重要。
多边贸易体系不仅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它本身作用的扩大和地位的提高，也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世贸组织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普遍接受的规则，其所遵循的非歧视、更自由、可预见、鼓励竞争等原则，为全球贸易的发展规定了方向。每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时，关贸总协定就会发起新一轮的谈判，不仅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且将贸易自由化推向新的阶段。以关税为例，二战结束时国际上平均关税水平约在40%左右，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降到4%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降到14%左右。其次，世贸组织内容的扩大，将其自由原则拓展到更多领域。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仅4年时间，就进行了一些单项诸边谈判，达成了《信息技术协议》、《基础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为这些领域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清除了障碍。第三，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作出了独特贡献。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的扩大，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争端必然增多，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就会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遵循平等、迅速、有效和双方可接受原则，成立两年后就受理了71个案件，其中有19个是庭外解决的。通过减少单边报复行动，使多边贸易体系更加安全和可预见。总之，世贸组织等一系列多边组织与协议的规范，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性潮流，具有较强的不可逆性。
然而，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是不完善的，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因为包括世贸组织在内许多国际组织制定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因而更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随着多边贸易体系成员的增加，在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下，世贸组织在其规则中给予发展中成员更多的灵活性和特殊权利，对发展中国家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减少全球化的冲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没有给予充分的保障。发达国家总是积极推动其竞争力较强的领域的自由化，拖延其竞争力较弱领域的自由化，而且，在其竞争力较弱的领域，发达国家并不认真履行他们承诺的义务。例如，美欧等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在世贸组织禁止出口补贴的原则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却作为一个例外得以保持。
相反，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纺织品出口国，在取消数量限制的原则下，发达国家却长期维持了对纺织品进口的配额限制，直到乌拉圭回合发达国家才承诺到2005年取消“多种纤维协定”对纺织品进口的数量限制。在WTO的西雅图部长会议上，发达国家极力将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内容塞入WTO新一轮谈判，引起发展中成员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分歧，导致了这次部长会议的不欢而散。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方面采取的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立场，因此，围绕争夺制定全球化规则主导权的斗争将是激烈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一贯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的加入将使世界贸易组织更具完整性。

4.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经济全球化：世界的经济活动超越了国际，各种生产要素，比如商品、服务、技术、资金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整个世界形成亲密联系的整体。
（1）表现（主要考点）：有很多，主要记住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
①生产全球化：一个东西不单在一个国家生产，全球各地都有其生产基地，比如耐克美国的公司只负责开发、营销，不负责生产；还有苹果手机，其零部件都会有“made in China”“made in India”等标语，意味着中国生产、印度生产等，这就是生产全球化的表现。
②贸易全球化：生产之后需要卖，卖就是进行国际贸易，卖到全球各地。
③资本全球化：钱不仅可以在国内流动，还可以整个世界范围内流动。比如中国的钱到美国、越南等国家投资。
（2）经济全球化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因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主导，像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无论在经济还是技术上都有优势，因此很多游戏规则都是他们制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身落后，全球化之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品就会流入发展中国家去，发展中国家会更难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对整个社会发展是不公平。虽然经济全球化有好处，但考试会考查经济全球化的弊端/局限性，
即两极分化，会出现“马太效应”，即发达国家越来越有钱，财富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需要从两个角度评价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有数据佐证，1980 年到 2016 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都在增长，但差距越来越大，原来是 36.6 倍，现在是47 倍以上，确实会影响公平，因此一般评价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